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雨傘運動五週年

傘運關鍵詞書寫筆記(六):從傘運到反修例,「升級」的萬千可能

今次運動在各個場域發生的更廣義的「社會動員」,和五年前相比有哪些突破?它又在什麼意義上延續、豐富了「升級」的意涵?


2014年10月,示威者衝出龍和道,包圍部分政府總部大樓。 攝: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2014年10月,示威者衝出龍和道,包圍部分政府總部大樓。 攝: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七月伊始,香港反修例運動引發的抗爭進入了新階段。遊行示威和抗議活動突破了傳統的集會地點,進入香港各區。示威者的裝備、手段、策略、戰術,也因應警力的升級而不斷變動。官方以強硬的態度重整話語權,擺出不退讓的姿態。元朗事件,則讓示威者乃至普通市民,開始面對近在家門的恐懼。焦灼、難眠的仲夏里,人們開始思考,這場尚未結束的運動,還有什麼「升級」的可能?在六、七月夾縫中的第六場「傘運關鍵詞」講座,「流動共學課室」請到嶺南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香港社運研究者袁瑋熙,回顧「升級」這樣一個發軔自雨傘時代,卻也引發我們思考當下的關鍵詞。

在雨傘運動中,「升級」指的是2014年的佔領持續兩個月后,抗爭者期待通過改變行動方式、提高抗議強度,來迫使港府讓步,同時也為佔領本身的膠著狀態提供出路。11月30日,學聯和學民思潮提出圍堵政總,阻礙政府運作。袁瑋熙回憶,當時不少人響應「升級」,但不知具體要做什麼,也不清楚下一步要怎麼辦。「升級」付諸實踐時,速龍小隊已經出來,用警棍趕人。徹夜攻防后,示威者被擊退,大量市民受傷,士氣受挫。不少親歷者都覺得,這一晚作為運動的轉折點,標誌著雨傘的失敗。這種升級未果卻節節告退的身心挫敗經驗,也留下了持久的創傷。

受邀參與「關鍵詞計劃」時,袁瑋熙本打算和流動共學的聽眾分享他對雨傘「升級」過程的最新研究。不過,就像五年前一樣,這個突如其來的熾熱夏天,讓他擱置了這個計劃(當時他暫停研究,關注雨傘運動)。六月末的講座中,他轉而聚焦正在發生的反修例運動,以此回望雨傘,希望在比照今昔中,互相理解彼此。如果說「升級」作為雨傘留下的關鍵詞,在當時的語境中,主要指的是抗爭現場具體行動方式的變化;那麼,袁瑋熙的分析則啟發我們以更宏觀的角度思考:今次運動在各個場域——不論是街頭還是不同的社交媒體——發生的更廣義的「社會動員」,和五年前相比有哪些突破?它又在什麼意義上延續、豐富了「升級」的意涵?

抗爭的時空變遷

今夏運動的抗爭空間不同,處理空間/地點的策略也有較大改變,這是理解動員過程如何逐步「升級」的關鍵。

今夏運動的抗爭空間不同,處理空間/地點的策略也有較大改變。袁瑋熙說,「雨傘的時候,大家是79天佔三個地方,邏輯是要『守住』,用了路障和鐵馬。但這樣比較靜態,沒有靈活性去收縮。」相反,這一次不再用長期佔領作為方法——「Be water,即是到處去找新的空間,包括政府大樓的整個範圍(灣仔—金鐘一帶)。大家不再爭執要守住一個地方,而是到處走,很難預測。」

袁瑋熙進而分析,當需要守住一個很大的地方時,行動的轉型便有限制。雨傘時,許多資源用於維持佔領區的運作,使抗爭有延續性。在此情況下,「升級」——改佔領為包圍——就不僅是單向地提高強度。它同時也意味著破壞——甚至放棄——臨時成型、卻有內在秩序的抗爭空間。換言之,「升級」之所以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除了它未必能帶來所期待的政治效果,也與這種地理空間的「兩面性」所承載的負擔有關(注1)。

今次的運動沒有這個負擔。「從抗爭空間上看,『升級』便是,如果訴求不得到回應,我們明天就去圍堵;如果政府不做到某些事,我們就換個地方去做一項新的事。」在袁瑋熙看來,這種空間視角的重要性在於說明,問題不是示威者本質上「激進」或者「保守」,而是他們具體的抗爭方法如何影響運動的走向。

