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皮村「打工博物館」的日子（上）：在新工人文化中重拾階級記憶

【編按】今天，戰爭衝突、族群撕裂、剝削壓制和流離失所在如今資本全球化、父權制度和威權國家的共同裁製的世界中被不斷製造出來。「歷史終結」後全球一體化的願景僅持續了三十年，我們重又見證二十世紀冷戰的復歸；比起舊日的陣營，今天不再有主義之爭，政治光譜的參照系被擊潰，政黨政治的代表性也逐漸失效，隨之而來的是僅受地緣政治邏輯驅動的「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和「比爛主義」（WhatAboutism）。

「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是端傳媒的一個系列報導，受到提倡另類全球化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這句口號的啟發——「A different world is possible」。在今天的政治廢墟之中，我們會紀錄那些試圖想象一個更好的世界的嘗試。這個系列將持續關注從全球化矩陣上不同的邊緣位置中誕生，自下而上對抗新自由主義、威權國家與父權制的社會運動、替代性實踐，以及其中的抵抗技術與願景。

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在今年春夏之交在不可抗力下關閉，它是全國唯一一家由民間打工者自己創辦的工藝博物館，於2008年5月1日正式開放，這15年來記錄了改革開放以來兩代農民工的歷史。它所在的皮村「工友之家」，也一度成為「新工人文化」的誕生地，在最繁榮的時期，那裡有著多種多樣矚目的「賦權」實踐和「社區營造」活動，高校老師與學者向工人授課的「工人文學小組」、為流動兒童開設的「同心實驗學校」、合作社性質的「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春晚、新工人樂團⋯⋯然而，在多重政治壓力下，強調「新工人文化」而「勞工權利」的實踐方向，也為其帶來了很多困境。本期「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我們邀請了曾經的皮村打工博物館的志願者，講述他在那裡的歷練與糾葛。

我曾在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工作。2023年5月，博物館由於場地問題而不得不關閉。我把我在博物館生活的日夜寫下來，既講述那些令人振奮和覺醒的瞬間，也講述我遇到的數不清的困惑和難題。既講述博物館給城邊村的人們帶來的微小改變，也講述我自己的歷練和糾葛。

從象牙塔到皮村：它的生命與我的生命相連

從市中心的學校坐近三小時的公交和地鐵，才能抵達東北市郊的皮村。那是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所在的地方，樓房和平房擁擠地交錯，蜿蜒的小路沒有硬化，架起的電線從半空肆意地橫穿過去，鄰近機場飛出的飛機不時撒下焦灼的轟鳴。

那時的我鄰近畢業，仍對文學抱有熱忱信仰，涉世不深，但自認為已遇過夠多陰暗和醜惡的現象。文學作品和貧窮家庭培養出的樸素道德觀，使我對壓迫和不公保持十二分的敏感。學校報社和文化媒體公司不愉快的實習經歷，則使我放棄了成為記者和編輯的想法，並對一眼望穿的中產階級工作和生活產生本能的厭惡。

我已經不記得第一次參觀博物館時的心情。但那樣的一個下午，是與我日後日日夜夜與它相伴的時間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我的腦海裏總是很容易浮現出這樣的場景：在我一次又一次穿過的陰抑和潮溼的展廳裏，天花板和牆壁上的漆塊不時地掉落，灰塵飄落下來，覆蓋那些裸露在空氣中的物件，怎麼擦也擦不乾淨。廢棄的廠房加上一些木板和簡易鋼板，使得這裏的夏天最為悶熱，冬天則刺骨的寒冷。我一次又一次地推開那扇軌道生鏽的滑門，打開高懸在天花板上的熒光燈，使得沉寂在黑暗裏的那些故事，關於農民工、女工、她們的孩子和許許多多維權者的故事暴露在參觀者的眼前。當ta們的暫住證、生活用品和勞動工具與陳述個體故事和集體歷史的展板並列在一起時，人們或許會忘記對「文化藝術」的固有理解。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也有可能短暫地合為一體。

令我無法忘懷的是，這其中也有我的家人、同學朋友和我自己的故事。它啓發我去詢問關於我的家庭與我自己的一切。它的生命與我的生命就這樣聯結在一起。對着那不斷延伸到展廳更深處的門洞，我時常有一種進入到時間隧道的感受。隧道的終點存放着我所遺漏的記憶。經過了多少次行走，我才終於抵達那個光點？我「想起」了母親在年輕時從集體企業下崗、到深圳服裝廠打工的經歷，「想起」了幼時被寄養在姨媽家照管的日子，「想起」父母過年前夕從沿海捎回來的新衣服和新鞋，時髦的玩具和點心。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只記得童年照片裏我的閃光的鞋子，由媽媽親手織出的總是有着美妙圖案的毛衣，但我沒有想過它們是怎麼來的。我的父親和母親是經歷了什麼樣的工作，才將它們帶到我身邊呢？他們沒有主動說起過這些，直到我開始遲到的問詢。

