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抗争者李翘楚： “我有英雄情结，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

编者按：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出品，首发于端传媒。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会被判死刑。

2020年2月16日，李翘楚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国保（编者注：全称“国内安全保卫”，是中国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一个警种）审讯时这样对她说。她没想过，许志永女友的身份，让自己面临连坐。

许志永是中国公民维权的活跃人物，曾创办公盟、推动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后发起新公民运动。2014年，许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四年，2017刑满出狱。2019年12月，许在厦门参加了一场有律师、学者和公民共同参与的聚会，讨论中国时政、未来及公民社会建设的经验。12月26日，与会的律师丁家喜、公民戴振亚、张忠顺和李英俊遭警方抓捕，这一事件被称为“12·26公民案”。

许志永开始在自己的国家里逃亡。逃亡中，他写下《劝退书》，质疑习近平处理中美贸易战、香港反修例运动和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能力，要求他下台。而为了打探许志永的消息，12月31日，北京国保已传唤过李翘楚24小时。

2020年2月15日，许志永在广州被捕。第二天凌晨，李翘楚连坐被抓，被监视居住长达四个月。

这一场无妄之灾，迫使一个默默无闻的90后志愿者，成为一个坚定的抗争者。

成长

“要善良、诚实，做个好人。”

创伤可能随时被触发。

幻觉，失眠或嗜睡，停不下来的噩梦，甚至在练习正念，音频中一句“端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处”也可以如电击一般，让她闪回到监视居住时，看守的一声声的训斥：目标坐好！目标手放好！目标不要乱动！

那时，她不被看成李翘楚，甚至不被当作人，她只是他们的“目标”。

有些情景一直紧紧缠绕，愧疚感和耻辱感层层袭来：请求国保给她抗抑郁症药物的时候，感谢国保偶尔带来水果的时候，吃药呕吐后乞求原谅的时候，被威胁增加看守女警人数的时候，一遍一遍写悔过书的时候，被要求批判许志永思想的时候。那种屈辱感，“就像本想咬舌自尽，没死成留下舌根还要被迫唱赞歌。”

翘楚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她想过自杀。仿佛又回到2017年，婚姻中受到的伤害，加上公民社会环境的恶化，她感觉永久地损伤了自己。最难熬的时候，她尝试各种方式的自杀，用甜食、垃圾食品和酒精舒缓痛苦。怕父母失望，又不敢回家。辞了职，离了婚，把自己关在公寓里让自己发霉。太孤单无助了，她只有紧紧抓着那日渐式微的公民社会以及还在坚持的人，那是她的救命稻草，她的希望所在。

李翘楚频繁的公民行动即始于2017年。那个冬天，北京一廉价违建公寓引发大火后，当局借故发起“清理低端人口”、“亮出天际线”等治理运动，让数万外来务工者一夜间流离失所。

翘楚赶去将被拆除的皮村，她记得那电影里才会出现的残酷画面：一边是被停水停电、仍在抗争的租户，一边是拿着防暴盾牌前来驱赶的警察，而不敢抵抗的租户哭喊着摸黑搬家。被清空的出租屋里，燃烧了一半的蜡烛格外刺眼。

她当然愤怒。晚上，她联合志愿者和记者住进租户的家，帮他们守夜，避免暴力拆迁。白天，她去更多的城中村，收集租户的需求，同时整理能够提供免费或平价住宿的机构和联系方式，帮助被驱赶的人找地方存放行李。

行动中，翘楚感觉自己活了过来。参与公共事件救援，像是她的一种自救，帮她重塑在上段婚姻中粉碎的自我价值。

如今的翘楚反思，当时的公民参与更多是人道主义的救援，是NGO的服务心态，缺乏有力的行动去问责政府，“反而像政府下令赶人，我们打下手，帮助租户离开，没有回应到他们真实的需求和困境——留下来。”

翘楚生长在北京一个中产家庭，家庭氛围较民主、自由，尊重个人选择。她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性格温和，成绩优异，乖巧听话。父母都是中学老师，父亲教物理，母亲教心理健康。他们不像多数父母那样期待孩子成龙成凤，反而教育她“要善良、诚实，做个好人”。