其次,這次運動的時間性和雨傘也有很大不同,而這是理解動員過程如何逐步「升級」的關鍵。袁瑋熙回顧道,雨傘運動爆發前的罷課參與者數量有限,知道的人也不多,無法支持到佔領。而三個佔領區的出現,則是在警察放催淚彈之後,突然爆發的市民自發行動。

反修例運動則是一步步升溫的。二月,陳同佳案觸發修例事件,不同政治團體開始有反應。 三月初,民陣和泛民政黨組織了小型的遊行:從西區警署到中聯辦,距離幾乎是對面馬路,參與者50人左右;月中,香港眾志到區議會抗議;月底,逾一萬兩千人從灣仔到政府總部,議題炒熱。四月,非政治團體——大律師工會、商會、宗教團體——走出來。到月底的遊行,人數已達到13萬。

袁瑋熙認為,五月的動員是整個運動的轉折點,因為出現了大規模的網上聯署。6月9日百萬大遊行之前的多元身份聯署所展現的,即是一種連結性動員的準則。許多人並不是「直接」因為反修例就站出來,而是因為修例爭議提供了一個大的框架,讓那些本已存在、但處於「政治冬眠」狀態的人際/社群網絡被激活,形成了臨時卻也強大的身份政治狀態。

沿著袁瑋熙的思路,我們可以把6月9日視為一個反修例運動「升級」的關鍵節點。現在看來,百萬人遊行已是一個歷史事實,而在那個歷史現場,許多市民在街上的感覺是充滿驚喜的——竟然有這麼多人和我一起走出來,也許「我們」還能繼續做點什麼。反之,雨傘時的「升級」壓力是逆否的,領導者的擔心是:如果不做點什麼,會不會就這樣結束了?相比之下,6月9日之後,運動形式的「升級」顯得更自然。

2019年6月16日,由民陣發起的反送中遊行有200萬人出席,遊行後,示威者佔據夏慤道。

2019年6月16日,由民陣發起的反送中遊行有200萬人出席,遊行後,示威者佔據夏慤道。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睇住民意行動」

「睇住民意行動」,打破「越後生越極端」的大眾的刻板認識。

當「民意」連結、匯聚,成為可以計數的事實和可見、可感的身體經驗后,運動也呈現出加速狀態,民間動員與政府回應一來一回的對壘。袁瑋熙談道,這種持續的交鋒不僅倚賴,也催育了一個由數個社交媒體配合而成的動員方式:連登是大腦、Telegram是手腳、Instagram是感官。在「無大台」的論壇上通過自由發言、投票而討論出行動方向,由各種Telegram小組去實施(文宣、物資、戰術等等);Instagram的影像,則讓最年輕的參與者(他們越來越少用Facebook)對運動有了直觀的感受——許多遊行素人加入示威者的行列,透過的就是這種路徑。

袁瑋熙等學者所做的民調,讓這些素人的政治面貌清晰起來。比起雨傘,這一次參與者的平均年齡更低。很多人沒有直接經歷過傘運(也因此沒有過創傷),或者當時還是中學生。袁瑋熙為這一代的抗爭者勾勒出這樣的側寫:他們未必知道『左膠』是什麼,也不太清楚陳雲是誰、有什麼論述。即使他們大致上知道什麼是『勇武vs.和理非』,也不拘泥一些意識形態底下的抗爭。他們知道自決﹑本土派和港獨的大致輪廓,但也不是分得很清楚。

袁瑋熙在銅鑼灣富德樓談這些發現的同晚,李立峯也在不遠的北角分享了同期調查的相關結果:反修例運動中,越是年輕的遊行參與者,越認同被視為「和理非」代表的民陣的作用,也越認為抗爭需要顧及民意。據講座記錄,這一結論最讓在場觀眾感到意外,畢竟,在經歷了雨傘運動和旺角事件后,「越後生越極端」是大眾的刻板認識。

六月以來,常常看到說法是,本次運動中「勇武」與「和理非」形成大和解,或者找到了配合的方式。不過,幾位學者的初步研究,也啟發我們換一種思路:運動中出現新的抗爭主體,已經無法再用勇武、左膠、和理非,甚至本土派等雨傘時期留下的標籤來簡單描述,需要用新的概念去捕捉。