我也「想起」我來自農村的舅舅和舅媽們。他們所工作的礦洞，幽深而且潮溼，冰冷的水珠從巖壁上滴落下來。挖掘、搬運、篩選、裝車，在這樣繁重的勞動裏，他們仍然不會忘記什麼是美。他們收集那些最璀璨的礦石，但總是把它們當作禮物送給我，告訴我好好唸書。我「想起」了我後來輾轉於建築工地和高速路施工現場的舅舅，去年由於中風而臥床，不再能開口說話。媽媽打電話來的時候說，舅舅一輩子都在幹最苦最累的活。她問，人這一輩子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那麼，我念書又究竟是為了什麼呢？當我被困在由考試和題海所圍成的縣高中牢獄的時候，我以為念書是為了自由。去到更大的城市是為了自由。但我並沒有感受到自由的存在。大學仍然是由對課業、績點和就業的追逐所構成的。年輕人繼續為了滿足別人的期待、等着被人利用而活着，彷彿沒有靈魂。而在這樣的大學待上四年，我們要麼變得更加麻木，要麼由於與世隔絕而懸浮在半空中。

文學藝術何為？

我感到一切都發生了改變。我為我過去被荒廢的時間而悔恨，為我遠離自己的階級而懊惱。我為人們的痛苦而哭，為過去的無知而哭，為總是受到矇蔽而哭，也為無法向朋友傳達這樣的感受而哭，為一代代人難以改變命運而哭。和人們的苦難相比，那些矯飾和空洞的藝術追求又算得了什麼呢？

剛接觸到皮村的我是一個天真爛漫、對人間世故抱有出奇牴觸心理的文學狂徒，是會在大冬天裏擺攤賣詩，嘴裏喊着「救救詩人」以吸引過路人目光的飢餓藝術家，是在暴雨如注的季節裸奔以尋求室友認同的低智商犯罪分子。通過閱讀蘭波、王爾德、紀德和卡瓦菲斯的作品，我很難不相信作為文學這一偉大事業的天選之人，如果不能寫出令人震驚的作品，那麼以某種選定的方式轟轟烈烈地去死，要好過死乞白賴地活着。至於按部就班地工作，意味着庸常，是最可怕的。而真正有才華的人，不需要工作，即便陷入困頓。一天工作也不行。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實際上，像我這樣遲遲憋不出好作品卻又耽溺於天才神話的年輕男大學生，在整個北京高校文學圈應該有好幾打。今天看來都是十分可笑而討人厭的。可是，在受到那些真正從地層深處涌出的鮮活藝術的衝擊以前，我當然不會意識到，我的那種倚重於個人天賦和以文學為道的觀念，同樣來自於文化精英的知識傳統。直到很久以後，我才發覺，我們對於文化的定義、劃分和分工也是受着文化統治權的支配的。

但是，至少在那時，正是得益於對主流生活的這類蔑視，我才能對一切出離常態的狀況發生興趣，包括范雨素那篇流傳很廣、被許多中產階層閱讀、但又很快消失、被人忘記的自傳體文章。我至今還記得那篇文章裏在主人的帶領下睥睨全村的狗。但印象最深的還是自幼離家、四處輾轉、尋求自由、酷愛第歐根尼、也和第歐根尼一樣藐視權貴的作者本人。當我意識到這是一個生命烈度遠超常人的作者的書寫時，我的精英觀念受到了最初的鬆動。這也應和了我對高校乏味生活長期以來的拒斥與厭棄。

