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抗爭者李翹楚： 「我有英雄情結，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

編者按：本文由端傳媒與NGOCN聲音計劃聯合出品，首發於端傳媒。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最高會被判死刑。

2020年2月16日，李翹楚被指定地點監視居住，國保（編者註：全稱「國內安全保衛」，是中國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的一個警種）審訊時這樣對她說。她沒想過，許志永女友的身份，讓自己面臨連坐。

許志永是中國公民維權的活躍人物，曾創辦公盟、推動中國民主法治建設，後發起新公民運動。2014年，許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被判四年，2017刑滿出獄。2019年12月，許在廈門參加了一場有律師、學者和公民共同參與的聚會，討論中國時政、未來及公民社會建設的經驗。12月26日，與會的律師丁家喜、公民戴振亞、張忠順和李英俊遭警方抓捕，這一事件被稱為「12·26公民案」。

許志永開始在自己的國家裏逃亡。逃亡中，他寫下《勸退書》，質疑習近平處理中美貿易戰、香港反修例運動和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能力，要求他下台。而為了打探許志永的消息，12月31日，北京國保已傳喚過李翹楚24小時。

2020年2月15日，許志永在廣州被捕。第二天凌晨，李翹楚連坐被抓，被監視居住長達四個月。

這一場無妄之災，迫使一個默默無聞的90後志願者，成為一個堅定的抗爭者。

成長

「要善良、誠實，做個好人。」

創傷可能隨時被觸發。

幻覺，失眠或嗜睡，停不下來的噩夢，甚至在練習正念，音頻中一句「端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處」也可以如電擊一般，讓她閃回到監視居住時，看守的一聲聲的訓斥：目標坐好！目標手放好！目標不要亂動！

那時，她不被看成李翹楚，甚至不被當作人，她只是他們的「目標」。

有些情景一直緊緊纏繞，愧疚感和恥辱感層層襲來：請求國保給她抗抑鬱症藥物的時候，感謝國保偶爾帶來水果的時候，吃藥嘔吐後乞求原諒的時候，被威脅增加看守女警人數的時候，一遍一遍寫悔過書的時候，被要求批判許志永思想的時候。那種屈辱感，「就像本想咬舌自盡，沒死成留下舌根還要被迫唱讚歌。」

翹楚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個星期，她想過自殺。仿佛又回到2017年，婚姻中受到的傷害，加上公民社會環境的惡化，她感覺永久地損傷了自己。最難熬的時候，她嘗試各種方式的自殺，用甜食、垃圾食品和酒精舒緩痛苦。怕父母失望，又不敢回家。辭了職，離了婚，把自己關在公寓裏讓自己發霉。太孤單無助了，她只有緊緊抓着那日漸式微的公民社會以及還在堅持的人，那是她的救命稻草，她的希望所在。

李翹楚頻繁的公民行動即始於2017年。那個冬天，北京一廉價違建公寓引發大火後，當局藉故發起「清理低端人口」、「亮出天際線」等治理運動，讓數萬外來務工者一夜間流離失所。

翹楚趕去將被拆除的皮村，她記得那電影裏才會出現的殘酷畫面：一邊是被停水停電、仍在抗爭的租戶，一邊是拿着防暴盾牌前來驅趕的警察，而不敢抵抗的租戶哭喊着摸黑搬家。被清空的出租屋裏，燃燒了一半的蠟燭格外刺眼。

她當然憤怒。晚上，她聯合志願者和記者住進租戶的家，幫他們守夜，避免暴力拆遷。白天，她去更多的城中村，收集租戶的需求，同時整理能夠提供免費或平價住宿的機構和聯繫方式，幫助被驅趕的人找地方存放行李。

行動中，翹楚感覺自己活了過來。參與公共事件救援，像是她的一種自救，幫她重塑在上段婚姻中粉碎的自我價值。

如今的翹楚反思，當時的公民參與更多是人道主義的救援，是NGO的服務心態，缺乏有力的行動去問責政府，「反而像政府下令趕人，我們打下手，幫助租戶離開，沒有回應到他們真實的需求和困境——留下來。」

翹楚生長在北京一個中產家庭，家庭氛圍較民主、自由，尊重個人選擇。她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性格温和，成績優異，乖巧聽話。父母都是中學老師，父親教物理，母親教心理健康。他們不像多數父母那樣期待孩子成龍成鳳，反而教育她「要善良、誠實，做個好人」。

