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皮村“打工博物馆”的日子（上）：在新工人文化中重拾阶级记忆

【编按】今天，战争冲突、族群撕裂、剥削压制和流离失所在如今资本全球化、父权制度和威权国家的共同裁制的世界中被不断制造出来。“历史终结”后全球一体化的愿景仅持续了三十年，我们重又见证二十世纪冷战的复归；比起旧日的阵营，今天不再有主义之争，政治光谱的参照系被击溃，政党政治的代表性也逐渐失效，随之而来的是仅受地缘政治逻辑驱动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和“比烂主义”（WhatAboutism）。

“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是端传媒的一个系列报导，受到提倡另类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这句口号的启发——“A different world is possible”。在今天的政治废墟之中，我们会纪录那些试图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尝试。这个系列将持续关注从全球化矩阵上不同的边缘位置中诞生，自下而上对抗新自由主义、威权国家与父权制的社会运动、替代性实践，以及其中的抵抗技术与愿景。

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今年春夏之交在不可抗力下关闭，它是全国唯一一家由民间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工艺博物馆，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开放，这15年来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两代农民工的历史。它所在的皮村“工友之家”，也一度成为“新工人文化”的诞生地，在最繁荣的时期，那里有著多种多样瞩目的“赋权”实践和“社区营造”活动，高校老师与学者向工人授课的“工人文学小组”、为流动儿童开设的“同心实验学校”、合作社性质的“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春晚、新工人乐团⋯⋯然而，在多重政治压力下，强调“新工人文化”而“劳工权利”的实践方向，也为其带来了很多困境。本期“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我们邀请了曾经的皮村打工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述他在那里的历练与纠葛。

我曾在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工作。2023年5月，博物馆由于场地问题而不得不关闭。我把我在博物馆生活的日夜写下来，既讲述那些令人振奋和觉醒的瞬间，也讲述我遇到的数不清的困惑和难题。既讲述博物馆给城边村的人们带来的微小改变，也讲述我自己的历练和纠葛。

从象牙塔到皮村：它的生命与我的生命相连

从市中心的学校坐近三小时的公交和地铁，才能抵达东北市郊的皮村。那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所在的地方，楼房和平房拥挤地交错，蜿蜒的小路没有硬化，架起的电线从半空肆意地横穿过去，邻近机场飞出的飞机不时撒下焦灼的轰鸣。

那时的我邻近毕业，仍对文学抱有热忱信仰，涉世不深，但自认为已遇过够多阴暗和丑恶的现象。文学作品和贫穷家庭培养出的朴素道德观，使我对压迫和不公保持十二分的敏感。学校报社和文化媒体公司不愉快的实习经历，则使我放弃了成为记者和编辑的想法，并对一眼望穿的中产阶级工作和生活产生本能的厌恶。

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参观博物馆时的心情。但那样的一个下午，是与我日后日日夜夜与它相伴的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的脑海里总是很容易浮现出这样的场景：在我一次又一次穿过的阴抑和潮湿的展厅里，天花板和墙壁上的漆块不时地掉落，灰尘飘落下来，覆盖那些裸露在空气中的物件，怎么擦也擦不干净。废弃的厂房加上一些木板和简易钢板，使得这里的夏天最为闷热，冬天则刺骨的寒冷。我一次又一次地推开那扇轨道生锈的滑门，打开高悬在天花板上的荧光灯，使得沉寂在黑暗里的那些故事，关于农民工、女工、她们的孩子和许许多多维权者的故事暴露在参观者的眼前。当ta们的暂住证、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与陈述个体故事和集体历史的展板并列在一起时，人们或许会忘记对“文化艺术”的固有理解。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也有可能短暂地合为一体。

