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王菁:從紐西蘭慘案到斯里蘭卡爆炸,中國的仇穆情緒從何而來?

中國人是否患上了所謂的「伊斯蘭恐懼症」?源於西方語境的「伊斯蘭恐懼症」是否在如今的中國語境下也能適用?這究竟是全球化情境在中國發生的新現象,還是中國歷史累積下來的問題在新時代的變體?


2019年4月25日,斯里蘭卡科倫坡聖安東尼神殿,在復活節的一系列炸彈爆炸事件後,士兵在教堂前站崗。 攝:Jewel Samad/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4月25日,斯里蘭卡科倫坡聖安東尼神殿,在復活節的一系列炸彈爆炸事件後,士兵在教堂前站崗。 攝:Jewel Samad/AFP via Getty Images

紐西蘭恐襲傷口正在痊癒,斯里蘭卡爆炸案的餘波未散。案情調查正在進行中,策劃主謀、背後組織、斯里蘭卡政府本身職責之間的關係仍未完全明瞭。然而,無論成因如何複雜,中國不少網民已然認定罪魁禍首即為僅佔斯里蘭卡人口總數9.7%的穆斯林,而紐西蘭慘案的發生原因也詭異地歸咎於本為受害者的穆斯林社區。

近些年來,這樣的現象屢屢發生。尤其在每次恐襲之後,中國大陸似乎都有仇穆反穆言論的集體式爆發,該現象又以大陸網民在社交媒體上的各種評論為集大成者。

我們不禁要問,中國人是否患上了所謂的「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源於西方語境的「伊斯蘭恐懼症」是否在如今的中國語境下也能適用?這究竟是全球化情境在中國發生的新現象,還是中國歷史累積下來的問題在新時代的變體?

本文試圖從這幾個問題入手,探討西方和中國語境中反穆言論的歷史、政治、文化背景,從而為理解每次恐襲過後仇穆言論高漲提供更多的視角。

2001年9月11日,兩架被劫持的飛機撞上了紐約市的雙子塔,人們正走過布魯克林大橋。

2001年9月11日,兩架被劫持的飛機撞上了紐約市的雙子塔,人們正走過布魯克林大橋。攝: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信息全球化中的文明衝突論

無論有意抑或無意,美國政府與主流媒體無疑搭建起了一個極為有效的機制,將恐怖主義與穆斯林、伊斯蘭教掛鈎。

為了解國人是否患有伊斯蘭恐懼症,我們首先需要回到西方對該恐懼症的定義、特徵、產生背景,並且考察與之相關的歷史文化想像。

2001年9月11日,紐約雙子塔轟然倒地。這一事件通過全球媒體網絡實時轉播,成為了新世紀恐怖主義的代表圖景,也導致了西方伊斯蘭恐懼症的大規模爆發。根據Wajahat Ali和Eli Clinton等學者的定義,伊斯蘭恐懼症是一種「針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被誇大的恐懼、仇恨和敵意,並通過負面性的刻板印象不斷加強,進一步導致偏見、歧視、邊緣化,乃至將穆斯林從社會、政治和公民生活中完全隔絕。」

其中,事實上的恐怖事件與想像中的威脅係數之間的差異,是伊斯蘭恐懼症的顯著特徵之一。研究顯示,911事件發生之後的十年內,美國政府列舉了超過160個具有恐怖襲擊傾向的美國穆斯林,但相比於每年發生在美國境內的各種暴力事件而言,其佔比極低,且大部分威脅尚未發生,就已經被提前告發或偵破,這很大程度上還要歸功於美國穆斯林社區與政府之間的通力合作

然而,相比於其他群體,任何與穆斯林社區相關的事件都會獲得主流媒體的大量關注,併為美國政府全球反恐戰爭提供了道德武器。美國小說家兼戰地記者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長期報導中東和亞太地區新聞,在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參加的一次講座中,安德森承認,911事件之後,美國幾乎所有主流媒體——包括他所在的《紐約時報》——都出現了他所謂的「中東轉向」,也就是將大量資源投入到對中東地區和恐怖主義的報導,而報導其他事件與地區的財政、人力資源均受到嚴重影響。

無論有意抑或無意,美國政府與主流媒體無疑搭建起了一個極為有效的機制,將恐怖主義與穆斯林、伊斯蘭教掛鈎。這種聯繫一旦在國家、資本和信息機制中建立起來,便在美國本土且全球範圍內形成了這樣一種刻板印象——那就是,以穆斯林為主導的恐怖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威脅,這種恐怖比我們想像的要更為可怕。這種聯繫很容易讓受眾產生這樣一種心態,或許我們並不知道襲擊會在何時何地發生,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有襲擊發生,那一定和伊斯蘭脱不了干係。

