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自述：721三年过去了，我还未习惯只谈风月的香港吗？

【编者按】媒体人“红眼”三年前亲历元朗721事件（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三年后写下这篇文章，回顾这几年香港人由游行示威，变成走上街头追星；打卡点由连侬墙变成明星代言广告牌。他不习惯，也不想习惯，三年前的创伤仍在，只是情绪延后，装作“好起来”。三年后，他觉得香港变了，香港人也变了，然而伤口未复元，带着一份隐藏着的痛和愤怒，他剖白这几年不同身份角色上的种种交织和种种落差——身为721亲历者的未解之痛；身为传媒人的自我阉割；身为香港人的欲语还休。他对于这些变化感不适，但最后他控诉的其中一个人是自己。

（红眼，专栏作家，影评人。《艺文青》总编辑。写电影、电视剧、流行文化。写小说。）

我还是不是2019年7月21日坐西铁回家的那个我？

三年后，我今天仍然戴着口罩。别误会，是另外一些原因所以戴着口罩，那些“事情”没延续三年那么漫长，它完结了、沉默失语了，甚至人走茶凉了。

香港顺利庆祝主权移交25周年，但我仍记得今天是721事件三周年。记忆是不可靠，尤其短短三年之后，从法庭的审判以至某些已成为社会“共识”的说法，都跟我在列车上的亲身经历有些出入。我明明在场，但我还可以怎样告诉人呢？我在某些渠道尝试争取一些声音，但那些渠道已经消失，那些声音正在等候审判。

作为土生土长的元朗人，接下来的三年，我都必须若无其事往来事发地点，但原来不是很难过。只是大家开始失忆，或不愿意再谈这件事，渐渐让人产生幻觉，那天的白衣人真的出现过吗？还是拍戏而已，抑或幽灵？那些在我身旁穿插而过的木棒和铁枝，又是真的吗？

我再没有跟任何人提起，毕竟大家都说要Move on要振作要重新开始，但当一件事情无人谈论，没有声音，它就会慢慢被扭曲成另一个形状，再无法恢复回去。我将会见证屯马线通车，有个男孩在镜头前一脸热情唱着“屯马开通真的很兴奋”……还会见证西铁站铺天盖地的警察招募广告，见证大批“镜粉”于闸口附近交换各种自制物资——都是应援物资，但不是我们想像中的自制防催泪面具、护膝和安全帽。

与此同时，作为传媒工作者，这三年还陆续见证了好几间香港媒体执笠 （倒闭），有相识与尊敬的编辑前辈如今在囚，更多资深传媒人选择离开香港，但这些黯伤的事情没有令人失落太久，因为这两年又受惠于男子组合MIRROR的迅速冒起，杂志采访与流行文化评论等工作居然前所未有的蓬勃，还不断出现另起炉灶的新网媒平台及各类自媒体，取代已解散、消失的主流媒体。但它们普遍有个共通点，少谈政治，只谈风月。只谈风月不同于只管风花雪月，这四字本是赞人为官清廉守节，今日是指娱乐至死，但同样不算是贬义。

“好起来”的伪装

2019年末，男团MIRROR开始声势渐大，基于工作关系，我先后几次近距离见过他们每一个成员，但那种距离近不过721那天我和那些白衣人的距离，我们在列车里、他们在月台上。

721之后的两天，我约了姜涛做封面访问。死里逃生，而且就发生在你每天必经的车站月台上，你对这个城市和未来还是充满了怀疑，也不晓得是因为工作所以要赶快“好起来”，还是为了要“好起来”所以继续工作，但我一直神不守舍，每行一步都踩不到地面，每说一句话都在耳边有回声，好像隔着一个玻璃罩，无论身边的人在说在笑，都接收不了那些内容，仍然只听到月台上的人凶狠叫骂，列车里面很多人哭泣、徬徨退缩，有人跪地求饶，也有人不顾一切冲了出去。

不是梦，不是幻觉。在一段很长的日子里，我无法离开那个场景，被困在里面与外界断裂。但是，你要假装若无其事继续与人气歌手做访问，不让摄影师和公关们看出任何异样。就是这样，姜涛成为了我对721事件连锁记忆的其中一块。

