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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律師妻子的1000天:走不完的尋夫路

709被捕失蹤律師的妻子們,經歷了國家的軟禁、威脅和打壓,在尋找丈夫的途中,她們期許自己不再只是「政治犯的妻子」,更成長為公民、自我覺醒的美麗女人。


李文足站在剛剛被拆遷、滿目蒼夷的廢墟上,帶着憂傷的笑容,照片上的她,眼睛裏似乎有淚,大紅的衣服上,繡着幾個黑字:「被抓千日」。 圖:受訪者提供
李文足站在剛剛被拆遷、滿目蒼夷的廢墟上,帶着憂傷的笑容,照片上的她,眼睛裏似乎有淚,大紅的衣服上,繡着幾個黑字:「被抓千日」。 圖:受訪者提供

2018年的10月1日到7日,是中國的公眾假日。李文足剛剛追完了一部正在熱播的宮廷古裝劇《延禧攻略》。這是丈夫被抓走三年多之後,她第一次像一位家庭主婦一樣追電視劇。「我和孩子好好生活,這也是全璋的心願。」她說。

王全璋,她的丈夫,一位1976年出生於山東的中國人權律師,自2015年7月10日被中國當局抓捕,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已失去自由三年零三個月。

在2018年7月12日之前,焦慮的李文足,常常忍不住懷疑,丈夫已不在人世。自丈夫在2015年7月被抓捕之後,除了在2017年7月,被外界批評為「官派律師」的陳有西曾自稱見到王全璋之外,李文足一直沒有任何關於丈夫的消息。

2018年7月12日深夜,李文足突然得知,劉衞國律師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見到了王全璋。這也是丈夫被逮捕三年之後,第一有確切的消息傳來。雖然劉律師並不是她親自給丈夫委託的律師,也並未提供更多見面的細節,但她至少可以確信,丈夫還活着。

從2015年7月至今,在李文足為丈夫聘請的律師中,李仲偉和襲祥棟兩位已經被迫退出代理;之後接手的兩位律師,余文生和王秋實又先後身陷囹圄。其中余文生律師先是被吊銷了執照,接着又在籌備新所的過程中,被警察抓捕。2018年5月,李文足委託的另一位律師程海,曾遭受暴力,被看守所警察撕破了褲子,後來又被吊銷了律師證。另外兩位律師謝陽、藺其磊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阻擾。

2018年6月4日,在香港維園舉辦的「六四」29週年紀念會上,她出現在大屏幕上,講述「709」律師的故事,呼籲更多的人關注王全璋,也關注那些在中國大陸失去自由的人權運動者。

王全璋是中國「709」案件中至今唯一沒有獲釋的律師。(另,江天勇和余文生兩位律師則是為「709」律師奔走而被捕,也未獲釋)33歲的李文足是他的妻子。在經歷了1000多天與丈夫的離別,在經歷了「他是否還活在人間」的恐懼之後,李文足在一天天的抗爭與熬煉中,變得愈來愈堅強。

她不僅為丈夫而戰,也開始更多地去關心他人的自由。2018年6月4日,在香港維園舉辦的「六四」29週年紀念會,她出現在大屏幕上,講述「709」律師的故事,呼籲更多的人關注王全璋,也關注那些在中國大陸失去自由的人權運動者。

「我從來沒想到她會這麼勇敢。」女權研究者和行動者呂頻說。那一天,當她看到李文足出現在維園紀念會的大屏幕上時,她想,這真是豁出去了。

李文足,這個來自湖北小城、曾經羞澀文靜、並不關心公共事務的女性,如今已成為中國人權抗爭者的代表。出現在公眾場合時,她讓自己顯得陽光、美麗、自信。用一切能想到的方式,呼籲當局釋放自己的丈夫,也呼籲全世界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她和另一位「709」律師的妻子王峭岭,努力提醒公眾關注着「709」律師的狀況。

「她和王峭岭等人的堅持,她們的視野,富有創意的抗爭方式,在1949年以後的抗爭者都是罕見的。」中國大陸的一位社會觀察者說。

日常生活裡的李文足,是一個愛美、喜歡漂亮裙子、想起丈夫忍不住就掉眼淚的普通女性;也是一個獨自帶着五歲的兒子,奔波在尋找丈夫途中的妻子。

「3年多了,你是怎麼戰勝恐懼的?」我問她。

她一愣。「其實從來都沒有戰勝過恐懼啊。恐懼一直都在。」她說。白淨的面龐上,那雙明亮的眼睛,突然湧出淚花。

李文足由另外3位709家屬王峭嶺、原姍姍和劉二敏陪同下,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外削髮抗議。

