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討論啟發我們思考：「社區」既是民主運動的後方，也是它的前線。社區中的工作，既有助於為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作準備，也有助於我們擴展「民主」的意涵、豐富民主實踐的場域和想象。

維修香港：「傘落社區」的代表作

「維修香港」是在雨傘運動後成立的社區組織，最初的成員出現在雨傘運動尾聲時的佔領區。當時，他們討論如何延續雨傘運動，於是計劃成立「維修隊」、將雨傘運動的精神「傘落社區」。現時「維修香港」與另一社區組織「社區文化關注」合租「土瓜灣故事館」作為組織的據點。他們每週四都會「出隊」，探訪社區並提供維修服務，每次「出隊」大概有20-30名義工幫忙，至今已服務超過200次。每一小隊除了維修師傅外，還有其他義工，借著維修探訪的機會，與居民聊天、跟他們討論民主理念。維修香港並不旨在社區服務，更是藉由探訪，喚醒社區居民對社會事務的公民參與、串連居民參與民主運動。

維修香港通過上門維修服務，組織區內被邊緣化的社群（如獨居老人、基層家庭），意圖讓民主運動不只是停留在空泛地談及政治理念、民主制度的層面，而是把民主與居民的日常生活及社會經濟政策扣連。其實要用不同的議題扣連民主也不容易，居民多樣、議題多元，講民主的人也是要花時間研究的。這對義工來說，也是一種充權。在一個經濟利益掛帥的城市，租一個地方做這樣的義務家居維修和民主教育——維修香港其實很不「香港」。

此外他們也常常支援不同的民間團體。最近佔中九子上庭、反引渡條例，都會見到他們的身影。在組織上，維修香港一直依靠成員對民主的熱情，亦維持雨傘運動時橫向、沒有層級的扁平形態。這使成員們有更大的空間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少「維修香港」的成員都表示，雨傘運動是他們參與的第一場社會運動。過往，他們並不關心政府政策，當時走上街頭，是因為看到學生衝入公民廣場抗議、警察施放催淚彈而感到「義憤」。對於他們來說，為不公義事件而不計較成本利益去幫忙，是佔領區精神的延續：只要覺得是為了運動好，便不會那麼計較地去做。

從居民運動到傘落社區：民主運動與社區政治的關係回顧

「維修香港」在傘後的意義值得放在其形成的脈絡中去審視：一直以來，「社區與民主運動的關係」是怎樣的？

香港居民運動出現於六十年代後期，到了七十年代，由於幾乎每個月都有因為房屋問題而產生的社會衝突，所以「居民運動」開始形成為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香港學者呂大樂與龔啟聖認為，這時期的居民運動在層次上已經有所提升。在傳統的「社區工作」中，社會問題的根源被認為是個人對社會發展適應能力有所不逮，而以「社區組織」為核心內容的居民行動，則採納了更結構性的視角，強調政治參與權力和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也即，人們開始由被動抗拒施政者，逐步演变為主動介入社會政策。 （註1）

80年代初，由區議會開始引入地區直選後，社區團體和選舉政治之間的張力開始浮現。最初，壓力團體普遍反對參與選舉，例如在1983年市政局選舉，泛民老將馮檢基曾經遊說致力於香港社區工作的慈善組織「社區組織協會」的一批人參選，但遭反對，理由是「擔心進入議會後，居民的聲音會被掩蓋」。於是，馮提出「一加一大於二」的說法，提出如果既是壓力團體，又是民選議員，一定更有影響力，鼓勵壓力團體參選。（註2）他最終選舉告捷，也令不少人改變觀點。很多居民運動的組織者開始加入選舉活動，並成為90年代民主運動的領袖，比如較多香港人熟悉的楊森、李永達、張文光、劉千石等。