在那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有短暂的人群恐惧，于是多了几份兼差，每周到电台录节目、谈电影，也有数天从元朗坐两趟巴士到柴湾的报馆埋版（完成印刷版面）。有时下午就在饭堂打开电脑独自写稿，埋版之后又继续写，或者这种“好起来”的伪装，从那天访问姜涛开始一直延续下去。列车上曾经有过的死亡恐惧会慢慢淡化，但换来内疚和无力感一直沉淀，而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见证12位镜仔变成全城哄动的人气天团。

当城市里所有聚集活动都不被容许，唯独追星活动可以愈演愈烈；当许多消息都不再容许报导，逐渐大家都开始躺平不再感兴趣。青春偶像的一举一动突然成为大家最关心、唯一着紧的事情，迷妹迷弟们牢牢记得团员哪一天生日，买灯箱打广告各种应援，取代了所有被刷掉的标语文宣，换走那一个接一个曾被视为“香港最黑暗的一天”的日子。两年前那些连侬墙是打卡点，如今最多人打卡的地方变成了明星代言的珠宝广告牌，而“荣光”、“今天我”和“Hallelujah”这些歌曲不知所终。

而我就一边目击近在咫尺的镇压和拘捕事件，看着自己的同行入狱，然后继续配合城市的粉饰工程，做一些卖到断市的明星杂志，卖得愈好，艺术展愈多人，愈觉得这个地方像NFT那么荒谬。

或许，是创伤后遗的影响，我没有特别喜欢MIRROR任何一员。但有时看到老派深蓝作者与左报批评MIRROR追星现象荼毒社会、制造乱象，却有同仇敌忾的趣味。可能我仍然期待着香港有些事情，能够令养尊处优、以为风波已平的人，大为吃惊，惊恐又好，什么形式的惊慌都好。

不是轻视、讨厌娱乐偶像所带来的新香港、新面貌，当然也有人尝试从他们的作品、人们的热捧去解读更多社会现象，譬如积极对抗无力感，转投其他宣泄渠道之类的论述。明星效应算不算是拯救了香港？无可否认，但拯救的同时，或意味着我们选择“扔弃”、“遗忘”许多东西。

尽量多写，变成尽量不要写

当然，这种“遗忘”背后，有真心出于犬儒、贪图安逸，也有被迫的。这三年来，我在工作上经历许多阶段的改变，严格来说，所谓的改变就是妥协。

2019年的我，最初和一些编辑朋友都有默契，想要争取在有限的版面里多放一些政治讯息，声援明志或是表达不满也好。但形势变得很快，没多久有一些媒体被查封、主理人被捕、营运资金被冻结，大家开始担心人身安全与生计问题，便由尽量多写变成悄悄找个下台阶，尽量不要写。有些老一辈，几乎就在不写的同时，开始卖书准备移民。

如是者过了一年，情况变得愈来愈差，“尽量不要写”已经是一些基本游戏规则，不要写之余，更变成尽量挑出敏感句子删一删，遇到太敏感的文章，要找个办法与作者说，不如不要写。太敏感的题目就和受访者说，干脆不要做。当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百次，“危机意识”特别高的编辑逐渐摆出政府高官的嘴脸（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那张嘴脸）——他们认为今时今日仍然企硬（不肯让步），就是不懂世情，不识时务会连累了大局。

啊，唯一可以任写的，好像数来数去都是娱乐新闻，包括MIRROR和其他花边消息。我不知道这种躺平但自觉卧薪尝胆的想法是否正确，但2019年之前，媒体里总有一些说着“不敢写不如不要写”的资深媒体人，如今动不动就教人“不能再这样写”。以前深切痛恨自我审查的人，一旦自己都开始了自我审查，便懂得说是顾全大局，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大局！对大家都好的事……能算是自我审查吗？

我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已经看不见、听不到那些大局。在721那晚之后，我一直被某个硬核似的玻璃罩套住。但慢慢觉得，有个玻璃罩都好，拒绝被太多事情污染和动摇。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的个人社交帐号只剩下工作相关的，像电影评论、明星访问、杂志出版消息等等，也没隐瞒什么，因为我的日常生活也差不多，就尽量让自己存在，同时尽量让自己一直减少下去。

