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雨傘運動五週年

傘運關鍵詞書寫筆記(二):「拆大台」——從自發群眾到多元領袖

「拆大台」精神作為傘運遺產,其影響是否能走出佔領區,關鍵在於它能否能有機地完成在地轉化。


吳靄儀為第二場「雨傘運動關鍵詞」做分享嘉賓,以「拆大台」為切入點,談談這場運動留下的遺產。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吳靄儀為第二場「雨傘運動關鍵詞」做分享嘉賓,以「拆大台」為切入點,談談這場運動留下的遺產。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編者按】2019年是香港雨傘運動5週年,香港本地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發起一場持續9個月的「傘運關鍵詞計劃」,希望用「關鍵詞」的方式書寫這段社會史,並將邀請關注傘運的學者、律師、社運人士與公眾人士一起讀書與討論。端傳媒紀錄每月一場的講座關鍵詞、發言人的思考及與公眾的對談內容。我們邀請諸位讀者一起,紀念和反思這場運動。本文為第2期,講座筆記將持續9個月,敬請關注。

「雨傘運動關鍵詞」第二期聚焦「拆大台」,邀請吳靄儀分享傘運留下的遺產。

若要回顧「拆大台」這個因雨傘變得耳熟能詳的詞,就要理解它在怎樣的背景下生成、促成了哪些行動,在雨傘中和傘後的實踐里,又有哪些局限。吳靄儀將自己的雨傘經歷,嵌入她對香港民主運動多年的參與和觀察中加以審視。

為什麼要拆大台?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倘若我喜歡有明確指示,希望上街時有人指點,「拆大台」後誰來領導我呢?如果大家都想領導,豈不是很亂?倘若「大台」意味著政治領袖聚集人氣、統合立場,甚至是發號施令的場域,那麼大台拆掉以後,是否也要連同政治領袖一起摒棄?

吳靄儀認為,真正值得反思的問題,並非是否要徹底放棄領袖,而是檢視要有怎樣的領袖、領袖如何產生,以及領袖和其他參與者之間的政治倫理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拆大台」並非斷裂式的放棄,而是激活政治能動性和政治成熟度的嘗試。

「哲學是應該在街邊講的」

回憶起五年前的雨傘運動,吳靄儀覺得最迷人的是她在街頭講學的經驗。從9.26開始的罷課不罷學,到9.28之後流動民主教室,她先後在佔領空間內講什麼是法治、政府使用禁制令為何不妥,佔領的理據……

以講者的身份經歷過各種場合的吳靄儀,卻只在傘運中見到過這種聽眾:他們既帶著強烈的危機感,又掩蓋不住高度熱忱;不論多深的題目,講出來都有人認真地聽。她面對的既有年輕的同學仔,也有大叔大嬸,但不論讀書多少,只要有不明白的,他們都會當面直接提問——不像課堂里的學生,因為怕問不出好問題或者出醜,乾脆默不出聲。她半打趣地評論道,說得誇張些,這挑戰了儒家傳統中不當面辯論的習慣——為此她還開玩笑說,孔子就不即刻反駁不妥意見,而是先離開幾步,再感慨,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在吳靄儀看來,這種自信不是自大,而是出於一種對自己的責任:我要為自己負責,我有權利。更精彩的是,這樣的人群不僅出現在街頭,還一起打造了一個可以容納異見的公共空間。即使在衝突要上升到肢體語言時,也總有人上前阻止。激情但理性的辯論,因此顯得非常珍貴。

吳靄儀描繪的傘運佔領區空間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寬容的、接受人之脆弱的公眾性,使得普通人可以在此時此地,和同樣無法「獨立」面對危機和困境的其他人一起,在互相的觀照中,平等地去「成為」。

