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7月至今，在李文足為丈夫聘請的律師中，李仲偉和襲祥棟兩位已經被迫退出代理；之後接手的兩位律師，余文生和王秋實又先後身陷囹圄。其中余文生律師先是被吊銷了執照，接着又在籌備新所的過程中，被警察抓捕。2018年5月，李文足委託的另一位律師程海，曾遭受暴力，被看守所警察撕破了褲子，後來又被吊銷了律師證。另外兩位律師謝陽、藺其磊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阻擾。

2018年6月4日，在香港維園舉辦的「六四」29週年紀念會上，她出現在大屏幕上，講述「709」律師的故事，呼籲更多的人關注王全璋，也關注那些在中國大陸失去自由的人權運動者。

王全璋是中國「709」案件中至今唯一沒有獲釋的律師。（另，江天勇和余文生兩位律師則是為「709」律師奔走而被捕，也未獲釋）33歲的李文足是他的妻子。在經歷了1000多天與丈夫的離別，在經歷了「他是否還活在人間」的恐懼之後，李文足在一天天的抗爭與熬煉中，變得愈來愈堅強。

她不僅為丈夫而戰，也開始更多地去關心他人的自由。2018年6月4日，在香港維園舉辦的「六四」29週年紀念會，她出現在大屏幕上，講述「709」律師的故事，呼籲更多的人關注王全璋，也關注那些在中國大陸失去自由的人權運動者。

「我從來沒想到她會這麼勇敢。」女權研究者和行動者呂頻說。那一天，當她看到李文足出現在維園紀念會的大屏幕上時，她想，這真是豁出去了。

李文足，這個來自湖北小城、曾經羞澀文靜、並不關心公共事務的女性，如今已成為中國人權抗爭者的代表。出現在公眾場合時，她讓自己顯得陽光、美麗、自信。用一切能想到的方式，呼籲當局釋放自己的丈夫，也呼籲全世界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她和另一位「709」律師的妻子王峭岭，努力提醒公眾關注着「709」律師的狀況。

「她和王峭岭等人的堅持，她們的視野，富有創意的抗爭方式，在1949年以後的抗爭者都是罕見的。」中國大陸的一位社會觀察者說。

日常生活裡的李文足，是一個愛美、喜歡漂亮裙子、想起丈夫忍不住就掉眼淚的普通女性；也是一個獨自帶着五歲的兒子，奔波在尋找丈夫途中的妻子。

「3年多了，你是怎麼戰勝恐懼的？」我問她。

她一愣。「其實從來都沒有戰勝過恐懼啊。恐懼一直都在。」她說。白淨的面龐上，那雙明亮的眼睛，突然湧出淚花。

隨着公眾關注度的轉移，她們必須有更多的創意，保持「709」話題的熱度，不要讓人權律師的議題沉默在信息河流的底層。

2018年4月4日，是王全璋律師被抓的第1000天，也是李文足尋找丈夫的第1000天。她決定在這一天，徒步從北京到天津尋找丈夫。

「千里尋夫」的點子是朋友們聊天時想起來的。打開手機，查一查，也就100多公里。徒步去尋找丈夫，這是個多棒的創意啊。確定這一點時，李文足很興奮。

抗爭着、等待丈夫回家的日子是痛苦的，難熬的。要說最難熬的是哪一天？她說，其實每天都難熬。當孩子哭着要爸爸時；當她拖着沉重的行李回到家，卻發現門鎖被秘密警察破壞掉時；當她只是帶孩子去超市，卻發現身後有七八個壯漢在跟蹤時……但不管多艱難，日子總是要一天天過。

徒步，是一種有創意的想法，可以讓更多的人關注王全璋，這是李文足唯一的想法。事實上，當「709」成為國際關注的議題，中國律師的遭遇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時，在中國國內，卻因為媒體被禁止報導、互聯網上也禁止傳播此類消息，王全璋以及其他「709」受難律師的故事，幾乎沒有人知道。