高三时，大多数学校周末偷偷给学生补课，还要求家长签上自愿补课通知书。翘楚的父母不同意，坚决不签名。于是，老师的教桌上，一边是厚厚的一叠签了名的补习通知书，另一边只有翘楚孤零零的一张。

整个高三的周末，父母带翘楚看话剧，听音乐会，去野餐。学校找父母谈翘楚的前途，希望家长配合，翘楚的父母回答：“不用担心，我家孩子有个三本学校上就行。”

回忆少时，翘楚总能笑得欢快，评价父母“心太大”。

那也是挚友林月最羡慕的无菌乐园：父母恩爱和睦，尊重孩子，不施加压力；身边朋友多，都真诚友好。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翘楚，“是我见过的最为纯粹的人”。

佛系教育下成长的翘楚，2009年轻松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劳动关系，开始关注到工人群体。那时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刚提出，富士康工人连续跳楼、湖南尘肺工人等维权事件屡上新闻，翘楚参加了“新生代农民工”两年的研究项目，频繁到工地做问卷，接触劳工群体，开始了解社会的现实和残酷。

翘楚反思自己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期待中产阶级可以承担促进社会公平的更多责任。她学会了用VPN，时常为中国不公不义的一面感到不安：谭作人整理汶川地震受难学生名单、追问校舍质量被抓捕。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刑11年，她在庭外声援，记得那年的冬天异常寒冷。许志永等法学学者发起新公民运动，推动教育平权，被多方阻扰。公民纪念六四逝者被抓捕、入罪。农民工维权被集体维稳、殴打。

从那时起，翘楚开始做独立记录，整理每年的重大公共事件，摘抄相关诗歌，对抗互联网短暂的记忆和统一的叙事。

2018年风风火火的#MeToo运动，翘楚和伙伴们为跳楼自杀的武汉理工大学学生陶崇园筹集律师费，去武汉安抚陶崇园的姐姐；她关注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沈阳涉嫌性侵事件，呼吁北大信息公开，声援被约谈的学生。

疫情在2019年年底席卷中国，翘楚一边担心男友许志永的“逃亡”，一边投入志愿工作。她购买口罩，免费发送给社区里的环卫工人。得知有伙伴做线上诊所，她设计了病毒防范的海报，协助呼吸机和患者的对接。发现方舱医院里厕所不分男女，她又组织志愿者搜集和整理防止性暴力的建议。

生机勃勃的民间自救一度让人产生中国公民社会再次蓬勃发展的错觉。翘楚冷静分析，这些救助和“北京切除”时一样，都在人道救援的范围内，未能追责政府，也没能给公民社会创造生存的契机。

现实更荒谬。积极参与民间救援的行动者纷纷被抓捕。收集和保存疫情资料的志愿者陈玫、蔡伟以“寻衅滋事”被捕，给武汉捐赠物资的作家被威胁“传播谣言”，前去做独立报导的张展、陈秋实被失踪。于是，翘楚一手做民间救援，一手在社交平台声援这些行动者。

“她对人间疾苦的感受是真实的，期待社会的改良改变也是发自内心的。”林月相信，翘楚的公民参与和抗争行动，不过是一个青年保存了应有的良知，做了良知应该做的事。

只是，在现有语境下，遵循良知做事、对不公不义表达抗议，无形中就走上了活动家的路。

抗争

“两腿打着颤，边抹着眼泪边往前走。”

连坐并非新鲜事。中国著名的异见者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的妻子刘霞被居家软禁八年。2015年709维权律师大抓捕，当局关了200多人，让律师的家属形成维权联盟——709家属。其中，709妻子们十分突出。她们采取一致不合作的抵抗态度，又在法律范围内发起“千里寻夫”、“红桶抗议”以及“我可以无发，你不能无法”等极具创意的抵抗行动，赢得国际的关注和声援支持，为维权开拓了新的空间。

当局很快调整策略：一是不再大规模抓捕，而是单独或三三两两抓捕，不让家属形成较大联盟。二是抓捕行动者同时连坐或恐吓连坐其家属/伴侣，即便家属/伴侣之后被取保候审，也在法律限制下被进一步消解声援行动的空间。最近两年有不少如法炮制的案件：NGO人士程渊的妻子施明磊被威胁连坐“煽颠”，被监视居住半年；诗人王臧和妻子王丽都以“煽动颠覆罪”被关押；端点星案的蔡伟以及其女友唐红波都被以“寻衅滋事罪”逮捕；文化企业家耿潇男和丈夫都因“非法经营”遭刑事拘留。