令我无法忘怀的是，这其中也有我的家人、同学朋友和我自己的故事。它启发我去询问关于我的家庭与我自己的一切。它的生命与我的生命就这样联结在一起。对着那不断延伸到展厅更深处的门洞，我时常有一种进入到时间隧道的感受。隧道的终点存放着我所遗漏的记忆。经过了多少次行走，我才终于抵达那个光点？我“想起”了母亲在年轻时从集体企业下岗、到深圳服装厂打工的经历，“想起”了幼时被寄养在姨妈家照管的日子，“想起”父母过年前夕从沿海捎回来的新衣服和新鞋，时髦的玩具和点心。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记得童年照片里我的闪光的鞋子，由妈妈亲手织出的总是有着美妙图案的毛衣，但我没有想过它们是怎么来的。我的父亲和母亲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工作，才将它们带到我身边呢？他们没有主动说起过这些，直到我开始迟到的问询。

我也“想起”我来自农村的舅舅和舅妈们。他们所工作的矿洞，幽深而且潮湿，冰冷的水珠从岩壁上滴落下来。挖掘、搬运、筛选、装车，在这样繁重的劳动里，他们仍然不会忘记什么是美。他们收集那些最璀璨的矿石，但总是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我，告诉我好好念书。我“想起”了我后来辗转于建筑工地和高速路施工现场的舅舅，去年由于中风而卧床，不再能开口说话。妈妈打电话来的时候说，舅舅一辈子都在干最苦最累的活。她问，人这一辈子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那么，我念书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当我被困在由考试和题海所围成的县高中牢狱的时候，我以为念书是为了自由。去到更大的城市是为了自由。但我并没有感受到自由的存在。大学仍然是由对课业、绩点和就业的追逐所构成的。年轻人继续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等着被人利用而活着，仿佛没有灵魂。而在这样的大学待上四年，我们要么变得更加麻木，要么由于与世隔绝而悬浮在半空中。

文学艺术何为？

我感到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我为我过去被荒废的时间而悔恨，为我远离自己的阶级而懊恼。我为人们的痛苦而哭，为过去的无知而哭，为总是受到蒙蔽而哭，也为无法向朋友传达这样的感受而哭，为一代代人难以改变命运而哭。和人们的苦难相比，那些矫饰和空洞的艺术追求又算得了什么呢？

刚接触到皮村的我是一个天真烂漫、对人间世故抱有出奇抵触心理的文学狂徒，是会在大冬天里摆摊卖诗，嘴里喊着“救救诗人”以吸引过路人目光的饥饿艺术家，是在暴雨如注的季节裸奔以寻求室友认同的低智商犯罪分子。通过阅读兰波、王尔德、纪德和卡瓦菲斯的作品，我很难不相信作为文学这一伟大事业的天选之人，如果不能写出令人震惊的作品，那么以某种选定的方式轰轰烈烈地去死，要好过死乞白赖地活着。至于按部就班地工作，意味着庸常，是最可怕的。而真正有才华的人，不需要工作，即便陷入困顿。一天工作也不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实际上，像我这样迟迟憋不出好作品却又耽溺于天才神话的年轻男大学生，在整个北京高校文学圈应该有好几打。今天看来都是十分可笑而讨人厌的。可是，在受到那些真正从地层深处涌出的鲜活艺术的冲击以前，我当然不会意识到，我的那种倚重于个人天赋和以文学为道的观念，同样来自于文化精英的知识传统。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觉，我们对于文化的定义、划分和分工也是受着文化统治权的支配的。

但是，至少在那时，正是得益于对主流生活的这类蔑视，我才能对一切出离常态的状况发生兴趣，包括范雨素那篇流传很广、被许多中产阶层阅读、但又很快消失、被人忘记的自传体文章。我至今还记得那篇文章里在主人的带领下睥睨全村的狗。但印象最深的还是自幼离家、四处辗转、寻求自由、酷爱第欧根尼、也和第欧根尼一样藐视权贵的作者本人。当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生命烈度远超常人的作者的书写时，我的精英观念受到了最初的松动。这也应和了我对高校乏味生活长期以来的拒斥与厌弃。