三年多來，李文足、王峭岭她們，不僅要和隨時降臨的秘密警察的跟蹤、軟禁、威脅鬥爭，更要和信息的屏蔽抗爭。隨着公眾關注度的轉移，她們必須有更多的創意，保持「709」話題的熱度，不要讓人權律師的議題沉默在信息河流的底層。

「徒步尋夫」，這將是一個有關注度的點子。

李文足立即開始着手準備。願意和她一起徒步去天津的，還有另外兩個「709」律師的家屬——王峭岭和劉二敏。王峭岭一直是李文足的精神支柱。她也是「709」律師妻子中的靈魂人物。她的丈夫李和平，已於2017年5月被當局判處緩刑後釋放回家。但王峭岭並沒有因此就停止抗爭的腳步。她一方面堅持就丈夫在獄中曾受到的酷刑向當局控告，一方面始終陪伴在李文足左右，支持她尋找丈夫。王峭岭的目標是：讓「709」的最後一個人回到家中與親人團聚。

三個女人出發了。她們的行李包括兩個洗腳盆，可以在長途跋涉之後泡腳，以減少疲勞。王峭岭出門經驗豐富，她準備了厚重而防水的運動鞋，以防止腳磨出泡來。除了她們3個人，還有一位攝影師，騎了一輛摩托車，幫她們馱一些行李。

李文足將五歲的兒子囑託給保姆。她計劃要用10天完成這場尋找丈夫的徒步。而此前，她從來沒有這麼長時間離開兒子。

4月4日這天，霧霾籠罩着北京城，天氣寒冷。一大早，李文足一行先到了位於紅寺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她們在這裏提交控告書。像以往一樣，對方不接受，這已是她們的第28次控告了，也是意料之中的結果。離開最高院，她們向天津出發。

霧霾濃重，空氣渾濁。4月的北京，氣温還很低。她們戴着口罩，沒走多久，天開始下雪了。走過路邊一處黃色的迎春花前，她們拍了一張照片，邊走邊發布了朋友圈和推特。

熱心的支持者為她們拍下視頻。視頻上，3個人都是笑嘻嘻的，鏡頭對準了她們身上的雪粒兒。

她們沿着國道走，走了一段後，來了兩個朋友，陪着她們，走走停停，說說話，第一天，時間過的很快，她們走了18公里。但是，北京實在太大了，走了一天，她們還沒走出北京的六環路。

第二天，李文足的腳就磨泡了。第三天，她重感冒，但還是堅持着。也是在這一天下午，她們走出了北京城，進入了河北境內。

在河北廊坊，她們遇到的第一個村落，剛剛被拆遷。遍地廢墟，滿目瘡夷。正是下午四、五點鐘，路過一片廢墟時，李文足回過頭來，她帶着憂傷的笑容，讓攝影師抓住了。攝影師讓她別動，就站在廢墟上，為她定格了一張照片。

照片上的她，眼睛裏似乎有淚，大紅的衣服上，繡着幾個黑字：「被抓千日」。王峭岭的衣服上寫的是：依法了嗎？她們的腳下，是在中國處處可見的被拆除的場景。廢墟，如同被破壞的中國法治的隱喻。

徒步進行到了第六天，她們已走過了河北廊坊和天津的邊界，完成行程70多公里。這天夜裏，她們在一個鄉鎮上投宿。第二天早上，當她們像以往一樣起來，在旅館的大堂結賬時，突然一群人呼啦啦衝進了旅館大堂，把她們圍在了中間。

李文足第一反應是拿出手機拍攝，但只拍攝了幾分鐘，手機就被奪走了。「場面非常混亂，我突然就被拖出去了。一瞬間，所有的人都不見了。我站在那裏覺得非常荒誕。」她說。而王峭岭回憶，她是突然就被兩名男子架着胳膊帶出去的。她認出了人群中有北京石景山區的秘密警察，還有負責709案的法官。

李文足被帶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在那裏，她沒有見到其他的同伴。她被關進會議室裏，警察來盤問她。她大聲抗議，但無濟於事。「有人在那裏盯着我，我覺得太無聊了，就用衞衣的領子把臉蒙起來。」她乾脆坐在椅子上閉目養神。

