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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時代的「波羅的海之路」:立陶宛為何送台灣疫苗?

大疫之年,每個國家都在用自己所挑選(捐贈)的疫苗,決定你未來將看見的世界。


2020年3月11日,立陶宛人在維爾紐斯舉行遊行﹐紀念從蘇聯獨立 30 週年。 攝:Petras Malukas/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3月11日,立陶宛人在維爾紐斯舉行遊行﹐紀念從蘇聯獨立 30 週年。 攝:Petras Malukas/AFP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6月22日,立陶宛政府突然宣布,將會捐贈兩萬劑 COVID-19 疫苗給台灣,而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格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則在推特上提及援助原因:「熱愛自由的人,本就應該守望相助。」

消息曝光之後,立刻在台灣的社群媒體引起了一波洗版風潮:除了驚喜和感謝文之外,還出現了幾篇「科普文章」,向網民介紹立陶宛這個國家。

有些台灣網民,湧向了蘭斯伯格斯的臉書頁面,用剛學會的「Ačiū」(立陶宛語的「謝謝」)向其致謝;有些人則試圖尋找立陶宛製的產品,想「用新台幣將立陶宛商品下架」,卻發現台灣找得到的立陶宛商品寥寥可數,只有幾款啤酒和巧克力食品。不過,這陣「立陶宛旋風」,其實也道出了一個事實:近期對台灣釋放出不少友好信號的立陶宛,是一個台灣人並不熟悉的國家。

無獨有偶,立陶宛的經濟及創新部長雅莫內特(Ausrine Armonaite),也同步在推特上宣布,立陶宛政府已修改法令,允許立陶宛在「沒有邦交的地區」設立商務代表處,並直接提及:「距離在台灣設立商務辦事處的目標,又更進一步了」。

對此,台灣外交部表達了高度歡迎的立場,並指台灣「一向秉持開放且務實的態度,與全世界理念相近夥伴保持往來互動,並尋求強化雙方實質合作關係的機會」;而北京則重申,中方堅決反對建交國,與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互設代表處,並指「任何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圖謀都不會得逞」。

2019年:立陶宛「轉向」的關鍵時刻

事實上,立陶宛對台灣的友好,早在 2019 年便有跡可循——當年 8 月,立陶宛國會的外交委員會副主席,就曾率領其他八位議員訪台,而參訪團成員不只來自立陶宛,也有拉脫維亞的議員。

到了 2020 年 4 月,亦即 COVID-19 疫情正在歐洲爆發之際,當時的立陶宛外交部長還曾去電 WHO,要求讓台灣參與國際公衛體系。

同年 6 月,台灣駐拉脫維亞的代表,在當時仍為在野黨的「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民主黨」(Homeland Union – Lithuanian Christian Democrats,以下簡稱「祖基黨」)的邀請之下前往立陶宛國會演講,分享台灣應對疫情的經驗,也開了台灣代表在該國議會演講的先例。

這場演講的背景脈絡,其實是立陶宛即將於該年 10 月進行國會大選,因此政界各方都在進行競選工作,而面對台灣議題、香港實施國安法的立場,就是競選各方的辯論主題之一。

在此背景之下,當時仍未擔任外交部長的蘭斯伯格斯,也曾以祖基黨主席的身份,於 6 月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措辭強烈、標題為《選邊站的時候到了》的社論;他在文章開頭用了兩個段落,洋洋灑灑地細數中國的「罪狀」,並譴責北京對香港抗爭運動的鎮壓,甚至將中國的行為,和俄國近年的擴張行動相提並論。

蘭斯伯格斯在文章最後,亦提出了五項呼籲,包括:立陶宛退出「中國與中東歐 17+1 合作機制」、支持台灣受國際承認、要求歐盟和北約在對北京的立場上統一陣線、拒絕和華為等供應商合作發展 5G 網路,以及對香港人提供政治庇護。

2021年3月17日,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格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在柏林與德國外交部長會談後向媒體發表講話。

2021年3月17日,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格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在柏林與德國外交部長會談後向媒體發表講話。攝:Hannibal Hanschke/Pool /AFP via Getty Images

立陶宛國會還趕在大選之前,便成立了「立陶宛-台灣論壇」(Lithuania-Taiwan Forum),目的是促進雙方在科學、經濟、文化上的交流,並在民主、人權和民族自決的議題上支持台灣。