在皮村，我见到了范雨素。但由于找她采访的记者太多，很快她就神隐，从媒体视野里消失了。我也见到了皮村文学小组的其他成员，主持文学小组工作的F。她年轻时从老家出来，在电子厂、服装厂打过工，和别人聊天时总是说，其实自己不懂文学，也写不好东西。那时负责博物馆接待工作的L，则是一位个子不高但浑身是劲的前煤矿工人。除去接待，他也是乐手，弹吉他，写歌，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另一种震撼则来自于当晚由樱井大造团队编排的帐篷戏。人们在一个小小的破旧的中国城边村院子里，临时搭建起一顶简陋的大帐篷，表演一出由东亚各地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戏剧，台词由不同国度的演员用不同腔调演绎。戏剧的许多细节已经忘记了，但仍然记得主角是一个穿梭于各个边缘地带的畸零人，一个没有稳定收入和生活的零工，迎接着它的是各类冒险和奇遇，神怪说着隐含秘密、经过编码的诗一样的咒语。情节仿佛无数条游走于边缘时空的爬山虎，不断分出令人惊诧的枝蔓。大人们和孩子们一起欢笑和沉思，没有人中途离场，离开这与他们的现实世界交叠却形同变戏法的平行时空。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戏剧，不需要文学圈同行的认可，也不需要奖项和津贴。走出了追求更高成就的虚荣，这是自己就可以证明自己的真诚的艺术。

我意识到艺术原来还可以如此。我同时缓过神来，当大学课堂上教授们讲授着文学史经典著作的时候，他们离契诃夫、屠格涅夫和莫泊桑所讽刺的东西其实有多远呢？当我在美术馆看到那些被玻璃柜隔开的价值数千万乃至上亿的艺术展品和拍卖品的时候，我离为秀女们画人像以供皇帝挑选的宫廷画家们又是有多近呢？那些东西是死的，是用高贵的檀木所包装着的死寂寥落的骨灰。而活的东西，尽管长着犄角和疙瘩，但总是喘着粗气。当人们争论范雨素的文章何以引起如此大的轰动，获得许多的争议和褒贬的时候，我感到我过去所认识的艺术已经死去。我甚至为此感到惭愧。终于，我听见了文学的喘息。不管那是愤怒也好，是抑郁也好。但这里边有了生存。

当我回到学校，躺在宿舍床上，我抑制不住地哭了。我感到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我为我过去被荒废的时间而悔恨，为我远离自己的阶级而懊恼。我为人们的痛苦而哭，为过去的无知而哭，为总是受到蒙蔽而哭，也为无法向朋友传达这样的感受而哭，为一代代人难以改变命运而哭。和人们的苦难相比，那些矫饰和空洞的艺术追求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想起F的话来。她说，人们总是来了一波又一波，但都是有求而来。当他们离开时，他们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什么改变呢？我不记得我是如何开口作答的。但我最后留了下来，成为了F日后的同事。在心底里，我对自己说，那么，就让我从这里进入真实的世界，更加认清它的面目，好弥补我过去由自私和傲慢所造成的盲目吧。

工人文学小组：知识分子对底层劳动者的“文化赋权”？

当难以开口的人们拿起笔为自己被忽略掉的生活和尊严说话的时候，那些生活优渥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写点别的更有价值的东西。我第一次通过如此直白的现场对照，感受到打工者是如何在文化上受到严厉的贬低和剥夺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处在这样的困惑之中：即便已经迈开了第一步，但我真正可以做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为之苦恼，为之狂热，但没有人能够替我作出答案。这样的苦恼在一次次文学小组活动中得到放大，并使我产生怀疑。纵然，文学小组成员的创作缺乏所谓专业甚至职业化的文学技巧，但在我看来，这对于真正的文学品质来说恰恰是次要的。由常常困于社会和劳动分工当中的工人们拿起笔，难道不已经被证明是一件很具有冲击力的事情了吗？何况，许多作品的伟大之处并不是光靠技巧来定义的。但在文学作品的分享之初，我仍然被我们审美趣味的差异所惊醒。