在皮村，我見到了范雨素。但由於找她採訪的記者太多，很快她就神隱，從媒體視野裏消失了。我也見到了皮村文學小組的其他成員，主持文學小組工作的F。她年輕時從老家出來，在電子廠、服裝廠打過工，和別人聊天時總是說，其實自己不懂文學，也寫不好東西。那時負責博物館接待工作的L，則是一位個子不高但渾身是勁的前煤礦工人。除去接待，他也是樂手，彈吉他，寫歌，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另一種震撼則來自於當晚由櫻井大造團隊編排的帳篷戲。人們在一個小小的破舊的中國城邊村院子裏，臨時搭建起一頂簡陋的大帳篷，表演一齣由東亞各地藝術家共同創作的戲劇，台詞由不同國度的演員用不同腔調演繹。戲劇的許多細節已經忘記了，但仍然記得主角是一個穿梭於各個邊緣地帶的畸零人，一個沒有穩定收入和生活的零工，迎接着它的是各類冒險和奇遇，神怪說着隱含秘密、經過編碼的詩一樣的咒語。情節彷彿無數條遊走於邊緣時空的爬山虎，不斷分出令人驚詫的枝蔓。大人們和孩子們一起歡笑和沉思，沒有人中途離場，離開這與他們的現實世界交疊卻形同變戲法的平行時空。這是我看過的最好的戲劇，不需要文學圈同行的認可，也不需要獎項和津貼。走出了追求更高成就的虛榮，這是自己就可以證明自己的真誠的藝術。

我意識到藝術原來還可以如此。我同時緩過神來，當大學課堂上教授們講授着文學史經典著作的時候，他們離契訶夫、屠格涅夫和莫泊桑所諷刺的東西其實有多遠呢？當我在美術館看到那些被玻璃櫃隔開的價值數千萬乃至上億的藝術展品和拍賣品的時候，我離為秀女們畫人像以供皇帝挑選的宮廷畫家們又是有多近呢？那些東西是死的，是用高貴的檀木所包裝着的死寂寥落的骨灰。而活的東西，儘管長着犄角和疙瘩，但總是喘着粗氣。當人們爭論范雨素的文章何以引起如此大的轟動，獲得許多的爭議和褒貶的時候，我感到我過去所認識的藝術已經死去。我甚至為此感到慚愧。終於，我聽見了文學的喘息。不管那是憤怒也好，是抑鬱也好。但這裏邊有了生存。

當我回到學校，躺在宿舍床上，我抑制不住地哭了。我感到一切都發生了改變。我為我過去被荒廢的時間而悔恨，為我遠離自己的階級而懊惱。我為人們的痛苦而哭，為過去的無知而哭，為總是受到矇蔽而哭，也為無法向朋友傳達這樣的感受而哭，為一代代人難以改變命運而哭。和人們的苦難相比，那些矯飾和空洞的藝術追求又算得了什麼呢？

我想起F的話來。她說，人們總是來了一波又一波，但都是有求而來。當他們離開時，他們給這裏的人們帶來了什麼改變呢？我不記得我是如何開口作答的。但我最後留了下來，成為了F日後的同事。在心底裏，我對自己說，那麼，就讓我從這裏進入真實的世界，更加認清它的面目，好彌補我過去由自私和傲慢所造成的盲目吧。

工人文學小組：知識分子對底層勞動者的「文化賦權」？

當難以開口的人們拿起筆為自己被忽略掉的生活和尊嚴說話的時候，那些生活優渥的人說，你們為什麼不寫點別的更有價值的東西。我第一次通過如此直白的現場對照，感受到打工者是如何在文化上受到嚴厲的貶低和剝奪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處在這樣的困惑之中：即便已經邁開了第一步，但我真正可以做到的究竟是什麼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只能為之苦惱，為之狂熱，但沒有人能夠替我作出答案。這樣的苦惱在一次次文學小組活動中得到放大，並使我產生懷疑。縱然，文學小組成員的創作缺乏所謂專業甚至職業化的文學技巧，但在我看來，這對於真正的文學品質來說恰恰是次要的。由常常困於社會和勞動分工當中的工人們拿起筆，難道不已經被證明是一件很具有衝擊力的事情了嗎？何況，許多作品的偉大之處並不是光靠技巧來定義的。但在文學作品的分享之初，我仍然被我們審美趣味的差異所驚醒。

當我分享卡佛筆下一個失業多年的美國男性工人待業在家，出不起維修冰箱和汽車的錢，打算到二手市場上去碰碰運氣時，我聽到的感嘆是，我們所寄住的出租屋，又有幾個配有冰箱，有誰有閒功夫自己做飯，買得起汽車，能拿到北京牌照將車開到路上，又有誰失業多年依然可以不愁衣食呢？在這樣的面對面對質以前，我怎麼也想不到中產階層文學圈裏被視為代表着「底層寫作」和反映「生存之困」的美國作家，在本土工人的語境裏會顯得那麼不接地氣。而當我終於讀到許立志、鄔霞、陳年喜、小海的詩歌，讀到文學小組裏李若、徐良元、微塵、苑長武等人的小說和散文，我感到我們對於農民和工人的生活和情感是多麼缺乏了解。而我在這些閱讀當中是受到了多麼大的衝擊。

