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人自述：721三年過去了，我還未習慣只談風月的香港嗎？

【編者按】媒體人「紅眼」三年前親歷元朗721事件（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三年後寫下這篇文章，回顧這幾年香港人由遊行示威，變成走上街頭追星；打卡點由連儂牆變成明星代言廣告牌。他不習慣，也不想習慣，三年前的創傷仍在，只是情緒延後，裝作「好起來」。三年後，他覺得香港變了，香港人也變了，然而傷口未復元，帶着一份隱藏着的痛和憤怒，他剖白這幾年不同身份角色上的種種交織和種種落差——身為721親歷者的未解之痛；身為傳媒人的自我閹割；身為香港人的欲語還休。他對於這些變化感不適，但最後他控訴的其中一個人是自己。

（紅眼，專欄作家，影評人。《藝文青》總編輯。寫電影、電視劇、流行文化。寫小說。）

我還是不是2019年7月21日坐西鐵回家的那個我？

三年後，我今天仍然戴着口罩。別誤會，是另外一些原因所以戴着口罩，那些「事情」沒延續三年那麼漫長，它完結了、沉默失語了，甚至人走茶涼了。

香港順利慶祝主權移交25週年，但我仍記得今天是721事件三週年。記憶是不可靠，尤其短短三年之後，從法庭的審判以至某些已成為社會「共識」的說法，都跟我在列車上的親身經歷有些出入。我明明在場，但我還可以怎樣告訴人呢？我在某些渠道嘗試爭取一些聲音，但那些渠道已經消失，那些聲音正在等候審判。

作為土生土長的元朗人，接下來的三年，我都必須若無其事往來事發地點，但原來不是很難過。只是大家開始失憶，或不願意再談這件事，漸漸讓人產生幻覺，那天的白衣人真的出現過嗎？還是拍戲而已，抑或幽靈？那些在我身旁穿插而過的木棒和鐵枝，又是真的嗎？

我再沒有跟任何人提起，畢竟大家都說要Move on要振作要重新開始，但當一件事情無人談論，沒有聲音，它就會慢慢被扭曲成另一個形狀，再無法恢復回去。我將會見證屯馬綫通車，有個男孩在鏡頭前一臉熱情唱着「屯馬開通真的很興奮」……還會見證西鐵站鋪天蓋地的警察招募廣告，見證大批「鏡粉」於閘口附近交換各種自製物資——都是應援物資，但不是我們想像中的自製防催淚面具、護膝和安全帽。

與此同時，作為傳媒工作者，這三年還陸續見證了好幾間香港媒體執笠 （倒閉），有相識與尊敬的編輯前輩如今在囚，更多資深傳媒人選擇離開香港，但這些黯傷的事情沒有令人失落太久，因為這兩年又受惠於男子組合MIRROR的迅速冒起，雜誌採訪與流行文化評論等工作居然前所未有的蓬勃，還不斷出現另起爐灶的新網媒平台及各類自媒體，取代已解散、消失的主流媒體。但它們普遍有個共通點，少談政治，只談風月。只談風月不同於只管風花雪月，這四字本是讚人為官清廉守節，今日是指娛樂至死，但同樣不算是貶義。

「好起來」的偽裝

2019年末，男團MIRROR開始聲勢漸大，基於工作關係，我先後幾次近距離見過他們每一個成員，但那種距離近不過721那天我和那些白衣人的距離，我們在列車裏、他們在月台上。

721之後的兩天，我約了姜濤做封面訪問。死裏逃生，而且就發生在你每天必經的車站月台上，你對這個城市和未來還是充滿了懷疑，也不曉得是因為工作所以要趕快「好起來」，還是為了要「好起來」所以繼續工作，但我一直神不守舍，每行一步都踩不到地面，每說一句話都在耳邊有迴聲，好像隔着一個玻璃罩，無論身邊的人在說在笑，都接收不了那些內容，仍然只聽到月台上的人凶狠叫罵，列車裏面很多人哭泣、徬徨退縮，有人跪地求饒，也有人不顧一切衝了出去。

不是夢，不是幻覺。在一段很長的日子裏，我無法離開那個場景，被困在裏面與外界斷裂。但是，你要假裝若無其事繼續與人氣歌手做訪問，不讓攝影師和公關們看出任何異樣。就是這樣，姜濤成為了我對721事件連鎖記憶的其中一塊。