我們或許可以引申吳靄儀的觀點,更豐富地理解「無大台」的佔領區在公共政治層面的特質和意義。在自由主義者對公共空間的寄託中,常常假定參與者都是自在自為的、獨立的政治主體,隨時可以快人快語,「自由」地討論起來。現實中的人,則往往更加脆弱和「不完整」。公共討論對許多人來說,是在知識、術語,乃至談吐上都有門檻的一件事。面對強權和不公義時,除了憤怒,人們的情感狀態常常是恐懼、無助,很難直接發言或行動。從這個角度看,吳靄儀描繪的傘運佔領區空間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不僅讓已經知道如何發言、帶著清晰觀點前來的參與者——一種已生成的政治主體——以平等的方式交流、辯論;它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寬容的、接受人之脆弱的公眾性,使得普通人可以在此時此地,和同樣無法「獨立」面對危機和困境的其他人站在一起。在互相的觀照中,他們可以平等地去「成為」,無論是參與討論或是做些其他工作,從而體驗到與以往不同的政治狀態和自我感覺。

「拆大台」之後,我們還需要領袖嗎?

正如「關鍵詞計劃」導言所論,「拆大台」在傘運後已經成為人們不假思索就會說出來的詞彙,但在使用中它的意涵未必那麼清晰。「拆大台」是去中心化的組織形式,還是否定自上而下的領導?在傘運時它是怎樣產生的,又和其他的關鍵詞有哪些關聯?這三個字改變了哪些傳統民運默認的「玩法」,對傘運後五年的今天,還有什麼啟發?講座中,吳靄儀回顧并延伸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重點分享了,在大台拆掉以後我們如何打開對「領袖」的想象。

吳靄儀援引岑朗天在《傘悔錄》中的分析,指傘運說明在社交網絡盛行的今日,習慣或者有決心做「獨立判斷」、更傾向於「自發」上街的群眾越來越多,這讓傳統民主運動中依靠自上而下的指令做動員的「社員大台」顯得陳舊,甚至尷尬。「拆大台」的基本意思因此有兩層:首先,在組織形態上,不再由少數人發號施令,霸佔話語權,帶領大家做抗爭;其次,從政治倫理上說,群眾不再需要高高在上的民運神龕,把民主的希望全部寄託在一些需要供奉的「代理人」身上,仿佛只要跟隨他們,自己想什麼、做什麼就不重要了。雨傘的重要遺產便是揚棄了這些陳規之後,自己承擔自己命運的政治倫理。「拆大台」和「命運自主」因此是一體兩面。

吳靄儀認為,「拆大台」的基本意思因此有兩層:首先,不再由少數人發號施令,霸佔話語權;其次,群眾不再把運動的希望全部寄託在上一些需要供奉的「代理人」身上。

吳靄儀認為,「拆大台」的基本意思因此有兩層:首先,不再由少數人發號施令,霸佔話語權;其次,群眾不再把運動的希望全部寄託在上一些需要供奉的「代理人」身上。攝: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不過,在吳靄儀看來,「拆大台」帶來的思考如果止步於此,一些常見的問題便無法得到回應:如果人人都可以自決,為什麼還要有領袖?如果「命運自決」和有領袖組織行動本身不矛盾,應該如何處理二者的關係?這些問題說明,「拆大台」遠非趕走傳統意義上的領袖那麼簡單,亦不可大而化之地認為,只要用自發性來取代少數人的領導,一切問題就解決了。

吳靄儀對這幾個問題的思考,深受她的博士指導教授、哲學家約瑟艾格思(Joseph Agassi)的影響。在為哲學入門者所寫的 The Siblinghood of Humanity: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中(中譯本《本是同根生》由吳靄儀翻譯并撰寫中文版序,待出版),艾格思用了一章專門討論領袖問題。他的論述基於一個基本的判斷:在一般的社會/政治生活中,領袖總會以各種形式存在,是不能人為取消的一種自然狀態和經驗事實。

因此,回到香港的語境中,吳靄儀認為,既然領袖不是說沒就沒的,真正的問題就不是「我們是否還需要領袖?」。更具價值的設問是:我們想要什麼樣的領袖?領袖和其他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更廣義地說,需要何種社會土壤,才有助於生成這樣的領袖?