祖基黨後來在大選中拿下最多席次,並和「自由運動」(Liberal Movement)、「自由黨」(Freedom Party)聯合組成中間偏右的執政聯盟;而蘭斯伯格斯,則在當選之後出任外交部長。

新政府上任後,便開始推動「以價值理念為根基的外交政策」,並在政策綱要之中,明確表明將支持在白羅斯、台灣追求自由的人們。到了 2021 年的 3 月,立陶宛首次傳出有意在台設立代表處的消息,而台灣主流社會,也是在此時第一次感受到了立陶宛的友善信號。

令不少人好奇的是,立陶宛這個在兩岸知名度都不算高的國家,究竟為何會成為台灣的最新盟友呢?

立陶宛歷史:揮之不去的「俄羅斯因素」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回顧立陶宛的歷史,以及在該國歷史中揮之不去的「俄羅斯因素」。

位於波羅的海畔的立陶宛,人口略少於 300 萬人,經常和北邊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一起被人合稱為「波羅的海三國」;回顧歷史,今日被不少人視為「小國」的立陶宛,其實曾經是一個頗重要的地緣政治行為者。

它曾於 14 世紀和波蘭組成聯盟,後來又在 16 世紀和波蘭合併、形成「波蘭-立陶宛王政共和國」,由擁有土地的貴族掌握大權,領土也比今日寬闊許多,遠及今日的烏克蘭和白羅斯等地;直到 1795 年被俄國、奧地利、普魯士瓜分亡國之前,波蘭-立陶宛都是一個能和俄羅斯、日耳曼民族相抗衡的中型國家。

然而波蘭-立陶宛亡國之後,今日立陶宛所在的區域,便落入了俄國的手中,一直要到 1918 年,才終於在一戰的混亂局面之中獨立建國。然而剛建國的立陶宛猶如強褓中的嬰孩,只能夾在德國、波蘭和俄國之間勉強生存,最後仍在二戰期間被併入蘇聯,並在莫斯科的壓力之下,不情願地生活了半世紀,直到 1990 年才再次復國,成為波羅的海地區第一個脫離蘇聯的國家。

時至今日,他們對於蘇聯(或者說,俄羅斯人)長達半世紀的「佔領」依然懷恨在心,而這種長期生活在俄羅斯人陰影底下的歷史記憶,也都仍在形塑著立陶宛的外交政策。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即是立陶宛在脫離蘇聯之後,便大幅往「西方」靠攏,相繼加入了北約和歐盟,同時也慣常以「自由民主」作為號召,對抗蘇聯、俄羅斯所代表的「威權專制」。

不過這種對俄羅斯的排拒與恨意,也不是立陶宛獨有,另外兩個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也都有類似的現象,而且這種「恨意」,有時甚至是日常可見的。

比方說,波羅的海三國至今仍有為數不少的俄裔人口,而他們在蘇聯解體之後,也突然成為新國家裡的弱勢族群,遭攻擊、殺害的事件時有所聞。此外,這三個國家的首都,也都找得到各自的「佔領博物館」,陳列著「蘇聯佔領時期的壓迫史」,以及這三個國家追尋自由、脫離蘇聯的鬥爭過程。

「俄羅斯因素」在立陶宛對外政策中的角色,也可以從立陶宛捐贈疫苗的對象看出——事實上,台灣並不是立陶宛捐贈疫苗的唯一對象;早在今年五月,立陶宛便曾宣布捐贈疫苗給烏克蘭、喬治亞,以及摩爾多瓦。

為什麼是這三個國家呢?