在那段時間裏，我覺得自己有短暫的人群恐懼，於是多了幾份兼差，每週到電台錄節目、談電影，也有數天從元朗坐兩趟巴士到柴灣的報館埋版（完成印刷版面）。有時下午就在飯堂打開電腦獨自寫稿，埋版之後又繼續寫，或者這種「好起來」的偽裝，從那天訪問姜濤開始一直延續下去。列車上曾經有過的死亡恐懼會慢慢淡化，但換來內疚和無力感一直沉澱，而我就是懷着這種心情見證12位鏡仔變成全城哄動的人氣天團。

當城市裏所有聚集活動都不被容許，唯獨追星活動可以愈演愈烈；當許多消息都不再容許報導，逐漸大家都開始躺平不再感興趣。青春偶像的一舉一動突然成為大家最關心、唯一着緊的事情，迷妹迷弟們牢牢記得團員哪一天生日，買燈箱打廣告各種應援，取代了所有被刷掉的標語文宣，換走那一個接一個曾被視為「香港最黑暗的一天」的日子。兩年前那些連儂牆是打卡點，如今最多人打卡的地方變成了明星代言的珠寶廣告牌，而「榮光」、「今天我」和「Hallelujah」這些歌曲不知所終。

而我就一邊目擊近在咫尺的鎮壓和拘捕事件，看着自己的同行入獄，然後繼續配合城市的粉飾工程，做一些賣到斷市的明星雜誌，賣得愈好，藝術展愈多人，愈覺得這個地方像NFT那麼荒謬。

或許，是創傷後遺的影響，我沒有特別喜歡MIRROR任何一員。但有時看到老派深藍作者與左報批評MIRROR追星現象荼毒社會、製造亂象，卻有同仇敵愾的趣味。可能我仍然期待着香港有些事情，能夠令養尊處優、以為風波已平的人，大為吃驚，驚恐又好，什麼形式的驚慌都好。

不是輕視、討厭娛樂偶像所帶來的新香港、新面貌，當然也有人嘗試從他們的作品、人們的熱捧去解讀更多社會現象，譬如積極對抗無力感，轉投其他宣洩渠道之類的論述。明星效應算不算是拯救了香港？無可否認，但拯救的同時，或意味着我們選擇「扔棄」、「遺忘」許多東西。

盡量多寫，變成盡量不要寫

當然，這種「遺忘」背後，有真心出於犬儒、貪圖安逸，也有被迫的。這三年來，我在工作上經歷許多階段的改變，嚴格來說，所謂的改變就是妥協。

2019年的我，最初和一些編輯朋友都有默契，想要爭取在有限的版面裏多放一些政治訊息，聲援明志或是表達不滿也好。但形勢變得很快，沒多久有一些媒體被查封、主理人被捕、營運資金被凍結，大家開始擔心人身安全與生計問題，便由盡量多寫變成悄悄找個下台階，盡量不要寫。有些老一輩，幾乎就在不寫的同時，開始賣書準備移民。

如是者過了一年，情況變得愈來愈差，「盡量不要寫」已經是一些基本遊戲規則，不要寫之餘，更變成盡量挑出敏感句子刪一刪，遇到太敏感的文章，要找個辦法與作者說，不如不要寫。太敏感的題目就和受訪者說，乾脆不要做。當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百次，「危機意識」特別高的編輯逐漸擺出政府高官的嘴臉（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有那張嘴臉）——他們認為今時今日仍然企硬（不肯讓步），就是不懂世情，不識時務會連累了大局。

啊，唯一可以任寫的，好像數來數去都是娛樂新聞，包括MIRROR和其他花邊消息。我不知道這種躺平但自覺臥薪嘗膽的想法是否正確，但2019年之前，媒體裏總有一些說着「不敢寫不如不要寫」的資深媒體人，如今動不動就教人「不能再這樣寫」。以前深切痛恨自我審查的人，一旦自己都開始了自我審查，便懂得說是顧全大局，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大局！對大家都好的事……能算是自我審查嗎？

我自己是幸運的，因為我已經看不見、聽不到那些大局。在721那晚之後，我一直被某個硬核似的玻璃罩套住。但慢慢覺得，有個玻璃罩都好，拒絕被太多事情污染和動搖。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的個人社交帳號只剩下工作相關的，像電影評論、明星訪問、雜誌出版消息等等，也沒隱瞞什麼，因為我的日常生活也差不多，就盡量讓自己存在，同時盡量讓自己一直減少下去。