当我分享卡佛笔下一个失业多年的美国男性工人待业在家，出不起维修冰箱和汽车的钱，打算到二手市场上去碰碰运气时，我听到的感叹是，我们所寄住的出租屋，又有几个配有冰箱，有谁有闲功夫自己做饭，买得起汽车，能拿到北京牌照将车开到路上，又有谁失业多年依然可以不愁衣食呢？在这样的面对面对质以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中产阶层文学圈里被视为代表着“底层写作”和反映“生存之困”的美国作家，在本土工人的语境里会显得那么不接地气。而当我终于读到许立志、邬霞、陈年喜、小海的诗歌，读到文学小组里李若、徐良元、微尘、苑长武等人的小说和散文，我感到我们对于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和情感是多么缺乏了解。而我在这些阅读当中是受到了多么大的冲击。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染上的疾病，也许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另一次令我难以忘怀的经历是，文学小组成员受邀参加北京大学某个文学社团的创作交流会。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次平淡的交流，但我的所见所感仍然使我大受震撼。我早已不记得任何一篇学生作品的具体内容，只记得他们所书写的无非是校园生活的情感经历，或者针对某些后现代名家的仿作。而当学生们由于它们作品的技巧和时髦而受到赞誉时，文学小组的成员们则被建议多去观察自己身份以外的人和事物，写一写更加广阔的世界，并更多地阅读文学史经典作品。这是多么使我感到愤怒啊。当难以开口的人们拿起笔为自己被忽略掉的生活和尊严说话的时候，那些生活优渥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写点别的更有价值的东西。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义愤填膺的了。但现在想来，即便我破口大骂，也很难改变那些坐在上等座上的年轻人们哪怕一丝一毫的文学观念。我第一次通过如此直白的现场对照，感受到打工者是如何在文化上受到严厉的贬低和剥夺的。

与此同时，我越发想到，当文学小组大多以高校老师和学者向工人授课的形式来进行的时候，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尽管像慧瑜这样的老师总是强调课堂上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并谦虚地接受成员所提出的不同意见，但老师和打工者所积累的文化资本终究是不一样的。今天想来，当我们试图在打工者对知识分子的文化学习中形成一种叫做“新工人文化”的东西的时候，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成为“新工人”的一部分，并习得打工者的劳动技能。固然，这仍然是社会结构使然。但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打工者一旦掌握写作技能就值得被关注和夸赞，但文化精英从事和学习泥瓦工、木工、种植、挖煤就不值得呢？我并不是否定文学小组一直以来的成绩，只是在反思我们社会当中老师和学生的位置是如何被锚定的，而这背后涉及到文化权力的形成和分配。如果文学小组的课堂常常被认为是高校老师对打工者的一种“文化赋权”，有没有那么一天，打工者可以也有权力为其他人“赋权”呢？我并不认为这是异想天开的。我想起范雨素和李若的书写中所透露的与乡村自然接触的经验，与植物和农作物接触的经验。我想起徐良元和微尘的书写中讨薪的经验。但直到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经验的宝贵之处。

打工博物馆的志愿工作

当博物馆前的李树纷纷扬扬开始落花，漫长的夏天就来了。最初，作为一名志愿者，我的工作主要是和F、L一起负责博物馆的接待和讲解。此外，是参与文学小组活动，熟悉和了解活动的进程。当我终于从学校搬进博物馆大院对面的集体宿舍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我再也不会是那个远离现实的笨蛋大学生了。

但是，在博物馆接待最多的参观者却是仍在上学的学生。他们中有一些是由老师领着来拜访的，有一些则是社团组织或自发成行。还有一些身负调研任务，想以皮村为样本了解北京城边村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一些同龄人有着比我更加清醒的认识。他们的父母是农民工，因而他们知道工厂和工地的工资是多少，大工和小工的区别，也知道一亩地一年下来能有多少收成，农村盖房要花多少钱。但大多数学生和我初来时一样，不了解这个世界运作的底层逻辑。他们所处的世界与博物馆所展现的世界是隔绝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非常陌生。

