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雨傘運動五週年

傘運關鍵詞書寫筆記(三):再訪「本土」,勞苦大眾能否「譜」出文化自信?

對左翼本土論述來說,若期冀泛民能擁抱本土,除了認同勞苦大眾為「受壓迫的祖先」,亦需要積極反思,在新的地緣政治條件下,是否需要重寫,甚至放棄「香港助中國走向世界」這樣一個已經陳舊的神話。


許多香港特有的事物,既不是祖上傳下來的,也不全然引進自他國,而是在勞苦大眾掙扎求生存的狀態中發明出來的。馬國明以「被壓逼的祖先」形容這樣一種本土認同。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許多香港特有的事物,既不是祖上傳下來的,也不全然引進自他國,而是在勞苦大眾掙扎求生存的狀態中發明出來的。馬國明以「被壓逼的祖先」形容這樣一種本土認同。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編者按】2019年是香港雨傘運動5週年,香港本地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發起一場持續9個月的「傘運關鍵詞計劃」,希望用「關鍵詞」的方式書寫這段社會史,並將邀請關注傘運的學者、律師、社運人士與公眾人士一起讀書與討論。端傳媒紀錄每月一場的講座關鍵詞、發言人的思考及與公眾的對談內容。我們邀請諸位讀者一起,紀念和反思。本文為第3期,講座筆記共持續9個月,敬請關注。

倘若為八零年代以來的香港政治文化編一個字典,恐怕很難再找到像「本土」這樣的一個詞——它如此高頻地出現,其意涵卻總在流變,然而又從未被某一種解釋所完整收編。雨傘運動過後,「本土」逐漸和「本土派」畫上等號,成為政治立場的代言詞。因傘運壯大的「本土(派)」與較為傳統的「泛民」之間的對立,也愈發清晰、尖銳地呈現在公共政治領域。無論是在政治論述、形象,還是各自吸引的群體上,它們都有明顯的不同。傘運後雖不乏聲音呼籲非建制派「團結一致」,但在「泛民」本身都存在世代及意見分裂的背景下,與「本土(派)」的融合更缺乏現實基礎。

「傘運關鍵詞」計劃的第三次活動,講者馬國明卻以「當泛民擁抱本土」為題。除卻字面上的戲劇張力,這場討論更具啟發性的內涵,在於馬國明從極具香港生活質感的例子中挖掘靈感,分享他對「本土」二字在當下慣常用法之外的可能性。

曾有人批評馬國明的論述過於沈溺懷舊,這或與他欣賞香港的「草根文化」有關,但這種對「本土」到底是什麼的梳理,對當下香港來說不失為是一場具有現實意義的討論。馬國明所認為的「本土」,削弱了「身份政治」那令人身心俱疲的鬥爭性,而擴展以一種具有「階級」特性的視野:與其將「本土」用作堅守「身份政治」的武器,不如借它來理解、認同香港「勞苦大眾」用靈活、智慧,以及不卑不亢的態度,所創造出來的文化主體性。這種「本土」,在他看來,值得「泛民」擁抱。

在政治鴻溝中反思「本土誘惑」

雨傘以後,關於(傳統)泛民和本土派之間的張力和距離,成為香港民主運動前景討論中的重點話題,但較少得到反思的是,「本土」這個詞在政治話語中的存在狀態不無分裂。一方面,當今任何一個政治團體,已經沒有空間敢說自己不本土——「本土」因此顯得無處不在,是為「廣」;另一方面,在反建制勢力內部鴻溝逐漸擴大的同時,「本土」被認為只是和「本土派」等價的形容詞——「本土」的意涵因此急劇縮縮減,是為「窄」。這種矛盾也折射出一種疲勞的智識狀態:重新思考「本土」,像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沒有人願意做。

重拾這個棘手「關鍵詞」的馬國明,有點像個破冰者。和「關鍵詞計劃」的初衷一脈相承,他期待打開被凍結的語義,激活人們的政治想象力,找到可以被更多人擁抱的「本土」。

講座開場,善於講故事的馬國明並未直入主題,而是兜了一圈,先講起植物來。他問在座誰知道香港有什麼原生植物/作物?無人應答下,他進而分享了關於「標本林」的知識——原來,收集和培育香港原生作物的鼻祖,是港英殖民政府;年代悠久的香港動植物公園,便是這項「發現本土」任務的開山之作。