這並不是我一個人染上的疾病，也許是屬於整個社會的。另一次令我難以忘懷的經歷是，文學小組成員受邀參加北京大學某個文學社團的創作交流會。我原本以為這會是一次平淡的交流，但我的所見所感仍然使我大受震撼。我早已不記得任何一篇學生作品的具體內容，只記得他們所書寫的無非是校園生活的情感經歷，或者針對某些後現代名家的仿作。而當學生們由於它們作品的技巧和時髦而受到讚譽時，文學小組的成員們則被建議多去觀察自己身份以外的人和事物，寫一寫更加廣闊的世界，並更多地閱讀文學史經典作品。這是多麼使我感到憤怒啊。當難以開口的人們拿起筆為自己被忽略掉的生活和尊嚴說話的時候，那些生活優渥的人說，你們為什麼不寫點別的更有價值的東西。我已經不記得自己是怎麼義憤填膺的了。但現在想來，即便我破口大罵，也很難改變那些坐在上等座上的年輕人們哪怕一絲一毫的文學觀念。我第一次通過如此直白的現場對照，感受到打工者是如何在文化上受到嚴厲的貶低和剝奪的。

與此同時，我越發想到，當文學小組大多以高校老師和學者向工人授課的形式來進行的時候，這種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儘管像慧瑜這樣的老師總是強調課堂上人們之間的平等關係，並謙虛地接受成員所提出的不同意見，但老師和打工者所積累的文化資本終究是不一樣的。今天想來，當我們試圖在打工者對知識分子的文化學習中形成一種叫做「新工人文化」的東西的時候，知識分子為什麼沒有成為「新工人」的一部分，並習得打工者的勞動技能。固然，這仍然是社會結構使然。但為什麼我們會認為打工者一旦掌握寫作技能就值得被關注和誇讚，但文化精英從事和學習泥瓦工、木工、種植、挖煤就不值得呢？我並不是否定文學小組一直以來的成績，只是在反思我們社會當中老師和學生的位置是如何被錨定的，而這背後涉及到文化權力的形成和分配。如果文學小組的課堂常常被認為是高校老師對打工者的一種「文化賦權」，有沒有那麼一天，打工者可以也有權力為其他人「賦權」呢？我並不認為這是異想天開的。我想起范雨素和李若的書寫中所透露的與鄉村自然接觸的經驗，與植物和農作物接觸的經驗。我想起徐良元和微塵的書寫中討薪的經驗。但直到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這些經驗的寶貴之處。

打工博物館的志願工作

當博物館前的李樹紛紛揚揚開始落花，漫長的夏天就來了。最初，作為一名志願者，我的工作主要是和F、L一起負責博物館的接待和講解。此外，是參與文學小組活動，熟悉和了解活動的進程。當我終於從學校搬進博物館大院對面的集體宿舍時，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解脫：我再也不會是那個遠離現實的笨蛋大學生了。

但是，在博物館接待最多的參觀者卻是仍在上學的學生。他們中有一些是由老師領着來拜訪的，有一些則是社團組織或自發成行。還有一些身負調研任務，想以皮村為樣本了解北京城邊村農民工的生存狀況。一些同齡人有着比我更加清醒的認識。他們的父母是農民工，因而他們知道工廠和工地的工資是多少，大工和小工的區別，也知道一畝地一年下來能有多少收成，農村蓋房要花多少錢。但大多數學生和我初來時一樣，不了解這個世界運作的底層邏輯。他們所處的世界與博物館所展現的世界是隔絕的。這一切對他們來說非常陌生。