以宗教仇恨、文明差異為理由的言論,加上伊拉克和敘利亞戰爭後大量中東難民進入歐洲各國避難的事實,使得過去與現實錯位交織,並在在白人至上的民族極端主義者中借屍還魂,成為伊斯蘭恐懼症另一症狀。

不可否認,在當代伊斯蘭恐懼症全面爆發以前,對於穆斯林社會和伊斯蘭教的恐懼和負面印象在西方早已有之,並且通過冷戰後亨廷頓式的「文明衝突論」,重新進入了公眾想像。

自七世紀以來,伊斯蘭教從其發源地向四周擴散,穆斯林軍隊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征服了敘利亞、埃及、波斯、北非和中亞等許多地區,建立起跨地區、多種文化和族群並存的龐大帝國。與此同時,歐洲中世紀文本中充斥着驅逐穆斯林、捍衞基督教的言論,且伴有教會支持的軍事行動。在許多中世紀天主教徒看來,前後持續200餘年的十字軍東征最重要的目的是捍衞宗教、解放聖地,將穆斯林異教徒驅逐出境。

在當代,此類以宗教仇恨、文明差異為理由的言論,加上伊拉克和敘利亞戰爭後大量中東難民進入歐洲各國避難的事實,使得過去與現實錯位交織,並在白人至上的民族極端主義者中借屍還魂,成為伊斯蘭恐懼症另一症狀。

2011年,挪威白人極端主義分子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就是這種扭曲意識形態的代表者之一。(註1)他在執行爆炸與謀殺之前,通過網絡發表了一份長達1500頁的《2083:歐洲獨立宣言》,將自己的行為稱作「文化保守主義或民族主義」。其中,他在自問自答為何實施這場襲擊中提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各國竟對我們的塞爾維亞兄弟(塞爾維亞人普遍信奉基督教下的東正教)做出如此行徑,這讓人完全不能接受。」他認為, 政府和媒體都在向伊斯蘭世界屈服,「致使每年有數以千計的穆斯林通過政治庇護、組織機構或者親屬關係移民挪威。」而他——「擁有純粹的維京人血統」的布雷維克——則願意為「反聖戰運動」奉獻一切。

2016年9月11日,中國新疆吐魯番縣,維吾爾人在一個公墓裡禱告。

2016年9月11日,中國新疆吐魯番縣,維吾爾人在一個公墓裡禱告。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中國:他者,熟悉的陌生人

中國古代統治階級從以華夷之分的天下觀對待少數穆斯林群體,政策上也經歷了外藩——土生番客——本國臣民的轉變,但基於宗教差異的反穆情緒幾乎從來不是主流。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伊斯蘭恐懼症有其特定的社會體制、歷史背景和文化想像。那麼,中國穆斯林的歷史是否有着不同的發展軌跡?中國是否也有類似的伊斯蘭恐懼症呢?與西方語境中的伊斯蘭恐懼症又有何異同?

自唐以來,伊斯蘭教隨着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穆斯林商人、使節和士兵的地位在唐朝就得到了執政者的正式承認,被認作「胡賈」、「番客」。自宋元以來,更多的外來穆斯林通過經商、外交等渠道,逐漸融入所在的本地社會,而這種融入在明朝更受到各種朝廷漢化政策影響而加速。現代常見的「清真」說法在明朝逐漸成為中國穆斯林本土化的象徵之一,「回回」、「回教」成為了他稱及自稱的方式。

明清之交,出現了像王代輿、劉智等精通儒家和伊斯蘭經典穆斯林知識分子,通過以儒釋經的方式,為伊斯蘭教與中國不同文化的互相兼容性提供了理論基礎。及至清朝中早期,統治龐大多民族、多文化帝國的滿清統治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強調回民與其他族群一樣,已從「夷」到「華」,無論信仰如何,一概都是帝國的臣民。當然,不同朝代和執政者的具體政策和出發點都會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面對這一歷史過程,我們不能否認,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國確實存在不同程度的反穆、仇穆現象。除了民間反穆情緒,有時還體現在歧視性的政策上,嚴重時甚至導致局部或大規模的族群衝突和社會動亂。