為什麼講這些?一些觀眾還來不及反應,馬國明便調轉方向,開始分析現有本土派論述的主要局限。在他看來,對「身份政治」的執迷造就了這些論述的天花板——即透過塑造一種經過歷史長河洗禮,卻從未褪色的原生身份,以此自居,排除「非我者」。這些論述有明顯可察的內部矛盾,例如擁護廣東話為最「純正」的唐詩宋詞語言,卻也因此站在了「大中華」的一邊。不過,在馬國明看來,它們最致命的問題,是未能正面回應一個基本事實:「香港」的形塑——無論作為城市還是文化身份——都高度內嵌于殖民史和移民史,並不存在一個古老的、可以延續至今的穩定身份。

馬國明引用的是文化研究學者阿卡巴・阿巴斯(Ackbar Abbas)的論斷。在成書於1997年的《香港:關於「消失」的文化與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中,阿巴斯提醒道,在香港,「本土」已經是翻譯的結果(the local is already a translation)。這個論斷重要的觀點是:在將「香港」打造成具有地方特色、本土歸屬感的過程中,一度最為賣力的不是別人,恰恰是那個培育原生作物的港英政府。借阿巴斯,馬國明強調,無視這些複雜性,向「歷史」索要祖先、建構純粹本土身份的嘗試,均落入了阿巴斯所謂「本土誘惑」的陷阱。

那麽,如果這種身份政治是「死胡同」,出路又在哪裡?

在馬國明看來,「香港」的形塑——無論作為城市還是文化身份——都高度內嵌于殖民史和移民史,並不存在一個古老的、可以延續至今的穩定身份。圖為雨傘運動中,曾經發生關鍵性衝突的龍和道,豎立著一個新建的路牌。

在馬國明看來,「香港」的形塑——無論作為城市還是文化身份——都高度內嵌于殖民史和移民史,並不存在一個古老的、可以延續至今的穩定身份。圖為雨傘運動中,曾經發生關鍵性衝突的龍和道,豎立著一個新建的路牌。攝:Billy H.C. Kwok/Getty Images

紅Van傳奇:勞苦大眾譜寫的「另類」本土

馬國明沒有直接講路,倒是說起了車來——紅Van是他尤其重要的靈感來源。

家住荃灣的馬國明在嶺南大學教書,一度可搭自佐敦發往屯門的紅Van往返,十分方便。2009年,西鐵線延長到紅磡開通后不久,他在樓下就見不到這條線了。後來他發現,原有的線路被拆成了兩段,一段只從元朗出發,直接發往屯門人口密度大、但離西鐵站有一段距離的居民區;另一段則仍由佐敦開出,但只在客滿后出發,中間不再經停,直到元朗。前者起到改良服務、增加客源的作用,後者則保證每程不賠本——之所以有這種變化,是因為西鐵線搶佔了諸多從油尖旺出發前往元朗-屯門的小巴客源,而紅Van司機們因應變化迅速做出調整。

感歎紅Van司機「醒目」(粵:聰明、機靈)之餘,馬國明更想和觀眾分享的是,紅Van司機這樣的普通勞動者,可以憑藉自己的機智與港鐵的霸權周旋——由於是「自僱人士」,紅Van司機的許多做法可以跳出大公司的管理學邏輯。有人貶斥紅Van「不正規」,馬國明卻要為之辯護:這種「自顧」帶來的靈活性,有時反倒更好地服務了顧客。

普通勞動者之間的「互助」,也在紅Van的運作過程中體現。馬國明另一條常坐的線路,是從荃灣發往銅鑼灣,因為小巴走西隧直達,比搭地鐵方便。他介紹說,這條線有自己的規矩:從第一個客人上車開始算,20分鐘之後不管車上有幾個人,司機都會開車。有一次他好奇計算:全車算上自己只有三個乘客,準時開車的話,每個人16塊,三個人48塊,連隧道費都不夠付,照理會虧本。但經過觀察,他驚訝地發現,原來在繁忙時段過後,司機們形成了一個新的「契約」——就是會「秘密」相互告知乘客數量,這樣他們最後匯總車錢、並取平均數分攤後,就能幫補不夠客的司機。馬國明說,繁忙時段過後,司機是大可以不開車的,畢竟賠本;但是,他們靠互助,共同承擔這個時段的損失,保證服務質素,為的是做旺這條線——長遠地看,只有這樣,大家才都有錢賺。

