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王菁：民族矛盾、網絡極化、選擇性審查——解剖中國網絡反穆情緒

【編者按】：王菁4月29日在端上發表了文章《從紐西蘭慘案到斯里蘭卡爆炸，中國的仇穆情緒從何而來？》，從文化及歷史角度，嘗試釐清全球化情境中，中國的「伊斯蘭恐懼症」與西方語境的「伊斯蘭恐懼症」的異同。本文為後續的第二篇，嘗試梳理中國反穆言論網絡生態的複雜性及其流變。

「穆黑」的產生

大陸中文網絡中「穆黑」（編註：中國大陸網絡上攻擊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言論）一詞的出現與網絡社區和社交媒體的發展密不可分。

2011年1月26日，知乎正式建立，它類似於美國Quora的社會化問答網站。「穆黑」一詞也正是自當年出現在了知乎的問答當中。當時，「穆黑」與「穆斯林」、「皇漢」（編註：中國大陸網絡上大漢民族主義者的代稱）、「少民」（編註：中國大陸網絡上少數民族的代稱）同時出現，而「穆黑」與「皇漢」在少數民族問題上，都傾向於認為穆斯林是當今文明的主要威脅之一。

同年7月，知乎實現了與新浪微博的綁定功能，其於iPhone的客戶端也於9月正式推出，使得網絡社區和社交媒體的聯繫變得更為緊密，而有關皇漢、穆黑的討論也逐漸在中文世界擴散，不但出現在早於知乎的「天涯論壇」和「人人網」上，也更多出現在了當時方興未艾的微博平台上。

在接下來的將近十年間，中文網絡社區和社交媒體中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關注不斷增加。一方面，與伊斯蘭教、穆斯林、回族和維族相關的搜索呈現斷點式的增長趨勢。在每次國內外出現大規模恐襲或獨狼式暴力事件後，無論兇手為極端穆斯林還是白人極端主義分子，從百度搜索指數趨勢和谷歌搜索趨勢數據來看，有關「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搜索都會一下子大幅上升。但對「穆斯林」的關注度在中文世界總體呈顯著上升趨勢，而對「回族」、「維族」等信仰伊斯蘭教的中國少數民族的網絡關注也水漲船高。

另一方面，「穆黑」相關的反穆情緒也在微博和其它網絡社區裏出現了各種沿襲、擴散和變體。比如，2013年，天涯論壇的國際觀察出現了以「自以為是『穆黑』的都來，咱們談談」的帖子，樓主自稱「詩書禮樂春秋2012」，認為「大部分穆斯林民族都屬於這個世界上的蠻族……誰招惹它們，它們就會攻擊誰」。此處，相信細心的讀者已經注意到了，當中的人稱都是「它們」而非「他們」，足顯樓主的鄙夷之情。

同期，人人、天涯、知乎等也出現了不少將穆斯林、回民等統稱為「綠綠」的帖子，認為歐洲文明即將陷落，而中國欲成強國，必須一方面防止歐洲難民、恐襲等此類事件的發生，另一方面嚴防國內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維族等少數民族，防止類似清末同治回亂等歷史事件的重演。語氣仍舊與知乎上所謂的皇漢一脈相承，不乏民族主義和大漢族中心的色彩，並且越來越受到西方極右話語中的伊斯蘭恐懼症的影響。

2014年後，防止「清真泛化」、杜絕「阿拉伯化」很快成為了中國特色「穆黑」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微博上以 @習五一 等為代表的用戶發布的各種微博獲得大量點評和轉。包括清真食品規範條例、西北某大學存在已久的清真餐廳、上海街頭某個蘭州拉麵館、某地新建的帶有阿拉伯建築特色的清真寺等，都成為了網絡輿論的靶子。