關注東歐、高加索地區和俄國局勢的讀者,大概不難看出來這三個國家的共同點:它們都曾經是蘇聯的一部分,今日也剛好全都和俄國存在「緊張關係」或領土爭議。

2018年3月1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支持者於在塞瓦斯托波爾舉行集會慶祝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四周年。

2018年3月1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支持者於在塞瓦斯托波爾舉行集會慶祝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四周年。攝:Yuri Kadobnov/AFP via Getty Images

以烏克蘭為例,原本屬於烏克蘭的克里米亞,於 2014 年遭俄羅斯併吞;而文化、歷史上較親俄的烏克蘭東部地區,也在同一年陷入動盪,落入俄羅斯的掌控之中。截至今日,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併吞都仍未受西方國家承認,而烏克蘭東部的爭端也尚未落幕;今年四月時,烏俄雙方甚至還曾在邊境集結重兵,差點再次點燃戰火

喬治亞和俄羅斯的齟齬,則源自蘇聯解體之時:位於喬治亞北部的南奧塞提亞(South Ossetia)和阿布哈茲(Abkhazia),在蘇聯解體之後,便相繼脫離喬治亞「獨立建國」,而喬治亞後來也在 2008 年,和在南奧塞提亞和阿布哈茲背後支持的俄羅斯發生戰爭。

至於摩爾多瓦和俄羅斯的爭議,也同樣和蘇聯脫不了關係:位在羅馬尼亞東邊的摩爾多瓦,語言文化基本與羅馬尼亞的東北部相近,但它的東部地區,卻在蘇聯時期湧入了大量俄羅斯人。

當蘇聯即將瓦解、而摩爾多瓦也在醞釀獨立之際,住在摩爾多瓦東部的俄羅斯人也開始感到不安:他們深怕摩爾多瓦在脫離蘇聯之後,會選擇和羅馬尼亞合併,進而讓俄裔人口成為弱勢族群,因此乾脆先發制人,先一步從摩爾多瓦獨立出來,輾轉成立了「德涅斯特河沿岸摩爾達維亞共和國」(一般簡稱「德左」,也就是「德涅斯特河左岸」之意)。

直到今日,這個「德左」同樣未受主流國際社會承認,也依然是俄羅斯的勢力範圍、有俄軍駐守;根據 2006 年舉行的公投,「德左」竟有 97% 左右的居民主張加入俄羅斯。

循此,立陶宛之所以會捐疫苗給這三個國家,最主要的原因,其實就是它們在國際地緣政治之中,都站在俄羅斯的對立面。

中國,逐漸顯影的「國家威脅」

不過,立陶宛這種以俄羅斯為主要假想敵的想像,在近年卻逐漸有了變化,而這個變化,也在立陶宛官方每年發佈的《國家威脅評估報告》中一覽無遺。

2019 年一月,立陶宛在《國家威脅評估報告》中,除了依照慣例,將立陶宛念茲在茲的「頭號敵人」俄羅斯列入之外,也明文提及「俄國正在提升與中國的合作」,並指「俄羅斯在受到西方制裁之後,可以從北京方面獲得因為制裁而無法取得的科技」。

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陳述——因為這段話,將中國這個原本遙遠的強權,和立陶宛自己的「首要敵人」俄羅斯連結在了一起,也是立陶宛首次在這份年度報告中,明確將中國視為「國安威脅」。

到了 2020 年,立陶宛的年度《國家威脅評估報告》中,「中國」佔據了更大篇幅,報告甚至詳列了中國透過招聘網站、在立陶宛吸收間諜的方法,並更新了中國在香港、新疆、南海的高壓舉動,而不再只是 2019 年版中相對粗略、概括,而且仍以俄羅斯為主角的陳述。

2021 年,立陶宛的《國家威脅評估報告》又進一步增加了關於中國的論述,並批評北京正在「利用疫情帶來的機會,透過疫苗外交、醫療援助等方式,在全球各地增加自己的影響力」。

現在回看,立陶宛的這種轉向、以及近期對中國漸增的敵意,反映了幾件事情。

首先,中國的外交策略,經常會和各國地方上的政治議程、歷史脈絡交纏在一起——以立陶宛的案例來說,該國起初就是因為自身與俄羅斯的恩怨情仇,而將中國也一併視為國安威脅。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立陶宛的論述之中,中國帶來的威脅感,近來已經逐漸不再只是「俄羅斯威脅」的「附屬品」和「助力」而已,而是愈來愈成為「威脅本身」。

而這種中國逐漸變成威脅主角的現象,其原因可能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建立在較抽象的價值觀之上:現代的立陶宛,是一個 1990 年才從蘇聯獨立出來的國家,自由、反共、反威權,一直就是這個國家仰賴的立國精神。

