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底，夏末了，香港似乎要帶著三個月來的熾熱繼續走入秋天。
這一幕在五年前有過，但人們往往指出雨傘運動和反修例運動有著許多的不同。最顯而易見的是，五年後的這場全民匿名運動，沒有大台、沒有指揮者，運動形態打破時空限制，策略每每超出想像，沒有deadline；但與此同時，社會對立及撕裂不遑往日，政見、價值觀上的分歧，讓許多人苦不堪言。市民與警察之間的衝突或許更要用狂暴來形容，而香港政治制度中的多數弊病，則一次性全部爆發出來。
要說雨傘運動與反修例運動，誰比誰更厲害，或許並不是公平的比較，因為歷史總是有自己的進程及限制。然意識形態及抗爭策略、方法、道德上的思考不少一脈相承。
傘運前後及其間出現的一些重要概念和論述，包括「我要真普選」、「商議式民主」、「罷課不罷學」、「公民抗命」、「命運自主」、「和理非非」、「現實政治」、「勇武」、「升級」、「落區」、「大台」、「佔領」、「離地」、「左膠」、「本土」、「自決」、「獨立」等，也成為反修例運動的思想養分。這些語詞往往相互指涉，亦共享相同的社會發展脈絡。
比如說，「不需要大台」是傘運的思想遺產，但它具體是指什麼意思？如何回應「無人指揮」的迷思？傘運時期留下來的社區組織，在這些年都做了什麼工作？是否埋下了這新發的民主運動的種子？當許多人取笑「左膠」的時候，又是否真的有拆解所謂僵化抗爭形式的辦法？當運動尊崇「本土」，到底如何行動才能不排外卻又不屈本地的尊嚴？
再挖深一點，這些討論歸根結底回到的，是對「民主」的思考——當把這樣一個抽象的詞彙分解到每一個生活的常態細節中，我們到底如何說服自己及他人，又如何知行合一？在全世界保守主義回歸、民主岌岌可危的今日，若仍然相信這一理念，那麽人們相信的到底是什麼？
組織「傘運關鍵詞」講座的許寶強這樣點出反思的意義：反思的起點，除了詳細和系統的事件和人物紀錄外，亦包括釐清於運動進程中不斷變動的論述的具體含意，嘗試從中梳理出一幅概念地圖，以對照或扣連詳實的資料紀錄。
歷史不單是客觀的紀錄，歷史也是有論點和方法的。書寫傘運歷史，也是對反修例運動論述的反思，更是整理多年來香港社會抗爭運動的思想更迭。很多時候，當一切都靜止了，思考仍然不能停止，當一切都無望了，思考仍要繼續。傘運五周年，我們重推今年做的系列關鍵詞筆記。觀音不能總在遠山，我們一起到罌粟田裏。
「關鍵詞計劃」對於傘後不無分裂的社運/民運場景來說，或許也是一種有益的回應。那些曾經帶著強烈問題意識和可能性的詞語，現如今雖已成為討論社會議題的慣用字眼，其意義要麼被劇烈窄化，要麼乾脆不被討論，淪為劃分「派別」的標籤。比如，「勇武抗爭」本包含了對「勇敢而有意志的行動主體」的追求，是本土派對運動的重要貢獻，但在當下不時被簡化成對他們不無蔑視的稱謂；又如「離地」總被和「現實政治」對立起來，兩者各自的所指卻被含混帶過。許寶強為這種白白地浪費傘運文化資源的現象感到惋惜。
在自由主義者對公共空間的寄託中，常常假定參與者都是自在自為的、獨立的政治主體，隨時可以快人快語，「自由」地討論起來。現實中的人，則往往更加脆弱和「不完整」。公共討論對許多人來說，是在知識、術語，乃至談吐上都有門檻的一件事。面對強權和不公義時，除了憤怒，人們的情感狀態常常是恐懼、無助，很難直接發言或行動。從這個角度看，吳靄儀描繪的傘運佔領區空間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不僅讓已經知道如何發言、帶著清晰觀點前來的參與者——一種已生成的政治主體——以平等的方式交流、辯論；它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寬容的、接受人之脆弱的公眾性，使得普通人可以在此時此地，和同樣無法「獨立」面對危機和困境的其他人站在一起。在互相的觀照中，他們可以平等地去「成為」，無論是參與討論或是做些其他工作，從而體驗到與以往不同的政治狀態和自我感覺。
全球中國的崛起，無疑破壞了港人習以為常的香港—中國—世界的關係想象。中國不但明確地進入了「世界」，更試圖打造一套與以往的「世界」不一樣的規則。面對以各種形式從這個「落後」區域湧入的影響，港人感到的或許不單是恐懼（恐共、恐中），更是一種因為這個舊秩序的動搖，在面對「中國」時自我感覺的混亂。這樣看來，右翼本土論述訴諸的身份政治，更像一種用來應對失序感覺的激進文化策略。