李文足由另外3位709家屬王峭嶺、原姍姍和劉二敏陪同下,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外削髮抗議。圖片來源:李文足Facebook

隨着公眾關注度的轉移,她們必須有更多的創意,保持「709」話題的熱度,不要讓人權律師的議題沉默在信息河流的底層。

2018年4月4日,是王全璋律師被抓的第1000天,也是李文足尋找丈夫的第1000天。她決定在這一天,徒步從北京到天津尋找丈夫。

「千里尋夫」的點子是朋友們聊天時想起來的。打開手機,查一查,也就100多公里。徒步去尋找丈夫,這是個多棒的創意啊。確定這一點時,李文足很興奮。

抗爭着、等待丈夫回家的日子是痛苦的,難熬的。要說最難熬的是哪一天?她說,其實每天都難熬。當孩子哭着要爸爸時;當她拖着沉重的行李回到家,卻發現門鎖被秘密警察破壞掉時;當她只是帶孩子去超市,卻發現身後有七八個壯漢在跟蹤時……但不管多艱難,日子總是要一天天過。

徒步,是一種有創意的想法,可以讓更多的人關注王全璋,這是李文足唯一的想法。事實上,當「709」成為國際關注的議題,中國律師的遭遇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時,在中國國內,卻因為媒體被禁止報導、互聯網上也禁止傳播此類消息,王全璋以及其他「709」受難律師的故事,幾乎沒有人知道。

三年多來,李文足、王峭岭她們,不僅要和隨時降臨的秘密警察的跟蹤、軟禁、威脅鬥爭,更要和信息的屏蔽抗爭。隨着公眾關注度的轉移,她們必須有更多的創意,保持「709」話題的熱度,不要讓人權律師的議題沉默在信息河流的底層。

「徒步尋夫」,這將是一個有關注度的點子。

李文足立即開始着手準備。願意和她一起徒步去天津的,還有另外兩個「709」律師的家屬——王峭岭和劉二敏。王峭岭一直是李文足的精神支柱。她也是「709」律師妻子中的靈魂人物。她的丈夫李和平,已於2017年5月被當局判處緩刑後釋放回家。但王峭岭並沒有因此就停止抗爭的腳步。她一方面堅持就丈夫在獄中曾受到的酷刑向當局控告,一方面始終陪伴在李文足左右,支持她尋找丈夫。王峭岭的目標是:讓「709」的最後一個人回到家中與親人團聚。

三個女人出發了。她們的行李包括兩個洗腳盆,可以在長途跋涉之後泡腳,以減少疲勞。王峭岭出門經驗豐富,她準備了厚重而防水的運動鞋,以防止腳磨出泡來。除了她們3個人,還有一位攝影師,騎了一輛摩托車,幫她們馱一些行李。

李文足將五歲的兒子囑託給保姆。她計劃要用10天完成這場尋找丈夫的徒步。而此前,她從來沒有這麼長時間離開兒子。

4月4日這天,霧霾籠罩着北京城,天氣寒冷。一大早,李文足一行先到了位於紅寺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她們在這裏提交控告書。像以往一樣,對方不接受,這已是她們的第28次控告了,也是意料之中的結果。離開最高院,她們向天津出發。

霧霾濃重,空氣渾濁。4月的北京,氣温還很低。她們戴着口罩,沒走多久,天開始下雪了。走過路邊一處黃色的迎春花前,她們拍了一張照片,邊走邊發布了朋友圈和推特。

熱心的支持者為她們拍下視頻。視頻上,3個人都是笑嘻嘻的,鏡頭對準了她們身上的雪粒兒。

她們沿着國道走,走了一段後,來了兩個朋友,陪着她們,走走停停,說說話,第一天,時間過的很快,她們走了18公里。但是,北京實在太大了,走了一天,她們還沒走出北京的六環路。

第二天,李文足的腳就磨泡了。第三天,她重感冒,但還是堅持着。也是在這一天下午,她們走出了北京城,進入了河北境內。

在河北廊坊,她們遇到的第一個村落,剛剛被拆遷。遍地廢墟,滿目瘡夷。正是下午四、五點鐘,路過一片廢墟時,李文足回過頭來,她帶着憂傷的笑容,讓攝影師抓住了。攝影師讓她別動,就站在廢墟上,為她定格了一張照片。