這樣一種「半體制外」交通工具(註2)的經營,不僅需要靈活的頭腦,也少不了司機間的合作。但是這些,又和「本土」有什麼關係呢?借紅Van的例子,馬國明想說明的是,許多香港特有的事物,既不是祖上傳下來的,也不全然引進自他國,而是在勞苦大眾掙扎求生存的狀態中發明出來的。這種「本土」是實實在在地「譜」出來的,是日常生活中近在眼前的例子,不需要跨越時空去費力地追溯、相認。

馬國明以「被壓逼的祖先」形容這樣一種本土認同:「香港並非想像中的人間樂土,逃到香港的人,在無援無助的情況下,在香港的街頭掙扎求存,創造了「車仔麵」和「大笪地」這些香港獨有的事物。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意義不在於「認祖歸宗」這種封建意識,而是要繼承和發揚「被壓逼的祖先」們那種「決定身處的經驗世界的本質」的氣魄和能力。」(註1)

曾有人批評馬國明的論述過於沈溺懷舊,這或與他欣賞香港的「草根文化」有關,但這種對「本土」到底是什麼的梳理,對當下香港來說不失為是一場具有現實意義的討論。

曾有人批評馬國明的論述過於沈溺懷舊,這或與他欣賞香港的「草根文化」有關,但這種對「本土」到底是什麼的梳理,對當下香港來說不失為是一場具有現實意義的討論。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這是一種以勞苦大眾的生活經驗為中心的左翼本土論述,和訴諸民族、城邦取徑的本土派顯著不同。

與此同時,馬國明也回應了阿巴斯對香港文化身份的經典論述。

在阿巴斯看來,既然以「溯古」為方法的認同政治在香港有先在的局限,那就不如放棄尋找香港的「文化本質」。當然,讓人完全放棄身份認同是極難的,因此不妨動點腦筋這樣理解:倘若香港有什麼文化特質,那就是「消失」這件事本身。

這當然首先是一種批評——想想香港那些隨時可以因為有更大的買手而就地消失的老舊建築,和那些恰恰因為有條件離開香港、才成為一個具有全球流動性的「港人」吧。但另一方面,阿巴斯也說,這種可以讓一切都消失的文化空間,卻也因此最為徹底地解構了「文化」這個總和時空捆綁在一起的概念,香港因此有了一種不受歷史沉痾羈絆的可能性。

鮮有論者可以像阿巴斯這樣,在用精準的理論語言毫不留情地解構「香港」的同時,又以極大努力挖掘它的城市性格中最激進、開放的面向。然而,如果以社會科學或者經驗研究的角度審視他的作品,其薄弱之處在於較少著墨「香港人」內部的異質性:我們看不到階級差異、性別與種族問題,亦無法捕捉香港社會的不平等是如何構建的。在用反本質論的方式提醒人們抵禦「本土誘惑」時,多少也消解了人們擁抱「實在」的生活感覺的正當性。

馬國明以左翼視野帶來的分析,給出了這個阿巴斯未試圖釐清的部分一個具體的所指:被壓逼的祖先。如果這個「祖先」在當下香港還能引起共鳴,靠的不是親屬關係或族群身份帶來的自然傳承,而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不亞於舊時代的壓迫和逼仄的生活空間。

西冷紅茶:來者不拒的翻譯與廣東話的現代性

在香港談「本土」,廣東話是繞不開的問題。在流行的論述中,廣東話因為保存了詩詞等「高雅文化」的古音古韻,被視為「重要」。因此在普通話霸權下的捍衛廣東話行動,也把重心放在了這一語言的「獨特性」上,被強調的往往是它和普通話的「絕對不同」——無論是語言學特質,還是和語言分不開的文化身份。

馬國明則另闢蹊徑,不談廣東話的上古源流,而是講它和現代世界的關係;不試圖突出它和其他語言的對立,而是講它在文化翻譯中扮演的作用。

馬國明舉的例子是西冷紅茶。他評論道:大陸文人將Sri Lanka譯作「錫蘭」,用了「錫」、「蘭」這兩個金貴的字,而根據廣東話音譯的「西冷」,則在用字上隨便得多。為什麼這樣叫?馬國明又一次回到了「勞苦大眾」:他們教育程度有限,不會講普通話,不知道已經有「錫蘭」這個翻譯的名稱,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它就叫做西冷紅茶。