這是吳靄儀當晚的發言中,非常有見地的一種思考方法:我們在討論領袖時,需要視其為一種以契約和信任為基礎、由多方共同構建的社會關係,而非孤立地描述某個人怎樣才算是一個領袖。後者常見於各種以「培養領導力」為名的項目中——它們設定某些個人特質為領導力的核心,以此為標準劃分擁有特質的領導者,和缺乏特質的被領導者,進而突出「與眾不同」的領袖,甚至將「領導-被領導」的結構固化。相反,吳靄儀所倡導的領袖關係,不再強調群體中需要有絕對「英明神武」的寡頭,而是對一般群眾的政治智慧有更高要求。

吳靄儀的這一觀點亦受到艾格思著述的啟發(詳見「本是同根生」中譯序)。艾格思師承波普爾(Karl Popper),并發揚其批判理性主義觀點。波普爾曾論斷,「科學」是通過證偽不斷靠近真理的過程,而非對真理不證自明的壟斷。艾格思沿用這種進路分析法律和政治。例如他說,法律的權威不來自對公義的絕對壟斷,而是提供了一種方法,通過不斷改進錯誤,接近公義。在這種由批判理性主義生成的自由主義視野內,「公義」概念的多元性和它帶來的紛爭,都是可以接受的。

法律如是,政治莫不如此。借艾格思的論述,吳靄儀談到,開放社會的政治生活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它要求足量的政治主體——不以佔據真理為榮耀,有自我懷疑精神和好奇心,可以接納政治事件的不確定性,同時秉持對錯誤和缺陷的包容,樂於實驗、明白陳規終有推翻之日……如果領袖產生於這種政治主體的互動,拆大台與命運自主等理念,就和領袖並無矛盾:我想要什麼樣的領袖,本身就可以成為自主決定的對象。

講到這裡,吳靄儀回憶起在《明報》工作時的一次採訪經歷。1980年代中期,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吳靄儀採訪過著名人文學者、時任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談及香港的未來,她問王賡武:你這間大學想培養什麼樣的領袖?王答道:領袖近乎天生,是很難靠外力「培養」出來的。大學培養的不是領袖,而是有眼光的人,他們會識別哪一個才是社會需要的領袖,再去支持他,這才是大學的責任。所謂慧眼識英雄,英雄是天生的,而慧眼和社會責任感則是可以培養的……「所謂物色」,吳靄儀補充說,「不是去尋寶一樣去挖掘一個英明神武的人,以後就完全靠她了。即使是天生的領袖,也時時會犯錯,需要社會看住。」

在吳靄儀眼中,十年前的「菜園村-反高鐵」抗爭中,社會運動和立法會議員之間的互動便是這樣的例子。她回憶到,對於政府撥款修高鐵,當時的大部分議員都沒什麼反應,覺得給錢修鐵路很好啊……一些環保人士還覺得,鐵路的集中運輸比汽車要環保,贊成的人很多。真正的反對聲浪,形成于議會之外。當時朱凱迪等社運界的人,嘗試遊說立法會議員,告訴他們在新界發生了什麼事,高鐵有哪些弊端,如何影響到菜園村。讓時任議員吳靄儀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在前立法會大樓外搭了台,用擴音系統將議員在裏面講的東西播出來,讓他們向公眾交代立場。另一邊,也有公共專業聯盟的努力,議員一邊在議會內先「頂住」,一邊也向他們拿資料補習。吳靄儀認為,這種民間能實質性地輔佐議員達到社會目的的過程,彰顯了真正的民主。拆大台和領袖之間,因此有良性互動的可能,二者並不天然矛盾。

無大台的團結與「任何人」式領袖

講座互動環節中有觀眾問,在傘運和其他民運場合,常常聽到「團結」這個字——大家要團結在一起,面對共同的敵人——那麼,「拆大台」是否也意味著團結不再重要?

吳靄儀回應說,香港的民主派的確常常會講,如果不團結,就不夠人投票,或者說你的理論和我相近,我就和你團結,反之就不理你,甚至會說,不團結的就是壞人。她覺得出問題的不是追求團結的目標,而是這種「傳統大台」設定的「團結觀」——其要求的團結程度未必合理,很難實際做到,甚至對運動有害。

吳靄儀說,如果我們相信,不同的人在不同時刻或情境中,有各自擅長之事,尋找「領袖」的焦慮恐怕也不會那麼多。假若我們的政治生活能鼓勵這種多元領袖觀,它也將有助於提高參與者自身的政治能動性。

