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20 日上午 10 時,台灣外交部長吳釗燮突然親自召開記者會,宣佈台灣即將在立陶宛設立「台灣代表處」。
吳釗燮在聲明中指出,立陶宛和台灣一直都是共享「自由民主價值」的夥伴,也都位處「捍衛民主體制」的戰略前線,並指立陶宛連續兩年皆有超過半數國會議員,致函 WHO 幹事長,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也將在今年秋天來台設處,對台灣相當友好。
吳釗燮並強調,立陶宛的「台灣代表處」,將會是台灣在歐洲地區設立的第一個以台灣為名的代表處,「更能讓歐洲朋友清楚明白,我們代表的是 2,350 萬名台灣人,意義非常重大」,不過隨後又指,台灣政府目前並無推動其他駐歐館處跟進改名的計畫。
事實上,立陶宛並非「台灣代表處」模式的第一個案例:去年七月宣布和台灣互設代表處的索馬利蘭,才是這個新模式的先例。
現在回看,台灣選用索馬利蘭開啟這個模式,可以說是相當巧妙的「試探」或「試行」 (soft launch),因為北京政府並不承認索馬利蘭,中索之間也沒有邦交,因此台灣要用什麼名字成立代表處,北京並沒有立場置喙、也無從施壓。
循此,台灣這次在立陶宛設立「台灣代表處」的重大意義,或許便在於:這是「台灣外交新模式」的一次「正式啟用」,因為立陶宛不但是聯合國的成員國,和北京也存在邦交關係。更重要的是,它或許也確立了「台灣代表處」這個駐館命名模式,很可能是台灣外交新範型的正式起點。
從「漢賊不兩立」到「一中一台並立」
回顧歷史,自從兩岸分治以來,兩岸政府的外交爭奪戰,一向都是以「漢賊不兩立」、「兩個中國爭正統」的模式在進行:兩岸當局皆認為,世界上只存在一個「中國」,而自己才是唯一的正統;一旦某國與一方建交,另一方並定會與之斷交。
這種現象,直到近期也依然存在,比如 2019 年才和台灣斷交的索羅門群島便是例子:台灣政府當時得知索國執政黨團決議和北京建交之後,甚至還沒等索方發布正式公告,便先行宣布與索國斷交、火速撤下中華民國大使館的國旗,並趕在北京外交人員正式抵索之前先行撤離。
這種「漢賊不兩立」的心態,不只存在於雙邊的邦交關係之中,在國際組織或多邊合作平台裡也能見到,而最知名的例子,莫過於 1971 年將中華民國從聯合國驅逐出去的 2758 號決議文;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將這份聯合國決議稱為「排我納匪案」,「漢賊不兩立」的心態可見一斑。
也因此,台灣在立陶宛設立「台灣代表處」一事,很可能便反映了台灣的外交模式,正在逐漸從原本的「兩個中國、漢賊不兩立」,過渡到「一中一台並存」的模式。
不過這個正式開啟「台灣外交新模式」的關鍵時刻,其實早在今年二月就應該出現了,因為台灣外交部當時便曾宣布,將在南美洲的蓋亞那設立「台灣辦公室」,只是蓋亞那政府在消息曝光不到一天之後,便突然聲明中止協議,讓「台灣辦公室」胎死腹中。
然而和立陶宛相比,蓋亞那的情況顯然有些不同:今年二月台灣外交部召開記者會時,記者會並非由外交部長吳釗燮親自主持,而設處消息傳出之前,蓋亞那也並未和台灣有過公開互動,讓這個「外交進展」反而顯得有些「突兀」。
相較之下,立陶宛和台灣的外交進展,顯然醞釀了更長時間,也更加有跡可循:2019 年,立陶宛國會議員便曾來台參訪;肺炎疫情爆發之後,立陶宛政府也曾多次呼籲讓台灣參與國際公衛體系。今年六月底,立陶宛則宣布將對台捐贈疫苗,更一舉加深台灣人對立陶宛的友好情緒,讓立陶宛在台的能見度提高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記者會結束之後,美國在台協會(AIT)也立即發布了新聞稿,聲明美國「肯定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的設立協議」,並指「所有國家都應享有與台灣締結更緊密關係及拓展合作的自由」,最後強調「美國始終致力於以符合美國『一中』政策的方式支持台灣」。
從外交部記者會剛結束,AIT 便隨即發佈聲明的時間點來看,台灣和立陶宛近期的密切互動、以及台灣設立代表處的消息,顯然一直都在美國的掌握之中。
更重要的是,這份聲明,或許也是在持續重新定義「美國的一中政策」,隱晦地讓「一中一台並存」,能逐漸成為美國「一中政策」的實質內涵,並在「戰略模糊」的框架下,持續推動台灣參與國際事務。