他舉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廣東話大量的詞彙,正如「西冷紅茶」一樣,是由普通勞動者以一種不加修飾的方式翻譯出來的。又如「士」字,相關的詞就有的士、巴士、士多、多士、芝士、貼士……這樣的「港式」翻譯,在流行文化里也留下諸多令人津津樂道的作品——被叫做「瘦皮猴」的Frank Sinatra,被直呼「披頭四」的The Beatles……對於馬國明來說,以這種富於創造力的「命名」消化外來事物的現象,體現了使用廣東話的勞苦大眾,有不卑不亢,懂得轉變、執生(隨機應變)的特質——這才是捍衛廣東話的最好理由。住在荃灣大帽山山腳的他甚至打趣道,不要再講勸人努力工作捱世界的「獅子山精神」了。勞苦大眾機巧、精彩的生活,好像精靈一樣,應該用「大帽山精靈」為他們正名。

透過廣東話的翻譯現象,馬國明指出,與其說廣東話是華夏語言,不如強調它外向、面對世界的一面。就拿和「世界」有關的詞來說,廣東話的豐富程度令人稱奇:「捱世界」、「嘆世界」、「撈世界」、「做世界」,年輕人有「大把世界」……這樣既外向,又靈活的語言,體現了香港特有的文化自信。這種自信的重點不是俗語中所講的「匯聚中西」,也不是「比誰更強」,而是在於我可以自如地「化」你,並且還能因此中豐富了自己。

「關鍵詞計劃」的組織者許寶強也點評道,這樣基於勞苦大眾的香港本土還原出一種肯定式的自信主體,「不會因為自己不會英文就不說話」,也不通過排斥他者建構自己的身份。在當下的本土辯論中,它也因此得以超越「要或不要大中華」這種非此即彼式的問題,提供了創造性地容納、發展他者的可能。

在雨傘運動期間,不少路牌被示威者用同音或近音字遮蓋,轉眼變成示威標語。

在雨傘運動期間,不少路牌被示威者用同音或近音字遮蓋,轉眼變成示威標語。攝:Johannes Eisele/AFP/Getty Images

文化自信與優越感的誘惑

值得玩味的是,借廣東話的議題,「中國大陸」這個各類本土論述不得不處理的題目,也進入了馬國明的分析。他將文字的翻譯推廣至更宏大的文化比較,評論道:「廣東話更加切合現代生活的節奏,中國大陸要從我們廣東話去吸取如何去面對西方世界。我們大量採用西方新事物,不會好似中國文人,將的士叫做計程車,巴士叫做公共汽車,硬要將它們變成中文,好似中國自古以來已經有了一樣」。他進而引申道,和香港普羅大眾不卑不亢的面對現代西方的方式比起來,中國大陸總是欲拒還休,自大又自卑。

關於「中國」如何回應西方現代性,有諸多翔實的研究可參考,以上述方式論之,自然是有欠精準。另一方面,以勞苦大眾的經驗闡釋本土意涵雖然鼓舞人心,但整體性地說香港普羅大眾面對西方「不卑不亢」,也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推論。馬國明在演講中對這個題目的處理——香港比中國更世界、更現代——並未和常見的理解中國—香港—世界的說法拉開距離。挪用阿巴斯的「本土誘惑」,這樣的表述若放在歷史背景下加以檢視,稍不容易也會滑入一種「優越感陷阱」。

自殖民時期到加速的全球化時代,香港所處的獨特時空結構,製造了各種有具體方向的傳遞。一方面,它的存在把地理上較遠、被認為在人類發展的時間線上走得靠前的西方,傳給需要知識、技術、乃至革命思想的中國;另一方面,又靠反向的商貿活動獲利。而在全球資本快速擴張的二十世紀後段,這種打時空差的戰術更是得到空前加強,給香港帶來了經濟繁榮。香港在中國革命/改革進程中,也因此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

這段歷史讓「香港幫助中國和世界接軌」成為和「港英將香港從小漁村變為國際大都市」一樣流行的神話敘事——仿佛這樣的一兩句話,就足以概括歷史的全貌。而人類學家提醒我們,神話(myth)對經驗世界的解釋,雖然以科學的標準看可能錯得離譜,但卻為人們提供了理解世界的關鍵圖式和分類學知識。人們常常通過神話,為本來錯綜複雜的世界(強行)賦予清晰的意義。