照片上的她,眼睛裏似乎有淚,大紅的衣服上,繡着幾個黑字:「被抓千日」。王峭岭的衣服上寫的是:依法了嗎?她們的腳下,是在中國處處可見的被拆除的場景。廢墟,如同被破壞的中國法治的隱喻。

徒步進行到了第六天,她們已走過了河北廊坊和天津的邊界,完成行程70多公里。這天夜裏,她們在一個鄉鎮上投宿。第二天早上,當她們像以往一樣起來,在旅館的大堂結賬時,突然一群人呼啦啦衝進了旅館大堂,把她們圍在了中間。

李文足第一反應是拿出手機拍攝,但只拍攝了幾分鐘,手機就被奪走了。「場面非常混亂,我突然就被拖出去了。一瞬間,所有的人都不見了。我站在那裏覺得非常荒誕。」她說。而王峭岭回憶,她是突然就被兩名男子架着胳膊帶出去的。她認出了人群中有北京石景山區的秘密警察,還有負責709案的法官。

李文足被帶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在那裏,她沒有見到其他的同伴。她被關進會議室裏,警察來盤問她。她大聲抗議,但無濟於事。「有人在那裏盯着我,我覺得太無聊了,就用衞衣的領子把臉蒙起來。」她乾脆坐在椅子上閉目養神。

在被扣留三個多小時後,李文足被放走了。她離開派出所,打了電話,才知道王峭岭、劉二敏被帶走後,直接被警察送到了北京六環路的路邊,讓她們下車。

她們決定再次回到被帶走的地方,第二天繼續出發。

第二天早上,同樣的場景發生了。這次,警察衝進大廳時,不像第一天那麼緊張。兩個年輕的男警察甚至是笑嘻嘻地,他們抓住王峭岭的胳膊,央求着:「姐,我的親姐,趕快回去吧,別鬧了。」

在NHK的紀錄片中,有一段視頻,拍下國保進入賓館,一男一女從兩邊架着李文足,把她塞進車裏。

這次,她們被警察強制送回了家。傍晚的時候,她發現自己被軟禁了,不能再離開小區。先是保姆抱着孩子出去買水果,到小區門口被居委會的一些婦女攔住,哭着回來了。「她們罵我們賣國賊。」

李文足去理論。在小區門口,她遭遇了同樣的阻攔。大約有三十多個居委會的婦女,攔住她,不讓她出門,並罵她:「賣國賊!」「我怎麼賣國了?!」李文足和這些婦女吵架,並試圖走出小區,但沒有成功。有人靠近她,掐她。還有老年婦女往她身上撞,周圍的人則指着鼻子罵她:你怎麼撞老人?有沒有教養?

「我特別特別傷心。只好回來。警察怎麼對待我,我都沒有這麼傷心。我傷心的是這些人,和我一樣,是老百姓,就因為警察撐腰,就這樣對待我。」李文足說。

她並不是第一次被罵「賣國賊」了。2017年3月「兩會」期間,她被軟禁在家裏。當她試圖走出小區時,也被人攔截,罵她「賣國賊」。她一直記得一個老太太罵她的話,「我們吃共產黨的,喝共產黨的,你吃裡扒外,就應該拉出去槍斃了!」

此時此刻,被堵在小區門口的李文足,只好打電話報警,但警察始終沒有出現。

她無奈只好回到樓下。一直等待着她的兒子泉泉,等不到媽媽,已經自己回家了。她站在樓下放聲大哭。她很久沒有這樣大哭過了。

709律師被捕後,當局禁止會見律師、與家屬通聯,並為這些被捕律師委派官方律師。四位家屬到中國高檢提告各級司法部門違法。

709律師被捕後,當局禁止會見律師、與家屬通聯,並為這些被捕律師委派官方律師。四位家屬到中國高檢提告各級司法部門違法。圖:獨立中文筆會

「老娘的老公是律師,他是為老百姓打官司的。他被抓了三年多,我去找他,怎麼了?」

4月11日上午,石景山區八角中里的一個小區內。

當李文足爬上五樓窗台的防盜網,對着圍觀的人開始發表演講時,最興奮的聽眾,是站在樓下的王峭岭。

幾分鐘前,王峭岭的眼鏡被陌生人打掉在了地上。近視500多度的她,在朋友的幫助下,終於找回了眼鏡。

這是徒步被阻攔的第二天。前一天晚上,她接到李文足的電話。被軟禁在家中的李文足情緒十分低落。她很擔心,決定第二天和幾個朋友一起來安慰看望李文足。沒想到,剛進小區,就被幾十個人阻攔。而且,阻攔的人越圍越多,大約有一百多人。

「不準進去!」「你們這些賣國賊!」王峭岭並不生氣,她見多了這些場景。只是問:「我怎麼賣國賊了啊。」對方答不上來,只說:你們自己知道!