高三時，大多數學校週末偷偷給學生補課，還要求家長簽上自願補課通知書。翹楚的父母不同意，堅決不簽名。於是，老師的教桌上，一邊是厚厚的一疊簽了名的補習通知書，另一邊只有翹楚孤零零的一張。

整個高三的週末，父母帶翹楚看話劇，聽音樂會，去野餐。學校找父母談翹楚的前途，希望家長配合，翹楚的父母回答：「不用擔心，我家孩子有個三本學校上就行。」

回憶少時，翹楚總能笑得歡快，評價父母「心太大」。

那也是摯友林月最羨慕的無菌樂園：父母恩愛和睦，尊重孩子，不施加壓力；身邊朋友多，都真誠友好。在這個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翹楚，「是我見過的最為純粹的人」。

佛系教育下成長的翹楚，2009年輕鬆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勞動關係，開始關注到工人群體。那時新生代農民工概念剛提出，富士康工人連續跳樓、湖南塵肺工人等維權事件屢上新聞，翹楚參加了「新生代農民工」兩年的研究項目，頻繁到工地做問卷，接觸勞工群體，開始了解社會的現實和殘酷。

翹楚反思自己是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期待中產階級可以承擔促進社會公平的更多責任。她學會了用VPN，時常為中國不公不義的一面感到不安：譚作人整理汶川地震受難學生名單、追問校舍質量被抓捕。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被判刑11年，她在庭外聲援，記得那年的冬天異常寒冷。許志永等法學學者發起新公民運動，推動教育平權，被多方阻擾。公民紀念六四逝者被抓捕、入罪。農民工維權被集體維穩、毆打。

從那時起，翹楚開始做獨立記錄，整理每年的重大公共事件，摘抄相關詩歌，對抗互聯網短暫的記憶和統一的敘事。

2018年風風火火的#MeToo運動，翹楚和夥伴們為跳樓自殺的武漢理工大學學生陶崇園籌集律師費，去武漢安撫陶崇園的姐姐；她關注前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瀋陽涉嫌性侵事件，呼籲北大信息公開，聲援被約談的學生。

疫情在2019年年底席捲中國，翹楚一邊擔心男友許志永的「逃亡」，一邊投入志願工作。她購買口罩，免費發送給社區裏的環衞工人。得知有夥伴做線上診所，她設計了病毒防範的海報，協助呼吸機和患者的對接。發現方艙醫院裏廁所不分男女，她又組織志願者蒐集和整理防止性暴力的建議。

生機勃勃的民間自救一度讓人產生中國公民社會再次蓬勃發展的錯覺。翹楚冷靜分析，這些救助和「北京切除」時一樣，都在人道救援的範圍內，未能追責政府，也沒能給公民社會創造生存的契機。

現實更荒謬。積極參與民間救援的行動者紛紛被抓捕。收集和保存疫情資料的志願者陳玫、蔡偉以「尋釁滋事」被捕，給武漢捐贈物資的作家被威脅「傳播謠言」，前去做獨立報導的張展、陳秋實被失蹤。於是，翹楚一手做民間救援，一手在社交平台聲援這些行動者。

「她對人間疾苦的感受是真實的，期待社會的改良改變也是發自內心的。」林月相信，翹楚的公民參與和抗爭行動，不過是一個青年保存了應有的良知，做了良知應該做的事。

只是，在現有語境下，遵循良知做事、對不公不義表達抗議，無形中就走上了活動家的路。

抗爭

「兩腿打着顫，邊抹着眼淚邊往前走。」

連坐並非新鮮事。中國著名的異見者劉曉波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他的妻子劉霞被居家軟禁八年。2015年709維權律師大抓捕，當局關了200多人，讓律師的家屬形成維權聯盟——709家屬。其中，709妻子們十分突出。她們採取一致不合作的抵抗態度，又在法律範圍內發起「千里尋夫」、「紅桶抗議」以及「我可以無髮，你不能無法」等極具創意的抵抗行動，贏得國際的關注和聲援支持，為維權開拓了新的空間。

當局很快調整策略：一是不再大規模抓捕，而是單獨或三三兩兩抓捕，不讓家屬形成較大聯盟。二是抓捕行動者同時連坐或恐嚇連坐其家屬/伴侶，即便家屬/伴侶之後被取保候審，也在法律限制下被進一步消解聲援行動的空間。最近兩年有不少如法炮製的案件：NGO人士程淵的妻子施明磊被威脅連坐「煽顛」，被監視居住半年；詩人王臧和妻子王麗都以「煽動顛覆罪」被關押；端點星案的蔡偉以及其女友唐紅波都被以「尋釁滋事罪」逮捕；文化企業家耿瀟男和丈夫都因「非法經營」遭刑事拘留。