我究竟从不同人的脸上看过多少种不一样的表情呢？已经记不清了。但一遍又一遍的代为讲述，使我感到我是处在一个多么被冷落和弃绝的世界。当我讲到第一代打工者背井离乡，却可能随时从出租屋里被赶出来，讲到广东致丽火灾，山西黑煤窑，讲到张海超开胸验肺，孙志刚在收容所死去，讲到农民工跳楼讨薪，法律维权波折艰辛，讲到沿海工厂的事故和工伤，劳工ngo的困境，我在想这样充满了血腥、悲剧和对抗的历史，是多少人愿意直面的。我确实见过一些步入社会已多年的参观者，宁愿看不见这些故事。但我感到他们假装平静的面孔背后，是一颗同样布满伤痕的心。在那内心深处，是被激起的湍急的漩涡。但他们仍然不得不靠一些话来说服自己：那些拉着人向下沉的东西，在人生和社会的洋流里质量太大，而我们自己揹负得已经够多。何况，如果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用处吗？不过是徒添烦恼罢了。除去勾起那些陈年旧事和恻隐之心，除去证明社会的丑恶，又有什么用处呢？将落水者拼命往水里摁的，怎么会是暂时爬上船、获得安全席位的人，难道不是那些在云层里凝视海面的巨人吗？那些硕大的嘴光是吹一口气就足以掀起巨大的波澜，掀翻我们的小船。而那些巨人如果不是无常却又注定的命运的拟象，至少也是那些掌管着最多事务、拥有最大权力的天神的化身。凡人又何德何能侈谈去改变呢？

我想，我就是在一次又一次与人们的对话、辩论乃至激烈的争吵中陷入内心折磨的境地的。是啊，“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是长久以来张贴在博物馆主厅正对门墙上的一句标语。但是，人与人又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别啊。对于那些从小在优渥家境中长大的孩子，甚至是叼着金汤匙长大的特权阶层，他们有什么理由来违背自己的利益，去改变这个社会的结构性不公呢？那些通过向上爬获得些许恩赐和回报的人，摆脱了穷苦日子、等着进一步出人头地的人，又有什么理由放弃残酷的丛林游戏，甩手将营造出来的发达机会拱手让人呢？而那些仍然受着最深重的压迫和剥削的穷人们，如果他们在大多数时候不为自己考虑，将很可能承受更多的欺侮和来自社会法则的惩戒。即便是少部分仍然心怀怜悯之心，在知识结构上认识到改变必要性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一旦放弃了他们在文化上所积累的特权，他们又可以如何切实地帮到他们想要帮助的人呢？

连帮助和帮助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对此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一些公司定期向打工子女学校捐款捐物；由大资本所建立的筹款平台每年拿出一定数额的款项对公益机构筹得的资金进行配捐；市民将闲置的衣物、书籍、玩具和其它日用品捐赠给城边村的打工者；一部分律师和公益人士提供免费的劳动法咨询和援助；政府出台法规或购买社会服务来改善打工者的境遇⋯⋯那些施予帮助的人自认为尽了应尽的义务，甚至做了份外之事。但是，来自边缘地带的打工者真的可以借此跨越社会的藩篱，和那些施予帮助的人成为朋友吗？

机构的困境

可是，即便在宣扬平等和工人权益至上的机构里，人们也并没有与性少数相处的进步观念和经验。也许我应该主动向所有同事提及我的性取向吗？但是他们该如何接受呢？有时，我也会想，为什么博物馆有讲述打工者历史的展厅，有女工的展厅，有儿童的展厅，但是没有性少数工人的展厅呢？或者说，就算有一个展板也是好的。但是，什么也没有。

第一年夏天真正采取的行动，是我和几位来搞调研的社会学学生J和Y一起组成宣传队，去皮村的大街小巷做地推式的宣传。与外界对博物馆的印象不同，在皮村，熟知博物馆活动的工人总的来说还是非常有限的。例如文学小组就常年维持在7-10位正式成员的规模。不仅如此，即便是每周末晚固定的电影放映、唱K活动，也偶尔陷入参与者不足的境地。经过分析，我们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打工者的流动性很高，许多工人只是待个一年半载，一旦走后就不能再参与实地活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工人们实际上非常忙碌。由于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找工和工作上，他们留下来休闲的时间并不多。为了吸引更多工友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印刷了海报张贴在合作商家和出租楼的墙上，并不定期地上街发放传单。这些行动确实获得了一些成效，却也带来了风险。村治安联防队认为我们张贴的海报有碍观瞻，因而通知许多出租楼的房东将贴好的海报撕下。而为了阻止我们发传单，联防队抓紧巡逻，企图没收我们的传单。我们不得不将传单藏在布袋和书包里，以躲过便衣的监视。现在想来，那些宣传品究竟有什么危险之处呢？不过是印刷了我们举办的活动内容和时间，并加上几句“天下打工是一家”这样的温和标语。但即便是这样，我们的活动还是受到阻碍。