遺憾的是，雖然居民團體培養了不少民主運動領袖，90年代的民主運動卻未能結合過往社區運動中浮現的豐富議題來進行民主討論。彼時香港正逢主權移交過渡期，其政制發展由中英雙方主導，本地領袖沒有太多空間參與，一般民眾更是不太關心這些技術性的安排。另一方面，殖民政府從90年代開始，就不再資助社區組織；政黨政治的崛起，也逐漸收編了居民運動的財力與組織能力。社會整體沉浸在對香港的「前途問題」這樣宏大題目的關注中，公共討論完全抽空了地方議題，只關注立法會組成、特首等政治制度的設計和發展。（註3）對「民主化」的前景分析里，也很少涉及與民眾生活相關的議題，「民主」變作只是講選舉。

政權對社區的管治方式也提供了重要的線索。總體來說，通過「行政吸納政治」的管治手法，殖民政府設立咨詢機關，把民間的政治力量（主要是政治精英）吸納進入建制，讓他們成為民眾和政府之間的中介，減少二者之間的政治衝突。在70年代，殖民政府並沒有大力打擊社區運動，而是吸納一些居民運動領袖進入這種咨詢架構。到了1981年，政府頒布《香港地方行政白皮書》，成立區議會，而類似的管治思路得到沿用：區議會只是諮詢架構，沒有政策決定權；區議會也沒有獨立的財政，只有獲得撥款時，才會負責區內的小工程。所以，在過渡期，殖民政府雖然因為政治壓力而進行政制改革、開放政治空間，但也并不鼓勵民眾更全面地「參與」社區事務。相反，地區選舉成為將民眾支持的社區領袖「吸納」進入體制、避免社會衝突的方式。

2003年七一遊行後，泛民主派在隨後的區議會選舉中大勝，為這種僵局帶來了一些轉變。如在2006年利東街（囍帖街）重建項目中，灣仔區議會便支持民間團體提出的規劃方案，並成立專責小組和民間團體合辦論壇、收集居民意見。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嘗試重新定義區議員和「社區」的關係：區議員不再只是被動地爭取社區設施、向政府反映居民意見與居住需要，而是主動參與到社區的規劃中，甚至要求地方行政的民主化。

不過，這類由居民積極參與其中的力量很快被建制反撲。2007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政黨成功透過大量資源，建立和拓展地區網絡，大舉收復失地。建制派大勝後，「蛇斎餅糉」逐漸成為區議會選舉的主流。現時建制派已經適應如何透過區議會選舉，維持他們的地區網絡。無論2011年（政改出現超級區議會後）還是2015年（大型運動後），建制派在區選中都沒有受到太大影響，沒有出現2003年七一遊行後選舉失利的情況。

也就是說，社區工作又重回配合選舉工程的境地。對於「傘落社區」來說，選舉也是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因為若不加入選舉，組織就無法在政治上有效發聲。反過來說，不少傘後組織考慮參選，也正是希望改變「蛇齋餅糉」方式的社區工作，鼓勵居民能夠多參與社區事務、多關心不同議題。選舉未必能直接衡量這些「落區」所期待的更深刻的政治文化改變，但投票結果仍是最清晰可見的指標。

此後，不少居民團體走向專業化 ，「民間團體」與「政治團體」逐漸區別開來。又因為不少團體為保持自主性，而選擇與泛民主派政黨保持距離。他們因此變得專注於特定範疇的議題，無法統合成為爭取民主化的力量。

其實，由80年代有選舉開始到現在，居民團體對要不要參與選舉政治也一直有爭論。1982年首次有區議會選舉時，很多居民團體都積極參與，但不久他們對代議制感到失望——之前支持的候選人走入體制後，沒有像他們期望一樣，爭取團體關心的議題。到了1991年，很多民間團體甚至不再參與，或是不再支持候選人。（註4）此後，不少居民團體走向專業化 （如透過政府資助提供社區服務，或是成為壓力團體，倡議相關政策），「民間團體」與「政治團體」逐漸區別開來。又因為不少團體為保持自主性，而選擇與泛民主派政黨保持距離，防止被泛民主派政黨吸納。他們因此變得專注於特定範疇的議題，無法統合成為爭取民主化的力量。

