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她是新一代訪民,用直播、twitter和微博記錄上訪的八年

2009年,上訪八年的母親死在了「學習班」,她由此踏上母親的老路繼續上訪八年,但她和母親那代訪民已經不一樣了。


李寧在與保安交涉。無論遇到什麼人,李寧都會跟他講述自己的經歷和母親的案子。 圖:受訪者提供
李寧在與保安交涉。無論遇到什麼人,李寧都會跟他講述自己的經歷和母親的案子。 圖:受訪者提供

站在山東省信訪局門前,李寧讓我給她拍張照片。照片中的她眼睛眯起,嘴角上揚,露出牙齒。「是不是太高興了?」李寧看着照片,問我,又是一陣笑,然後把照片發到了Twitter上。

李寧的行程總是很緊,坐早晨7點25的高鐵從北京出發,等到了山東,正好是機關部門上班的時間,她迅速投入「打仗」。從法院到檢察院,從紀委到信訪局,每到一處,她都要在門前拍張照,有時會錄段小視頻,講一講自己的遭遇,再上傳微博。有次她去龍口市政府求見市委書記,在新浪微博開直播,吸引了一百多位「觀眾」,包括龍口政府官方微博。但沒過五分鐘,直播就被掐斷了,她打電話詢問新浪微博,對方說,播些娛樂的可以,直播上訪不行。2017年9月,李寧在新浪微博的賬號被封,此後輾轉十多個小號,依舊難逃被「滅」的命運。她乾脆翻牆上Twitter,繼續發。

李寧今年30歲,山東省龍口市人。2001年,李寧的母親和當地政府產生經濟糾紛,去北京上訪了八年。直到2009年國慶節前夕,她被當地維穩官員帶回,並死在政府辦的「學習班」裏。為了弄清母親死亡的真相,當時只有22歲的李寧踏上了上訪的老路,一訪又是八年。

這八年,李寧經歷了自己和家人的反覆被捕,她曾絕望地在天安門廣場下跪,亦從社交平台汲取了善意圍觀帶來的温暖;她從一個不諳世事的女孩,成長為一名堅定、勇敢的公民。這份堅持終於帶來了一些好消息。2018年6月23日,負責審理此案的蓬萊市法院宣布,涉案的4名龍口市官員被提起公訴。一個月後,法院通知李寧和律師參加8月2日的庭前會議。發稿前,筆者聯繫了李寧,她正準備奔赴山東蓬萊,開始新的征程。

在天安門前的一跪引燃了微博

最開始上訪,李寧沒什麼經驗,沒準備材料,帶了個U盤就去排一宿的隊。別人帶着被褥和棉大衣,她什麼也沒有,好心人讓她在鋪蓋上坐着,就這麼對付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輪到她遞交材料,對方讓她提供省級司法機關的文書,可她連一張紙都拿不出來。

母親的死被切割成無數細小而現實的問題:申訴材料到底有沒有寄到,律師什麼時候可以閲卷,什麼時候能調取作為證據的視頻。每個小問題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時間,從公檢法、信訪局、紀委到市委,一套上訪程序無限輪迴。

2017年9月22日,李寧披著雨披坐在山東省委門前,要求見省委書記劉家義。

2017年9月22日,李寧披著雨披坐在山東省委門前,要求見省委書記劉家義。圖:受訪者提供

經歷了兩年上訪,母親的案件程序遲遲沒有啟動。

中國的信訪制度一直是個矛盾的怪圈。它宣稱是「維護群眾利益的重要機制」,而2008年,隨着中央政府對信訪責任追究規定出台,各地上訪的人數,又成為考核官員的標準之一,地方政府要阻止訪民在國家信訪局留下記錄,這滋生了暴力截訪和腐敗。2013年,國家信訪局副局長許傑落馬,根據新華社的報導,在2006年至2013年間,他受賄510萬,「在修改信訪數據、處理信訪事項、承攬業務等方面向他人提供幫助」。

每逢重要日期,諸如國慶、兩會期間,上訪者會成為地方政府的重點關注對象,李寧的母親最後一次去北京是在2009年,正值建國六十週年,她在北京的出租屋裏被當地連夜帶回,送進了「學習班」。

但所謂敏感時期、敏感地點,亦是訪民吸引注意力的窗口時機。2012年3月,將近5千名中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聚集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一年一度的「兩會」。這次會議上,總理温家寶召開了任期內最後一次記者,說政治改革不成功,文革可能會再次發生;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也在會議閉幕後鋃鐺入獄。