結合馬國明的論述，我們需要問的真問題是：在全球中國崛起的當下，曾經作為「世界」代言人的香港人還能不能像「大帽山精靈」一樣，以靈活和不卑不亢的態度，去「化」那個長期被認為處在落後一端的「大陸文化」/「中國影響」？
「維修香港」行動最明顯的張力是，它希望通過「維修」這樣一種看似「非政治」的方式落區服務，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支持民主運動這樣一件在日常語境中非常「政治」的事。這種質性的轉換不是不可能，但需要實踐者想清楚其中的要義。如果社區服務本身只是為了拉近關係，以便製造機會，把那些「真正」重要的關於民主的道理——民主運動需要你的參與，投票才是好公民，等等——單向地「傳授」給市民，那麼落區社區實踐的價值，就難免要打個折扣。我們要做的扣連（articulation），並不是把這樣不可化約（incommensurable）的兩件事硬拉在一起。相反，重要的工作是在「維修」等許多已經存在於日常生活中、但可以被創造性地再發明的事物中，挖掘、展示「民主」的豐富意涵，使「民主」並不外在於這些原本被去政治化的場域。
與「關鍵詞計劃」的主旨相呼應，這場講座精彩的地方在於，它通過一個具體的例子，促使我們重新整理「落區」、「民主」、「選舉」、「政治」等傘後政治文化中常見的語言。略有遺憾的是，「社區」的意涵並未在講座中得到充分討論。當我們說「落區」的時候，我們談的是行政選區、居民的生活區、地方性經濟活動發生的地區、網絡社群，還是指什麼別的？它們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在香港的政治文化中，「社區」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可謂不低（社區經濟、社區發展、生態社區），但往往缺少辨析。當談論到社區的時候，它的存在形式和邊界仿佛是不證自明的：區本來就在那裡，傘兵們要做的，只是去「落」而已。但很顯然，這種圖式並不能反映社區工作的豐富性。
六月的風暴仿佛讓「左膠vs.勇武」這對雨傘運動遺留下來的冤家，在一夜之間變成了陳舊的話題。人們熱衷於討論的，不再是應該選哪一個，而是它們應該如何配合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固然，這是因為是此運動的目標較為一致，政府的一系列作為更是不斷點火。李祖喬的講座和書寫，則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這種對立本身並非不證自明，更不是堅不可摧。畢竟，它們是處在不同位置的知識分子和運動參與者建構出來的抗爭性訴求和路線，回應的是不同的問題意識和行動困境。而在傘後，它們漸漸脫離彼時的語境，成為無須解釋的日常用語。這使得它們的意涵固化、縮窄，失去了批評的鋒芒，甚至成為空洞政治標籤，阻礙新的對話。
而長時段的希望，正是左翼所強調和有更多思想資源去描繪的。在許寶強看來，「左」和「勇」是互相有吸引力的。說出自己的願景是為左，有意志力去實現它——無論是在抗爭時還是在「落區」的深耕細作中——是為勇。因此，在走出「左膠vs.勇武」這個陷阱之後，也要去粗取精，要「左勇」，不要「武膠」。
當局說，示威者是希望和香港「玉石俱焚」的暴徒，亦非香港真正的「持份者」。回應這樣的指控，除了堅持抗爭，也需要迎擊指控背後的真問題：什麼才是香港的「玉」和「石」？誰持份，誰無份，憑什麼？以及，我們要的是什麼樣的一個香港？如何勇敢地去實現它？這些是傘運在進入膠著狀態后，示威者實際上面對，但未充分回答的問題。若要避免落入次次「盡地一煲」的社運窠臼，就要提出有說服力和想象力的城市願景。反修例運動以防守型動員——保住現在的香港——獲得了強大的動員力，它或許很難直接「升級」為一個「重奪未來」的進取型運動，但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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