如何評價「傘落社區」的效果？

文己翎通過梳理社區組織和民主運動之間關係的流變，為我們理解以「維修香港」為代表的傘後落區實踐，提供了一個長時段的視野。她著重介紹了「維修香港」的日常活動，以及他們通過這種特殊的方式落區時，對民主教育寄託了何種特定的政治期待。然而，社會運動所承載的期冀，未必等同於社運實踐產生的實際效果。比較二者的差異，往往能讀出更多社會和政治運作的紋理。延伸講座的內容，一個自然的問題便是：「維修香港」進入社區時想做的事，最後做到了多少？他們的介入，又具體改變了什麼？

或許要等到文己翎的研究為我們提供更充分的素材之後，這些經驗性的問題才可以得到充分回答。不過，講座後的互動，則促使我們思考一個在傘後五年的當下就可以思考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採取更多元的標準，去評價「傘落社區」對民主運動的推動？

我們是否可以採取更多元的標準，去評價「傘落社區」對民主運動的推動？

如前所述，雖然可以方便地用區議會乃至立法會選舉的結果來反映落區效果，但是，評估有多少人因為傘後組織提高了「民主意識」——去投票——是很難做到的事。更重要的是，僅僅把投票當做落區成效的指標， 反而讓選舉局限了我們對民主的理解。

主持人許寶強就這個問題，再次回到歷史脈絡中，作了更細緻的回應。他談道，七十年代時，社區里的設施、生活水平還非常落後，政府也很少主動改造。這些在現在看來非常「日常」——因此似乎和民主選舉等「政治議題」無關——的問題，在當時卻把社區塑造成政治性最強的場域。如果居民運動可以讓人從寮屋「上樓」（即搬入公屋），就已經是很大的勝利。

在這種的局面下，香港社區七八十年代社區運動的先鋒——包括艇戶事件先行者，馮檢基、梁耀忠等——在進入社區後，就有將日常生活和政治意識結合起來的土壤，不至於太離地。反觀當下，居住區內的基本設施齊全，圍繞它們的行動，就很難再獲得以往的成效。

許寶強進而說，彼時的動員雖然成功，但也在社區政治文化中留下了一些值得反思的慣常做法。找到政治-社會運動的先鋒代表民眾去抗爭的做法，雖然很充權（empowering）、鼓舞人心，卻也將「由別人為我們解決問題」這樣一個被動的習慣帶入了社區中。八十年代逐漸成型的地區選舉，更是將這種習慣以溫和的方式——而非激烈的抗爭——吸納進政治制度，這使得在社區中越來越難鍛造出「自己事情自己做」的政治主體性。

在他看來，這種DIY—命運自主的精神，是雨傘運動對這種保守的社區政治意識短暫卻也深刻的突破，也是「傘落社區」時最值得推廣的政治實踐、最應該再現的政治感覺。如果像佔領區中曾經發生過的那樣，普通人可以更多地走出來、為社區（彼時是佔領區）做一些兼具創意和服務的行動，並且樂在其中，社區的民主基礎才會更牢靠。當參與社區事務不是為了某種明天的「民主」而「犧牲」今天的自己時，民主也就不再是苦行。這樣看的話，衡量落區成效的標準，除了選舉結果/投票率，也應該包括是否有更多人踐行、參與這種社區DIY文化。

當參與社區事務不是為了某種明天的「民主」而「犧牲」今天的自己時，民主也就不再是苦行。這樣看的話，衡量落區成效的標準，除了選舉結果/投票率，也應該包括是否有更多人踐行、參與這種社區DIY文化。

