【编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断裂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被抛在历史的身后感到手足无措，认知的更新难以追赶现实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孤立与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压，又像是一对镜像，将众人的命运映射其中。未来几周内，我们会推出中国政治问题的系列重磅文章，来试图理解这趟加速的列车，何以驶向如今的轨道。
本篇文章则聚焦于当今的中国“新左派”。在21世纪初，自由派与新左派的论战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话题。而如今，在话语空间缩窄，讨论背景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中，“新左派”对毛时代和平等的强调有什么意味，它还能如它宣称的那样带来进步的力量吗？又或是如其自由派论敌们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成为集权和保守力量的助推者？
熟悉当代中国政治争论的读者不会对“去政治化”感到陌生。2007年，学者汪晖发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重新审视60年代至今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叙事中对革命、阶级斗争、路线辩论和激进民主参与的拒斥，至今已十余年过去。这十余年间，对“去政治化”的批判，逐渐成为了中国新左派政治判断的基本底色。
2020年4月，列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汪晖为他的政治判断提供了初步解法。在题为《今天，为什么要纪念列宁？写在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的文章中，汪晖以列宁和孙文为喻，论述他眼中的“革命者人格”。近年间，汪氏反复论述“革命者人格”这一主张：在两年前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中，他借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对革命者主观能动性和革命客观历史条件的讨论，探讨在历史进程中主动改造历史条件、创造未来革命种子的问题。这些讨论都从20世纪的共运史切入，但其中的现实关怀也非常明显——在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如何“重新政治化”，是自认左翼的中国新左派必须讨论的问题。从而“革命者人格”这个诞生在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斗争中的议题，就成为了汪晖眼中理想未来社会的重要组件。
在群体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复苏的当下，汪晖抛出了“革命者人格”理论，这已经是他在新左既有框架下最激进的呼吁。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毛派色彩：主张唤醒革命者人格来主动改造历史条件，扭转不利的斗争形式，为革命创造有利的环境。他试图串起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史中重要事件和理论遗产，在一个他眼中“去政治化”之后的社会里，重新点燃社会的政治能动性。
但从“去政治化”到“革命者人格”，汪晖的两个命题，也反映出中国新左派的理论批判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