立陶宛外交部則發表聲明指出,立陶宛期待擴展與台灣在經濟和文化領域的合作,並指台灣代表處將會在台方代表抵達之後,儘速開始運作。值得注意的是,立陶宛政府在聲明中,亦特別提及了「印太地區」(Indo-Pacific region)這個美國近年不斷標舉的戰略概念,強調立陶宛正在「印太地區(Indo-Pacific region)的民主國家之中尋求合作夥伴」。
至於北京方面,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則批評,「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的設處鬧劇,目的就是謀獨,也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撼動不了一個中國的國際格局」。朱鳳蓮亦重申,中方反對中國的邦交國與台灣發展「官方關係」。
以「台灣」為名,等於外交模式的轉變?
不過以「台灣」為駐外館處命名,是否真的就意味台灣在外交模式上的轉變呢?
「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揭仲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便提醒,就他的理解,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台灣若要與在他國設立代表處,就館處命名一事,應該都先會列出各種選項與當地政府洽談,而「中華民國、台灣、台北,都是可能的選項」,但最後如何冠名,主要還是看當地政府的態度,以及對方能承受多少來自北京的壓力。
揭仲說,「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如果能用『中華民國』冠名,當然就是最好的選項,但『台灣』或『台北』也可以接受;至於現任的蔡政府,我想可能會比較偏好『台灣代表處』這個名稱。對北京來說,那當然是兩種名稱都不喜歡。」
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賴怡忠則認為,此次駐立陶宛代表處以「台灣」為名,是否真的代表某種「系統性的啟動」,仍有待觀察,而目前來看,台灣並沒有要將所有駐外館處都改以台灣冠名。
「但可能會有的趨勢是,如果日後設立新的館處,或許便會優先以台灣為名,而且會希望是『代表處』,而不只是『辦事處』。」賴怡忠分析。
賴怡忠並指出,既有館處的名稱若要更改,牽涉的範圍太廣,需要大量的協商,也有駐在地的法規要處理,比如美國國會,現在就在審理「老鷹法案」(EAGLE Act),內容便包括將「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更名為「台灣駐美國代表處」。
賴怡忠提醒,雖然現在回看台灣在蓋亞那的外交突破,似乎會覺得有點突然,但如果放在 2019 年委內瑞拉內部政爭、以及美國支持瓜伊多(Juan Guaidó)的脈絡中看待,就能發現,蓋亞那也是委內瑞拉的鄰國,而台灣在該地區亦有進行捐助,因此台灣會和蓋亞那發展關係,應該也和委內瑞拉周邊地區的政治角力、以及美國的居中介入有關,並不是真的「從天上掉下來」、突然發生的進展。
就立陶宛的案例來說,賴怡忠認為,北京態度雖然強烈,但用詞依然只是「反對邦交國與台灣建立『官方關係』」,而目前立陶宛與台灣確實也只是「準國與國」的非正式關係,因此並沒有「跨越北京的那條紅線」。
揭仲則認為,波羅的海三國在傳統上,對共產黨本就相對敵視,加上立陶宛在經貿上並不依賴中國、和北京的關係「沒那麼重要」,而北約近期又加大了支援力道,因此北京若想對立陶宛施壓,能使用的管道和工具也相對有限。
揭仲預測,北京如果和立陶宛政府交涉未果,可能會透過召回大使、外交降級的方式來表態,但不見得會馬上斷交,因為立陶宛畢竟沒有和台灣建立正式邦交,但或許依然會透過「加碼利誘」的方式,來試圖鬆動立陶宛政府的態度。
「這時候,立陶宛內部的狀況也很重要,比如是不是多黨聯合執政、政府內部是否具有共識,就是很重要的因素——今年二月份蓋亞那會突然政策轉彎,很可能就是因為蓋亞那政府內部當時還沒有普遍共識。」
捷克、斯洛伐克捐疫苗:愈發頻繁的台歐互動?