在被扣留三個多小時後，李文足被放走了。她離開派出所，打了電話，才知道王峭岭、劉二敏被帶走後，直接被警察送到了北京六環路的路邊，讓她們下車。

她們決定再次回到被帶走的地方，第二天繼續出發。

第二天早上，同樣的場景發生了。這次，警察衝進大廳時，不像第一天那麼緊張。兩個年輕的男警察甚至是笑嘻嘻地，他們抓住王峭岭的胳膊，央求着：「姐，我的親姐，趕快回去吧，別鬧了。」

在NHK的紀錄片中，有一段視頻，拍下國保進入賓館，一男一女從兩邊架着李文足，把她塞進車裏。

這次，她們被警察強制送回了家。傍晚的時候，她發現自己被軟禁了，不能再離開小區。先是保姆抱着孩子出去買水果，到小區門口被居委會的一些婦女攔住，哭着回來了。「她們罵我們賣國賊。」

李文足去理論。在小區門口，她遭遇了同樣的阻攔。大約有三十多個居委會的婦女，攔住她，不讓她出門，並罵她：「賣國賊！」「我怎麼賣國了？！」李文足和這些婦女吵架，並試圖走出小區，但沒有成功。有人靠近她，掐她。還有老年婦女往她身上撞，周圍的人則指着鼻子罵她：你怎麼撞老人？有沒有教養？

「我特別特別傷心。只好回來。警察怎麼對待我，我都沒有這麼傷心。我傷心的是這些人，和我一樣，是老百姓，就因為警察撐腰，就這樣對待我。」李文足說。

她並不是第一次被罵「賣國賊」了。2017年3月「兩會」期間，她被軟禁在家裏。當她試圖走出小區時，也被人攔截，罵她「賣國賊」。她一直記得一個老太太罵她的話，「我們吃共產黨的，喝共產黨的，你吃裡扒外，就應該拉出去槍斃了！」

此時此刻，被堵在小區門口的李文足，只好打電話報警，但警察始終沒有出現。

她無奈只好回到樓下。一直等待着她的兒子泉泉，等不到媽媽，已經自己回家了。她站在樓下放聲大哭。她很久沒有這樣大哭過了。

「老娘的老公是律師，他是為老百姓打官司的。他被抓了三年多，我去找他，怎麼了？」

4月11日上午，石景山區八角中里的一個小區內。

當李文足爬上五樓窗台的防盜網，對着圍觀的人開始發表演講時，最興奮的聽眾，是站在樓下的王峭岭。

幾分鐘前，王峭岭的眼鏡被陌生人打掉在了地上。近視500多度的她，在朋友的幫助下，終於找回了眼鏡。

這是徒步被阻攔的第二天。前一天晚上，她接到李文足的電話。被軟禁在家中的李文足情緒十分低落。她很擔心，決定第二天和幾個朋友一起來安慰看望李文足。沒想到，剛進小區，就被幾十個人阻攔。而且，阻攔的人越圍越多，大約有一百多人。

「不準進去！」「你們這些賣國賊！」王峭岭並不生氣，她見多了這些場景。只是問：「我怎麼賣國賊了啊。」對方答不上來，只說：你們自己知道！

當王峭岭拿着手機，拍攝攔阻在李文足單元樓下的婦女時，一名男子衝了過來，指着她的鼻子，威脅她放下手機。 男子比她高出10多公分，面容很兇。她把手機放下，又舉起來。突然，一巴掌打過來，視頻中斷了。王峭岭的眼鏡被打掉在地上。

王峭岭拿出手機報警。 但她依然沒法到李文足的家裏去，她的身邊擠滿了人，其中幾乎就要緊貼她身體的，是罵她「賣國賊」的幾個中年婦女，她們是傳說中的「朝陽群眾」(編按：指配合政府舉報「不法」的平民百姓)，肆意地謾罵着她和她的同伴。她還看到了陸凱，一個說一口北京話的男子，他是長期負責看管她和李文足的秘密警察。他並不避諱自己出現在這裏。