或許可以這樣說,今次運動培育了一種具有高度反身性(reflexivity)的抗爭主體性,它使參與者對自身和群體的關係有了更動態、在政治上也更成熟的理解。在「行動」之餘,他們中的許多人也不斷觀察、反省自己和其他參與者都做了什麼,經媒體傳播后有什麼公眾效果,在此基礎上討論,怎麼做才最有利於下一步。他們學會不斷對在規模和政治能量上,均「大過」個人立場和意願的「公共動態」做判斷,再根據判斷來調整自己的行動,以便更好地服務這個想象中的抗爭共同體,贏得更多民意。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7月10日晚上,阻止破壞連儂墻的青年市民,在路人的鏡頭前,寧願選擇被搗毀者毆打,也不還手(據說,青年練過拳術),跌倒后更是幾度起身,堅定地擋在打人者面前。視頻傳出,鼓舞了許多普通人守衛連儂墻的決心,情感動員效果遠勝當場還擊可以達到的一切。那個青年實在讓人感慨,「勇武」也可以有此種境界。又比如,7月1日晚,幾位示威者在衝入立法會后,完全明白民意對衝擊有負面判斷。在這樣的時刻發表宣言,除了申明政治主張,也是對民意最大的爭取——既然已經衝進來了,就要考慮說些什麼,才最有利於運動的推進。當然,今次的示威者在具體做法上,不是沒有分歧,但這種「睇住民意行動」的思路,經過短短幾十日,成為抗爭文化中的新常識。

2019年7月1日晚上,有示威者引領其他示威者離開立法院。

2019年7月1日晚上,有示威者引領其他示威者離開立法院。攝:陳焯煇/端傳媒

溢出治理術的抗爭生態

它每每以溢出治理術的方式揭露自身的樣貌,很難作為一個邊界明確的社會過程,被強大卻僵化的建制權力系統理解、治理,遑論瓦解。

我們可以把相互配合的社交媒體視為媒介基礎設施(media infrastructure),它和現場示威的有機結合,形成了不需要特定指揮官,但可以通過彌散在不同位置的抗爭主體,靈活應對形勢變化的抗爭機制。更重要的是,是次運動中,這種機制調動出許多本已屬於香港社會經濟生活的元素,把它們轉化為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因此,從六月至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漸漸成型的抗爭生態(ecology of resistance),它展現出高度複雜性、多樣性,具有不確定的演化方向。它每每以溢出治理術的方式揭露自身的樣貌,很難作為一個邊界明確的社會過程,被強大卻僵化的建制權力系統理解、治理,遑論瓦解。

譬如,讓香港人被視為「經濟動物」的全球經貿連帶和商業文化,在運動中意外地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全球各地香港人、留學生的聯署從反修例動員的初期就已出現。6月26日的遊行,接連造訪多國領事館遞信,同日的愛丁堡廣場集會,使用了多國語言傳達信息。同時間,連登發起眾籌,迅速收攏資金,透過港人在多國的網絡,登報支持運動。7月底,連登亦出現大量討論,如何建立實在可運行的商業平台,靠經濟活動來支持被以暴動罪起訴的抗爭者。

談起這樣的動員,袁瑋熙說,他們體現的不是很精英的那種intellectual,而是一種很「在地的鬼才」;他們的背景可能是廣告業、市場營銷,或者熱衷研究國際關係的網友……即使是律師、醫生或者文創行業的人,也都要用「連登語言」跟人溝通才行得通。這也提醒我們,儘管困難重重,但另類的經濟想象力(economic imagination)可以從「金融中心」生長,未必一定來自體系的邊緣(注2)。

當然,抗爭生態的「溢出」,也意味著為運動進程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反修例運動中出現的新風氣,是抗爭者和市民對這種不確定性顯得更加寬容,也願意使用更豐富的標準去判斷局勢的推進,反思和改進抗爭的不足之處。比如,無解的局面和升級的警力,迫使人們質問:「暴力」是否就是評判衝擊的唯一用詞,不同形式的「暴力」是否對等,是否要不分語境地譴責一切「暴力」?

不同的抗爭路線雖非齊頭並進,但回顧演進的過程,它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意或無意地,為彼此創造了可能性。這給許多見證者上了一堂生動的政治課:社會運動的「升級」,不一定是簡單的線性過程,仿佛一開始就提出了最終目標,成敗的標準也早已註定,此後照做便是。相反,行動的結果包含的不確定性本身就是抗爭的一部分,而不是什麼意外。接受了這一點,便可以採用更多元的標準判斷爭議性的行動(例如7月1日衝擊立法會),而不是做只分對錯的選擇題。