除此以外，逢年过节的晚会活动也时常被要求停办。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是活动没有报备，有时是活动场地缺乏安全设施，有时则是临近敏感日期。即便是博物馆本身也时常被不同部门找碴：有时是嫌建筑材料达不到防火标准，有时是嫌灭火器配备不合格，有时则是嫌逃生通道被堆放的杂物堵塞。但是，我在想，当这些公务员穿过博物馆一件件展板和物品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做到麻木不仁的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博物馆是从一个废弃的厂房改造出来的吗？作为人民的公仆，他们难道要假装听不见这些苦难，蒙住自己的眼睛，好继续做天下大同的美梦吗？

机构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是，钱少人少。在我工作的两年里，博物馆的正式职员只有我和F两个。除去需要负责文学和戏剧小组、图书室、博物馆接待、电影放映等日常活动的组织，进行活动场地的维持，我们还需要偶尔去社会企业帮车队去市区回收市民和学生的二手衣物。除去寒暑假偶尔能依靠学生志愿者帮忙，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做各类琐事和杂事。每月的工资是两千元。F由于是老员工，工资比我多几百块。不过我并没有以此为意。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有一点收入可以维持温饱，已经非常好了。我在这个社会上看到的情况是，许多人做着难以忍受的工作，却只是为了满足主流社会所强加的各类期待。当然还有许多人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就耗尽了人生中大部分的宝贵时间，根本谈不上兴趣不兴趣。一方面，我为我可以作出这样的选择而感到庆幸，另一方面也有些不安——因为我始终担心这仍然是我所享受的一种特权。也许有人会问，一份月工资两千块的工作，算是哪门子特权呢？但是我想，如果我的家庭更加贫困，父母生病，需要我的经济照顾，或是我有弟妹，需要供养他们上学，我在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就不会有这么洒脱。我想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性少数身份，没有了像异性恋那样成家立业和繁衍子嗣的欲望，我反而能够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外界上去。所以，要找到像我这样在那时那么合适的人来做那些事，也许是很难的。

现在想来，在皮村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也算得上艰苦。我仍然记得到了七八月交接的华北雨季，暴雨形成的洪水沿着没有下水道的城边村街道，冲进博物馆的院子，有时甚至要漫上台阶，漫进四五人住的宿舍。宿舍屋顶由于裂缝，连夜漏雨。但我和同事M只能等到天晴的时候爬上屋顶，用沥青填补那些细微的裂缝。我还记得，由于洪水，为了避开阴沟，博物馆门前的车完全堵作一团。我和上司Z坐在路边的墙头上指挥交通，疏散车辆。有一阵子，由于害怕捐赠来的书籍被洪水浸湿，我们总是将一箱箱书从库房里搬上搬下。书其实是很重的，即便在我们这样一个偏远的城边村里。至于冬天，由于博物馆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我和F只能撤到博物馆对面的院子房间里办公。第一年我们的院子里还烧着锅炉取暖，第二年换做空气能以后则更加冷了，但既然一个冬天可以省下一两万块钱出来，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唉，那时的日子确实都已经离我很远了。但那些人物和场景我怎么会忘呢？那是我们穷人的日子。

不过，真正让我苦闷的，还是我的性取向得不到表达。在中学和大学时期，我也经历过这样的苦闷。但那是在一个我认为被压抑和被强迫的环境里。可是，即便在宣扬平等和工人权益至上的机构里，人们也并没有与性少数相处的进步观念和经验。我仍然身在一个被异性恋所包围的世界里。也许我应该主动向所有同事提及我的性取向吗？但是他们该如何接受呢？也许他们有一天会发现这件事，但他们会怎么看待呢？有时，我也会想，为什么博物馆有讲述打工者历史的展厅，有女工的展厅，有儿童的展厅，但是没有性少数工人的展厅呢？或者说，就算有一个展板也是好的。但是，什么也没有。可是，这样的展板会是敏感的吗？会引起大多数参观者的排斥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一块讲述性少数工人的展板值得存在吗？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国的劳工研究学界，连这样的研究都是接近于零的。从这个层面来说，我并没有在博物馆找到完整的归属感，在那以后的学术研究和左翼圈子里也很难找到。