會場之外,走投無路的李寧在天安門廣場躊躇了兩個多小時,她手腳冰涼,心臟狂跳,她問自己:李寧,你怎麼可以這麼自私?然後李寧脱掉了身上唯一一件衣服,裸着身子跪了下來,對着廣場上的遊客說:我叫李寧,我是一名大學生,我媽媽上訪被打死了。

李寧大腦一片空白,等反應過來時,她已經被裹上了衣服,架上警車,一路送到了久敬莊救濟中心。在北京,所有違反信訪條例的外地上訪者,都會被警察送到久敬莊或馬家樓救濟中心。之後,公司派人接她回了昌平。走之前,有人勸她,小姑娘這麼年輕漂亮,將來找個有錢有權的,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李寧沒有回答。在後來的幾年裏,總是有人這樣勸她,「你現在就是以卵擊石,你就是一個雞蛋,碰完了之後,在石頭上什麼痕跡都沒有(留下)。」

廣場上的下跪引起了網絡輿論,一些長期關注冤案的律師、記者開始對李寧施以援手。適逢中國互聯網急速發展,微博成了公眾參與政治的重要平台,「圍觀就是參與」一度成為公民行動的口號。

「每一個事件的爆發,就算未能真正在這個事件上查明真相或是實踐問責,但都讓公民對這些公共議題背後的結構、對於不負責任的政治權力認識更加深刻,也更有興趣了解。微博確實有助於一個半成熟的公民社會慢慢成形。」台灣文化評論家張鐵志在2011年的文章中寫道。

早在2010年開始,李寧就開始在騰訊微博、新浪微博、天涯論壇等網絡空間到處發帖。廣場一跪後,關注她微博的人變多了,天南海北的人在微博下留言,給她支持。

2014年3月8日,又是一次「兩會」期間,李寧被維穩人員帶回龍口市,在看守所裏關了10天。她在看守所裏絕食,律師們就在微博上發起了「守護李寧」行動。李淑芬後來回憶說,那個行動算是上訪八年的一個「小高潮」。

小姨李淑芬開着車接送從全國來的聲援者——律師、記者和網友們。她煮雞蛋,擠羊奶,給大家準備早餐……到了最後一天晚上,所有人聚集在看守所門前,天冷,大家就縮在車裏等着。

第二天一早,李寧被放出來,人們擁上去,對她說:「李寧,我們愛你,我們永遠和你在一起。」還有人買了幾掛鞭炮,在看守所門前噼裏啪啦放了起來。李寧抱着束百合,在看守所門前拍了張照,這張照片後來成了她Facebook賬號的頭像。

李寧一家與律師們。

李寧一家與律師們。圖:受訪者提供

這樣美好的瞬間並不多見。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管制像密不透風的鐵牆,將最後的縫隙也堵上了。2017年9月,李寧在微博上對新任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喊話,很快,這個使用近8年的微博被封號。她隨後更名,「轉世」十幾次,但只要一上傳自己的照片,賬號立刻就被滅了。

李寧憋屈得很,「把我逼的沒地方說話」,後來乾脆跨過網絡長城,在Twitter上繼續發言。她的Twitter賬號如今有7280個粉絲,李寧像寫日記一樣,在上面記錄自己的行動、困惑、憤怒和痛苦,網友們則留言支持她。如果幾天Twitter沒更新,還有人擔心她安全,問她是不是出事了。

網絡連接了一個更大的世界,李寧也開始關注母親之外的案子。2013年,福建鄭江龍案在漳州開庭,她想去旁聽,又糾結機票太貴,李淑芬鼓勵她去:「每一個大的冤案,轟動的案件都是力量的聚集,你去那肯定那個(有幫助)。」

自那之後,李寧加入洗冤律師們創辦的洗冤網做志願者。李淑芬驚訝於李寧的成長:「過去她就說(自己)媽媽很冤很冤,感覺天下最冤。她在洗冤網工作,又發現了更多的冤案。她說小姨,其實比我媽媽冤的案子全國太多太多。」