我存在但我已经不在，不特别喜欢任何事情，就不会对某些人特别失望，也不会特别去讨厌某些事情，或者愤怒。我没特别抗拒乘搭港铁，也没有特别不去吃那些“蓝店”，其实吃什么、同不同路人对我来说都一样，也看到有同路人在吃人血馒头，吃相都很难看。

我以为自己练到一身好本领，面对“深蓝”影视红星、大湾区艺术家，都可以若无其事采访交谈，反正戴着口罩，就算咬牙切齿对方都看不到。但我猜自己的身体反应是最诚实的。想起来，我没有坚持不打疫苗，前阵子因为工作关系，看钱份上便补打了两剂疫苗，结果病了几晚。妥协是罪，身体会给你应得的“惩罚”。

我没追看《全民造星》，反而不时会看几集中国大陆很红的说唱比赛秀。吴亦凡一直都是这些说唱选秀的嘉宾导师，凡哥去年闯祸入狱了，今年电视台再推出新一辑说唱节目，吴亦凡以外，里面依稀是前几年都见过的面孔。过去跟吴亦凡称兄道弟，总是凡哥前、凡哥后，穿得一身潮牌的Rapper们，歌词好有态度好愤怒，总是什么双押三押Peace来Diss去，炸了炸了给我闪开，骂人不带脏语与禁忌字眼，但结果全部都扮失忆，当吴亦凡从不存在。不是说Hip Hop精神在于很Real很敢说吗？

我没打算批判中国大陆这种捏着喉咙扮高潮的“太监说唱”风气，纯粹作为比喻，把它放在香港，敏感字眼不要写，危险人物又不能访、不能用，只求Peace而不再Real的我们，难道不同样都是一群“太监媒体人”？

继续做个“太监媒体人”

实不相瞒，我本身就是在全香港自我审查得最厉害的报馆出身，该报馆素来有几个暱称，叫“东厂”与“香港朝鲜”。所以我算是一入行便阉得干干净净的“太监媒体人”吧。馆中有一名言，你的读者只有一个，那个就是你老板。

由于老板姓氏是十二生肖之一，每逢农历新年都好像战争状态，凡跟生肖相冲、某某犯太岁、某某生肖流年不利，甚至在同一版的标题将那个生肖与“跌”、“穷”、“输”、“死”放得太近，都是内部大忌。与其怕写错，不如唔好写，未熟报馆流程已经有人教你这个生存之道。

入行不到一年，我的自我审查功夫已经练满。后来在其他杂志、报馆打滚，经常自嘲是个“脱北者”，早已净过身，阉几多次都无所谓，妥协是我最擅长做的事情。这两年意识到整个香港都变成“香港朝鲜”（并不是说真正的那个朝鲜），无论工作与私交，也见到很多编辑和作家前辈的窘态，为了长远的理想，即使妥协都要有型、有态度，要保持尊严地躺平。

以前觉得，齐泽克形容“右翼是浑蛋，左翼是傻蛋”可能太毒舌，他自己不就是个左翼学者吗？然而这三年过去，倍感精警。我呢，比较像是夹在两颗蛋之间，既不想做傻蛋，但也害怕逐渐被扯过去变成浑蛋……什么都没有。算是“太监媒体人”的痛处？

夹在两颗蛋之间，我既写得很慢，但好像也愈写愈多。除了写作，我对一切发生于721玻璃罩以外的事情都保持冷淡。认真一想，或者就是这个玻璃罩，让我开始跟身边一些本来立场相同、带着默契各自爬山的传媒朋友渐行越远，有了些隔膜。

事实上，当我在三年前好几次匿名受访，讲述721那天所见所闻时，总是被问及真是如此吗？时间线正确吗？跟其他网上流传的版本不同，会否不是你想像中那样子？最令我觉得心里有刺的一句质问是︰“所以你一直困在车厢里，没有走下去月台下层？”撇除记者采访经验不足，但我懂得对方的意思——他们眼中，我没有看到整个事件的全貌，而且眼见不一定是事实，我不是完全可靠正确。

然而，置身任何一场社运冲突，只要人在现场，都不会掌握到客观全貌，譬如前线时常误会后方支援者，后方亦不会理解前线为何那么冲动不克制。我能够体谅记者的新闻采访原则，以及他们心里抱持的传媒道德职业操守，毕竟我虽然是最擅长妥协的“太监媒体人”，但过去还是一直被教导以这种兼顾正反、保持中立客观的切入点观看这个世界。