此外，2017年的微博上還出現了因各種「清真」問題而集體攻擊商業公司的現象。7月，美團清真食品分箱遭到了微博上自稱「穆黑」的卸載抵制。11月，華為正式發售Mate10 Pro，但因海報中針對中東和其它穆斯林地區的海外版具有提示禮拜和附近清真寺功能，被微博上 @人畜無害小豌豆 迅速轉發，並配有頗具諷刺意義的「很清真吶」的評價。隨後的不少轉發信息，都將該款手機稱為「清真手機」，表示「噁心」、「抵制」、「綠化」。隨着微博上諸如 @習五一 、 @科學家種太陽 等反穆意見領袖的加入，事件影響力迅速擴大，華為也很快撤下了相關海報。

從以上變化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中國大陸國內外恐襲事件對網絡反穆情緒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真正維持反穆言論不斷演變擴散的，是更多因素的交叉影響：包括隨着媒體全球化而擴散的仇穆言論、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也包括社交媒體本身極易產生迴音壁與極化效應的特性；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則是微博上反穆意見領袖的出現，以及他們與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民族政策和審查機制之間極其矛盾的關係。

反穆領袖黑化史

以微博上影響力頗廣、但被幾度禁言最終刪號的 @習五一 為例。

習五一是該微博用戶的本名，確有其人。在中國宗教學術網中，她的簡歷也算不凡：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曾任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90年代初去日本訪學交流，2002年調入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並於2010年進入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擔任「科學與無神論研究中心」主任。

2012年2月17日，習在新浪開闢了個人博客，並在2013年註冊了同名微博賬號。及至2018年，@習五一 已成為中國微博上被轉發次數最多的幾個反穆意見領袖之一，但2019年再度搜索她的微博賬戶時，頁面已經被404（censored被審查的另類說法）。

在她的帳號活躍期間，網絡上對這位她的評價也出現兩極分化。海外華人中代表右翼保守主義的 Civil Rights 微信公眾號在2017年 @習五一 被禁言之後（她曾因言論過激被幾度禁言）發布力挺文章，稱 @習五一 儼然是「中華文明的中流砥柱」，她「長期以來一直堅定地反對宗教極端主義，揭露了在華夏大地上非常多的極端宗教分子對華夏文明的令人瞠目結舌的和平演變行為。」

而中國大陸許多學者持相反立場，紛紛譴責 @習五一 在傳播假消息，對「民族團結」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比如身為漢族的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姚新勇就撰文，稱 @習五一 「集無知、自負、狹隘、偏執於一體。她每天與其同類的粉絲們千方百計、絞盡腦汁地搜尋所謂的『清真泛化』（或反清真泛化）或穆斯林極端（或反穆斯林極端）的東西，然後公布於眾，並肆無忌憚、無所顧忌地議論、漫罵。」

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前）科學與無神論研究中心主任，會變成中文網絡世界中反穆言論的代表性人物？

要了解習五一的思想轉變，更為詳細的圖譜是她的博客。她最初的博文內容基本都和宗教理論有關，包括達爾文主義、無神論主義和宗教定義等，但訪問者寥寥無幾，每一條閲讀量都只在幾十到一兩百之間。2013年，她作為無神論研究中心主任，沿襲早先對宗教、社會主義、邪教現象的研究，開始撰寫西藏達賴、「全能神教」、「東方閃電」等相關博文，間或批判大學生信教現象。她會關注基督教網絡傳播現象，也會轉發中國民間打假鬥士方舟子對美國無神論和中國宗教現狀的比較。

在理論上，除了中國官方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她開始更多受到西方當代新無神論運動的影響。如她曾翻譯美國科學懷疑論學者保羅·科茲（Paul Kurtz）的作品《禁果——人文注意的道德規範》，推薦過「新無神論四騎士」之一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無神論作品《上帝的迷思》，還轉載過所謂「德國首席無神論者」 邁克爾·施密特·所羅門（Michael Schmidt-Salomon）的作品。