王峭岭的一位同伴，被一擁而上的「朝陽群眾」打倒在地上。場面更加混亂。她拿起手機報警，警察來了，但並不處理。與此同時，在現場拍攝的日本記者，被「群眾」從車裏拉下來毆打。

就在那一刻，王峭岭一抬頭，看見李文足站在了陽台上。她心裏想：文足，你倒是好好給大家講講「709」啊。結果，李文足的聲音就從空中傳過來了。

「老娘的老公是律師，他是為老百姓打官司的。他被抓了三年多，我去找他，怎麼了？你們這些人，就是走狗！」那正是李文足的聲音，只是不再如平時那般温柔，而是格外的脆亮、高亢了。

王峭岭說，在那一刻她感到太興奮了。不僅是因為和李文足之間的一份「默契」。她也在心裏為李文足鼓掌：文足，你突破自己了！太了不起了！從2015年7月，丈夫被抓之後，她們像無頭蒼蠅一樣，哭哭啼啼，四處尋找丈夫開始，她一天天看着李文足慢慢堅強起來，不再那樣無助，只知道哭泣，而是慢慢更加自信勇敢了。

但李文足畢竟原本是一個文靜靦腆的女人。此刻敢爬上陽台，更敢在大庭廣眾下自稱「老娘」，這個在中國話語裏「粗俗」、「放肆」的稱號，痛斥秘密警察和軟禁監控她的人。這讓王峭岭實在是想不到。

「好樣兒的，文足！你堅持一天，我就陪你一天！」王峭岭大聲地向樓上的李文足喊。此時，那些圍困她們的人，似乎也被鎮住了。周圍一度鴉雀無聲。有一些在場的視頻記下了當時的場面。

「那天，我發現她的戰鬥值突然飆升。」王峭岭說。 「過去，我們一起維權，但她一直是站在邊上，把自己當作輔助的人。那一天，她突破了自我。」一個月後的北京，王峭岭對我說這些時，李文足在旁邊坐着，臉上依然帶着一絲靦腆。

「709」事件發生之後，律師的妻子們抱團取暖，她們一起抗爭，一起呼籲全世界關注丈夫的遭遇，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從2015年7月到2018年，她們一起走過了很多艱難的時刻。但的確，很多時候，李文足似乎都是王峭岭的「配角」。

「從這天起開始不是了。我們原來叫她小七，那天開始，我叫她七姐了！」王峭岭大聲笑着。李文足則告訴我，她從小家裏有姐妹7個，她是最小的，也是最受寵愛的，所以大家都叫她小七。

「那天我聽見外面很吵，知道峭嶺姐她們來看我了，就要下去看看。結果開門時，發現幾個人死死堵住門，有一個是常堵在我家門口的壯漢，朝我罵髒話。我根本不可能出去。又生氣又着急，沒想那麼多，也是環境逼的，我就跳到窗戶上去了！」一個月後，回憶起這一幕，李文足笑了起來。

其實她被罵「賣國賊」不是第一次。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曾把李文足描寫為「賣國賊」，她已起訴了環球時報，但法院沒有立案。

2016年8月，王峭岭在宋庄租了房子，但剛搬過去，第二天就被房東鎖上了大門。她只能帶着孩子，離開了那個地方。到現在，她的東西都還放在宋莊。

5月了，北京街頭，白色的柳絮漫無目的地飄舞着。李文足坐在小區的院子裏，傍晚了，風越來越涼，5歲的兒子泉泉在她懷裏睡着了。

一個小時前，她到附近的房屋中介公司簽訂了租房合同。她再三和房主確認能夠搬進去的時間。她最擔心的，是警察干擾，房東突然拒絕把房子租給她。

她的丈夫王全璋，因為一直從事人權工作，其實早有準備，原來租的房子，就是朋友岳父家的。當時就是考慮到有熟人的關係，不至於因警察上門，被立即趕走。

但是，「709」發生後，李文足居住的房子周圍就開始布滿監控。她住在五樓，一度，二樓的房間就住着監控她的人。三年多過去了，警察的持續長期騷擾，讓朋友也快扛不住了。李文足決定搬離這裏。同時也是為了到別的地方給孩子找學校。