而对于工作期间我所接触到的那些同类来说，我的工作选择和观念常常是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一位从事艺术的大学朋友曾主动到皮村来看望我。他说，希望我可以离开现在的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和我在一起。另一位来皮村调研的研究生朋友理解我为什么在公益组织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我的工作太不稳定，太不安全。我也曾与租住在皮村的一位年轻打工者有过一段关系。这个人很可爱，皮肤黝黑，但是谁知道呢，他的差事是在治安联防队巡逻。他的梦想是挣大钱，荣归故里。我理解他想摆脱贫穷的感受，但我们终究无法深入沟通。现在回想起来，我总是不得已地在每个既定的圈子里保持着边缘身份。是我这个人太过极致和激进了吗？我觉得不是。我只是希望更多地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为消除不公而付出一点行动和真心罢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受相应代价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逐渐意识到这一点。

J和Y离开以后，我又在冬天和第二年夏天动员了一些打工者的孩子们，在夜里同我一起发传单。这些孩子大都把博物馆的院子当成了他们疯跑和游戏的天然操场。有时，家长下班回来一时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也会上我们这儿来问问。这样一来二去，我们也就熟悉了。当然，选在夜里发传单，一方面是由于村里的治安联防队这时大都已经下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乘公交回来的年轻人比较多。不过这时和我们在街上“竞争”的就变成了宣传天主教的教会成员。我见过他们的宣传品，也去过他们的传教场地，知道他们并非什么坏人——如果那些遭遇太多不幸的工人和妇女可以在宗教里找到一点慰藉，那也不算什么坏事。但是，相比于宗教的传教自由，我们关心打工者权益的公益机构却处处受限，这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另一件转变我观念的事情是我和朋友的一次走访。皮村博物馆的北边多年来分布着许多做木料、建材加工的小厂。但在我正式参与工作以前，这一片工厂由于清污的政策，已经关停了不少。不过，为了吸引近在咫尺的工友来参加文化活动，我们还是进行了一些探访。就在进入一家运输车队的时候，司机的质问引起了我久久的深思。那天正值许多司机轮班休息，因而大都在宿舍。听完我们的活动介绍，其中一位说道，你们的活动我们有空一定去，但是我们能不能先反映自己的问题呢？我们开车运货现在要半夜绕着四环外走好一大圈，光是油钱就多了多少倍呢。要是被交警抓住罚款，一次罚下来的款项就是好多天的收入。这叫我们和谁说去？另一位说道，如果你们是工会就好了，工会可以反映我们的问题。还有一位接茬道，就算是工会也不行，现在的工会不顶事。自那以后，我更加抓紧自学劳动法，希望可以在文化活动以外更多地协助劳动者维权了。

驱逐与离别

当我拉着我的行李箱离开皮村的时候，我当然感到有些怅惘。但我又感到欣快。我终于从我的漫长的大学毕业了。几分钟后，我挺直了腰杆，抹掉眼泪，继续注视着这个世界，并打算继续和这样一个世界作斗争。

我想讲述的最后一件事与我从机构离开有关。

那时正是11月，天气转凉，北京大兴一处城边村却发生了群租房火灾事故。根据新闻报道，火灾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官方不仅借此机会开展全市的排查，而且开始了驱逐外来务工者的大范围强制行动——当时官方的用语是“清理低端人口”。在北京的许多地方，则发生了穿着黑衣的不明身份人员（据推测是辅警和安保）强行闯入城边村出租房，肆意打砸，将打工者驱赶出去的事件。这样的密集行动一直持续到12月底，到深冬才缓慢进入尾声。手机上每天都在传新的报道，一开始也有各类官方媒体的报道，但后来删帖和审查越来越严厉，很快就只能由独立记者和自媒体人去进行采写了。那时候，看着朋友圈里人们接力转发的视频，看到打工者卷着铺盖、拉着行李箱被驱逐的画面，看到工厂宿舍里的工人被连夜赶出来，光着身子在寒冷的马路边无处可去，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我记得，那时一些怀有怜悯之心的市民同样是看不下去的。因而他们自发订购了酒店房间，来收容无处可去、又买不到火车票离开的打工者——北京各大火车站一度挤满了人，一些人不得不打地铺睡觉。但是，面对如此蛮横和强硬的政策，我们谁也无力真的去彻底扭转。

