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突然亲自召开记者会,宣布台湾即将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
吴钊燮在声明中指出,立陶宛和台湾一直都是共享“自由民主价值”的伙伴,也都位处“捍卫民主体制”的战略前线,并指立陶宛连续两年皆有超过半数国会议员,致函 WHO 干事长,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将在今年秋天来台设处,对台湾相当友好。
吴钊燮并强调,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将会是台湾在欧洲地区设立的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更能让欧洲朋友清楚明白,我们代表的是 2,350 万名台湾人,意义非常重大”,不过随后又指,台湾政府目前并无推动其他驻欧馆处跟进改名的计划。
事实上,立陶宛并非“台湾代表处”模式的第一个案例:去年七月宣布和台湾互设代表处的索马利兰,才是这个新模式的先例。
现在回看,台湾选用索马利兰开启这个模式,可以说是相当巧妙的“试探”或“试行” (soft launch),因为北京政府并不承认索马利兰,中索之间也没有邦交,因此台湾要用什么名字成立代表处,北京并没有立场置喙、也无从施压。
循此,台湾这次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的重大意义,或许便在于:这是“台湾外交新模式”的一次“正式启用”,因为立陶宛不但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和北京也存在邦交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或许也确立了“台湾代表处”这个驻馆命名模式,很可能是台湾外交新范型的正式起点。
从“汉贼不两立”到“一中一台并立”
回顾历史,自从两岸分治以来,两岸政府的外交争夺战,一向都是以“汉贼不两立”、“两个中国争正统”的模式在进行:两岸当局皆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一个“中国”,而自己才是唯一的正统;一旦某国与一方建交,另一方并定会与之断交。
这种现象,直到近期也依然存在,比如 2019 年才和台湾断交的索罗门群岛便是例子:台湾政府当时得知索国执政党团决议和北京建交之后,甚至还没等索方发布正式公告,便先行宣布与索国断交、火速撤下中华民国大使馆的国旗,并赶在北京外交人员正式抵索之前先行撤离。
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心态,不只存在于双边的邦交关系之中,在国际组织或多边合作平台里也能见到,而最知名的例子,莫过于 1971 年将中华民国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 2758 号决议文;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将这份联合国决议称为“排我纳匪案”,“汉贼不两立”的心态可见一斑。
也因此,台湾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一事,很可能便反映了台湾的外交模式,正在逐渐从原本的“两个中国、汉贼不两立”,过渡到“一中一台并存”的模式。
不过这个正式开启“台湾外交新模式”的关键时刻,其实早在今年二月就应该出现了,因为台湾外交部当时便曾宣布,将在南美洲的盖亚那设立“台湾办公室”,只是盖亚那政府在消息曝光不到一天之后,便突然声明中止协议,让“台湾办公室”胎死腹中。
然而和立陶宛相比,盖亚那的情况显然有些不同:今年二月台湾外交部召开记者会时,记者会并非由外交部长吴钊燮亲自主持,而设处消息传出之前,盖亚那也并未和台湾有过公开互动,让这个“外交进展”反而显得有些“突兀”。
相较之下,立陶宛和台湾的外交进展,显然酝酿了更长时间,也更加有迹可循:2019 年,立陶宛国会议员便曾来台参访;肺炎疫情爆发之后,立陶宛政府也曾多次呼吁让台湾参与国际公卫体系。今年六月底,立陶宛则宣布将对台捐赠疫苗,更一举加深台湾人对立陶宛的友好情绪,让立陶宛在台的能见度提高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记者会结束之后,美国在台协会(AIT)也立即发布了新闻稿,声明美国“肯定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设立协议”,并指“所有国家都应享有与台湾缔结更紧密关系及拓展合作的自由”,最后强调“美国始终致力于以符合美国『一中』政策的方式支持台湾”。
从外交部记者会刚结束,AIT 便随即发布声明的时间点来看,台湾和立陶宛近期的密切互动、以及台湾设立代表处的消息,显然一直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
更重要的是,这份声明,或许也是在持续重新定义“美国的一中政策”,隐晦地让“一中一台并存”,能逐渐成为美国“一中政策”的实质内涵,并在“战略模糊”的框架下,持续推动台湾参与国际事务。
立陶宛外交部则发表声明指出,立陶宛期待扩展与台湾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并指台湾代表处将会在台方代表抵达之后,尽速开始运作。值得注意的是,立陶宛政府在声明中,亦特别提及了“印太地区”(Indo-Pacific region)这个美国近年不断标举的战略概念,强调立陶宛正在“印太地区(Indo-Pacific region)的民主国家之中寻求合作伙伴”。
至于北京方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则批评,“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的设处闹剧,目的就是谋独,也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一个中国的国际格局”。朱凤莲亦重申,中方反对中国的邦交国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
以“台湾”为名,等于外交模式的转变?