5月2日這天，一切出奇的順利，房子順利地租下來了。李文足和王峭岭都認為，這和她們此前的抗爭有關。此前，不管是「徒步尋夫」、「陽台演講」，以及孩子不能上學，她們都毫不退讓地持續在網絡上發聲，看起來管用了。

對「709」律師的妻子來說，在為丈夫奔走的過程中，被房東從原來的房子趕走，或者租不到房子，這是常有的遭遇。

2016年8月，王峭岭在宋庄租了房子，但剛搬過去，第二天就被房東鎖上了大門。她只能帶着孩子，離開了那個地方。到現在，她的東西都還放在宋庄。

還有一次，為了租房，她辦理好了所有的證件。好心的房東，還專門從外省飛到北京，幫她辦搬離手續。

但在雙方已簽好合同、即將開始履行的最後一刻，房東突然反悔了。事後，王峭岭才知道，房東被警察叫去訓斥了兩個小時。

她後來租到了大興某小區的一處房子，安靜了半年，沒有被逼遷，但2017年的4月，有一天發現，攝像頭開始記錄她的一舉一動。一直到2017年5月，她的丈夫李和平律師被放回來之後，監控才慢慢消失。

所以，這天下午，能順利地租下房子，讓王峭岭和李文足都鬆了一口氣。

回家的路上，泉泉，這個虎頭虎腦的5歲男孩，在車上興奮地尖叫着。一會兒打開窗戶吹風，一會兒又黏在媽媽身上，要巧克力吃。

「孩子是我很大的支撐。昨天我去石景山買了一些東西，一點點往家搬。突然情緒上來了，很難受，想起來這三年多顛沛流離，承受了很多。可孩子很嗨，在後座上玩得很開心，我就很安慰，還是緩解了很多。」李文足說。

「媽媽，你怎麼哭了？」孩子常常會這樣問眼含淚水的母親。這個調皮、可愛的男孩，在爸爸被抓走時只有兩歲7個月。

一開始的時候，他總是問媽媽爸爸去哪裏了。李文足總是說爸爸出差了。她不知道怎麼給孩子解釋這個事情。直到有一天，孩子突然問她：爸爸為什麼被抓進了監獄？

李文足愣住了。她蹲下身來，第一次和兒子有了一次正式的談話。她對兒子說，爸爸是個好人，為幫助別人，被送到監獄了。

「那抓爸爸的人就是怪獸了？」

「是的。」

「那我就打怪獸，把爸爸救回來！」

這個要打怪獸救爸爸的孩子，和李和平律師8歲的女兒佳美是好朋友。她們和媽媽一起，在漫長的時間裏，等待着爸爸的回來。也和媽媽一起，忍受着秘密警察的監控。

李文足記得，有一次她帶着孩子去超市，後面跟蹤了兩三個男子。泉泉突然停下來，用小手叉着腰，對身後的兩個男人說：「你們別跟着我們了。煩死了！」

從2016年8月開始，李文足開始給泉泉找幼兒園。但她發現，她找不到一家幼兒園接受她的孩子。在第一個幼兒園，已經辦了手續，孩子連小被子都領了，園長突然告訴她，不能接受孩子。她追問，才知道外面來了四個「國保」，讓幼兒園感覺到危險，不敢接受孩子。

憤怒的李文足和國保吵了一架。一回頭看見，孩子站在門口，拎着小被子在哭。她不再吵了，帶孩子回家。

第二天，她一大早六點多就關掉手機，溜出門，偷偷去找到另一個幼兒園，正簽合同要轉學費時，對方說不能接受孩子，警察打過招呼了。

「我很氣憤，電話打過去罵國保。對方說，你只要聽話，什麼都不做，在家等老公消息，孩子就可以上學。」李文足說。

就這樣，別的孩子都開學了，泉泉卻無學可上。李文足做了一切的努力， 一直到 2017年3月1日，終於找了個學校。這次，警察沒再阻攔，但前半個月，每天早上都是警察開車送她們上學。接下來就到了中國「兩會」的時間，警察告知李文足，「從今往後，不管你到那裏，都要跟着。」