我究竟從不同人的臉上看過多少種不一樣的表情呢？已經記不清了。但一遍又一遍的代為講述，使我感到我是處在一個多麼被冷落和棄絕的世界。當我講到第一代打工者背井離鄉，卻可能隨時從出租屋裏被趕出來，講到廣東致麗火災，山西黑煤窯，講到張海超開胸驗肺，孫志剛在收容所死去，講到農民工跳樓討薪，法律維權波折艱辛，講到沿海工廠的事故和工傷，勞工ngo的困境，我在想這樣充滿了血腥、悲劇和對抗的歷史，是多少人願意直面的。我確實見過一些步入社會已多年的參觀者，寧願看不見這些故事。但我感到他們假裝平靜的面孔背後，是一顆同樣布滿傷痕的心。在那內心深處，是被激起的湍急的漩渦。但他們仍然不得不靠一些話來說服自己：那些拉着人向下沉的東西，在人生和社會的洋流裏質量太大，而我們自己揹負得已經夠多。何況，如果我們知道了這樣的事情，會有什麼用處嗎？不過是徒添煩惱罷了。除去勾起那些陳年舊事和惻隱之心，除去證明社會的醜惡，又有什麼用處呢？將落水者拼命往水裏摁的，怎麼會是暫時爬上船、獲得安全席位的人，難道不是那些在雲層裏凝視海面的巨人嗎？那些碩大的嘴光是吹一口氣就足以掀起巨大的波瀾，掀翻我們的小船。而那些巨人如果不是無常卻又註定的命運的擬象，至少也是那些掌管着最多事務、擁有最大權力的天神的化身。凡人又何德何能侈談去改變呢？

我想，我就是在一次又一次與人們的對話、辯論乃至激烈的爭吵中陷入內心折磨的境地的。是啊，「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這是長久以來張貼在博物館主廳正對門牆上的一句標語。但是，人與人又有着多麼巨大的差別啊。對於那些從小在優渥家境中長大的孩子，甚至是叼着金湯匙長大的特權階層，他們有什麼理由來違背自己的利益，去改變這個社會的結構性不公呢？那些通過向上爬獲得些許恩賜和回報的人，擺脫了窮苦日子、等着進一步出人頭地的人，又有什麼理由放棄殘酷的叢林遊戲，甩手將營造出來的發達機會拱手讓人呢？而那些仍然受着最深重的壓迫和剝削的窮人們，如果他們在大多數時候不為自己考慮，將很可能承受更多的欺侮和來自社會法則的懲戒。即便是少部分仍然心懷憐憫之心，在知識結構上認識到改變必要性的知識分子和學生，一旦放棄了他們在文化上所積累的特權，他們又可以如何切實地幫到他們想要幫助的人呢？

連幫助和幫助也是不一樣的。不同的人對此也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一些公司定期向打工子女學校捐款捐物；由大資本所建立的籌款平台每年拿出一定數額的款項對公益機構籌得的資金進行配捐；市民將閒置的衣物、書籍、玩具和其它日用品捐贈給城邊村的打工者；一部分律師和公益人士提供免費的勞動法諮詢和援助；政府出台法規或購買社會服務來改善打工者的境遇⋯⋯那些施予幫助的人自認為盡了應盡的義務，甚至做了份外之事。但是，來自邊緣地帶的打工者真的可以藉此跨越社會的藩籬，和那些施予幫助的人成為朋友嗎？

機構的困境

可是，即便在宣揚平等和工人權益至上的機構裏，人們也並沒有與性少數相處的進步觀念和經驗。也許我應該主動向所有同事提及我的性取向嗎？但是他們該如何接受呢？有時，我也會想，為什麼博物館有講述打工者歷史的展廳，有女工的展廳，有兒童的展廳，但是沒有性少數工人的展廳呢？或者說，就算有一個展板也是好的。但是，什麼也沒有。

第一年夏天真正採取的行動，是我和幾位來搞調研的社會學學生J和Y一起組成宣傳隊，去皮村的大街小巷做地推式的宣傳。與外界對博物館的印象不同，在皮村，熟知博物館活動的工人總的來說還是非常有限的。例如文學小組就常年維持在7-10位正式成員的規模。不僅如此，即便是每週末晚固定的電影放映、唱K活動，也偶爾陷入參與者不足的境地。經過分析，我們認為一方面是由於打工者的流動性很高，許多工人只是待個一年半載，一旦走後就不能再參與實地活動。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工人們實際上非常忙碌。由於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找工和工作上，他們留下來休閒的時間並不多。為了吸引更多工友參與我們的活動，我們印刷了海報張貼在合作商家和出租樓的牆上，並不定期地上街發放傳單。這些行動確實獲得了一些成效，卻也帶來了風險。村治安聯防隊認為我們張貼的海報有礙觀瞻，因而通知許多出租樓的房東將貼好的海報撕下。而為了阻止我們發傳單，聯防隊抓緊巡邏，企圖沒收我們的傳單。我們不得不將傳單藏在布袋和書包裏，以躲過便衣的監視。現在想來，那些宣傳品究竟有什麼危險之處呢？不過是印刷了我們舉辦的活動內容和時間，並加上幾句「天下打工是一家」這樣的溫和標語。但即便是這樣，我們的活動還是受到阻礙。