關於這點,Živilė Kriščiūnė 這位智庫成員於 2020 年 5 月的投書,便進行了很好的總結——她在文章中指出,「所有波羅的海國家都心知肚明,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之中,即便只是象徵性的動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這也不是第一次,立陶宛成為帶頭的領頭羊。」

事實上,立陶宛和其他波羅的海國家,確實就是教科書等級的民主運動案例。 1989 年,當東歐劇變、蘇聯岌岌可危之際,受蘇聯控制的波羅的海人民,便曾發起一次大規模的和平示威,由人民手牽手串起人龍,一路從立陶宛延伸至愛沙尼亞,後被稱為「波羅的海之路」(Baltic Way);2004 年台灣的「手牽手護台灣」,以及 2019 年的「香港之路」,便都是受「波羅的海之路」啟發的產物。

2019年8月23日,立陶宛維爾紐斯的市民參加支持香港之路的人鏈活動。

2019年8月23日,立陶宛維爾紐斯的市民參加支持香港之路的人鏈活動。攝:Petras Malukas/AFP via Getty Images

此外,立陶宛在歷史上,也經常是受迫害群體的避風港,舉凡猶太人、沙俄時期的俄國政治和宗教難民,一直到現代的俄國異議人士,都曾在立陶宛落腳避難;這些種種,都讓立陶宛人經常以「自由堡壘」的角色自居——而這種「對自由的追尋」,也就是立陶宛和台灣交往、退出中國主導的「17+1合作機制」的論述之一。

第二個原因則較為實際:立陶宛為了對抗俄羅斯近期的擴張,只能進一步向西方的盟友靠攏,而包括歐盟、美國在內的盟友,近期對中國的態度也確實漸趨強硬,因而加深了立陶宛對北京的對抗。

有些學者近來也認為,中國與中東歐的「17+1合作機制」,其實就是中方用來分化歐盟的手段;若以立陶宛於 2019 年初在《國家威脅評估報告》裡將中國視為威脅的時間點來看,其正好也呼應了美國於 2018 年開始推行「印太戰略」、明確將中國視為「威脅」的動態。

果然,2021 年 2 月舉辦的「17+1合作」線上虛擬峰會,便讓北京臉上無光:儘管習近平親自出席了峰會,但會議依然因為立陶宛的退出而成為「16+1」峰會,而其他波羅的海國家,以及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也都降低了與會官員的層級。

有些論者也指出,從 2012 年開始的「17+1合作機制」,並沒有讓立陶宛獲得實際利益;再換個角度來談,立陶宛之所以能理直氣壯地對北京叫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其實就是立陶宛在經濟、貿易上,本來就不怎麼依賴中國。

因此,立陶宛捐贈疫苗給台灣的行動,也再一次確立了立陶宛將「中國威脅」提上議程、和「俄羅斯威脅」並置看待的轉向,同時也反映了歐盟、北約近幾年來,對中國轉趨強硬的態度。

「立陶宛轉向」的國內因素

立陶宛政府很有可能是在扮演領頭羊的角色、測試風向,同時帶動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外交政策改變。

倫敦大學學院斯拉夫與東歐研究所博士生陳品諭

有些人則將立陶宛的友台舉動,放在其國內政治的「左右框架」中看待,認為立陶宛選舉之後右派上台,也加劇了往台灣靠攏的態勢。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左右」有時未必是分析歐洲各國對外關係的有效框架,比方說,雖然立陶宛現在的右派政府「親台疑中」,但如果把場景移到匈牙利,右翼立場/民族主義卻會表現為「疑歐親俄/中」的路線。

此外,長期關注波羅的海地區、目前為倫敦大學學院斯拉夫與東歐研究所博士生的陳品諭,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亦指出,立陶宛的前一屆內閣,其實是由中間派和中間偏左政黨聯合組閣、算得上是「左右共治」,而且從執政末期,就已經開始增加對中國的批判力道,因此新政府的友台路線,其實某程度上,也是延續、強化了前屆政府的政策;真正的關鍵,主要還是波羅的海三國,整體而言增加了對中國的戒心。

「來自中國的威脅,在過去兩年以來,其實已經是波羅的海三國共同關切的焦點,並不是只有在立陶宛才出現的現象。」陳品諭舉例,愛沙尼亞才剛在去年夏天,無預警地將中國外交官秘密驅逐出境,反映了兩國官方關係降溫的趨勢。