吳靄儀說,如果我們相信,不同的人在不同時刻或情境中,有各自擅長之事,尋找「領袖」的焦慮恐怕也不會那麼多。假若我們的政治生活能鼓勵這種多元領袖觀,它也將有助於提高參與者自身的政治能動性。攝:Ed Jones/AFP/Getty Images

在她看來,我們不需要時時、事事都保持團結,更不需要通過制度和身份製造永遠的團結。相反,當出現特別的行動或者某一個議題時,如果有很清晰的意見可以解釋給大家聽,你同意就跟我同行……如果不同意,也無須勉強。只有大家有共同的目標和理由(cause),討論團結才有意義。這種時候,你就可以問自己,我的意見是否對奮鬥目標有用,我可以在什麼時候發揮作用?

「我說地球是圓的,你說地球是平的,好有意思啊,不如講來聽下?當你說講來聽下的時候,你真的要去聽喔!不要只關心對方有什麼漏洞,我去攻擊一下……你要真心去聽啊!」

那麼,我們怎麼去處理意見不同的人呢?吳靄儀覺得,當需要集體行動時,「少數服從多數」仍然是不理想中最可以接受的方式,而少數人應有離開的自由。但更常見的畢竟是非行動狀態的辯論——在她看來,這時候最重要的,莫過於好奇心帶著自我懷疑的聆聽:「我說地球是圓的,你說地球是平的,好有意思啊,不如講來聽下?當你說講來聽下的時候,你真的要去聽喔!不要只關心對方有什麼漏洞,我去攻擊一下……你要真心去聽啊!」

意見可以多元,能力也應如是。吳靄儀說,自己對人的基本態度是:「我不會特別看得上任何人,也不會特別看不上任何人……因為每個人在不同的事情上都可能叻過我(比我做得好),或者沒我叻。」這種態度背後是一種更深刻的期許:如果我們相信,不同的人在不同時刻或情境中,有各自擅長之事,尋找「領袖」的焦慮恐怕也不會那麼多。假若我們的政治生活能鼓勵這種多元領袖觀,它也將有助於提高參與者自身的政治能動性。

當更多的人去想,自己或許能在某件具體的事上做領袖,我們就不會特別被動地等待跟隨某個大佬。相反,她則會更留心什麼場合需要用到我,自己在哪個環節可以扮演具體的角色。在吳靄儀看來,這是傘運「拆大台」中留下的珍貴遺產:任何人在任何時刻,都可以選擇站出來。

去中心化社運中的政治責任

一如香港的「拆大台」,近年來世界各地的社運中,去中心化幾乎已是默認配置。就吳靄儀關於領袖的發言,「傘運關鍵詞」計劃的召集人許寶強評論道,或許有時候可以調整一下字眼,未必要沿用「領袖」。例如,無政府主義者出於抗拒等級差異和過於僵硬的組織,傾向于使用「協調者」(facilitator),其主要是促成討論發生、將已形成的共識快速轉化成為直接行動,并通過有機地重複這個過程校準行動(註1)。

吳靄儀補充道:協調者並不是那麼好做的,不是收集意見然後總結一下就好了……自下而上的民主實踐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協調者要知道議題的情況,要給不同人解釋、指出分歧的地方,補充大家忽略的東西……這些是可以在實踐中學習的技能,但與傳統民運領袖的培養方式十分不同。

如果「拆大台」意味著領導運動的責任有了更靈活的配置方式,那麼行動如果「失敗」,對錯誤的問責應該怎樣相應地改變呢?許寶強說,如果按照「協調者」的方式來理解運動領袖,那麼它們所做的決策就並非純粹的個人意志,因此也不需要背負所有的責任。

政治行動總是充滿變數,未必所有人為努力皆可以成事。吳靄儀認為,香港社會對「確定性」的要求太高,不太接受開放的結局,最好沒有意外,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許寶強也引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觀點,指出公共參與中形成的契約關係,雖然總包含對成功的許諾(promise),但終究還是不徹底的契約(incomplete contract)。因此,檢討錯誤時,原諒(forgiveness)就顯得很重要。只有諒解自己和他人,不把錯誤全部歸因于某個人或組織,才能保住行動(action)的活力和政治的空間(註2)——在鄂蘭筆下,行動之珍貴,不在於它保證有結果,恰恰是它可以打開僵局。只有當參與的權利和失敗的責任都再不集中于少數人身上時,大台的解體,才能成為釋放政治活力的真正契機。