除此以外，逢年過節的晚會活動也時常被要求停辦。理由是多種多樣的。有時是活動沒有報備，有時是活動場地缺乏安全設施，有時則是臨近敏感日期。即便是博物館本身也時常被不同部門找碴：有時是嫌建築材料達不到防火標準，有時是嫌滅火器配備不合格，有時則是嫌逃生通道被堆放的雜物堵塞。但是，我在想，當這些公務員穿過博物館一件件展板和物品的時候，他們是如何做到麻木不仁的呢？難道他們不知道博物館是從一個廢棄的廠房改造出來的嗎？作為人民的公僕，他們難道要假裝聽不見這些苦難，矇住自己的眼睛，好繼續做天下大同的美夢嗎？

機構面臨的另一個大難題是，錢少人少。在我工作的兩年裏，博物館的正式職員只有我和F兩個。除去需要負責文學和戲劇小組、圖書室、博物館接待、電影放映等日常活動的組織，進行活動場地的維持，我們還需要偶爾去社會企業幫車隊去市區回收市民和學生的二手衣物。除去寒暑假偶爾能依靠學生志願者幫忙，我們大多數時候都是自己做各類瑣事和雜事。每月的工資是兩千元。F由於是老員工，工資比我多幾百塊。不過我並沒有以此為意。直到現在我都認為，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並且有一點收入可以維持溫飽，已經非常好了。我在這個社會上看到的情況是，許多人做着難以忍受的工作，卻只是為了滿足主流社會所強加的各類期待。當然還有許多人只是為了填飽肚子，就耗盡了人生中大部分的寶貴時間，根本談不上興趣不興趣。一方面，我為我可以作出這樣的選擇而感到慶幸，另一方面也有些不安——因為我始終擔心這仍然是我所享受的一種特權。也許有人會問，一份月工資兩千塊的工作，算是哪門子特權呢？但是我想，如果我的家庭更加貧困，父母生病，需要我的經濟照顧，或是我有弟妹，需要供養他們上學，我在對人生道路的選擇上就不會有這麼灑脫。我想另一個原因是我的性少數身份，沒有了像異性戀那樣成家立業和繁衍子嗣的慾望，我反而能夠把更多時間投入到外界上去。所以，要找到像我這樣在那時那麼合適的人來做那些事，也許是很難的。

現在想來，在皮村工作和生活的條件也算得上艱苦。我仍然記得到了七八月交接的華北雨季，暴雨形成的洪水沿着沒有下水道的城邊村街道，衝進博物館的院子，有時甚至要漫上台階，漫進四五人住的宿舍。宿舍屋頂由於裂縫，連夜漏雨。但我和同事M只能等到天晴的時候爬上屋頂，用瀝青填補那些細微的裂縫。我還記得，由於洪水，為了避開陰溝，博物館門前的車完全堵作一團。我和上司Z坐在路邊的牆頭上指揮交通，疏散車輛。有一陣子，由於害怕捐贈來的書籍被洪水浸溼，我們總是將一箱箱書從庫房裏搬上搬下。書其實是很重的，即便在我們這樣一個偏遠的城邊村裏。至於冬天，由於博物館沒有任何取暖設施，我和F只能撤到博物館對面的院子房間裏辦公。第一年我們的院子裏還燒着鍋爐取暖，第二年換做空氣能以後則更加冷了，但既然一個冬天可以省下一兩萬塊錢出來，我們也沒有什麼意見。唉，那時的日子確實都已經離我很遠了。但那些人物和場景我怎麼會忘呢？那是我們窮人的日子。

不過，真正讓我苦悶的，還是我的性取向得不到表達。在中學和大學時期，我也經歷過這樣的苦悶。但那是在一個我認為被壓抑和被強迫的環境裏。可是，即便在宣揚平等和工人權益至上的機構裏，人們也並沒有與性少數相處的進步觀念和經驗。我仍然身在一個被異性戀所包圍的世界裏。也許我應該主動向所有同事提及我的性取向嗎？但是他們該如何接受呢？也許他們有一天會發現這件事，但他們會怎麼看待呢？有時，我也會想，為什麼博物館有講述打工者歷史的展廳，有女工的展廳，有兒童的展廳，但是沒有性少數工人的展廳呢？或者說，就算有一個展板也是好的。但是，什麼也沒有。可是，這樣的展板會是敏感的嗎？會引起大多數參觀者的排斥嗎？如果是那樣的話，一塊講述性少數工人的展板值得存在嗎？後來我才知道，在中國的勞工研究學界，連這樣的研究都是接近於零的。從這個層面來說，我並沒有在博物館找到完整的歸屬感，在那以後的學術研究和左翼圈子裏也很難找到。