这就要求家属/伴侣必须有新的应对策略。从709妻子的抗争上，翘楚学到的策略是“越公开，越安全”。

她一边使用行政手段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监视居住的地点、当时自己吃下的药物、医生的资质等信息；一边公开监视居住的经历和国保持续不断的骚扰以及恐吓细节。她甚至把国保的名字、电话都公开了。

抗争有了效果，国保有所收敛，骚扰的次数和人数都减少了。“打不过流氓，但扯得下牌坊。”翘楚总结道。

记录过程中，她亦逐渐明白，肉身是柔软的，并非坚硬的机器零件，会受伤会痛苦；意志会坚强，但也有脆弱的时候。她恐惧过，妥协过，抗争姿势虽不完美，但那就是真实的自己，慢慢接受自己“两腿打着颤，边抹着眼泪边往前走”的状态。

翘楚逐步在不同平台上展现不同的面向。“温和坚韧，有些脆弱”的抗争者——是她在推特上形象。帖子中多处流露“害怕再被消失”、“小心翼翼”的脆弱心理，争取更大范围的关注和同情。

后来国保找到翘楚，跟她说：“你把自己说得那么胆小，却什么事也没耽误你。”

公开得越多，翘楚越发现自己的恐惧和无力感都在逐渐淡去。近一个月没有国保约谈，她反而有些不适应，“他们不来，我就没东西写。我掌握了主导权，现在是老鼠想抓猫了。”

同为劳工研究者和行动者的好友韩籍惊讶地发现，取保候审出来的翘楚，看起来仍然柔弱，内心却更加坚定了，“她有创伤，会表达自己的脆弱，会哭，会吐槽，会悲伤，但从来不耽误行动。”

韩籍看过翘楚脆弱的时候，那是2019年年底，许志永还在逃亡，翘楚进出都有国保跟踪。她曾经虚弱到跌坐在地铁的台阶上，站不起来，眼里总是含着泪。“现在的她状态好很多，比起自己，她好像更关注其他人的安危。”

韩籍与翘楚相识于2018年的7月，他们曾一起援助佳士声援团被抓捕的学生。最打动韩籍的是，翘楚作为行动者的运动伦理。那时有人鼓励他人参加声援行动时隐瞒案情性质，刻意淡化可能涉及的风险，翘楚表达了不同意见，“她希望参与运动的人都充分知情，了解风险，自主选择。”

“她的抗争很勇敢了，甚至很决绝，是全面不合作的态度。”也曾被长期监视居住的行动者珊竹说，她原本十分羡慕翘楚的抗争姿态，却逐渐发现，“翘楚对他人很包容，很温情，但对自己很苛刻，把自己逼得很紧，抗争越发决绝。”她曾看过走着走着就在路边抑制不住哭起来的翘楚。

珊竹和翘楚去探望过为母维权十年的李宁，李宁告诉她们：“人生很短，坚持了维权抗争，就无法追求其他了。”

为了给赴京上访、死在“学习班”里的母亲讨回公道，李宁十年里无法正常学习、工作，身体也垮了，需要持续吃药，家庭生活并不理想。珊竹感到，“她们俩（翘楚和李宁）气质越来越像，像战士那样战斗，把人性软弱、恐惧的面向全隐藏起来。”

同伴们开始明白，真诚、正义的翘楚，不能原谅自己曾在权力机器下被迫做出的不真诚、不正义。她觉得需要更决绝的抵抗，才能重拾自己。她的义无反顾，不仅是为了对抗极权，转化耻辱，更是为了活命。

翘楚写文章曝光监视居住经历，许志永的好友、维权人士华泽曾建议她写完发长文，但翘楚回答：“要拉长时间线，每次发一部分，让案子有持续关注度。”

“学习能力强，有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抗争经验。”华泽甚至在翘楚身上看到未来战略家的影子。

新一代女性抗争者

“男性抗争者不愿承认女性在公共领域做出的贡献，普遍强化她们的从属性和依附性。”