有意思的是，無論是西方新無神論運動，還是對「邪教」、民族問題的批判，習五一在2012年的博客上關注的都是和基督教、佛教相關的各種爭論，並沒有出現與伊斯蘭教或穆斯林相關的內容。

直到2013年5月，她的微博才出現第一篇和穆斯林相關的文章，轉發的是《環球時報》對恐怖主義的譴責，該文將維族作為恐怖主義受害者來對待。同年8月，她還參觀了新疆和田，並且轉發了原統戰部常務副部長、今全國政協民族宗教委主任朱維群就新疆問題的官方表態。自此以後，在新疆問題上，她開始跟隨官方口徑， 譴責「東突」組織，將其以邪教方式對待。

2014年7月22日，她的博客第一次出現了「伊斯蘭恐怖主義勢力」的標籤，來源是她轉發的《環球視野》上的《西摩·赫什：美國為何支持伊斯蘭恐怖主義勢力》。此後，新的標籤諸如 「ISIS」、「伊斯蘭激進主義」、「暴恐活動」、「伊斯蘭極端主義」開始逐漸出現，中間或有穿插對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批判，但也開始逐漸變少。

及至2015年，習五一在博客上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社會的關注，才超過了她以往熟悉的「邪教」及反基督教領域，成為主要內容。隨着法國查理週刊等事件的發生，歐洲伊斯蘭化、西方衰落等話題，與瓦哈比教派、新疆、中國民族和邊疆等相關文章，開始更加集中地出現在她的博客中。

但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以前習五一博客上有關伊斯蘭和穆斯林的文章並非原創，都是轉發其他學者、公知或《環球時報》等官媒，沒有博主個人的任何實地調查，或是基本系統性史料研究。直到2016年，才出現博主本人撰寫的與伊斯蘭相關的文章，且大多與其微博走紅的反穆言論的內容直接相關，比如反對清真食品立法、校園清真食堂等，並且迅速吸引了一大批轉發和點讚。

如果說博客的寫作及系統成文的特性更有助於我們理解習五一的「黑化」過程，那麼向微博的遷移無疑為簡單化的反穆情緒提供了更便捷的平台。

網絡、社交媒體中的話語極化

如果說習五一的博客相對客觀地體現了一種頗具代表性的反穆立場養成記，那麼注重點擊量、有字數限制的微博則完全隱匿了以上剖析的變化過程，不但缺乏背景介紹，也缺乏視角的多樣性，且無疑為簡單化的反穆情緒提供了更便捷的平台。

譬如，從博客轉發文章來源來看，習五一本人有很明顯的價值觀預設，既受到民族主義和絕對無神論的主導，也受到西方保守主義和全球穆斯林恐懼症的影響；相比於微博，博客上轉發的文章字數不受限制，而且來源更為清晰，並非完全都是假消息、假新聞。比如，她在轉發《歐洲伊斯蘭化》和《新疆宗教戰爭的血腥歷史》等仇穆文章的同時，也會轉發一些回族學者和國內外伊斯蘭研究學者的文章，包括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金宜久、蘭州大學教授丁士仁、日本研究穆斯林的知名學者村田幸子、中東問題專家馬曉霖等，起到平衡作用。

但遺憾的是，這些相對客觀中立的文章在2016年以後的博文中變得稀少，微博上的熱點反過來促使博客上的內容發生改變，二者的內容和視角逐漸單一、趨同，保守主義、絕對無神論及民族主義色彩濃重的轉發文章越來越多。

由於微博本身的基礎架構和對於傳播度的追求，其影響力遠遠超過傳統的博客和網上論壇。在習五一的例子中，她的博客自2012年以來，絕大多數從幾百字到幾千字不等的伊斯蘭、穆斯林相關文章，閲讀量都只有一兩百左右，極少有別人的評論或轉載。2016年之後，由於微博粉絲的帶動作用，她的博客閲讀量開始增長，比如一篇敦促維吾爾族精英牢記「國家和民族賦予他們的使命」的轉發文章，就得到了1425次閲讀量。但哪怕如此，博客上的閲讀量也遠遠無法和微博點讚及轉發量媲美。