講座中,許寶強也評論道,抗爭能達到什麼效果,社運參與者所付出的努力,無論如何也只是多種因素之一。抗爭者無法控制的因素還有許多,譬如歷史的潮流和各種偶然性的事件(contingency),它們對於抗爭的走勢都有關鍵影響。正如今夏的「完美風暴」中,政府接連的施政失誤,無疑是動員規模升級中重要的推手。

在雨傘之後的書寫中,許寶強反復強調這個觀點,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年輕人的無力感,期冀疏導他們卸下運動后的情感包袱,不把「失敗」全部歸因于自己(注3)。相比之下,近兩個月來的抗爭,則出現了走得更遠的情感共同體:對於「失敗」,大家一起承擔後果。七一當晚,幾個衝進立法會的示威者希望死守到底,但還是被其他隊友強行救了出來。「一齊進,一齊退」令人感慨,不是因為整齊劃一的紀律性,而是不讓個別人承受過多代價的擔當。「無大台」不只是進擊時的組織方式,更是這種「善後」時的團結精神。

6月15日,梁凌杰先生在金鐘不幸墜樓。他在樓頂掛出的橫幅,既是抗議,也是死士對「香港人」的詢喚。受到觸動而走出來的市民,相信在翌日的二百萬人遊行不是少數。在他之後,又有數位青年選擇以死相諫,牽動全城。許多市民收到區內有人輕生的風聲,並不特別在意信息是否真實(也無法判斷),就走出家門,力所能及地參與搜救。這種今夏常見的「義舉」,非理性計算可以解釋。互不相識的市民在抗爭中以此建立的情感紐帶,亦不是一般的社會生活中會出現的人際狀態。

在抗爭生態中基於情感體驗的動員方式和道德經濟學,也溢出了治理術的邊界。

上述在抗爭生態中基於情感體驗的動員方式和道德經濟學,溢出了治理術的邊界。六月至今,面對以這種狀態連結彼此的香港市民,政府的應對捉襟見肘。高度「公關化」和沿襲已久的去政治化(亦是去情感化)的處理手段,既無法回應政治訴求,也無法「管治」人們的情感—道德期待。「行之有效」的機制中的暗格,更是慢慢展現在世人眼前,成為主要的治理工具。終於,人們看到失控的警隊、元朗黑夜、「落區」的催淚彈……

8月5日,官方繼續使用「暴動影響民生和經濟」來回應罷工和不合作運動,鼓勵市民走出來挑戰他們。有評論者認為,局勢從「政府vs.示威者」的對立中轉型,向「人民內鬥」的方向演進。雨傘時,建制力量曾經使用類似的「反運動」(countermovement)策略消耗抗爭(注4)。今次形成的抗爭生態,能否抵禦這種從內部被瓦解的挑戰?當政府明確不回應五大訴求的時候,抗爭還有什麼選擇?

回答這些問題,除了看多方互動的走勢,也要求抗爭者對政府重整話語權的嘗試,作出有力回應。正如許寶強所說,運動對峙狀態下中最難出現、但也最值得珍視的,是它催生出的更基進的質問(radical questioning)。人們想撤回條例,擔心的「究竟」是甚麼?經過數月的動員,人們從「失去自由」、「被人拉」等現象,很快過渡到更深層的共識,反修例其實最根本的動力,是想「保衛香港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當局說,示威者是希望和香港「玉石俱焚」的暴徒,亦非香港真正的「持份者」。回應這樣的指控,除了堅持抗爭,也需要迎擊指控背後的真問題:什麼才是香港的「玉」和「石」?誰持份,誰無份,憑什麼?以及,我們要的是什麼樣的一個香港?如何勇敢地去實現它?這些是傘運在進入膠著狀態后,示威者實際上面對,但未充分回答的問題。若要避免落入次次「盡地一煲」的社運窠臼,就要提出有說服力和想象力的城市願景。反修例運動以防守型動員——保住現在的香港——獲得了強大的動員力,它或許很難直接「升級」為一個「重奪未來」的進取型運動,但值得期待。

(馬天池,自由撰稿人)

注1:關於空間對運動主體身份認同的作用及其限制,亦見袁瑋熙對旺角佔領區的討論。Yuen, S. (2018). Contesting middle-class civility: place-base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Hong Kong’s Occupy Mongkok.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7(4), 393-407

注2:Appel, H. (2014). 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economic imagin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29(4), 602-625.

注3:詳見《情感政治》 天窗出版 (2018)、《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

注4:Yuen, Samson, and Edmund W. Cheng. "Neither repression nor concession? A regime’s attrition against mass protests." Political Studies 65.3 (2017): 6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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