「整體而言,由於地緣關係及歷史因素,波羅的海三國的政府、民眾和媒體,更能具體感受來自俄羅斯這個惡鄰的威脅。」

不過陳品諭也提醒,波羅的海三國對於俄羅斯的強烈敵意,未必就會轉化成對北京的戒心,有時還是不得不在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兩者中做出權衡——比方說,拉脫維亞對俄羅斯貿易依存度相對高一些,而中國的廣大市場亦有強烈吸引力,可以分散對俄羅斯依賴的風險。

此外,立陶宛人民對於中國的「威脅」,也未必如官方論述那樣警覺: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於 2019 年所做的民調,立陶宛有 45 % 的受訪者對中國抱有好感,高於沒有好感的 33 %;而介於 18-29 歲、沒有經歷過蘇聯統治的年輕族群,更有將近 6 成對中國抱有好感。

「因此立陶宛政府,很有可能是在扮演領頭羊的角色、測試風向,同時帶動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外交政策改變。」陳品諭如此分析。

2021年6月15日,台灣新北,隨著新冠狀病毒的國內病例和死亡人數激增,當局開始了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

2021年6月15日,台灣新北,隨著新冠狀病毒的國內病例和死亡人數激增,當局開始了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攝:Ceng Shou Y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立陶宛捐疫苗,對台灣有什麼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對台灣捐贈疫苗之際,台灣在野黨和部分民眾,正好也在批評「台灣購買的疫苗無法到貨,只能靠美國、日本捐贈取得」,因而讓台灣「淪為疫苗乞丐」。

而立陶宛捐贈疫苗的消息,起初也引起了類似的迴響。有些網民甚至指出,其他受立陶宛捐助的國家,人均收入都只有台灣的十分之一,但台灣卻跟著這些國家一起成了立陶宛的援助對象。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在大疫年代裡,疫苗的轉贈、取得,早就已經是高度政治化的過程——其既是地緣政治運作角力的場域,也是區分敵我親疏的象徵性行動。比方說,中國目前在歐洲的疫苗援助對象,有白俄羅斯、匈牙利以及塞爾維亞,基本都是對北京相對友好的國家;而歐盟推出的疫苗護照,卻沒有承認中國疫苗的有效性。

在上個世紀的冷戰時期,將各個陣營隔開的也許是圍牆、是「鐵幕」,但在新冷戰陰影籠罩的大疫年代裡,這個界線卻成了疫苗廠牌——而且這個界線,今日是直接打入人體的,也是更加切身、更加難以擺脫的身體政治。

就此而言,恰恰是立陶宛這樣一個人均 GDP 略遜台灣、與台灣實力接近的國家,對台灣捐贈疫苗,也才顯得更有政治意義:因為那不像是強者對弱者、富國對窮國的「施捨」,而更像是理念接近的盟友之間的「守望相助」。

換言之,立陶宛捐疫苗給台灣的例子,其實也隱隱反駁了在野黨的「疫苗乞丐」批評論述,同時也更加彰顯了,疫苗的訂購與配置,不只是單純的商業交易和國力問題而已,它同時還是地緣政治的劃界行動,並再次彰顯了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艱難處境。

如果再回顧台灣近期的「外交成果」,我們也能發現,去年與台灣互設代表處的索馬利蘭,以及原本打算設立「台灣辦公室」的蓋亞那,其實和立陶宛也都有相似之處:它們都是區域裡的中小型國家,可以代替強權大國加深與台灣的合作,也都因為特殊的歷史、政經因素,而成為台灣突破外交困境的意外入口。

此外,這三個國家剛好就平均分散在非洲、南美洲和歐洲三個區域,或許也反映了台灣在外交策略上的整體規劃,以及台灣和世界交往的新模式。

究竟,在索馬利蘭、蓋亞那,以及這次的立陶宛之後,誰會是下一個向台灣遞出橄欖枝的國家呢?在這個過程中,世界會不會進一步朝著中美對立的兩極體系邁進?而疫苗和疫情,是否會繼續在地緣政治中扮演催化的角色呢?在全球疫情仍未到頭、疫苗供給依然吃緊的眼下,這些問題只能留待時間檢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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