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突然亲自召开记者会，宣布台湾即将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
吴钊燮在声明中指出，立陶宛和台湾一直都是共享“自由民主价值”的伙伴，也都位处“捍卫民主体制”的战略前线，并指立陶宛连续两年皆有超过半数国会议员，致函 WHO 干事长，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将在今年秋天来台设处，对台湾相当友好。
吴钊燮并强调，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将会是台湾在欧洲地区设立的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更能让欧洲朋友清楚明白，我们代表的是 2,350 万名台湾人，意义非常重大”，不过随后又指，台湾政府目前并无推动其他驻欧馆处跟进改名的计划。
事实上，立陶宛并非“台湾代表处”模式的第一个案例：去年七月宣布和台湾互设代表处的索马利兰，才是这个新模式的先例。
现在回看，台湾选用索马利兰开启这个模式，可以说是相当巧妙的“试探”或“试行” （soft launch），因为北京政府并不承认索马利兰，中索之间也没有邦交，因此台湾要用什么名字成立代表处，北京并没有立场置喙、也无从施压。
循此，台湾这次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的重大意义，或许便在于：这是“台湾外交新模式”的一次“正式启用”，因为立陶宛不但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和北京也存在邦交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或许也确立了“台湾代表处”这个驻馆命名模式，很可能是台湾外交新范型的正式起点。
从“汉贼不两立”到“一中一台并立”
回顾历史，自从两岸分治以来，两岸政府的外交争夺战，一向都是以“汉贼不两立”、“两个中国争正统”的模式在进行：两岸当局皆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一个“中国”，而自己才是唯一的正统；一旦某国与一方建交，另一方并定会与之断交。
这种现象，直到近期也依然存在，比如 2019 年才和台湾断交的索罗门群岛便是例子：台湾政府当时得知索国执政党团决议和北京建交之后，甚至还没等索方发布正式公告，便先行宣布与索国断交、火速撤下中华民国大使馆的国旗，并赶在北京外交人员正式抵索之前先行撤离。
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心态，不只存在于双边的邦交关系之中，在国际组织或多边合作平台里也能见到，而最知名的例子，莫过于 1971 年将中华民国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 2758 号决议文；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将这份联合国决议称为“排我纳匪案”，“汉贼不两立”的心态可见一斑。
也因此，台湾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一事，很可能便反映了台湾的外交模式，正在逐渐从原本的“两个中国、汉贼不两立”，过渡到“一中一台并存”的模式。
不过这个正式开启“台湾外交新模式”的关键时刻，其实早在今年二月就应该出现了，因为台湾外交部当时便曾宣布，将在南美洲的盖亚那设立“台湾办公室”，只是盖亚那政府在消息曝光不到一天之后，便突然声明中止协议，让“台湾办公室”胎死腹中。
然而和立陶宛相比，盖亚那的情况显然有些不同：今年二月台湾外交部召开记者会时，记者会并非由外交部长吴钊燮亲自主持，而设处消息传出之前，盖亚那也并未和台湾有过公开互动，让这个“外交进展”反而显得有些“突兀”。
相较之下，立陶宛和台湾的外交进展，显然酝酿了更长时间，也更加有迹可循：2019 年，立陶宛国会议员便曾来台参访；肺炎疫情爆发之后，立陶宛政府也曾多次呼吁让台湾参与国际公卫体系。今年六月底，立陶宛则宣布将对台捐赠疫苗，更一举加深台湾人对立陶宛的友好情绪，让立陶宛在台的能见度提高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记者会结束之后，美国在台协会（AIT）也立即发布了新闻稿，声明美国“肯定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设立协议”，并指“所有国家都应享有与台湾缔结更紧密关系及拓展合作的自由”，最后强调“美国始终致力于以符合美国『一中』政策的方式支持台湾”。
从外交部记者会刚结束，AIT 便随即发布声明的时间点来看，台湾和立陶宛近期的密切互动、以及台湾设立代表处的消息，显然一直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 更重要的是，这份声明，或许也是在持续重新定义“美国的一中政策”，隐晦地让“一中一台并存”，能逐渐成为美国“一中政策”的实质内涵，并在“战略模糊”的框架下，持续推动台湾参与国际事务。
立陶宛外交部则发表声明指出，立陶宛期待扩展与台湾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并指台湾代表处将会在台方代表抵达之后，尽速开始运作。值得注意的是，立陶宛政府在声明中，亦特别提及了“印太地区”（Indo-Pacific region）这个美国近年不断标举的战略概念，强调立陶宛正在“印太地区（Indo-Pacific region）的民主国家之中寻求合作伙伴”。