许志永的女友。

2020年1月9日后，人们开始这样强调李翘楚的身份。

那天，她撰文曝光了自己带着手铐跨新年的24小时传讯经历，同时也首次公开了她与许志永的亲密关系。

很快，媒体的报导和声援中，李翘楚名字前总摆着“许志永女友”的称呼，赞美他们“美好的爱情”，称她是“伟大人物身后的女人”。李翘楚持续的公共参与及行动往往被忽视。

电影《花木兰》上映时，李翘楚在脸书上记录自己的感受：花木兰不是替父从军的故事，也不是忠君爱国的故事，是关于女性突破重重枷锁去打仗的故事。

中国的社会环境对女性从来不宽容，公民社会的圈子也不例外。当翘楚指控劳工问题专家王江松言语骚扰时，她得到的回应更多是“不要声张”，“大局为重”。毕竟，他们说公民社会式微，不要给政府打击“递刀子”。

“在缺乏政治反对的现实境遇里，更需要回归到个体的困境和真实表达。”翘楚坦言，她不想把“大佬打倒在地，”她反对的是顾全大局的冷漠和对个体伤害的忽视。

“需要重新长出一身逆鲮，反抗极权和男权。”翘楚不再掩饰伴侣存在的问题：“男性抗争者不愿意承认女性在公共领域做出的贡献，普遍地强化了她们的从属性和依附性。女性处处被压抑、贬低、漠视。抗争中，她们可能丧失了自己的话语，丢失了自己的主体性。”

翘楚也会反思，自己在抗争中是否也会有时丧失主体性。与许志永的亲密关系里，她在推特上发文，一度都要征求许志永的意见，获得他的认可才发。为了声援《新生代》编辑危志立，她曾在长城上拍了一组相片，发到社交平台。许志永没有转发，询问原因，原来是他觉得“相片上把你拍得太高了，不符合你温柔的气质和形象”。

翘楚与伙伴们苦中作乐：如今好像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抗争了。她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使用的图片、文字来声援良心犯。她可以把自己的画作拿出来分享而不怕被嘲笑画得不够好。她可以决定自己的抗争策略，可以表现得脆弱和胆小，也可以很坚强很决绝，“许志永以前也经常笑话我胆小、爱哭、脆弱，他没办法想像我坚强的样子。”

脸书上，她有更犀利的一面。她批评所谓“民主大佬”一边举着民主自由大旗，一边否定女性的平等人格和权利。她羡慕女权行动者郑楚然大胆地晒出腋毛照片。文化企业家耿潇男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女人”，翘楚批判把耿看成附属角色，尖锐地地质问：“在中国，谁可以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虽然翘楚没有像许志永那样光鲜亮丽的履历，但越接触，越被她的人格所折服。”韩籍说，正是有翘楚这样纯粹、真诚的人存在，他才不至于对行动绝望。

男性主角纷纷被抓了。2013年后，中国公民行动的空间越发局促，行动代价也越来越高，抓捕的力度越来越大。12.26公民案中众多涉事公民已经被取保，或者逃离了中国。但他们都保持沉默。

“翘楚是国内唯一的发声口，她承受着所有的声援压力，她还有抑郁症和创伤呢。”罗胜春是12.26公民案中丁家喜的妻子，但人在美国，没有办法陪在翘楚身边。她惋惜道，12.26公民案还没有形成像709妻子那样的维权联盟。

同案的律师常玮平不久前与翘楚建立了联系，第一句就说：“抱歉，这么久让你一个人承受着。”

这样承认女性抗争者抗争价值的瞬间很珍贵，但常玮平很快又被再次抓捕。翘楚感到义不容辞，“在他的家属站出来之前，我就是他的家属”。她反思，因为许志永的名气，自己成了有限声援空间里的既得利益者，比其他良心犯得到更多国际关注，自己身上责任和道义也更多。

一群行动者两天后发起声援行动。FreeChangwei-常玮平的脸书专页搭建起来了。李翘楚在社群里传播和号召“#多行一公里让常玮平重获自由”和寄明信片的行为艺术。常玮平的自述也快速翻译成英文便于国际媒体采用。

“她总是说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即便被打击，也得到更多的关注，更大化使用自己的关注度来为他人发声。翘楚的坚韧和道义远在很多知名的人士之上。”华泽说。