現代化理論和發展主義對人類進程樂觀的線性描述,或許是二十世紀最大的神話。這種氛圍下,當說出「香港幫助中國和世界接軌」的同時,沒有講出來的一句則是,「中國不屬於世界」——香港和中國雖然同在一個地球上,卻並不具有人類發展的共時性(coevalness)。如果僅僅以這種視野分析問題,那麼當香港已經和「現代」密不可分,廣東話已經被用作消化殖民者——以及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諸多新鮮事物時,中國無疑「仍然」活在「過去」。

談論這些,並非否認港人對大陸負面觀感,來自許多可查可鑒的事實(即中國大陸令人感到氣餒的地方),而是為了剖析在當下,左翼本土論述在與這種「接軌論」頗為曖昧的關係中,有哪些限制。

全球中國的崛起,無疑破壞了港人習以為常的香港—中國—世界的關係想象。中國不但明確地進入了「世界」,更試圖打造一套與以往的「世界」不一樣的規則。面對以各種形式從這個「落後」區域湧入的影響,港人感到的或許不單是恐懼(恐共、恐中),更是一種因為這個舊秩序的動搖,在面對「中國」時自我感覺的混亂。這樣看來,右翼本土論述訴諸的身份政治,更像一種用來應對失序感覺的激進文化策略。

結合馬國明的論述,我們需要問的真問題是:在全球中國崛起的當下,曾經作為「世界」代言人的香港人還能不能像「大帽山精靈」一樣,以靈活和不卑不亢的態度,去「化」那個長期被認為處在落後一端的「大陸文化」/「中國影響」?

講座的互動環節,廣東話和中港問題屢次被提及。有位觀眾略帶嫌惡地問:內地學者來講座,我們說「演講」,他們非要說「講演」,我們說吃「宵夜」,他們說「夜宵」,這些都是怎麼來的啊?

雖然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回應,但問題的存在已經值得我們思考:同樣的兩個字,類似的詞義,只是順序不同,為什麼會引起困惑和不安?也許,最為尷尬和困難的事,不是去「化」一個與自己明顯不同的外來者,而是與自己相似,卻又帶著異類感覺的他者。一方面,「本土派」不再有興趣和「泛民」對話,多少也是因為,愈發緊張的局面,讓人多少覺得不再有從容去「化」的身位。另一方面,這種寡淡和怨恨並舉的尷尬場面,也是因為「本土派」——包括大部分「泛民」——對當下「中國」的論述,實質上未能跳出「接軌論」。對左翼本土論述來說,若期冀泛民能擁抱本土,除了認同勞苦大眾為「受壓迫的祖先」,亦需要積極反思,在新的地緣政治條件下,是否需要重寫,甚至放棄「香港助中國走向世界」這樣一個已經陳舊的神話。

許寶強在總結說,捍衛「本土」並不是為了排斥什麼,終究還是為了保衛多元生活的可能性。

許寶強在總結說,捍衛「本土」並不是為了排斥什麼,終究還是為了保衛多元生活的可能性。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本土」作為方法和邀請

阿巴斯筆下的香港之所以迷人,在於它總處在一種逃逸的狀態,無法被任何現成的文化理論輕易闡釋;馬國明的方法則說明,這樣一個無法被本質化的城市,因為它的開放性,為發現「本土」提供豐厚的社會土壤。他像本雅明筆下的講故事的人(storyteller),用信手拈來的掌故和見聞,生動地串起他的本土敘事。他的講述里,也處處透出德賽圖名篇「在城市中行走」里鼓勵的精神:儘管城市建設霸道地制定了時空規則,抵抗仍可以從低處生長,而街頭巷尾的日常行走,正是捕捉它們的最好方式。

就像許寶強在總結說的,捍衛「本土」並不是為了排斥什麼,終究還是為了保衛多元生活的可能性。正是因此,只要是來自壟斷力量的收編,都應該成為鬥爭的對象。以此觀之,馬國明在普通勞動者的經驗中挖掘本土的嘗試,既是研究方法,更是一種共同抵抗霸權的邀請。

(感謝端傳媒實習生鄧捷整理講座錄音;本文亦參考了馬國明未刊出演講稿《當泛民擁抱本土》)

註1:馬國明. 香港的「本土性」 和「本土論述」. 註2:香港小巴分為紅綠兩種,綠色線路固定,紅色則可由司機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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