我存在但我已經不在，不特別喜歡任何事情，就不會對某些人特別失望，也不會特別去討厭某些事情，或者憤怒。我沒特別抗拒乘搭港鐵，也沒有特別不去吃那些「藍店」，其實吃什麼、同不同路人對我來說都一樣，也看到有同路人在吃人血饅頭，吃相都很難看。

我以為自己練到一身好本領，面對「深藍」影視紅星、大灣區藝術家，都可以若無其事採訪交談，反正戴着口罩，就算咬牙切齒對方都看不到。但我猜自己的身體反應是最誠實的。想起來，我沒有堅持不打疫苗，前陣子因為工作關係，看錢份上便補打了兩劑疫苗，結果病了幾晚。妥協是罪，身體會給你應得的「懲罰」。

我沒追看《全民造星》，反而不時會看幾集中國大陸很紅的說唱比賽秀。吳亦凡一直都是這些說唱選秀的嘉賓導師，凡哥去年闖禍入獄了，今年電視台再推出新一輯說唱節目，吳亦凡以外，裏面依稀是前幾年都見過的面孔。過去跟吳亦凡稱兄道弟，總是凡哥前、凡哥後，穿得一身潮牌的Rapper們，歌詞好有態度好憤怒，總是什麼雙押三押Peace來Diss去，炸了炸了給我閃開，罵人不帶髒語與禁忌字眼，但結果全部都扮失憶，當吳亦凡從不存在。不是說Hip Hop精神在於很Real很敢說嗎？

我沒打算批判中國大陸這種捏着喉嚨扮高潮的「太監說唱」風氣，純粹作為比喻，把它放在香港，敏感字眼不要寫，危險人物又不能訪、不能用，只求Peace而不再Real的我們，難道不同樣都是一群「太監媒體人」？

繼續做個「太監媒體人」

實不相瞞，我本身就是在全香港自我審查得最厲害的報館出身，該報館素來有幾個暱稱，叫「東廠」與「香港北韓」。所以我算是一入行便閹得乾乾淨淨的「太監媒體人」吧。館中有一名言，你的讀者只有一個，那個就是你老闆。

由於老闆姓氏是十二生肖之一，每逢農曆新年都好像戰爭狀態，凡跟生肖相沖、某某犯太歲、某某生肖流年不利，甚至在同一版的標題將那個生肖與「跌」、「窮」、「輸」、「死」放得太近，都是內部大忌。與其怕寫錯，不如唔好寫，未熟報館流程已經有人教你這個生存之道。

入行不到一年，我的自我審查功夫已經練滿。後來在其他雜誌、報館打滾，經常自嘲是個「脫北者」，早已淨過身，閹幾多次都無所謂，妥協是我最擅長做的事情。這兩年意識到整個香港都變成「香港北韓」（並不是說真正的那個北韓），無論工作與私交，也見到很多編輯和作家前輩的窘態，為了長遠的理想，即使妥協都要有型、有態度，要保持尊嚴地躺平。

以前覺得，齊澤克形容「右翼是渾蛋，左翼是傻蛋」可能太毒舌，他自己不就是個左翼學者嗎？然而這三年過去，倍感精警。我呢，比較像是夾在兩顆蛋之間，既不想做傻蛋，但也害怕逐漸被扯過去變成渾蛋……什麼都沒有。算是「太監媒體人」的痛處？

夾在兩顆蛋之間，我既寫得很慢，但好像也愈寫愈多。除了寫作，我對一切發生於721玻璃罩以外的事情都保持冷淡。認真一想，或者就是這個玻璃罩，讓我開始跟身邊一些本來立場相同、帶着默契各自爬山的傳媒朋友漸行越遠，有了些隔膜。

事實上，當我在三年前好幾次匿名受訪，講述721那天所見所聞時，總是被問及真是如此嗎？時間線正確嗎？跟其他網上流傳的版本不同，會否不是你想像中那樣子？最令我覺得心裏有刺的一句質問是︰「所以你一直困在車廂裏，沒有走下去月台下層？」撇除記者採訪經驗不足，但我懂得對方的意思——他們眼中，我沒有看到整個事件的全貌，而且眼見不一定是事實，我不是完全可靠正確。

然而，置身任何一場社運衝突，只要人在現場，都不會掌握到客觀全貌，譬如前線時常誤會後方支援者，後方亦不會理解前線為何那麼衝動不克制。我能夠體諒記者的新聞採訪原則，以及他們心裏抱持的傳媒道德職業操守，畢竟我雖然是最擅長妥協的「太監媒體人」，但過去還是一直被教導以這種兼顧正反、保持中立客觀的切入點觀看這個世界。