當王峭岭拿着手機,拍攝攔阻在李文足單元樓下的婦女時,一名男子衝了過來,指着她的鼻子,威脅她放下手機。 男子比她高出10多公分,面容很兇。她把手機放下,又舉起來。突然,一巴掌打過來,視頻中斷了。王峭岭的眼鏡被打掉在地上。

王峭岭拿出手機報警。 但她依然沒法到李文足的家裏去,她的身邊擠滿了人,其中幾乎就要緊貼她身體的,是罵她「賣國賊」的幾個中年婦女,她們是傳說中的「朝陽群眾」(編按:指配合政府舉報「不法」的平民百姓),肆意地謾罵着她和她的同伴。她還看到了陸凱,一個說一口北京話的男子,他是長期負責看管她和李文足的秘密警察。他並不避諱自己出現在這裏。

王峭岭的一位同伴,被一擁而上的「朝陽群眾」打倒在地上。場面更加混亂。她拿起手機報警,警察來了,但並不處理。與此同時,在現場拍攝的日本記者,被「群眾」從車裏拉下來毆打。

就在那一刻,王峭岭一抬頭,看見李文足站在了陽台上。她心裏想:文足,你倒是好好給大家講講「709」啊。結果,李文足的聲音就從空中傳過來了。

「老娘的老公是律師,他是為老百姓打官司的。他被抓了三年多,我去找他,怎麼了?你們這些人,就是走狗!」那正是李文足的聲音,只是不再如平時那般温柔,而是格外的脆亮、高亢了。

王峭岭說,在那一刻她感到太興奮了。不僅是因為和李文足之間的一份「默契」。她也在心裏為李文足鼓掌:文足,你突破自己了!太了不起了!從2015年7月,丈夫被抓之後,她們像無頭蒼蠅一樣,哭哭啼啼,四處尋找丈夫開始,她一天天看着李文足慢慢堅強起來,不再那樣無助,只知道哭泣,而是慢慢更加自信勇敢了。

但李文足畢竟原本是一個文靜靦腆的女人。此刻敢爬上陽台,更敢在大庭廣眾下自稱「老娘」,這個在中國話語裏「粗俗」、「放肆」的稱號,痛斥秘密警察和軟禁監控她的人。這讓王峭岭實在是想不到。

「好樣兒的,文足!你堅持一天,我就陪你一天!」王峭岭大聲地向樓上的李文足喊。此時,那些圍困她們的人,似乎也被鎮住了。周圍一度鴉雀無聲。有一些在場的視頻記下了當時的場面。

「那天,我發現她的戰鬥值突然飆升。」王峭岭說。 「過去,我們一起維權,但她一直是站在邊上,把自己當作輔助的人。那一天,她突破了自我。」一個月後的北京,王峭岭對我說這些時,李文足在旁邊坐着,臉上依然帶着一絲靦腆。

「709」事件發生之後,律師的妻子們抱團取暖,她們一起抗爭,一起呼籲全世界關注丈夫的遭遇,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從2015年7月到2018年,她們一起走過了很多艱難的時刻。但的確,很多時候,李文足似乎都是王峭岭的「配角」。

「從這天起開始不是了。我們原來叫她小七,那天開始,我叫她七姐了!」王峭岭大聲笑着。李文足則告訴我,她從小家裏有姐妹7個,她是最小的,也是最受寵愛的,所以大家都叫她小七。

「那天我聽見外面很吵,知道峭嶺姐她們來看我了,就要下去看看。結果開門時,發現幾個人死死堵住門,有一個是常堵在我家門口的壯漢,朝我罵髒話。我根本不可能出去。又生氣又着急,沒想那麼多,也是環境逼的,我就跳到窗戶上去了!」一個月後,回憶起這一幕,李文足笑了起來。