至于北京方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则批评，“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的设处闹剧，目的就是谋独，也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一个中国的国际格局”。朱凤莲亦重申，中方反对中国的邦交国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
以“台湾”为名，等于外交模式的转变？
不过以“台湾”为驻外馆处命名，是否真的就意味台湾在外交模式上的转变呢？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便提醒，就他的理解，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执政，台湾若要与在他国设立代表处，就馆处命名一事，应该都先会列出各种选项与当地政府洽谈，而“中华民国、台湾、台北，都是可能的选项”，但最后如何冠名，主要还是看当地政府的态度，以及对方能承受多少来自北京的压力。
揭仲说，“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如果能用『中华民国』冠名，当然就是最好的选项，但『台湾』或『台北』也可以接受；至于现任的蔡政府，我想可能会比较偏好『台湾代表处』这个名称。对北京来说，那当然是两种名称都不喜欢。”
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怡忠则认为，此次驻立陶宛代表处以“台湾”为名，是否真的代表某种“系统性的启动”，仍有待观察，而目前来看，台湾并没有要将所有驻外馆处都改以台湾冠名。
“但可能会有的趋势是，如果日后设立新的馆处，或许便会优先以台湾为名，而且会希望是『代表处』，而不只是『办事处』。”赖怡忠分析。
赖怡忠并指出，既有馆处的名称若要更改，牵涉的范围太广，需要大量的协商，也有驻在地的法规要处理，比如美国国会，现在就在审理“老鹰法案”（EAGLE Act），内容便包括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更名为“台湾驻美国代表处”。
赖怡忠提醒，虽然现在回看台湾在盖亚那的外交突破，似乎会觉得有点突然，但如果放在 2019 年委内瑞拉内部政争、以及美国支持瓜伊多（Juan Guaidó）的脉络中看待，就能发现，盖亚那也是委内瑞拉的邻国，而台湾在该地区亦有进行捐助，因此台湾会和盖亚那发展关系，应该也和委内瑞拉周边地区的政治角力、以及美国的居中介入有关，并不是真的“从天上掉下来”、突然发生的进展。
就立陶宛的案例来说，赖怡忠认为，北京态度虽然强烈，但用词依然只是“反对邦交国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而目前立陶宛与台湾确实也只是“准国与国”的非正式关系，因此并没有“跨越北京的那条红线”。
揭仲则认为，波罗的海三国在传统上，对共产党本就相对敌视，加上立陶宛在经贸上并不依赖中国、和北京的关系“没那么重要”，而北约近期又加大了支援力道，因此北京若想对立陶宛施压，能使用的管道和工具也相对有限。
揭仲预测，北京如果和立陶宛政府交涉未果，可能会透过召回大使、外交降级的方式来表态，但不见得会马上断交，因为立陶宛毕竟没有和台湾建立正式邦交，但或许依然会透过“加码利诱”的方式，来试图松动立陶宛政府的态度。
“这时候，立陶宛内部的状况也很重要，比如是不是多党联合执政、政府内部是否具有共识，就是很重要的因素——今年二月份盖亚那会突然政策转弯，很可能就是因为盖亚那政府内部当时还没有普遍共识。”
捷克、斯洛伐克捐疫苗：愈发频繁的台欧互动？
不过台、立双方互设代表处，并不是本周以来台欧之间唯一的外交互动。
早在 7 月 16 日，斯洛伐克亦曾透过欧盟宣布，将会捐赠一万剂 COVID-19 疫苗给台湾，这是自立陶宛之后，第二次有欧洲国家进行类似捐赠。此外，亦有消息指出，斯洛伐克预计将在 9 月派出大型参访团访台。
再到 7 月 22 日，曾于 2020 年 8 月造访台湾的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Milos Vystrcil）则在推特上透露，捷克政府正在商讨是否对台湾捐赠疫苗。
巧合的是，今日的捷克与斯洛伐克，其实曾经是同一个国家，而它们与立陶宛也一样，于冷战期间都属华约组织的共产阵营，也都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此外，这三个国家过去对于苏联的控制，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抗拒——立陶宛在二战后、以及苏联解体前，皆曾和苏联中央发生冲突，而捷克斯洛伐克则有追求民主化的“布拉格之春”；苏联崩溃、华约解散之后，这三个国家也相继加入了亲西方的北约组织，今日对共产体制和苏联遗绪相对批判。
若从经济层面来看，捷克与斯洛伐克近期展现的亲台态度，也不无道理。
虽然斯洛伐克人口不多，只有五百多万人，但因为地理位置适中、工业基础完善，近期一直是台商在欧洲布局的重要据点，包括鸿海、台达电、友达光电等大型台企，在斯洛伐克皆有设厂，生产项目则涵括电源组件、电视机上盒、显示器等；根据公开资讯，台湾在斯洛伐克的外国投资（FDI）来源里，排行亚洲第二。
此外，斯洛伐克也是台湾在中东欧少数设有代表处的国家之一。由于台湾在邻近的捷克布拉格已有设立代表处，因此台湾在斯洛伐克单独设处，也显示出了台湾对斯洛伐克关系的重视。
至于捷克，也同样是鸿海在欧洲设厂的重要据点，根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统计，截至 2021 年 6 月，台商在捷克投资金额累计已达 1 亿 6083 万美元，在捷克所有外资来源里排行亚洲第三，仅次日、韩两国。
从立陶宛、捷克再到斯洛伐克的案例来看，这些中小型的欧盟国家，是否可以看作欧盟与台湾加深合作关系的征兆呢？欧盟有可能在中美角力过程中选边站吗？台湾会不会继续拓展“台湾冠名”的模式，在欧洲或其他地区设立新的代表处呢？北京方面对于台湾近期的外交举措，又会如何应对呢？上述这些，都将是值得外界持续观察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