或者是我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因为721而起了变化。

当压倒性的暴力出现在面前那一刹间，挺身而出是勇敢，回避畏缩、委曲求全也是人性，但我不能够接受的，反而是以捧着摄影机的形式同行。当然也跟事发现场巨大的无力感有关，人就是有种想要对抗、吞噬、消灭这种暴力的欲望和恨意，施暴者与助纣为虐的同谋固然让人深切痛恨，但恨到就连抽身而出想要客观呈现暴力的真实全貌——即是前线记者的专业任务，都一并觉得可耻。

对此，我一度感到沮丧和迷失，也再无法在721之后参与那些如何政治正确、中立地报导示威事件的新闻争论，只觉得这些既离地又抓不着痒处的争论，结果帮助转移视线及模糊焦点，于整场运动都同样是助纣为虐。

说起来，可能我是最早就变得只谈风月的那些人，每天写写明星访问、写写电影评论，除了一些应景的弦外之音便不想多说。后来知道，有721当日于现场采访的记者毅然放下摄影机，决心从政，让我打从心底感到佩服和惭愧。当我迷失逃逸的时候，有人已经像薛西弗斯一样去推动某些事情。

去年因为《时代的行动者︰反修例运动群像》集结成书，难得回到中文大学跟作者李立峰做了个访问，也像是在我的721玻璃罩外敲了两下。我几乎一坐下便忍不住问，书中将“新闻工作者”归类为整场运动的行动者之一，真的合适吗？会否太过一厢情愿？其实亦是我在721后整整两年都罩住自己的疑问。

李立峰亦坦白，新闻工作者确实会用某种形式与社会抗争同行，为它而见证，然而，直到在关键时候，需要回答“想赢”还是“想要真相”的时候，则永远不相为谋。但当我上了场，是否被迫都好，过去受过多少专业训练与阉割都好，还是会“想赢”。但如今看来，当初那种渐行越远的距离于三年后又逐渐拉回来了，原因却很哀伤——无论你我选择的是赢还是真，在721事件里，大家都一无所有，只是有人输了青春，有人失去了信心。

最后我问李立峰，尤其当时他刚刚做了国安法首案的专家证人，被坊间批评为政权涂脂抹粉，粉饰不公义，他哪来信心呢？还相信会找到真相吗？他说，在Working assumption以外，自己比许多人更悲观。但Working assumption就是你要继续相信。

我们访问后，私下谈了一会儿，这才看到，原来背负千夫所指的李立峰，都有他自己的玻璃罩。

我猜，他说的Working assumption并非我实际解读的那个概念，因为我有点断章取义，把Working当作是自己最大的Assumption。当然，我是拥有一些能够继续以写作维生的人脉和优势，但重要的是，就像在摩托车上，最舒服的状态其实是维持着某种速度，一直前行——但前行这个说法太美好了，再准确一点，是围绕某些创伤硬核不停打圈，若然停下来就会左摇右摆，倾到浑蛋或傻蛋的其中一边。

我想自己没有从“好起来”的伪装之中康复过来，只是某种Assumption，或者它不需要康复，不卸下就永远不会康复。或者721之后，我认为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如此，它不会有完好如初的模样。你只是提醒自己别停下来，成为其中一边的蛋。

初出茅庐的记者经常会在作家或音乐人访问里有这一条问题：请问你的灵感来自什么地方？预计了要有灵感才有创作动力。但我开始不需要，我可以大部分时间都不带灵魂与情感，用驱力写作、工作。不是说不用心、不上心，而是心的存在形式不同了。董启章在2020年出版了一部文学作品《后人类喜剧》，提到Ghost Writer（灵魂书写器）这个科幻概念。是的，我想我是今日留在／困在香港其中一个Ghost Writer。

以前觉得，把悼念六四挂在嘴边的人都有些作状（故意装出某种姿态），不就是每年写两首“六四不只是两个数目字”之类的诗围炉取暖吗？唯有亲身经历才明白，一队人气偶像组合可以红足三年，但要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牢记三年，原来是很吃力的。只是三年，时间已冲淡了很多事情，也冲走许多的魂魄，老尽少年心。三十年河西，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