不过以“台湾”为驻外馆处命名,是否真的就意味台湾在外交模式上的转变呢?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便提醒,就他的理解,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执政,台湾若要与在他国设立代表处,就馆处命名一事,应该都先会列出各种选项与当地政府洽谈,而“中华民国、台湾、台北,都是可能的选项”,但最后如何冠名,主要还是看当地政府的态度,以及对方能承受多少来自北京的压力。
揭仲说,“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如果能用『中华民国』冠名,当然就是最好的选项,但『台湾』或『台北』也可以接受;至于现任的蔡政府,我想可能会比较偏好『台湾代表处』这个名称。对北京来说,那当然是两种名称都不喜欢。”
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怡忠则认为,此次驻立陶宛代表处以“台湾”为名,是否真的代表某种“系统性的启动”,仍有待观察,而目前来看,台湾并没有要将所有驻外馆处都改以台湾冠名。
“但可能会有的趋势是,如果日后设立新的馆处,或许便会优先以台湾为名,而且会希望是『代表处』,而不只是『办事处』。”赖怡忠分析。
赖怡忠并指出,既有馆处的名称若要更改,牵涉的范围太广,需要大量的协商,也有驻在地的法规要处理,比如美国国会,现在就在审理“老鹰法案”(EAGLE Act),内容便包括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更名为“台湾驻美国代表处”。
赖怡忠提醒,虽然现在回看台湾在盖亚那的外交突破,似乎会觉得有点突然,但如果放在 2019 年委内瑞拉内部政争、以及美国支持瓜伊多(Juan Guaidó)的脉络中看待,就能发现,盖亚那也是委内瑞拉的邻国,而台湾在该地区亦有进行捐助,因此台湾会和盖亚那发展关系,应该也和委内瑞拉周边地区的政治角力、以及美国的居中介入有关,并不是真的“从天上掉下来”、突然发生的进展。
就立陶宛的案例来说,赖怡忠认为,北京态度虽然强烈,但用词依然只是“反对邦交国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而目前立陶宛与台湾确实也只是“准国与国”的非正式关系,因此并没有“跨越北京的那条红线”。
揭仲则认为,波罗的海三国在传统上,对共产党本就相对敌视,加上立陶宛在经贸上并不依赖中国、和北京的关系“没那么重要”,而北约近期又加大了支援力道,因此北京若想对立陶宛施压,能使用的管道和工具也相对有限。
揭仲预测,北京如果和立陶宛政府交涉未果,可能会透过召回大使、外交降级的方式来表态,但不见得会马上断交,因为立陶宛毕竟没有和台湾建立正式邦交,但或许依然会透过“加码利诱”的方式,来试图松动立陶宛政府的态度。
“这时候,立陶宛内部的状况也很重要,比如是不是多党联合执政、政府内部是否具有共识,就是很重要的因素——今年二月份盖亚那会突然政策转弯,很可能就是因为盖亚那政府内部当时还没有普遍共识。”
捷克、斯洛伐克捐疫苗:愈发频繁的台欧互动?
不过台、立双方互设代表处,并不是本周以来台欧之间唯一的外交互动。
早在 7 月 16 日,斯洛伐克亦曾透过欧盟宣布,将会捐赠一万剂 COVID-19 疫苗给台湾,这是自立陶宛之后,第二次有欧洲国家进行类似捐赠。此外,亦有消息指出,斯洛伐克预计将在 9 月派出大型参访团访台。
再到 7 月 22 日,曾于 2020 年 8 月造访台湾的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Milos Vystrcil)则在推特上透露,捷克政府正在商讨是否对台湾捐赠疫苗。
巧合的是,今日的捷克与斯洛伐克,其实曾经是同一个国家,而它们与立陶宛也一样,于冷战期间都属华约组织的共产阵营,也都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此外,这三个国家过去对于苏联的控制,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抗拒——立陶宛在二战后、以及苏联解体前,皆曾和苏联中央发生冲突,而捷克斯洛伐克则有追求民主化的“布拉格之春”;苏联崩溃、华约解散之后,这三个国家也相继加入了亲西方的北约组织,今日对共产体制和苏联遗绪相对批判。
若从经济层面来看,捷克与斯洛伐克近期展现的亲台态度,也不无道理。
虽然斯洛伐克人口不多,只有五百多万人,但因为地理位置适中、工业基础完善,近期一直是台商在欧洲布局的重要据点,包括鸿海、台达电、友达光电等大型台企,在斯洛伐克皆有设厂,生产项目则涵括电源组件、电视机上盒、显示器等;根据公开资讯,台湾在斯洛伐克的外国投资(FDI)来源里,排行亚洲第二。
此外,斯洛伐克也是台湾在中东欧少数设有代表处的国家之一。由于台湾在邻近的捷克布拉格已有设立代表处,因此台湾在斯洛伐克单独设处,也显示出了台湾对斯洛伐克关系的重视。
至于捷克,也同样是鸿海在欧洲设厂的重要据点,根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统计,截至 2021 年 6 月,台商在捷克投资金额累计已达 1 亿 6083 万美元,在捷克所有外资来源里排行亚洲第三,仅次日、韩两国。
从立陶宛、捷克再到斯洛伐克的案例来看,这些中小型的欧盟国家,是否可以看作欧盟与台湾加深合作关系的征兆呢?欧盟有可能在中美角力过程中选边站吗?台湾会不会继续拓展“台湾冠名”的模式,在欧洲或其他地区设立新的代表处呢?北京方面对于台湾近期的外交举措,又会如何应对呢?上述这些,都将是值得外界持续观察的议题。
可能很困難,能夠在這些中小型國家設立以台灣為名的辦事處,多少都跟當地國與中國關係,或是地緣關係上面有與我國結盟的考量,這一模式是否能拓展感覺上是表面的問題,最根本應該還是各國國家利益考量及與中國關係的遠近。
@chiu 我是懶得嘲笑根本沒有建國的所謂「台灣國」,覆巢之下無完卵,你認為中華民國亡國很好,實際上在國際組織問題上打壓的,是不分中華民國還是台灣的。
文章的標題是「台灣」外交,中華民國人自己沉浸在亡國之痛就可以了。
不會。我國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大使館減少,是我國受到更少的主權國家承認…,不僅是對中華民國但威脅,也是對「台灣」的警訊,但仍有幾十個獨立國家以「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為名;而以台灣為名的館,一個在毫無經貿關係的東非,徒增我國經濟負擔、又無聯合國票數增加之益,這是一個執政黨偏好的名字,但也才兩個,且在外館地位上並不相等,怎麼會有什麼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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