作为女性抗争者，华泽在抗争历程中，也经历并目睹过知名抗争者对其伴侣或者其他女性抗争者的性骚扰及打压，她发现老一辈的男性抗争者缺乏不断学习，不断反思和自省的能力。

华泽近年观察到，新一代的女性抗争者学习能力更强，更会同理共情，也更具有反思能力，或许更有改变中国的潜质和能力。

结婚

“我有英雄情结。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

你从一个得不到新衣裳的女孩，长成了往返探监路上的妻子。

这是刘晓波写给刘霞的凄美情书，见证了一个中国异见者妻子的命运。

朋友林月认为，翘楚有英雄情结，对民主圈有玫瑰色的想像。还有朋友相信，翘楚与许志永的相爱，是一出革命伴侣的浪漫之曲。

李翘楚想把这浪漫之曲推进到婚姻中。她正计划申请与狱中的许志永结婚。

得知这一想法后，朋友们感到无措和为难：一方面不想看着翘楚变成另一个刘霞，她作为异见者刘晓波的妻子，曾长期生活在软禁下；另一方面，又想尊重和支持翘楚的自主选择和决定。

“虽然理解和感动这一份浪漫和真情，但现实是残酷的，你要等他几十年吗？”罗胜春一直劝翘楚三思。

罗胜春与翘楚相识于2020年情人节。那时她丈夫丁家喜已经被抓，许志永还在逃亡中。李翘楚给许志永制作了情人节贺卡，也用罗胜春和丁家喜的头像设计了明信片。罗胜春被这个素未谋面、却“有心有情有义”的翘楚打动。

但和翘楚谈得越多，罗胜春越无措。她从翘楚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她也是那种用尽全力拼命抗争的人：若能放下丁家喜，也早就放下了，不必如此苦苦等待。

“翘楚说，革命和爱，是她人生的主题。听起来很老派，但她真的尽自己的力量去不断推动社会改变，去认真爱。”罗胜春说，她还是理解了翘楚。

即便要等许志永，也可以选择安安静静地等，正常地生活和工作。华泽指出，“翘楚可能选择了最艰难的方式。”

2019年6月，李翘楚和许志永成为情侣。她在他身上看到坚定的政治信仰，不变的初心，坚韧的抗争；也发现他对底层以及女性抗争的忽视；同时批评他男权优势的不自知和性别意识的薄弱。她从他身上获取一些政治养分，他理解她的痛苦，在她抑郁发作躲进衣柜的时候，他安静地坐着耐心陪伴。

两人爱着吵着，陪伴不过半年，许志永再次被捕。作为许志永的伴侣，翘楚担心他的处境；作为他的革命战友，她为对方感到骄傲，也知道需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其实他逃亡的时候根本没想逃出国或真的逃，他身上有道义责任，需要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声，扩大12.26公民案的影响力。”

问翘楚想和许志永结婚是不是英雄情结使然？

“是的，我有英雄情结。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翘楚解释，她爱许志永，但从来没有把他当成英雄。国保也曾一度以为翘楚把许志永当英雄膜拜，试图破坏他的形象。李翘楚曾跟许志永明确过：她想要的伴侣是能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伴侣”而非“家中贤妻”的人。

结婚是两人早就商量过的，考虑的是，或许哪一天需要为对方签写委托书和呼吁声援。

“一个有良知的人，救他出来是家人再本分不过的事。”这是她想申请结婚的初衷，不是玫瑰色的想像作祟。

今年九月中旬，翘楚去拍了一辑婚纱照，寄给监狱里的许志永。

在翘楚设计的一件情侣文化衫上，许志永的那一件写着：我的另一半——温柔的战士。

后记

2020年11月26日，北京国保以“违反取保规定，对外透露案情”为由传讯李翘楚12个小时。在李翘楚父母被迫写下“与其同住，监管其手机和电脑，禁止其与不法机构和人员接触”的保证书后，李翘楚才被带回父母家中，软禁了20天。期间，国保进入李翘楚的房间看管她，多次约谈和传讯，留下“再发声即收监”的最后通牒。

软禁第21日，她获得机会离开父母家，立刻在社交平台发表了对北京市公安局违法行为的三页控告书，并邮寄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要求依法监督并纠正公安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

“沉默不是我的本色，所剩无几的公民权利，绝不轻易让渡。”李翘楚说，她已经做好了会被立刻关押的准备。

注：应受访者要求，韩籍、林月、珊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