李文足只好決定，泉泉不上學了，就在家裏呆着吧。

同樣不能讀書的是佳美，一個精靈般的小姑娘。 8歲了，她還是不能去上學。好在家裏有她最愛的兩隻小狗——一隻叫咖啡，一隻叫奶茶。

2015年7月10日，爸爸被帶走的當天，佳美正好跟爸爸去辦公室。當警察攔住爸爸時，她用小小的身體擋在爸爸的面前。出獄後的李和平律師說，正是那一刻女兒護衞他的小小身影，鼓舞了他活下去的勇氣。

每一位律師的妻子，都曾面對如何向孩子解釋的問題。

在爸爸被帶走後，媽媽一直奔波着，佳美也就一直在家裏。2018年初，她滿8歲了，還沒有上一年級。一直到2018年5月，經過朋友介紹，她們找到了一所同情她們，並願意接受孩子的私立學校。

這次秘密警察沒有來干預。和租房子一樣，一切順利的出乎意料。她們總結，這麼長時間的堅持抗爭，警察終於發現，拿孩子上學這樣重大的事情，也是不能壓制她們發聲的。

但王峭岭的大兒子，還是受到了「連坐」。2018年6月，兒子高中畢業了，此前他在國際中學讀書，同學都已去國外讀大學，兒子卻因為換發護照時，新護照被當局扣留，無法出國。

有時，王峭岭在心裏會有一絲負疚，但終於一點點想明白了這件事。她和兒子有過一次正式的談話。

「我對兒子說，國保肯定希望我和爸爸不出聲了，那你就能出去，但我們的內在會有被踐踏被羞辱的感覺。另一個選擇是，我們在這裏抗爭，堅持，爭取我們的權利，你堂堂正正地出去。你來選擇。兒子說，我選後一個。」

如今，兒子在一家公益機構，一邊學習，一邊等待着出國。 王王峭岭則用聖經裏的話安慰丈夫，也安慰兒子： 「人在幼年的時候負軛原來是好的。」事實上，作為基督徒的王峭岭，不僅是她的家庭，也是整個709律師家屬群體的精神支柱。

她說，自己最初也掙扎過，是否要告訴孩子，關於父母所遭遇的這一切真相。但最終，她決定告訴孩子一切。因為她認為，最好的教育應該是：讓孩子看到，母親在父親最艱難的時候，一直在堅持，一家人在互相幫助。

「這也是我能給孩子的最好的教育。」李文足說。雖然泉泉還小，但她已不再迴避告訴孩子，爸爸是因為要做一名好的律師，才被警察抓走的。

事實上，每一位律師的妻子，都曾面對如何向孩子解釋的問題。

李春富律師，也是李和平律師的弟弟。在哥哥被抓後的20多天，他也被抓走。那一天，他5歲的兒子小雪球就在現場。當王峭岭趕到時，小雪球說，爸爸被警察用手銬抓走了。他的媽媽連忙說，那只是玩具。但小雪球固執地說：那不是玩具，是真的手銬。

謝燕益律師的妻子原姍姍，在丈夫被抓走的第二天，才確定自己懷孕了。這是他們的第三個孩子。她堅持着把孩子生下了。最終，走出監獄的謝燕益，驚喜地看到了自己從未謀面的女兒。

在一年多與丈夫隔絕的日子裏，原姍姍掙扎着，也堅持着。在一個自拍的視頻中，她說：「我一直不知道該怎樣向孩子解釋發生的這一切。但從明天起，我要告訴他們真相。她們生存的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的。」三個孩子，包括最小的女兒，就在她的身邊酣睡。眼淚慢慢滑過了原姍姍的面龐。

「你們這樣做對孩子不好。不應該這樣（和警察對抗）。」在一次坐出租車時，司機對李文足說。此前，因為要擺脱身後追蹤的車輛，李文足給這位司機講述了自己的遭遇。

她說了半天，本以為司機會支持她。沒想到司機最後還是說：「為了孩子和家人，你不應該這樣做啊。為什麼鬥不過還要鬥呢？」李文足不再說話。她想不明白，為什麼人們總是認為，為了孩子就應該去屈服。難道，為了孩子，不更應該去反抗嗎？