這就要求家屬/伴侶必須有新的應對策略。從709妻子的抗爭上，翹楚學到的策略是「越公開，越安全」。

她一邊使用行政手段申請信息公開，要求公開監視居住的地點、當時自己吃下的藥物、醫生的資質等信息；一邊公開監視居住的經歷和國保持續不斷的騷擾以及恐嚇細節。她甚至把國保的名字、電話都公開了。

抗爭有了效果，國保有所收斂，騷擾的次數和人數都減少了。「打不過流氓，但扯得下牌坊。」翹楚總結道。

記錄過程中，她亦逐漸明白，肉身是柔軟的，並非堅硬的機器零件，會受傷會痛苦；意志會堅強，但也有脆弱的時候。她恐懼過，妥協過，抗爭姿勢雖不完美，但那就是真實的自己，慢慢接受自己「兩腿打着顫，邊抹着眼淚邊往前走」的狀態。

翹楚逐步在不同平台上展現不同的面向。「温和堅韌，有些脆弱」的抗爭者——是她在推特上形象。帖子中多處流露「害怕再被消失」、「小心翼翼」的脆弱心理，爭取更大範圍的關注和同情。

後來國保找到翹楚，跟她說：「你把自己說得那麼膽小，卻什麼事也沒耽誤你。」

公開得越多，翹楚越發現自己的恐懼和無力感都在逐漸淡去。近一個月沒有國保約談，她反而有些不適應，「他們不來，我就沒東西寫。我掌握了主導權，現在是老鼠想抓貓了。」

同為勞工研究者和行動者的好友韓籍驚訝地發現，取保候審出來的翹楚，看起來仍然柔弱，內心卻更加堅定了，「她有創傷，會表達自己的脆弱，會哭，會吐槽，會悲傷，但從來不耽誤行動。」

韓籍看過翹楚脆弱的時候，那是2019年年底，許志永還在逃亡，翹楚進出都有國保跟蹤。她曾經虛弱到跌坐在地鐵的台階上，站不起來，眼裏總是含着淚。「現在的她狀態好很多，比起自己，她好像更關注其他人的安危。」

韓籍與翹楚相識於2018年的7月，他們曾一起援助佳士聲援團被抓捕的學生。最打動韓籍的是，翹楚作為行動者的運動倫理。那時有人鼓勵他人參加聲援行動時隱瞞案情性質，刻意淡化可能涉及的風險，翹楚表達了不同意見，「她希望參與運動的人都充分知情，了解風險，自主選擇。」

「她的抗爭很勇敢了，甚至很決絕，是全面不合作的態度。」也曾被長期監視居住的行動者珊竹說，她原本十分羨慕翹楚的抗爭姿態，卻逐漸發現，「翹楚對他人很包容，很温情，但對自己很苛刻，把自己逼得很緊，抗爭越發決絕。」她曾看過走着走着就在路邊抑制不住哭起來的翹楚。

珊竹和翹楚去探望過為母維權十年的李寧，李寧告訴她們：「人生很短，堅持了維權抗爭，就無法追求其他了。」

為了給赴京上訪、死在「學習班」裏的母親討回公道，李寧十年裏無法正常學習、工作，身體也垮了，需要持續吃藥，家庭生活並不理想。珊竹感到，「她們倆（翹楚和李寧）氣質越來越像，像戰士那樣戰鬥，把人性軟弱、恐懼的面向全隱藏起來。」

同伴們開始明白，真誠、正義的翹楚，不能原諒自己曾在權力機器下被迫做出的不真誠、不正義。她覺得需要更決絕的抵抗，才能重拾自己。她的義無反顧，不僅是為了對抗極權，轉化恥辱，更是為了活命。