其實她被罵「賣國賊」不是第一次。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曾把李文足描寫為「賣國賊」,她已起訴了環球時報,但法院沒有立案。

2018年12月7日,削髮抗議後的709家屬,李文足、王峭嶺、原姍姍和劉二敏。

2018年12月7日,削髮抗議後的709家屬,李文足、王峭嶺、原姍姍和劉二敏。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2016年8月,王峭岭在宋庄租了房子,但剛搬過去,第二天就被房東鎖上了大門。她只能帶着孩子,離開了那個地方。到現在,她的東西都還放在宋莊。

5月了,北京街頭,白色的柳絮漫無目的地飄舞着。李文足坐在小區的院子裏,傍晚了,風越來越涼,5歲的兒子泉泉在她懷裏睡着了。

一個小時前,她到附近的房屋中介公司簽訂了租房合同。她再三和房主確認能夠搬進去的時間。她最擔心的,是警察干擾,房東突然拒絕把房子租給她。

她的丈夫王全璋,因為一直從事人權工作,其實早有準備,原來租的房子,就是朋友岳父家的。當時就是考慮到有熟人的關係,不至於因警察上門,被立即趕走。

但是,「709」發生後,李文足居住的房子周圍就開始布滿監控。她住在五樓,一度,二樓的房間就住着監控她的人。三年多過去了,警察的持續長期騷擾,讓朋友也快扛不住了。李文足決定搬離這裏。同時也是為了到別的地方給孩子找學校。

5月2日這天,一切出奇的順利,房子順利地租下來了。李文足和王峭岭都認為,這和她們此前的抗爭有關。此前,不管是「徒步尋夫」、「陽台演講」,以及孩子不能上學,她們都毫不退讓地持續在網絡上發聲,看起來管用了。

對「709」律師的妻子來說,在為丈夫奔走的過程中,被房東從原來的房子趕走,或者租不到房子,這是常有的遭遇。

2016年8月,王峭岭在宋庄租了房子,但剛搬過去,第二天就被房東鎖上了大門。她只能帶着孩子,離開了那個地方。到現在,她的東西都還放在宋庄。

還有一次,為了租房,她辦理好了所有的證件。好心的房東,還專門從外省飛到北京,幫她辦搬離手續。

但在雙方已簽好合同、即將開始履行的最後一刻,房東突然反悔了。事後,王峭岭才知道,房東被警察叫去訓斥了兩個小時。

她後來租到了大興某小區的一處房子,安靜了半年,沒有被逼遷,但2017年的4月,有一天發現,攝像頭開始記錄她的一舉一動。一直到2017年5月,她的丈夫李和平律師被放回來之後,監控才慢慢消失。

所以,這天下午,能順利地租下房子,讓王峭岭和李文足都鬆了一口氣。

回家的路上,泉泉,這個虎頭虎腦的5歲男孩,在車上興奮地尖叫着。一會兒打開窗戶吹風,一會兒又黏在媽媽身上,要巧克力吃。

「孩子是我很大的支撐。昨天我去石景山買了一些東西,一點點往家搬。突然情緒上來了,很難受,想起來這三年多顛沛流離,承受了很多。可孩子很嗨,在後座上玩得很開心,我就很安慰,還是緩解了很多。」李文足說。

「媽媽,你怎麼哭了?」孩子常常會這樣問眼含淚水的母親。這個調皮、可愛的男孩,在爸爸被抓走時只有兩歲7個月。

一開始的時候,他總是問媽媽爸爸去哪裏了。李文足總是說爸爸出差了。她不知道怎麼給孩子解釋這個事情。直到有一天,孩子突然問她:爸爸為什麼被抓進了監獄?

李文足愣住了。她蹲下身來,第一次和兒子有了一次正式的談話。她對兒子說,爸爸是個好人,為幫助別人,被送到監獄了。

「那抓爸爸的人就是怪獸了?」

「是的。」

「那我就打怪獸,把爸爸救回來!」

這個要打怪獸救爸爸的孩子,和李和平律師8歲的女兒佳美是好朋友。她們和媽媽一起,在漫長的時間裏,等待着爸爸的回來。也和媽媽一起,忍受着秘密警察的監控。

李文足記得,有一次她帶着孩子去超市,後面跟蹤了兩三個男子。泉泉突然停下來,用小手叉着腰,對身後的兩個男人說:「你們別跟着我們了。煩死了!」

從2016年8月開始,李文足開始給泉泉找幼兒園。但她發現,她找不到一家幼兒園接受她的孩子。在第一個幼兒園,已經辦了手續,孩子連小被子都領了,園長突然告訴她,不能接受孩子。她追問,才知道外面來了四個「國保」,讓幼兒園感覺到危險,不敢接受孩子。