不過台、立雙方互設代表處,並不是本週以來台歐之間唯一的外交互動。
早在 7 月 16 日,斯洛伐克亦曾透過歐盟宣布,將會捐贈一萬劑 COVID-19 疫苗給台灣,這是自立陶宛之後,第二次有歐洲國家進行類似捐贈。此外,亦有消息指出,斯洛伐克預計將在 9 月派出大型參訪團訪台。
再到 7 月 22 日,曾於 2020 年 8 月造訪台灣的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Milos Vystrcil)則在推特上透露,捷克政府正在商討是否對台灣捐贈疫苗。
巧合的是,今日的捷克與斯洛伐克,其實曾經是同一個國家,而它們與立陶宛也一樣,於冷戰期間都屬華約組織的共產陣營,也都是蘇聯的勢力範圍。此外,這三個國家過去對於蘇聯的控制,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抗拒——立陶宛在二戰後、以及蘇聯解體前,皆曾和蘇聯中央發生衝突,而捷克斯洛伐克則有追求民主化的「布拉格之春」;蘇聯崩潰、華約解散之後,這三個國家也相繼加入了親西方的北約組織,今日對共產體制和蘇聯遺緒相對批判。
若從經濟層面來看,捷克與斯洛伐克近期展現的親台態度,也不無道理。
雖然斯洛伐克人口不多,只有五百多萬人,但因為地理位置適中、工業基礎完善,近期一直是台商在歐洲佈局的重要據點,包括鴻海、台達電、友達光電等大型台企,在斯洛伐克皆有設廠,生產項目則涵括電源組件、電視機上盒、顯示器等;根據公開資訊,台灣在斯洛伐克的外國投資(FDI)來源裡,排行亞洲第二。
此外,斯洛伐克也是台灣在中東歐少數設有代表處的國家之一。由於台灣在鄰近的捷克布拉格已有設立代表處,因此台灣在斯洛伐克單獨設處,也顯示出了台灣對斯洛伐克關係的重視。
至於捷克,也同樣是鴻海在歐洲設廠的重要據點,根據台灣經濟部投審會統計,截至 2021 年 6 月,台商在捷克投資金額累計已達 1 億 6083 萬美元,在捷克所有外資來源裡排行亞洲第三,僅次日、韓兩國。
從立陶宛、捷克再到斯洛伐克的案例來看,這些中小型的歐盟國家,是否可以看作歐盟與台灣加深合作關係的徵兆呢?歐盟有可能在中美角力過程中選邊站嗎?台灣會不會繼續拓展「台灣冠名」的模式,在歐洲或其他地區設立新的代表處呢?北京方面對於台灣近期的外交舉措,又會如何應對呢?上述這些,都將是值得外界持續觀察的議題。
可能很困難,能夠在這些中小型國家設立以台灣為名的辦事處,多少都跟當地國與中國關係,或是地緣關係上面有與我國結盟的考量,這一模式是否能拓展感覺上是表面的問題,最根本應該還是各國國家利益考量及與中國關係的遠近。
@chiu 我是懶得嘲笑根本沒有建國的所謂「台灣國」,覆巢之下無完卵,你認為中華民國亡國很好,實際上在國際組織問題上打壓的,是不分中華民國還是台灣的。
文章的標題是「台灣」外交,中華民國人自己沉浸在亡國之痛就可以了。
不會。我國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大使館減少,是我國受到更少的主權國家承認...,不僅是對中華民國但威脅,也是對「台灣」的警訊,但仍有幾十個獨立國家以「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為名;而以台灣為名的館,一個在毫無經貿關係的東非,徒增我國經濟負擔、又無聯合國票數增加之益,這是一個執政黨偏好的名字,但也才兩個,且在外館地位上並不相等,怎麼會有什麼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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