翹楚寫文章曝光監視居住經歷，許志永的好友、維權人士華澤曾建議她寫完發長文，但翹楚回答：「要拉長時間線，每次發一部分，讓案子有持續關注度。」

「學習能力強，有理論知識，又有豐富的抗爭經驗。」華澤甚至在翹楚身上看到未來戰略家的影子。

新一代女性抗爭者

「男性抗爭者不願承認女性在公共領域做出的貢獻，普遍強化她們的從屬性和依附性。」

許志永的女友。

2020年1月9日後，人們開始這樣強調李翹楚的身份。

那天，她撰文曝光了自己帶着手銬跨新年的24小時傳訊經歷，同時也首次公開了她與許志永的親密關係。

很快，媒體的報導和聲援中，李翹楚名字前總擺着「許志永女友」的稱呼，讚美他們「美好的愛情」，稱她是「偉大人物身後的女人」。李翹楚持續的公共參與及行動往往被忽視。

電影《花木蘭》上映時，李翹楚在臉書上記錄自己的感受：花木蘭不是替父從軍的故事，也不是忠君愛國的故事，是關於女性突破重重枷鎖去打仗的故事。

中國的社會環境對女性從來不寬容，公民社會的圈子也不例外。當翹楚指控勞工問題專家王江松言語騷擾時，她得到的回應更多是「不要聲張」，「大局為重」。畢竟，他們說公民社會式微，不要給政府打擊「遞刀子」。

「在缺乏政治反對的現實境遇裏，更需要回歸到個體的困境和真實表達。」翹楚坦言，她不想把「大佬打倒在地，」她反對的是顧全大局的冷漠和對個體傷害的忽視。

「需要重新長出一身逆鱗，反抗極權和男權。」翹楚不再掩飾伴侶存在的問題：「男性抗爭者不願意承認女性在公共領域做出的貢獻，普遍地強化了她們的從屬性和依附性。女性處處被壓抑、貶低、漠視。抗爭中，她們可能喪失了自己的話語，丟失了自己的主體性。」

翹楚也會反思，自己在抗爭中是否也會有時喪失主體性。與許志永的親密關係裏，她在推特上發文，一度都要徵求許志永的意見，獲得他的認可才發。為了聲援《新生代》編輯危志立，她曾在長城上拍了一組相片，發到社交平台。許志永沒有轉發，詢問原因，原來是他覺得「相片上把你拍得太高了，不符合你温柔的氣質和形象」。

翹楚與夥伴們苦中作樂：如今好像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抗爭了。她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使用的圖片、文字來聲援良心犯。她可以把自己的畫作拿出來分享而不怕被嘲笑畫得不夠好。她可以決定自己的抗爭策略，可以表現得脆弱和膽小，也可以很堅強很決絕，「許志永以前也經常笑話我膽小、愛哭、脆弱，他沒辦法想像我堅強的樣子。」

臉書上，她有更犀利的一面。她批評所謂「民主大佬」一邊舉着民主自由大旗，一邊否定女性的平等人格和權利。她羨慕女權行動者鄭楚然大膽地曬出腋毛照片。文化企業家耿瀟男被稱為「十二月黨人的女人」，翹楚批判把耿看成附屬角色，尖鋭地地質問：「在中國，誰可以被稱為十二月黨人？」

「雖然翹楚沒有像許志永那樣光鮮亮麗的履歷，但越接觸，越被她的人格所折服。」韓籍說，正是有翹楚這樣純粹、真誠的人存在，他才不至於對行動絕望。

男性主角紛紛被抓了。2013年後，中國公民行動的空間越發侷促，行動代價也越來越高，抓捕的力度越來越大。12.26公民案中眾多涉事公民已經被取保，或者逃離了中國。但他們都保持沉默。

「翹楚是國內唯一的發聲口，她承受着所有的聲援壓力，她還有抑鬱症和創傷呢。」羅勝春是12.26公民案中丁家喜的妻子，但人在美國，沒有辦法陪在翹楚身邊。她惋惜道，12.26公民案還沒有形成像709妻子那樣的維權聯盟。

同案的律師常瑋平不久前與翹楚建立了聯繫，第一句就說：「抱歉，這麼久讓你一個人承受着。」

這樣承認女性抗爭者抗爭價值的瞬間很珍貴，但常瑋平很快又被再次抓捕。翹楚感到義不容辭，「在他的家屬站出來之前，我就是他的家屬」。她反思，因為許志永的名氣，自己成了有限聲援空間裏的既得利益者，比其他良心犯得到更多國際關注，自己身上責任和道義也更多。

一群行動者兩天後發起聲援行動。FreeChangwei-常瑋平的臉書專頁搭建起來了。李翹楚在社群裏傳播和號召「#多行一公里讓常瑋平重獲自由」和寄明信片的行為藝術。常瑋平的自述也快速翻譯成英文便於國際媒體採用。

「她總是說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即便被打擊，也得到更多的關注，更大化使用自己的關注度來為他人發聲。翹楚的堅韌和道義遠在很多知名的人士之上。」華澤說。