李文足與五歲的兒子在車上。

李文足與五歲的兒子在車上。攝影:江雪

憤怒的李文足和國保吵了一架。一回頭看見,孩子站在門口,拎着小被子在哭。她不再吵了,帶孩子回家。

第二天,她一大早六點多就關掉手機,溜出門,偷偷去找到另一個幼兒園,正簽合同要轉學費時,對方說不能接受孩子,警察打過招呼了。

「我很氣憤,電話打過去罵國保。對方說,你只要聽話,什麼都不做,在家等老公消息,孩子就可以上學。」李文足說。

就這樣,別的孩子都開學了,泉泉卻無學可上。李文足做了一切的努力, 一直到 2017年3月1日,終於找了個學校。這次,警察沒再阻攔,但前半個月,每天早上都是警察開車送她們上學。接下來就到了中國「兩會」的時間,警察告知李文足,「從今往後,不管你到那裏,都要跟着。」

李文足只好決定,泉泉不上學了,就在家裏呆着吧。

同樣不能讀書的是佳美,一個精靈般的小姑娘。 8歲了,她還是不能去上學。好在家裏有她最愛的兩隻小狗——一隻叫咖啡,一隻叫奶茶。

2015年7月10日,爸爸被帶走的當天,佳美正好跟爸爸去辦公室。當警察攔住爸爸時,她用小小的身體擋在爸爸的面前。出獄後的李和平律師說,正是那一刻女兒護衞他的小小身影,鼓舞了他活下去的勇氣。

每一位律師的妻子,都曾面對如何向孩子解釋的問題。

在爸爸被帶走後,媽媽一直奔波着,佳美也就一直在家裏。2018年初,她滿8歲了,還沒有上一年級。一直到2018年5月,經過朋友介紹,她們找到了一所同情她們,並願意接受孩子的私立學校。

這次秘密警察沒有來干預。和租房子一樣,一切順利的出乎意料。她們總結,這麼長時間的堅持抗爭,警察終於發現,拿孩子上學這樣重大的事情,也是不能壓制她們發聲的。

但王峭岭的大兒子,還是受到了「連坐」。2018年6月,兒子高中畢業了,此前他在國際中學讀書,同學都已去國外讀大學,兒子卻因為換發護照時,新護照被當局扣留,無法出國。

有時,王峭岭在心裏會有一絲負疚,但終於一點點想明白了這件事。她和兒子有過一次正式的談話。

「我對兒子說,國保肯定希望我和爸爸不出聲了,那你就能出去,但我們的內在會有被踐踏被羞辱的感覺。另一個選擇是,我們在這裏抗爭,堅持,爭取我們的權利,你堂堂正正地出去。你來選擇。兒子說,我選後一個。」

如今,兒子在一家公益機構,一邊學習,一邊等待着出國。 王王峭岭則用聖經裏的話安慰丈夫,也安慰兒子: 「人在幼年的時候負軛原來是好的。」事實上,作為基督徒的王峭岭,不僅是她的家庭,也是整個709律師家屬群體的精神支柱。

她說,自己最初也掙扎過,是否要告訴孩子,關於父母所遭遇的這一切真相。但最終,她決定告訴孩子一切。因為她認為,最好的教育應該是:讓孩子看到,母親在父親最艱難的時候,一直在堅持,一家人在互相幫助。

「這也是我能給孩子的最好的教育。」李文足說。雖然泉泉還小,但她已不再迴避告訴孩子,爸爸是因為要做一名好的律師,才被警察抓走的。

事實上,每一位律師的妻子,都曾面對如何向孩子解釋的問題。

李春富律師,也是李和平律師的弟弟。在哥哥被抓後的20多天,他也被抓走。那一天,他5歲的兒子小雪球就在現場。當王峭岭趕到時,小雪球說,爸爸被警察用手銬抓走了。他的媽媽連忙說,那只是玩具。但小雪球固執地說:那不是玩具,是真的手銬。