或者是我觀看這個世界的方式因為721而起了變化。

當壓倒性的暴力出現在面前那一剎間，挺身而出是勇敢，迴避畏縮、委曲求全也是人性，但我不能夠接受的，反而是以捧着攝影機的形式同行。當然也跟事發現場巨大的無力感有關，人就是有種想要對抗、吞噬、消滅這種暴力的慾望和恨意，施暴者與助紂為虐的同謀固然讓人深切痛恨，但恨到就連抽身而出想要客觀呈現暴力的真實全貌——即是前線記者的專業任務，都一併覺得可恥。

對此，我一度感到沮喪和迷失，也再無法在721之後參與那些如何政治正確、中立地報導示威事件的新聞爭論，只覺得這些既離地又抓不着癢處的爭論，結果幫助轉移視線及模糊焦點，於整場運動都同樣是助紂為虐。

說起來，可能我是最早就變得只談風月的那些人，每天寫寫明星訪問、寫寫電影評論，除了一些應景的弦外之音便不想多說。後來知道，有721當日於現場採訪的記者毅然放下攝影機，決心從政，讓我打從心底感到佩服和慚愧。當我迷失逃逸的時候，有人已經像薛西弗斯一樣去推動某些事情。

去年因為《時代的行動者︰反修例運動群像》集結成書，難得回到中文大學跟作者李立峯做了個訪問，也像是在我的721玻璃罩外敲了兩下。我幾乎一坐下便忍不住問，書中將「新聞工作者」歸類為整場運動的行動者之一，真的合適嗎？會否太過一廂情願？其實亦是我在721後整整兩年都罩住自己的疑問。

李立峯亦坦白，新聞工作者確實會用某種形式與社會抗爭同行，為它而見證，然而，直到在關鍵時候，需要回答「想贏」還是「想要真相」的時候，則永遠不相為謀。但當我上了場，是否被迫都好，過去受過多少專業訓練與閹割都好，還是會「想贏」。但如今看來，當初那種漸行越遠的距離於三年後又逐漸拉回來了，原因卻很哀傷——無論你我選擇的是贏還是真，在721事件裏，大家都一無所有，只是有人輸了青春，有人失去了信心。

最後我問李立峯，尤其當時他剛剛做了國安法首案的專家證人，被坊間批評為政權塗脂抹粉，粉飾不公義，他哪來信心呢？還相信會找到真相嗎？他說，在Working assumption以外，自己比許多人更悲觀。但Working assumption就是你要繼續相信。

我們訪問後，私下談了一會兒，這才看到，原來背負千夫所指的李立峯，都有他自己的玻璃罩。

我猜，他說的Working assumption並非我實際解讀的那個概念，因為我有點斷章取義，把Working當作是自己最大的Assumption。當然，我是擁有一些能夠繼續以寫作維生的人脈和優勢，但重要的是，就像在摩托車上，最舒服的狀態其實是維持着某種速度，一直前行——但前行這個說法太美好了，再準確一點，是圍繞某些創傷硬核不停打圈，若然停下來就會左搖右擺，傾到渾蛋或傻蛋的其中一邊。

我想自己沒有從「好起來」的偽裝之中康復過來，只是某種Assumption，或者它不需要康復，不卸下就永遠不會康復。或者721之後，我認為最舒服的狀態就是如此，它不會有完好如初的模樣。你只是提醒自己別停下來，成為其中一邊的蛋。

初出茅廬的記者經常會在作家或音樂人訪問裏有這一條問題：請問你的靈感來自什麼地方？預計了要有靈感才有創作動力。但我開始不需要，我可以大部分時間都不帶靈魂與情感，用驅力寫作、工作。不是說不用心、不上心，而是心的存在形式不同了。董啟章在2020年出版了一部文學作品《後人類喜劇》，提到Ghost Writer（靈魂書寫器）這個科幻概念。是的，我想我是今日留在／困在香港其中一個Ghost Writer。

以前覺得，把悼念六四掛在嘴邊的人都有些作狀（故意裝出某種姿態），不就是每年寫兩首「六四不只是兩個數目字」之類的詩圍爐取暖嗎？唯有親身經歷才明白，一隊人氣偶像組合可以紅足三年，但要將這一天發生的事情牢記三年，原來是很吃力的。只是三年，時間已沖淡了很多事情，也沖走許多的魂魄，老盡少年心。三十年河西，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