机构也提出为无家可归的打工者提供暂时的落脚之处。但是，作为一个大量打工者聚居的典型城边村，皮村在清退浪潮下未能幸免。不久，机构所在的两个院子也被张贴了要求限时腾退的通知。当时有人怀疑，这是官方在借机对公益机构进行打击报复。被要求关停的公益机构和打工子女学校也确实不止我们一处。但是所幸，在媒体和其他各路朋友的关注下，贴在我们大门上的通知被撤销了。只是，对于其他打工者来说却并不存在这样的侥幸。根据后来具有收缩性的政策文件，所有在未经批示的村镇非建设用地上兴建的“非法”厂房和住宅都要被处理。以此为依据，皮村需要被清理的范围在村南边公路以南，相比许多村整村整村的拆毁，受波及范围要小许多。但是对于被驱赶的打工者家庭来说，同样是飞来横祸，甚至是灭顶之灾。实际上，官方的用意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要找借口清理他们认为没有创造出高附加值和经济收益的产业，将这些产业的从业者也从北京驱赶出去，并利用腾出来的土地做更多可以赚钱的生意。

直到如今，在无人的深夜，我的脑海里仍然会浮现出那些夜晚的画面，我和朋友去探望仍然留守在出租楼里的住客。在长长的幽深的出租楼走廊里，一扇扇房门紧闭着，没有灯光，没有人，只有黑暗将我们包裹起来，只剩下我们回荡在周围的脚步声。由于强制停水断电，大部分租客早已经被迫搬离了。沿着细长的楼梯上到二楼，又是一条长廊，没有尽头的门。上到三楼，也是这样。四楼也是。好像这是一栋向下盘旋的监狱，一直到地底深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压迫感，也许地狱同这里无异。但该下地狱的人，反而在天堂里享受极乐。一个手里紧握菜刀的男人出现在走廊尽头。他以这种近乎决绝的自卫的姿态，守护着自己最后的一点生活。他领着我们进到他的出租屋，那里点着蜡烛，他的女儿正在烛光下写作业。“如果你们是那些黑衣人，我会冲上去和你们拼命的。”他说。在那以后的多少个日夜，在被逼上绝路的日子里，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拿刀的人。我拿刀，并不是想着伤害别人，而只是想着保护自己。毕竟，在一个强者对弱者施暴的世界里，死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最可怕的，是被虐待至死却无还手之力。那么拿起刀，至少还可以在抗争中死去。我想，没有真正体会过这样的绝望的人们，那些生活优渥的人们，是理解不了我们这些受压迫者的想法的。

等到1月，清退高潮已经过去的时候，我打算和戏剧小组一起排演一出戏，说一说我们这些被驱逐者的心声。但是很快，在没有什么特殊的一天，警察找上门来，将我和另一位机构成员带走了。我们被带到一个不知是何处的地方，一路上都没有说话。在秘密房间里，我们被要求停止排演这出戏，并把剧本毁掉。瞧，我们这些挨打的人，甚至不被允许发出一点痛苦的声音。这起事件对我的影响同样是很大的。我已经久久没有进行过创作。这是我认为有价值的一次写作。但是这样的写作，其实是不被允许的。

那以后，我又在机构正常工作了几个月。但随后就被官方要求离开，不许再继续从事这些工作。当我拉着我的行李箱离开皮村的时候，我当然感到有些怅惘。但我又感到欣快。我终于从我的漫长的大学毕业了。以后，我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那些愉快与不愉快的事，像风一样从我身边吹过。我感到从我的身体里长出了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几分钟后，我挺直了腰杆，抹掉眼泪，继续注视着这个世界，并打算继续和这样一个世界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