謝燕益律師的妻子原姍姍,在丈夫被抓走的第二天,才確定自己懷孕了。這是他們的第三個孩子。她堅持着把孩子生下了。最終,走出監獄的謝燕益,驚喜地看到了自己從未謀面的女兒。

在一年多與丈夫隔絕的日子裏,原姍姍掙扎着,也堅持着。在一個自拍的視頻中,她說:「我一直不知道該怎樣向孩子解釋發生的這一切。但從明天起,我要告訴他們真相。她們生存的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的。」三個孩子,包括最小的女兒,就在她的身邊酣睡。眼淚慢慢滑過了原姍姍的面龐。

「你們這樣做對孩子不好。不應該這樣(和警察對抗)。」在一次坐出租車時,司機對李文足說。此前,因為要擺脱身後追蹤的車輛,李文足給這位司機講述了自己的遭遇。

她說了半天,本以為司機會支持她。沒想到司機最後還是說:「為了孩子和家人,你不應該這樣做啊。為什麼鬥不過還要鬥呢?」李文足不再說話。她想不明白,為什麼人們總是認為,為了孩子就應該去屈服。難道,為了孩子,不更應該去反抗嗎?

李文足的丈夫王全璋,是生於山東的中國人權律師,自從2015年7月10日被中國當局抓捕,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已失去自由三年零三個月。

李文足的丈夫王全璋,是生於山東的中國人權律師,自從2015年7月10日被中國當局抓捕,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已失去自由三年零三個月。圖片來源:李文足(王全璋妻子)@709liwenzu

「妳的生活已經回不到過去了。」她知道。在中國,當你在公共領域發聲,當你開始抗爭,這意味這一切都要改變了。

李文足總是回憶起最後一次見到丈夫的情景。

那是2015年6月9日。蘇州火車站,人潮洶湧。他到蘇州辦事,順便送她和兒子到蘇州玩。告別時,她並沒有去擁抱他一下,只像往常一樣在人群中招了招手。這也讓她在以後到現在的三年多,總是埋怨自己:那一刻該放下矜持,去擁抱一下他。如果那樣做了,「或許這三年中,我能得到一點心裏的安慰吧。」

她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是在7月8日晚上,兩人通電話有半小時,關於家裏、親人等。第二天早上,她再打電話,就打不通了。

她立即就有不祥的感覺。幾年前,他就失蹤過一次,那是在江蘇靖江,他因為代理法輪功案件,因庭上遞交材料時用手機拍照備查,手機被當庭沒收。庭審結束後王全璋被抓走,拘留了10天。

那時候,孩子才出生一個多月,她嚇壞了。從那以後,她就要求他,在關掉手機前一定要先告訴她。而這次電話又打不通了,她擔心丈夫又出事了。

後來,她才知道。7月9日,正是中國律師集體或被抓捕、或被約談的一天,她的丈夫是全國300多名律師中的一個。

1985年,李文足出生在湖北恩施的巴東縣。

在南方山水小城裏長大的李文足,有着俏麗的面容。她面龐的輪廓清晰柔美,眼睛黑白分明,只是在丈夫被抓後,眼睛裏總是多了憂傷,一不小心,眼淚就滑落出來。

2009年,李文足24歲,從湖北老家被好朋友拉着來北京。

在那之前,她是父母跟前無憂無慮的女兒。上了大專,在當地的景區當導遊,日子過的很平靜。偶爾有人來介紹對象,她毫無感覺。對這種被安排好的生活,沒有多大反感,但也沒有多大反抗。

她是跟着好朋友到北京來看世面的。那時的她,單純,快樂。朋友把她的資料擅自做主發到一家婚戀網站上,然後就有了和王全璋的第一次見面。她記得,在地鐵口的麥當勞,他告訴她他是一名律師。那時的王全璋,看上去瘦瘦的,皮膚白淨,文質彬彬。說話不多,但看起來很沉穩可靠。

一開始聯繫不多。她沒想到,他早已經把她裝在心裏了。到了春節,他帶她去山東老家看看。她不知道的是,他已經準備好了求婚,甚至連婚禮都在籌劃之中了。就這樣,她成了他的妻子。

2013年3月,他們有了孩子。她沒有上班,就在家裏照顧孩子。上網,購物,買漂亮衣服,讓自己「美美的」,很少關注外部世界。一直到王全璋在靖江被抓,她才真正意識到,丈夫所從事的律師工作,原來是有危險的。