然而,直到信息全球化和911事件之前,中國的反穆現象仍然與西方的伊斯蘭恐懼症有着顯著差別。若說西方中世紀主要是以宗教為出發點反對穆斯林主導的政權,中國古代統治階級從以華夷之分的天下觀對待少數穆斯林群體,政策上也經歷了外藩——土生番客——本國臣民的轉變,但基於宗教差異的反穆情緒幾乎從來不是主流。

這些差異以及對待差異的方式,逐漸導致了「熟悉的陌生人」現象,並在不同階段出現了不定期的大規模反穆情緒爆發。

在伊斯蘭逐步本土化的過程中,中國穆斯林因其社會階層、經濟生活、文化風俗、宗教信仰、與統治者之間的關係等因素,與主流漢族社會之間形成了細微卻也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以及對待差異的方式,逐漸導致了「熟悉的陌生人」現象,並在不同階段出現了不定期的大規模反穆情緒爆發。

所謂「陌生人」,本質上是一種對「他者」的定義。在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看來,歐洲猶太人就是典型例子。在中世紀歐洲,猶太人被認為是無土之人,在文化、宗教和職業上均與主流基督教社會保持距離,雖互有了解,但始終若即若離、若遠若近。研究中國西北的歷史學家李普曼借用齊美爾的這個觀點,認為中國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漢人社會認為是「熟悉的陌生人」。(註2)

漢回之間經過長期接觸、通婚或改信,種族上的界限早已模糊,無論是日常用語、膚色、體型、外貌都沒有巨大差別,能夠區別二者的更多是文化習俗和宗教習慣的差別。不觸碰或禁食大肉(即豬肉)成為清真食品最重要的指標之一,但對以豬肉為主要蛋白質來源之一的漢人,往往很難理解這一飲食禁忌。回民禮拜、齋戒的慣例也難以被一些以漢族為中心的士紳階層接受。

這些看似微小的差異長期累積,進入民間想像,並在漢地士紳階層形成歧視性心態,便成了長期摩擦的來源之一。更有甚者,這些摩擦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清朝中後期西北、西南大規模回漢矛盾、社會動盪的導火索。

值得警惕的是,在當前的反穆、仇穆言論中,這種「熟悉的陌生人」現象並未完全走遠。以上分析雖然指出了歷史上中西方的不同,但是,我們更需要注意到的是這些不同的反穆情緒如何在全球化的語境下,互相照應、影響,甚至形成不斷放大恐懼的迴音壁。

2019年3月16日,一名武裝警察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的清真寺前守衛。

2019年3月16日,一名武裝警察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的清真寺前守衛。攝:Michael Bradley/AFP via Getty Images

全球化的語境下,反穆的迴音壁

以漢族為中心的狹隘民族主義與長期的文化偏見結合,藉助全球伊斯蘭恐懼症的話語,成為了信息時代穆黑言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最近的新西蘭慘案為例。正當遭受襲擊的新西蘭及穆斯林社會處於極度震驚與哀痛之時,中國網絡輿情卻令人倍感不安。在隨即發表該新聞的《人民日報》微博頁面上,受到最多點讚的評論將穆斯林比做「癌細胞」,並且要求中國政府不能重蹈新西蘭的覆轍。而在經官方認證的VISTA看天下的微博頁面上, 當日報導新西蘭慘案的消息下方也出現了為殺手辯護的信息,評論者公然宣稱槍手是「被壓迫的白人基督徒」,在「英勇反抗殘暴的msl政權」,而非所謂的恐怖份子。

中國網民在基督城慘案後的這種態度並非臨時出現的個例。911事件之後,中國網絡和社交媒體上的反穆言論比例大增。對於許多已經存在偏見的人而言,無論是清朝的同治回亂(註3),還是2009年的烏魯木齊七五事件,還是2012年的昆明火車站事件,都可以被簡單定性為「恐怖襲擊」、「伊斯蘭極端事件」。而面對近些年來不同國家發生的恐襲事件,不管事件本身成因如何,評論者就像是遊戲走進了一場死局,到最後該怪罪的還是那些「綠綠」、「小白帽」和「清真泛化」。

反穆言論在中國網絡的傳播還有另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信息審查制度的選擇性盲視。

這些現象說明,以漢族為中心的狹隘民族主義與長期的文化偏見結合,藉助全球伊斯蘭恐懼症的話語,成為了信息時代穆黑言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除了這些因素,反穆言論在中國網絡的傳播還有另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信息審查制度的選擇性盲視。