同時，微博的快速點讚、留言和轉發功能也使得她的評論區迅速變得兩極化：要麼是站在她一邊徹底反穆的穆黑，要麼是譴責她為「不可理喻」的人——這也與「Civil Rights」公眾號和姚新勇等學者之間的的意見鴻溝一樣，極少能找到中間地帶。可見，不同媒體結構會造成不同程度的迴音壁和兩極化效應，反穆言論的實質性內容和視角也會隨着媒介方式產生變化，很可能從「多樣」變得「趨同」和「單一」。

在後微博時代，以微信為主導的社交媒體雖然失去了微博時代的社會影響力，但其以朋友圈、公眾號為基礎的結構卻也進一步促成了較小規模的同温層效應，不同圈層之間的交流更加困難，而反穆仇穆迴音壁有可能會進一步加強。

民族政策、選擇性審查

雖然習五一是從體制內培養出來的，其基本意識形態、文筆和政策取向都是相當親官方的，但弔詭的是，反穆情緒的進一步擴散最終讓她成為了官方民族政策和審查機制的雙重犧牲品。

網絡上的反穆言論深受本土恐襲事件和民族政策的影響。90年代，由於信息技術還沒有全民普及，新疆地區發生的抗議和動亂也並未得到2000年後的網絡輿論關注。2009年烏魯木齊事件之後，網絡上關於「切糕」的段子和對「新疆人」民族性的各種評論持續發酵，2014年的昆明火車站事件更是引發了新一輪對恐怖襲擊的擔憂和害怕。與此同時，網上對政府所持「兩少一寬」政策的批判開始增多，認為少數民族獲得的優惠政策並沒能有效改善民族關係，反而使得漢族獲得了相對不公正的待遇，而且進一步縱容恐怖主義在本土蔓延。

但是，誕生於80年代中期的「兩少一寬」，本質上並非優惠政策，而是民族政策在非常時期中的維穩手段之一。1983年，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極為嚴厲的「嚴打」政策，少數民族雜居的邊疆地區因文化習俗上的差異，產生了許多矯枉過正的效果，影響邊疆穩定，不利於「民族統一戰線」的穩固，也給次年《民族區域自制法》的通過起到負面作用。1984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簽署的第5號和第6號紅頭文件，其中規定「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要儘量從寬」，這也成為了「兩少一寬」政策的來源。

從制定背景和後來的執行狀況來看，該政策極度依賴不同地方官員的態度和執法者的闡釋，從未形成一套統一的法律法規；而且，政府在90年代和2000年代初，不但沒有放鬆政策，而是實行了一系列政策緊縮，加強了對非法宗教嚴打的活動。

這種民族政策內在的自相矛盾和高度模糊性，為社交媒體時代對類似政策的批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在學者、智庫和官員間引發了有關民族政策的各種爭論。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馬戎就在2004年提出少數族群問題「去政治化」的倡議，認為現有政策不利於促進民族融合，最終達到類似於美國的「大熔爐」狀態。當然，馬戎並未建議立刻取消現有民族自治制度，而是在承認現存政治身份的前提下，通過長期政策調整和族群間溝通實現最後目標。但2009年烏魯木齊事件之後，時任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的朱維群就發文表示支持取消身份證上的民族識別。2011年，清華大學的胡鞍鋼和中央政法委的胡聯合甚至倡議，政府應該完全放棄民族自治制度，敦促全體中國公民為國家安全服務。這種態度也是2013年以來，習五一和其他不少反穆意見領袖在網絡上支持的立場。（註3）

然而，這種激進的民族政策建議本身到目前為止還未被政府採取。近些年來，我們看到更多的則是表面上強化「民族團結」、「統一戰線」等政治正確話語，實則日益收緊現有民族政策，在維穩上投入大量資源。這包括強調少數民族地區愛國主義教育和「愛國愛教」，推行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加強各地反恐措施等方式，甚至在新疆出現了「再教育營」等現象。