在「709」發生之後,她到網上搜索文章,和丈夫原來的同事、助手交談,才知道,丈夫曾為他的律師職業受過太多的苦:他曾因為在法庭上堅持,惹怒法警,被法警抓住,在臉上扇了100多個耳光。他也曾在東北早春寒風蕭瑟的看守所門前,睡在睡袋裏,聲援被抓的律師,半夜被抓走……他的堅持,他的承擔,讓她看到了一個此前並不熟悉的丈夫。

2015年8月,當李文足抱着孩子回到北京,又趕到天津找丈夫時,她第一次見到了王峭岭。

王峭岭在一開始,也是無助的。

她和丈夫李和平,是河南大學法律系的同學。大學畢業後,李和平做了律師,王峭岭則遠離法律事務。2004年,她開始加入教會,從那以後,她基本上是在教會服伺,遠離丈夫的工作,也絲毫不關心公共事務。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普通人,在普通地生活着。很多年,我有意地把丈夫關注的這些東西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但這一刻,一切都變了。」她說。

女人們悲傷、哭泣着。丈夫們失蹤了,他們到哪裏去了,是什麼罪名?她們對此一無所知。

「那時,她們都還很矇。」蘇楠說。她是一位人權工作者。那時,她去看望王峭岭、李文足等家屬。看到她們手足無措,不知道如何應對突然降臨的災禍。

在最初的慌亂之後,王峭岭開始冷靜下來了。但她和她的同伴們顯然還沒有做好準備。是抗爭嗎?還是忍受着,等待着,「保護好自己」?

王峭岭說,一開始她不敢發出自己的聲音。她知道。在中國,當你在公共領域發聲,當你開始抗爭,這意味這一切都要改變了。

「妳的生活已經回不到過去了。」江天勇律師對她說。這句話刺激了她,也敲醒了她。「除非李和平回家。你現在做的,就是幫李和平回家!江天勇鼓勵她。

第一次,她開始在鍵盤上敲下《我的丈夫李和平(之一)》,下定了決心,手顫抖着,點了電腦上的發送鍵。這篇文章,立即在互聯網上傳播,這是「709」律師家屬在網上最早發出的聲音之一。

王峭岭記得,有一天,她們在飯館裏等江天勇律師,等到的卻是他被抓進去的消息。對她和李文足來說,這兩年,這幾乎是常態。她們為丈夫請律師,然後發現律師被抓走了。

但女人們已經從最初的恐慌裏走出來了。她們發現,除了堅強地面對,自己別無選擇。而當她們聚在一起,在彼此的陪伴中,力量也油然而生。

「從事捍衞人權的工作,走上捍衞人權的道路,不是我的心血來潮,隱秘的天性,內心的召喚,歲月的積累,一直像常青藤慢慢向上攀爬。」

「這樣的道路註定荊棘密布,坎坷崎嶇。」

33歲的李文足,在經歷了1000多天與丈夫的離別,在經歷了「他是否還活在人間」的恐懼之後,在一天天的抗爭與熬煉中,變得越來越堅強。

33歲的李文足,在經歷了1000多天與丈夫的離別,在經歷了「他是否還活在人間」的恐懼之後,在一天天的抗爭與熬煉中,變得越來越堅強。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當李文足在網上看到丈夫的這些文字,她才漸漸了解了自己的丈夫。

而王峭岭,也是在丈夫被抓之後,才去更多地了解丈夫的工作。 「709之後,我發現的不是丈夫的斑斑劣跡,而是了解了他的正直憐憫。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很幸福。」王峭岭說。丈夫被抓,讓她有了另外一個意外的收穫:丈夫原來是一個如此善良、正直的人。

2001年,李和平曾代理一起政治迫害案件,「新青年四君子案」,一個叫楊子立的大學生,因為和另外的三個人討論時政,被抓捕。

李和平很早的時候讀到過一篇楊子立的文章,叫《我的農民母親》,內心深深地被感動,就主動站出來代理楊子立的案件,併為楊子立寫了精彩的辯護詞。

「我很慚愧。這個案子的卷宗就在家裏,但我從沒去看過。一直到7月10日警察搜家,所有的卷宗被帶走,我現在想看也不知道從哪裏可以看到了。」王峭岭說。

「我在愧疚中發現我的丈夫,是這樣的有正義感和憐憫心。」對王峭岭來說,原本疲憊的愛情,卻因為這一份苦難,而有了嶄新的意義。(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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