還是以新西蘭慘案為例,在中國網絡審查日益嚴格的環境中,那些沒有事實根據的反穆言論在官方網站上獲得眾多點讚而未被刪除。不少網絡評論家和學者將官媒這種臨時性的不作為解釋為一種渲染西方社會不穩定的手段,由此激發輿論對中國在安全和反恐方面所採取的強硬行為的支持。

另外,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教授閭丘露薇和紐約州立大學傳播學教授Yang Fan也通過對比分析官媒報導和微博信息,發現CCTV於2005年至2015年間有關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社會的新聞,絕大多數關注「衝突」、「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等主題,且在國內發生恐襲期間會集中大量報導國外與此相關的報導。由於信息審查制度的選擇性盲視,在每次發生恐襲之後,微博等社交網絡平台又使這些信息加速擴散,進一步推動了網上反穆情緒的高漲。(註4)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不妨從更廣的意義上來說,伊斯蘭恐懼症基於特定歷史文化的刻板印象,且在全球化過程中逐步升級,成為具有深刻社會、政治、經濟意義的邊緣化機制。有意思的是,恐懼症(phobia)的詞源可以追溯到希臘神話中象徵威嚇的神祇福波斯(Phobos),而與他並肩作戰的孿生兄弟得摩斯(Deimos)正是象徵恐怖的神祇。正如福波斯和得摩絲這對雙胞胎一般,恐懼症與恐怖事件也是相輔相成。每一次的恐怖襲擊,無論發動者是誰、發起動機如何,都會不斷激發這種症狀,進入一個惡性循環。雖然這種恐懼症有其西方背景的特殊性,但其社會心理機制卻有着更為深刻的普遍性土壤,並且隨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均有其具體體現。

就中國目前情況而言,要說人人均患上了伊斯蘭恐懼症未免過於武斷。無論是穆斯林還是非穆斯林,很多人都意識到了這種時代恐懼症對社會和個體的威脅,並試圖打破沉默,提供多維度的視角和理性分析。引用當代穆斯林知識分子曹磊的話來說,「從某種程度上說,穆黑也許是個好事情,這樣的時代環境給我們這一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不能再沉睡在過去,我們應該更加積極地研究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正視和反思我們的問題……解決外部的問題,要從自己的點滴行為開始。這簡直就是一場社會啟蒙。」但不能否認的是,這樣的聲音現在往往被淹沒在一邊倒的反穆言論中,而任何企圖分析複雜事實的言辭則被冠以「聖母」、「白左」一類的標籤。

若長期缺乏有效的文化通識教育、族群溝通和社會調解機制,中國主流社會對穆斯林社會的誤解很有可能會越來越偏激,而原本願意發聲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也會因為擔憂、失望或恐懼而選擇噤聲。

可以想見,若長期缺乏有效的文化通識教育、族群溝通和社會調解機制,中國主流社會對穆斯林社會的誤解很有可能會越來越偏激,而原本願意發聲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也會因為擔憂、失望或恐懼而選擇噤聲。一方面,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會進一步推動反穆情緒的高漲;另一方面,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也有可能因為這種偏見,發展出其它形式的民族主義。如果這些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反穆情緒很有可能會進一步從言語升級為行動與政策,造成更深層的社會隔離和偏見。屆時,受害的不僅是被恐懼的對象,還有製造、傳播或者任由這種恐懼症蔓延的我們。

(王菁,紐約大學上海分校Global Society Perspective Fellow,美國得克薩斯州萊斯大學人類學博士,關注全球化中的中國社會和穆斯林等問題)

參考資料: 註1:來自 J.M. Berger,《極端主義思想的危險傳播》,王菁 譯。本文於2月26日(新西蘭恐襲發生17天前)發表在《大西洋月刊》,《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J.M. Berger還著有《極端主義》(Extremism),與Jessica Stern 合著《ISIS: The State of Terror》。 註2:Lipman, Jonathan 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註3:清朝同治年間的西北陝甘回變發生於1862年至1873年間,範圍涉及當今陝甘寧、青海和新疆地區,持續至1877年結束。官方和學者大多將其定義為清末農民起義的一部分,或稱回民起義,在民間也有同治回亂之說。因其發生的歷史背景極其複雜,目前在歷史定性上仍有爭議。 註4:Luqiu, Rose, and Fan Yang. "Anti-Muslim sentiment is on the rise in China. We found that the Internet fuels—and fights—thi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17). Luqiu, Luwei Rose, and Fan Yang. "Islamophobia in China: news coverage, stereotypes, and Chinese Muslims』 perceptions of themselves and Islam."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 no. 6 (2018): 59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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