作為女性抗爭者，華澤在抗爭歷程中，也經歷並目睹過知名抗爭者對其伴侶或者其他女性抗爭者的性騷擾及打壓，她發現老一輩的男性抗爭者缺乏不斷學習，不斷反思和自省的能力。

華澤近年觀察到，新一代的女性抗爭者學習能力更強，更會同理共情，也更具有反思能力，或許更有改變中國的潛質和能力。

結婚

「我有英雄情結。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

你從一個得不到新衣裳的女孩，長成了往返探監路上的妻子。

這是劉曉波寫給劉霞的悽美情書，見證了一個中國異見者妻子的命運。

朋友林月認為，翹楚有英雄情結，對民主圈有玫瑰色的想像。還有朋友相信，翹楚與許志永的相愛，是一出革命伴侶的浪漫之曲。

李翹楚想把這浪漫之曲推進到婚姻中。她正計劃申請與獄中的許志永結婚。

得知這一想法後，朋友們感到無措和為難：一方面不想看着翹楚變成另一個劉霞，她作為異見者劉曉波的妻子，曾長期生活在軟禁下；另一方面，又想尊重和支持翹楚的自主選擇和決定。

「雖然理解和感動這一份浪漫和真情，但現實是殘酷的，你要等他幾十年嗎？」羅勝春一直勸翹楚三思。

羅勝春與翹楚相識於2020年情人節。那時她丈夫丁家喜已經被抓，許志永還在逃亡中。李翹楚給許志永製作了情人節賀卡，也用羅勝春和丁家喜的頭像設計了明信片。羅勝春被這個素未謀面、卻「有心有情有義」的翹楚打動。

但和翹楚談得越多，羅勝春越無措。她從翹楚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她也是那種用盡全力拼命抗爭的人：若能放下丁家喜，也早就放下了，不必如此苦苦等待。

「翹楚說，革命和愛，是她人生的主題。聽起來很老派，但她真的儘自己的力量去不斷推動社會改變，去認真愛。」羅勝春說，她還是理解了翹楚。

即便要等許志永，也可以選擇安安靜靜地等，正常地生活和工作。華澤指出，「翹楚可能選擇了最艱難的方式。」

2019年6月，李翹楚和許志永成為情侶。她在他身上看到堅定的政治信仰，不變的初心，堅韌的抗爭；也發現他對底層以及女性抗爭的忽視；同時批評他男權優勢的不自知和性別意識的薄弱。她從他身上獲取一些政治養分，他理解她的痛苦，在她抑鬱發作躲進衣櫃的時候，他安靜地坐着耐心陪伴。

兩人愛着吵着，陪伴不過半年，許志永再次被捕。作為許志永的伴侶，翹楚擔心他的處境；作為他的革命戰友，她為對方感到驕傲，也知道需要承擔相應的代價，「其實他逃亡的時候根本沒想逃出國或真的逃，他身上有道義責任，需要爭取更多的時間來發聲，擴大12.26公民案的影響力。」

問翹楚想和許志永結婚是不是英雄情結使然？

「是的，我有英雄情結。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翹楚解釋，她愛許志永，但從來沒有把他當成英雄。國保也曾一度以為翹楚把許志永當英雄膜拜，試圖破壞他的形象。李翹楚曾跟許志永明確過：她想要的伴侶是能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伴侶」而非「家中賢妻」的人。

結婚是兩人早就商量過的，考慮的是，或許哪一天需要為對方簽寫委託書和呼籲聲援。

「一個有良知的人，救他出來是家人再本分不過的事。」這是她想申請結婚的初衷，不是玫瑰色的想像作祟。

今年九月中旬，翹楚去拍了一輯婚紗照，寄給監獄裏的許志永。

在翹楚設計的一件情侶文化衫上，許志永的那一件寫着：我的另一半——温柔的戰士。

後記

2020年11月26日，北京國保以「違反取保規定，對外透露案情」為由傳訊李翹楚12個小時。在李翹楚父母被迫寫下「與其同住，監管其手機和電腦，禁止其與不法機構和人員接觸」的保證書後，李翹楚才被帶回父母家中，軟禁了20天。期間，國保進入李翹楚的房間看管她，多次約談和傳訊，留下「再發聲即收監」的最後通牒。

軟禁第21日，她獲得機會離開父母家，立刻在社交平台發表了對北京市公安局違法行為的三頁控告書，並郵寄到北京市人民檢察院，要求依法監督並糾正公安辦案人員的違法行為。

「沉默不是我的本色，所剩無幾的公民權利，絕不輕易讓渡。」李翹楚說，她已經做好了會被立刻關押的準備。

註：應受訪者要求，韓籍、林月、珊竹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