當網絡反穆言論的激進程度超過了現行政策話語時，雖然一方面會引起大陸不少網民的共鳴，調動民間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但另一方面也就留存了在更大規模上批評現任政府的可能性。因此一旦其影響力在短時間內大量擴散，選擇性審查機制也會毫不留情地對像習五一這樣的「趙家自己人」（編註：大陸網絡用語，暗諷中共權貴）下手。

「2019年3月20日下午，我的微博賬號第五次被外星人劫持。」她在博客中寫道。此時與新西蘭基督城慘案發生相隔五天，而這裏的「外星人」則是官方審查機制的一種別稱。正如她所說，這種「劫持」事件並非第一次發生。習五一的博客由於瀏覽量不高，一直都相安無事，而微博賬號自2012年以來則被多次屏蔽。

從選擇性審查的角度而言，Gary King 和 Jennifer Pan 的團隊通過對微博的大數據研究發現，批評高層領導人、公共危機事件、聚眾集會號召等信息最容易受到審查，因為它們某種程度上最可能在短時間內被大量轉發，造成對本地或中央政權的質疑。（註1）

某種程度上這也意味着，中國網絡空間作為公共領域中越來越重要的構成部分，其潛在影響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約。

但是，這種制約因素是多維的。比如，政府並非唯一塑造公共領域的機構，新浪、騰訊等新媒體公司會內部進行自我審查，事先過濾很多可能踩到政治紅線的內容。（註2） 這樣一來，選擇性審查制度不但封鎖了許多能夠推動民主進程的議題，也遏制瞭如反穆言論在一定範圍內的進一步擴散。

需要指出的是，在筆者在中國西北的田野調查過程中，也多次感受到普通穆斯林、宗教人士和知識分子對大陸網絡管控有着非常矛盾的態度。

一方面，他們希望通過網絡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傳播伊斯蘭中正、現代、與各種宗教文化兼容幷蓄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們也擔心，在沒有找到更好的替代性民族政策情況下，多元文化教育並未到位，以漢族為主的中國主流社會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社會依然有許多刻板認識，若沒有官方審查機制對大範圍反穆言論的選擇性屏蔽，原本政治正確的「民族團結」、「統一戰線」話語就會徹底失效，而大漢族主義和極端保守主義則會從網絡空間擴散到公民社會和日常生活。

本文中，中國反穆言論網絡生態的複雜性還遠遠未能道盡，需更多實證研究從不同角度來梳理這個現象背後各種交錯龐雜的機制和意識形態的流變。但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網絡生態上的反穆仇穆言論與當代信息技術的本身特性息息相關，深受以伊斯蘭恐懼症為特徵之一的全球右翼思潮崛起影響，並在中國當前選擇性審查機制中，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和民族政策自相矛盾下的怪胎之一。

（王菁，紐約大學上海分校Global Society Perspective Fellow，美國得克薩斯州萊斯大學人類學博士，關注全球化中的中國社會和穆斯林等問題）

勘誤：本文發出之後，網友 @曹磊 和 @王飛 及時指出了其中一個事實錯誤——習五一的微博賬號目前已經再度恢復。然而，作者也在這個糾錯過程中注意到，海外用戶只能通過翻牆軟件，才能看到習五一的微博頁面。相比之下，其他經常發布反穆信息的用戶諸如@科學家種太陽和@大戰殭屍小豌豆的頁面都沒有受到審查。

參考文獻：

[1] King, Gary,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 no. 2 (2013): 326-343.

[2] Lagerkvist, Johan. “New media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llies of the party-state or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5, no. 1 (2011): 169.

[3] 勵軒，「中國的民族政策該改嗎？——圍繞馬戎的爭論」，發表於「政見」2014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