而對於工作期間我所接觸到的那些同類來說，我的工作選擇和觀念常常是讓他們無法接受的。一位從事藝術的大學朋友曾主動到皮村來看望我。他說，希望我可以離開現在的工作，這樣他就可以和我在一起。另一位來皮村調研的研究生朋友理解我為什麼在公益組織工作，但他仍然認為我的工作太不穩定，太不安全。我也曾與租住在皮村的一位年輕打工者有過一段關係。這個人很可愛，皮膚黝黑，但是誰知道呢，他的差事是在治安聯防隊巡邏。他的夢想是掙大錢，榮歸故里。我理解他想擺脫貧窮的感受，但我們終究無法深入溝通。現在回想起來，我總是不得已地在每個既定的圈子裏保持着邊緣身份。是我這個人太過極致和激進了嗎？我覺得不是。我只是希望更多地看到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併為消除不公而付出一點行動和真心罷了。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承受相應代價的。隨着年齡的增長，我才逐漸意識到這一點。

J和Y離開以後，我又在冬天和第二年夏天動員了一些打工者的孩子們，在夜裏同我一起發傳單。這些孩子大都把博物館的院子當成了他們瘋跑和遊戲的天然操場。有時，家長下班回來一時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也會上我們這兒來問問。這樣一來二去，我們也就熟悉了。當然，選在夜裏發傳單，一方面是由於村裏的治安聯防隊這時大都已經下班，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乘公交回來的年輕人比較多。不過這時和我們在街上「競爭」的就變成了宣傳天主教的教會成員。我見過他們的宣傳品，也去過他們的傳教場地，知道他們並非什麼壞人——如果那些遭遇太多不幸的工人和婦女可以在宗教裏找到一點慰藉，那也不算什麼壞事。但是，相比於宗教的傳教自由，我們關心打工者權益的公益機構卻處處受限，這是我一開始沒有想到的。

另一件轉變我觀念的事情是我和朋友的一次走訪。皮村博物館的北邊多年來分布着許多做木料、建材加工的小廠。但在我正式參與工作以前，這一片工廠由於清污的政策，已經關停了不少。不過，為了吸引近在咫尺的工友來參加文化活動，我們還是進行了一些探訪。就在進入一家運輸車隊的時候，司機的質問引起了我久久的深思。那天正值許多司機輪班休息，因而大都在宿舍。聽完我們的活動介紹，其中一位說道，你們的活動我們有空一定去，但是我們能不能先反映自己的問題呢？我們開車運貨現在要半夜繞着四環外走好一大圈，光是油錢就多了多少倍呢。要是被交警抓住罰款，一次罰下來的款項就是好多天的收入。這叫我們和誰說去？另一位說道，如果你們是工會就好了，工會可以反映我們的問題。還有一位接茬道，就算是工會也不行，現在的工會不頂事。自那以後，我更加抓緊自學勞動法，希望可以在文化活動以外更多地協助勞動者維權了。

驅逐與離別

當我拉着我的行李箱離開皮村的時候，我當然感到有些悵惘。但我又感到欣快。我終於從我的漫長的大學畢業了。幾分鐘後，我挺直了腰桿，抹掉眼淚，繼續注視着這個世界，並打算繼續和這樣一個世界作鬥爭。

我想講述的最後一件事與我從機構離開有關。

那時正是11月，天氣轉涼，北京大興一處城邊村卻發生了群租房火災事故。根據新聞報道，火災造成19人死亡，8人受傷。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官方不僅藉此機會開展全市的排查，而且開始了驅逐外來務工者的大範圍強制行動——當時官方的用語是「清理低端人口」。在北京的許多地方，則發生了穿着黑衣的不明身份人員（據推測是輔警和安保）強行闖入城邊村出租房，肆意打砸，將打工者驅趕出去的事件。這樣的密集行動一直持續到12月底，到深冬才緩慢進入尾聲。手機上每天都在傳新的報道，一開始也有各類官方媒體的報道，但後來刪帖和審查越來越嚴厲，很快就只能由獨立記者和自媒體人去進行採寫了。那時候，看着朋友圈裏人們接力轉發的視頻，看到打工者卷着鋪蓋、拉着行李箱被驅逐的畫面，看到工廠宿舍裏的工人被連夜趕出來，光着身子在寒冷的馬路邊無處可去，心裏非常不是滋味。