因此，許寶強總結道，如果將重心擺在推廣這種政治文化，那麼評判落區成效的標準也可以改換。當普通居民自己走出來為社區做些事情，這樣的時刻本身就已經是成功。這種精神、習慣，現時建制派的思路不可能吸納。「建制派的操作是，我幫你申請許可，搞定整個setting，然後你出來做服務；他們最怕的就是自發、自決。這就是民主運動與社區運動的關聯」。至於選舉，這種落區方式可能短期內會輸選舉，甚至會輸掉很多；但長遠地看，說不定也有水滴石穿的可能——在習慣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以後，社區居民就不會那麼稀罕蛇齋餅粽。

是誰在落區？落區又如何改變了他們？

文己翎的講座除了帶動人們討論傘後民主運動成效，也引發現場觀眾分享對「維修香港」這個團體的印象和思考。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在以「維修」這種特定的方式參與落區？是什麼讓他們留在了運動中？帶著改變社區的理想落區，這個過程是否也反過來改變了他們自己？

有位觀眾分享說，自己雖然不是「維修香港」的成員，但在接觸中覺得，他們不是一個很有策略的組織，更像個義氣/兄弟班。他們較少制定長遠計劃，只是按照自己覺得能夠貢獻社會的方式去做。也有人補充，「維修香港」是個「陽剛味」很重的團體，對他們來說，有時候「去做」甚至被認為比討論更重要。

文己翎回應道，「維修香港」有意保持鬆散的組織，也沒有特別細緻的規則，不需要申請、填表之類的事。一般人參加過幾次活動之後，自然可以參與決策。他們看起來說做就做，但也會討論各種議題，只是不會長篇大論。作為一個團體，他們最擅長的還是維修家電、房屋等需要特定技能的事（他們因此發明了「流動電視」這樣有創造力的實踐）。共享技能，從這個角度上說，也是社區DIY文化的重要環節。

不止一位聽眾分享說，在他們的觀感中，「維修香港」成員看起來是由一班街童、讀書不好的人、不身光頸靚（體面）的人、普通維修師傅等組成的，在主流眼中他們甚至是「loser」。這些不是菁英的人，參與其他組織，可能會被視作「唔夠班」（無資格），但卻在「維修香港」這裏找到夥伴。他們有爭吵、討論，但也在學習如何合作。因此，若要評價傘落社區帶來了什麼，這個團體的存在本身就是重要的成果。

那麼，對於「維修香港」的參與者來說，如果改變不了民主運動的大勢，他們會失望嗎？有個聽眾談了自己的理解：就算組隊遊行真的「推翻」不了什麼，他們也不會失望，因為他們覺得這些行動本身，已經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這幾條分享，有助於我們從參與者自身的視角，去理解他們為什麼要走出來。人類學家Liisa Malkki 在研究人道主義的近作《The Need to Help》中（註5），分析了芬蘭籍義工參與各種人道善舉背後的原因。人們的印象中，對人道主義有興趣、去世界各地「幫忙」的人，多半是某種國際主義者或者「全球公民」。和這種印象不同，Malkki認為，理解這些參與普世價值實踐的人，需要去看他們是如何從自身環境的脈絡中成為了行動者。她發現，遠赴外國從事一些看起來關乎「全人類」議題的工作時，她的受訪者其實也在回應芬蘭社會生活給他們帶來的人際疏離感和自我價值迷失。熱血地去幫助別人，也是一種幫助自己的方式。

普通人以低限度的方式參與社區工作，往往帶著一種對自我能動性的寄託。他們並非意識不到，所做的事情有可能完全改變不到「大局」；但是，通過日常的微小實踐，他們想感覺到自己還能夠做些什麼。