對吳靄儀來說,「拆大台」折射出傘運最為進步的一面:它把香港民主運動中的集會從請願式政治升級成為參與式。在既是拼來,也是借來的時空中,佔領者未能等到「真普選」,但卻得到了共同學習和踐行民主生活的機會。

對吳靄儀來說,「拆大台」折射出傘運最為進步的一面:它把香港民主運動中的集會從請願式政治升級成為參與式。在既是拼來,也是借來的時空中,佔領者未能等到「真普選」,但卻得到了共同學習和踐行民主生活的機會。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反思:「拆大台」精神如何走出佔領區?

我們上街,不是說我們已經準備好了,而是我們可以到街上去,一起準備。

對吳靄儀來說,「拆大台」折射出傘運最為進步的一面:它把香港民主運動中的集會從請願式政治(petition politics)升級成為參與式(participatory politics)。在既是拼來,也是借來的時空中,佔領者未能等到「真普選」,但卻得到了共同學習和踐行民主生活的機會。她談道,專制政權的成功,往往並非依靠獨裁者的勤奮;專制的基石是大量寧願由獨裁者左右一切,自己不想承擔責任的普通人。經過雨傘洗禮的參與者,不管是對民主政治的質素還是他們自己的政治能力,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傘運之前的十年,接連不斷的香港社運,大大地豐富了傘運的思想和經驗資源。儘管如此,對許多人來說,傘運才是真正起點——他們在傘後「落區」,重新發現自己的社區、探索和挑戰城市里的不公義。傘運可以被視為一次激進的公然造人事件——幾十天的時間里催育出的政治想象力和自我感覺,香港社會至今仍在消化。

然而,雨傘佔領區作為預示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的一種形態,也難免有諸多局限。人們爭取不到普選,便佔據街道,在地呈現民主生活。這是非常特殊的集會場景。它提供了諸多可能性,但和「現實」中更為複雜的社區發展、民生訴求、政策研究等更隱性的政治活動相差甚遠,而後者往往更代表香港政治文化的日常。落區的傘兵所需要的工作能力,因此遠多于吳靄儀所偏重的、以理性溝通為主的交流。他們面對的群眾,也不可能像傘運中的那樣,大家有相近的目標。如何處理基本盤就是「不團結」的人群?在高度異質的社區里,怎麼做一個領袖?「拆大台」精神作為傘運遺產,其影響是否能走出佔領區,關鍵在於它能否能有機地完成在地轉化。

互動環節尾聲,有聽眾分享說,傘後常碰到的情況,是根本沒有動力開口,或者一開口辯論即陷入僵局。朋友之間可能一句「你我立場不同」,就不再能繼續對話。這些情感狀態的困局,揭示出批判理性主義論述公共政治的局限性:有時候人們不是不知道辯論和溝通思想的重要,只是情緒上沒準備好,或者不再相信那樣做有什麼用。

誠然,雨傘營造的社運場景難以複製。它不保證參與者在特定時空中獲得的高峰體驗和開放性可以永續。回到自己的小環境里,我們仍然會感到無力。然而,也應該相信,如果我們曾經「成為過」,日後便會有再度打開自我和公眾生活的可能——這也是「關鍵詞計劃」發出的一個邀請。在佔領區,人們除了辯論,還一起承受過失落和彷徨。或許這種共同體的感覺,就是仍然需要在街頭抗爭的理據。我們上街,不是說我們已經準備好了,而是我們可以到街上去,一起準備。

預告

「流動共學課室」將于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舉辦「香港雨傘運動關鍵詞計劃」系列講座。第三次活動(3月30日) 的主題為「當泛民擁抱本土」,將由馬國明主講,許寶強主持。

註1. 參見David Graeber. Direct Action: An Ethnography. AK press, 2009.
註2. 參見Hannah Arendt. The Promise of Politics. Schocke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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