「新一代訪民」

母親去世後,小姨李淑芬成了李寧背後唯一的支柱。

李淑芬有一雙和李寧一樣,笑起來眯成月牙的雙眼。她曾經是當地醫院急診科的護士,在鄉下承包了一個果園,平日忙着照顧病人,閒了就去果園裏乾乾農活、散散心。事情發生後,她也曾打扮得漂亮體面,去當地政府去詢問情況,剛進門,沒見到領導,整個人被保安推倒在地,打斷了右手小拇指。護士的工作丟了,原本鼓搗着玩的果園,很長時間裏成了她和李寧的重要經濟來源。有時李寧在北京太困難,捉襟見肘,就給李淑芬打電話。

比之更甚的是來自親人的傷害。丈夫是當地公務員,和她協議離了婚,女兒也跟她斷絕了關係。走之前,女兒質問她:「我現在有媽媽和沒媽媽有什麼區別?你有想過我嗎?」她勸不回女兒,至今也沒跟父女倆聯繫過。

李寧在北京上訪,她就在家料理果園,跟龍口市政府「打仗」。她有輛豐田皮卡車,刷成白色,一側貼着「龍口公安貪贓枉法」,另一側貼着「警察人神共誅」,車前蓋上寫着:「申冤無罪,殺人償命」,後面貼着「李淑蓮千古奇冤」,車頂上寫個紅色的「冤」字。在這輛「喊冤車」被交警扣下前,她就這麼雄赳赳氣昂昂地駛在龍口的大街小巷。

李淑芬和她的「喊冤車」。

李淑芬和她的「喊冤車」。圖:受訪者提供

李寧跟她打電話,怕電話被監聽,時常換手機號,手機卡買了一摞一摞。要說重要的事,她們就買同一天的報紙,或者同一本書,靠「第幾頁第幾行第幾個字」來溝通。「李寧想的法子。」李淑芬說,她也不知道李寧在哪兒學的:「跟地下黨似的。」

2015年8月25日,一排公安的車開進了李淑芬的家,把李淑芬給銬上,帶走了。

李淑芬在拘留所裏被關了38天,被審訊是不是組織了集體上訪;李寧就在龍口守了38天,在微博上隨時更新情況,公民和律師在網絡上發起聯名信活動,要求釋放李淑芬。

即便事情已經過去3年,回憶起那時的無力感,李寧仍舊會皺起眉頭,滿臉痛苦:「很多人也跟我說,這個雪球會越滾越大,現在不僅僅是你媽,以後可能是更多人的血。」

在代理律師王萬瓊看來,那是李寧走向成熟的轉折點。此前幾次,律師們聚在一起討論李寧母親的案子,李寧發言總是很少,王萬瓊還有點生氣,「這麼多年的事情,這麼長的一個故事,你怎麼三言兩語就完了。」

在李淑芬被抓之後,即將走向而立之年的李寧「就像脱胎換骨似的」。無論是去見煙台檢察院的院長一行,還是見龍口政府工作組的人,李寧開始條理清晰地口若懸河。「我就覺得這個小傢伙怎麼這麼能說,特別逗。」王萬瓊說。「挫折在不同的人面前,最後會呈現不同的東西。可能強者會更強,弱者可能就被打垮。」

李寧面容白皙,笑起來眼睛眯得像兩彎月牙。她從不願自己看起來太狼狽,有時候去上訪,會抹些口紅,有電視媒體採訪時,還會穿上西服。她頭髮很長,蓋住了屁股,最開始是忙着上訪,沒空打理,後來乾脆留着,作為漫漫伸冤路的見證。

律師李金星把李寧稱為「新一代訪民」,這位山東同鄉律師在2012年介入這樁案子,給李寧提供了很多幫助。「以前的那些訪民,第一就是跪,第二就是形象不好,穿得破破爛爛的。」他說:「互聯網時代必須改變這一代訪民的形象,你必須自信,說白了你必須尊重自己,到哪裏都非常體面,讓別人尊重你。上訪就像職業一樣,我就是一種職業,是因為國家對不起我,沒什麼丟人的,一定不是到處哭哭啼啼,鼻涕一把淚一把,呼天搶地下跪上訪那種。」

他們一遍遍告訴我:小胳膊擰不過大腿

李寧是超生的孩子。她父親在當地醫院做廚師,有編制。為了躲避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懲罰,母親在吉林偷偷生下了她。她跟着母親姓李,被寄養在鄉下的外公外婆家,直到7歲才被父母接回龍口市。