回到香港的語境中，就像上述聽眾所說的那樣，對於「維修香港」的參與者來說，「對得住良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另一方面，正如研究者黃修瑋在一篇關於傘運後組織的論文中所觀察到的（註6），普通人以低限度的方式參與社區工作，往往帶著一種對自我能動性的寄託。他們並非意識不到，所做的事情有可能完全改變不到「大局」；但是，通過日常的微小實踐，他們想感覺到自己還能夠做些什麼。這種「正在做」的感覺是很重要的道德——也是政治——體驗，它帶來一種微妙的能動性：我不能力挽狂瀾，但我也不是鹹魚啊。在運動的低潮期，以一種低溫存活的狀態，保持復活的可能，本身就是一種有助益的實踐。在這個意義上，傘落社區中「民主教育」的實際對象，也包括了參與者自身。

社區：民主的後方還是前線？

「維修香港」行動最明顯的張力是，它希望通過「維修」這樣一種看似「非政治」的方式落區服務，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支持民主運動這樣一件在日常語境中非常「政治」的事。這種質性的轉換不是不可能，但需要實踐者想清楚其中的要義。如果社區服務本身只是為了拉近關係，以便製造機會，把那些「真正」重要的關於民主的道理——民主運動需要你的參與，投票才是好公民，等等——單向地「傳授」給市民，那麼落區社區實踐的價值，就難免要打個折扣。我們要做的扣連（articulation），並不是把這樣不可化約（incommensurable）的兩件事硬拉在一起。相反，重要的工作是在「維修」等許多已經存在於日常生活中、但可以被創造性地再發明的事物中，挖掘、展示「民主」的豐富意涵，使「民主」並不外在於這些原本被去政治化的場域。

與「關鍵詞計劃」的主旨相呼應，這場講座精彩的地方在於，它通過一個具體的例子，促使我們重新整理「落區」、「民主」、「選舉」、「政治」等傘後政治文化中常見的語言。略有遺憾的是，「社區」的意涵並未在講座中得到充分討論。當我們說「落區」的時候，我們談的是行政選區、居民的生活區、地方性經濟活動發生的地區、網絡社群，還是指什麼別的？它們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在香港的政治文化中，「社區」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可謂不低（社區經濟、社區發展、生態社區），但往往缺少辨析。當談論到社區的時候，它的存在形式和邊界仿佛是不證自明的：區本來就在那裡，傘兵們要做的，只是去「落」而已。但很顯然，這種圖式並不能反映社區工作的豐富性。這是後話。

前線則指的是更基進的一種思路：社區里的行動本身就是民主實踐展開的場域、也是目的所在，而不是為了什麼更「高級」的民主時刻所做的前期鋪墊。

如果我們僅把「社區」最寬泛地理解為「社會生活發生的區域」，那麼這次講座給我們的啟示或許可以這樣概括：社區既是廣義的民主運動的後方，也是它當仁不讓的前線。後方的意思接近一種戰備狀態：倘若在社區中培養好群眾基礎，當大形勢再次給出機會時，人們就更有可能靠攏那個「民主化運動」的大台。前線則指的是更基進的一種思路：社區里的行動本身就是民主實踐展開的場域、也是目的所在，而不是為了什麼更「高級」的民主時刻所做的前期鋪墊。

（本文前兩小節是文己翎在講稿基礎上整理的總結，餘下部分則為馬天池結合現場互動情況所做的補充和回應）

註1：呂大樂、龔啟聖。1985。《城市縱橫 香港居民運動及城市政治研究》。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頁74。
註2：馬嶽編著。2012。《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頁36
註3：許錦成、呂大樂、江貴生、劉麗凝。2017。民協經驗講座。《思想香港》，第九期。
註4： Luk Tai Lok, 1993. “Two logics of Community Politics: Residents’ Organizations and the 1991 Elections”, in Lau Siu Kai and Louie Kin Sheun eds. Hong Kong Tried Democracy: The 1991 Elec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註5：Malkki, Liisa H. 2015. The Need to Help: The Domestic Art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註6：Huang, Xiuwei 黃修瑋. 2017. Arguing The Political, Enacting The Moral: Ordinary Citizens' Struggle for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MPhil Thesi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