我記得，那時一些懷有憐憫之心的市民同樣是看不下去的。因而他們自發訂購了酒店房間，來收容無處可去、又買不到火車票離開的打工者——北京各大火車站一度擠滿了人，一些人不得不打地鋪睡覺。但是，面對如此蠻橫和強硬的政策，我們誰也無力真的去徹底扭轉。

機構也提出為無家可歸的打工者提供暫時的落腳之處。但是，作為一個大量打工者聚居的典型城邊村，皮村在清退浪潮下未能倖免。不久，機構所在的兩個院子也被張貼了要求限時騰退的通知。當時有人懷疑，這是官方在藉機對公益機構進行打擊報復。被要求關停的公益機構和打工子女學校也確實不止我們一處。但是所幸，在媒體和其他各路朋友的關注下，貼在我們大門上的通知被撤銷了。只是，對於其他打工者來說卻並不存在這樣的僥倖。根據後來具有收縮性的政策文件，所有在未經批示的村鎮非建設用地上興建的「非法」廠房和住宅都要被處理。以此為依據，皮村需要被清理的範圍在村南邊公路以南，相比許多村整村整村的拆毀，受波及範圍要小許多。但是對於被驅趕的打工者家庭來說，同樣是飛來橫禍，甚至是滅頂之災。實際上，官方的用意是很明顯的。那就是要找藉口清理他們認為沒有創造出高附加值和經濟收益的產業，將這些產業的從業者也從北京驅趕出去，並利用騰出來的土地做更多可以賺錢的生意。

直到如今，在無人的深夜，我的腦海裏仍然會浮現出那些夜晚的畫面，我和朋友去探望仍然留守在出租樓裏的住客。在長長的幽深的出租樓走廊裏，一扇扇房門緊閉着，沒有燈光，沒有人，只有黑暗將我們包裹起來，只剩下我們迴盪在周圍的腳步聲。由於強制停水斷電，大部分租客早已經被迫搬離了。沿着細長的樓梯上到二樓，又是一條長廊，沒有盡頭的門。上到三樓，也是這樣。四樓也是。好像這是一棟向下盤旋的監獄，一直到地底深處。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種壓迫感，也許地獄同這裏無異。但該下地獄的人，反而在天堂裏享受極樂。一個手裏緊握菜刀的男人出現在走廊盡頭。他以這種近乎決絕的自衛的姿態，守護着自己最後的一點生活。他領着我們進到他的出租屋，那裏點着蠟燭，他的女兒正在燭光下寫作業。「如果你們是那些黑衣人，我會衝上去和你們拼命的。」他說。在那以後的多少個日夜，在被逼上絕路的日子裏，我也希望自己是一個拿刀的人。我拿刀，並不是想着傷害別人，而只是想着保護自己。畢竟，在一個強者對弱者施暴的世界裏，死還不是最可怕的事。最可怕的，是被虐待至死卻無還手之力。那麼拿起刀，至少還可以在抗爭中死去。我想，沒有真正體會過這樣的絕望的人們，那些生活優渥的人們，是理解不了我們這些受壓迫者的想法的。

等到1月，清退高潮已經過去的時候，我打算和戲劇小組一起排演一齣戲，說一說我們這些被驅逐者的心聲。但是很快，在沒有什麼特殊的一天，警察找上門來，將我和另一位機構成員帶走了。我們被帶到一個不知是何處的地方，一路上都沒有說話。在秘密房間裏，我們被要求停止排演這齣戲，並把劇本毀掉。瞧，我們這些捱打的人，甚至不被允許發出一點痛苦的聲音。這起事件對我的影響同樣是很大的。我已經久久沒有進行過創作。這是我認為有價值的一次寫作。但是這樣的寫作，其實是不被允許的。

那以後，我又在機構正常工作了幾個月。但隨後就被官方要求離開，不許再繼續從事這些工作。當我拉着我的行李箱離開皮村的時候，我當然感到有些悵惘。但我又感到欣快。我終於從我的漫長的大學畢業了。以後，我必須自己對自己負責。那些愉快與不愉快的事，像風一樣從我身邊吹過。我感到從我的身體裡長出了葉子，在風裏嘩啦啦地響。幾分鐘後，我挺直了腰桿，抹掉眼淚，繼續注視着這個世界，並打算繼續和這樣一個世界作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