母親在市場盤下兩間店鋪,賣窗簾、手錶和皮具,生意紅火,家裏還蓋了當地最早的二層洋樓。18歲,李寧考上北京一所大專學校的空乘專業。畢業後順利應聘萬科集團。當時萬科承接了建設部物業項目,李寧被派去建設部做會議服務。

那時母親已開始上訪,她執意不讓女兒踏足上訪者的世界,在北京遠郊租了個小屋子,鐵皮房,只有一個煤氣罐和一些鍋,後來李寧工作了,才給她添置了電磁爐。八年上訪的坎坷讓母親神經緊繃,李寧見她時,都得把手機關機;有次晚上去看她,還被她罵了一頓,說很危險。

2009年6月28日,李寧見了母親最後一面,那天是她生日,母女倆還吃了海鮮。

2017年10月3日,李寧母親忌日。李寧與家人正在燒紙祭祀。

2017年10月3日,李寧母親忌日。李寧與家人正在燒紙祭祀。圖:受訪者提供

母親在2001年和當地市場發展管理局在房屋租賃上產生糾紛。處理糾紛期間,被管理局鎖上的店鋪卻丟失了大量貨物。母親便於2002年開始上訪。管理局曾與她和解過,答應賠償68萬。他們先賠了48萬,剩下20萬分期支付,前提是不再上訪。想資助李寧出國深造的母親急着要回剩下的錢,索債未果後,又開始上訪。

去北京,被帶回;又去北京,又被帶回;一件原本可以妥善處置的小事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直到2009年9月3日,母親被當地從北京抓回龍口,和外界失去了聯繫。一個月後,家人被告知李寧的母親上吊自殺,隨後被安排見遺體,身邊圍滿了警察、武警和政府人員。母親的儀容已經被整理過,還穿上了壽衣。在強烈抗議後,家人脱掉她的壽衣,看到滿身青黑的傷痕。維穩機器迅速啟動運轉着,每個在當地機關事業單位工作的親屬,都被工作組迅速公關,「穩定情緒」。

李寧是唯一的例外。

2009年10月3日,李寧收到母親病危的通知,迅速回到山東,剛下飛機,收到小姨李淑芬的短信:「這是圈套,立馬返京。」當時龍口市的警察已在機場等她了。她躲進廁所裏,給工作單位打電話求助。對方一個隔間一個隔間地找,把李寧拖出廁所,帶回龍口。

當夜,叔叔騎着電動車,趁亂把李寧送出政府安排的東萊賓館。他們穿過麥杆地,走小道,身後是鳴笛的警車。叔叔把她放在馬路邊,她就在馬路旁的水溝裏躲着,給朋友打電話求救,隨後拔掉電話卡。

李寧站在路邊等待朋友,聽見警車的聲音,就跑回馬路下的水溝裏躲着,來來回回,直到朋友接上她,將她送到臨近的蓬萊市。李寧打算坐船去外地,繞開龍口回北京,結果晚上不開船。他們又從蓬萊去了威海市火車站,卻發現火車站大門緊閉。聽聞事情原委的司機,避開高速,兜兜轉轉,把李寧送到了河北衡水。她從那裏上了大巴,凌晨回到了北京。

「第一天我就知道,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坐在北京一家咖啡館,李寧說起八年前的事,總是笑個不停。熟悉她的一個朋友卻說,事情剛發生時,她遠沒有這麼淡定,「吃飯的時候就一直哭一直哭。」

事情最初看起來有過那麼一絲希望,如果現實能像戲文一樣的話——蒙冤的少女逃到北京告狀,青天過問,魑魅魍魎立刻受首伏法——4號回到北京後,李寧照常上班,遇上了中秋假期加班的時任建設部部長姜偉新。姜偉新聽了她的遭遇,幫她組織了一個洽談會,參會的除了建設部的官員,龍口市也派了一個工作小組過來。李寧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部長秘書安慰她,雖然這不是他們管轄範圍,但他們會竭盡全力幫她,她的生命安全是可以保證的。李寧便鼓起勇氣,對着一會議室的官員講述自己的經歷。

但美好的戲文戛然而止。李寧被萬科迅速調離建設部,調去遠郊昌平工作,相繼做過保安、保潔、客服……上訪榨乾了李寧身上最後一點力氣。在萬科工作三年,李寧把能請的假全部請了,為了上訪多次缺勤,每個月只能拿到不足兩千元的工資。後來,父親和哥哥也逃到北京,怕被龍口駐京的人發現,不敢打工,連門都不敢出。三口人在北京生活的重擔,全都壓在了李寧身上。

龍口政府工作組總是來北京找她,給她做「思想工作」,說她母親做過什麼壞事。李寧只能一個勁兒地辯解,我媽媽是好人。「就是特別幼稚。」李寧回憶道。

對方許諾她很多條件,要給她買新出的蘋果手機,要給她介紹大老闆,把她安排到龍口最大的企業工作,還能提供出國機會,有時還會勸她「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想想自己的生活」。

「小胳膊擰不過粗大腿」,這句話印象太深刻了,工作組的官員對她這麼說,警察也對她這麼說。

那時的李寧只能告訴自己冷靜,別中圈套。「我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裏,去抗爭、去學習他們的談判技巧、學習他們怎樣對待我這樣的人。」

李寧在山東省信訪局。

李寧在山東省信訪局。圖:受訪者提供

如果我們抗爭,我們就可以有空隙

被抓,被打,再控告那些抓她打她的人,李寧的八年一直纏繞在司法程序裏。這個以前見到警察就會發抖的女孩,現在對於被送進局子裏,已覺得稀鬆平常了。

李寧的武器只有兩個:一張嘴和微博。她自學了法律,有時就在家看網絡課程,「打仗」時,她還會掏出手機,搜出法條,指着屏幕,一句一句地念出來。

採訪中,李寧提到了「死亡」和「解脱」:「其實我有的時候就感覺,你就把我弄死,我還能解脱了,我就不用在人世間遭受這樣的痛苦了。如果說人間給不了我正義的話,我上陰間去找閻王。」

有時候無望到了絕望,她甚至覺得自己「變態」,自己掐自己、打自己,甚至想像電警棍落在身上,到底能痛成什麼樣。這八年過得痛苦,但李寧說,如果再來一次,還是會做出同樣的選擇:「我感覺我這一生啊,做這個選擇是最正確的。」

這些痛苦不是沒有回報。隨着李寧不懈的堅持,母親的案件也漸漸清晰起來。要知道,2010年李寧去最高檢上訪,才知道有兩個人與母親的死亡有關,已經被抓了。直到3年後,她和律師看到了卷宗,才知道毆打她母親的是三個保安(包括2010年被抓的兩人),已經在2010年以「故意傷害致人輕傷」的罪名被審判了,但李寧和家人沒有收到任何來自官方的通知。此外,三名指使此事的街道辦官員僅僅被免職,沒有被追訴。

2014年,三名涉案官員終於被提起公訴,罪名是「涉嫌故意傷害」,但李寧和律師們不滿意:三名官員的罪名應該是「非法拘禁」、「濫用職權」和「故意傷害(殺人)」,而且還有一名官員逍遙法外,甚至升任了龍口市宣傳部副部長。

3名作為打手的保安和4名指使的官員——一個也不能少。

李寧後來在卷宗裏看到4名官員的照片,黑白的,印在紙上模糊又陌生。她甚至都不知道該不該恨他們。「我就是讓他們知道,就是打死人要是付出代價的。」她說:「我一直告一直告,我想他們如果進入牢獄的時候,會在內心深處有一絲懺悔。」

見過很多刑案當事人的王萬瓊覺得,李寧這樣的當事人難能可貴,「有些事情確實需要有底線、有原則,是吧?中國人這樣的人太少,所以說她們的抗爭就變得很有意義。 」

2017年,涉案的龍口市宣傳部副部長被檢察院審查起訴,另外三位涉事官員罪名變更為非法拘禁罪——外界都將這視為此案的轉折。「這才剛剛開始。」李寧告訴我。

我想起了我們第一天見面,那是2018年1月9日。李寧和李淑芬為了律師閲卷的事情,又一次輾轉龍口、蓬萊和濟南。她們剛結束一天的行程,我們在一家飯館坐下,聊起這八年的坎坷和痛苦。

「必須要抗爭。」李淑芬舉起右手,捏成拳頭向下壓,說:「這就是他們,他們一直在向下壓。」她又舉起左手,作出一個從拳頭底下抽逃的動作:「如果我們抗爭,我們就可以有空隙,但如果沒有抗爭,」她收起那隻逃走的左手,拳頭嘭地一聲落在桌上:「那就什麼都沒有了。」

(本文由端傳媒與NGOCN聲音計劃聯合出品,首發於端傳媒,對原文略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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