「妳的生活已經回不到過去了。」她知道。在中國，當你在公共領域發聲，當你開始抗爭，這意味這一切都要改變了。

李文足總是回憶起最後一次見到丈夫的情景。

那是2015年6月9日。蘇州火車站，人潮洶湧。他到蘇州辦事，順便送她和兒子到蘇州玩。告別時，她並沒有去擁抱他一下，只像往常一樣在人群中招了招手。這也讓她在以後到現在的三年多，總是埋怨自己：那一刻該放下矜持，去擁抱一下他。如果那樣做了，「或許這三年中，我能得到一點心裏的安慰吧。」

她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是在7月8日晚上，兩人通電話有半小時，關於家裏、親人等。第二天早上，她再打電話，就打不通了。

她立即就有不祥的感覺。幾年前，他就失蹤過一次，那是在江蘇靖江，他因為代理法輪功案件，因庭上遞交材料時用手機拍照備查，手機被當庭沒收。庭審結束後王全璋被抓走，拘留了10天。

那時候，孩子才出生一個多月，她嚇壞了。從那以後，她就要求他，在關掉手機前一定要先告訴她。而這次電話又打不通了，她擔心丈夫又出事了。

後來，她才知道。7月9日，正是中國律師集體或被抓捕、或被約談的一天，她的丈夫是全國300多名律師中的一個。

1985年，李文足出生在湖北恩施的巴東縣。

在南方山水小城裏長大的李文足，有着俏麗的面容。她面龐的輪廓清晰柔美，眼睛黑白分明，只是在丈夫被抓後，眼睛裏總是多了憂傷，一不小心，眼淚就滑落出來。

2009年，李文足24歲，從湖北老家被好朋友拉着來北京。

在那之前，她是父母跟前無憂無慮的女兒。上了大專，在當地的景區當導遊，日子過的很平靜。偶爾有人來介紹對象，她毫無感覺。對這種被安排好的生活，沒有多大反感，但也沒有多大反抗。

她是跟着好朋友到北京來看世面的。那時的她，單純，快樂。朋友把她的資料擅自做主發到一家婚戀網站上，然後就有了和王全璋的第一次見面。她記得，在地鐵口的麥當勞，他告訴她他是一名律師。那時的王全璋，看上去瘦瘦的，皮膚白淨，文質彬彬。說話不多，但看起來很沉穩可靠。

一開始聯繫不多。她沒想到，他早已經把她裝在心裏了。到了春節，他帶她去山東老家看看。她不知道的是，他已經準備好了求婚，甚至連婚禮都在籌劃之中了。就這樣，她成了他的妻子。

2013年3月，他們有了孩子。她沒有上班，就在家裏照顧孩子。上網，購物，買漂亮衣服，讓自己「美美的」，很少關注外部世界。一直到王全璋在靖江被抓，她才真正意識到，丈夫所從事的律師工作，原來是有危險的。

在「709」發生之後，她到網上搜索文章，和丈夫原來的同事、助手交談，才知道，丈夫曾為他的律師職業受過太多的苦：他曾因為在法庭上堅持，惹怒法警，被法警抓住，在臉上扇了100多個耳光。他也曾在東北早春寒風蕭瑟的看守所門前，睡在睡袋裏，聲援被抓的律師，半夜被抓走……他的堅持，他的承擔，讓她看到了一個此前並不熟悉的丈夫。

2015年8月，當李文足抱着孩子回到北京，又趕到天津找丈夫時，她第一次見到了王峭岭。

王峭岭在一開始，也是無助的。

她和丈夫李和平，是河南大學法律系的同學。大學畢業後，李和平做了律師，王峭岭則遠離法律事務。2004年，她開始加入教會，從那以後，她基本上是在教會服伺，遠離丈夫的工作，也絲毫不關心公共事務。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普通人，在普通地生活着。很多年，我有意地把丈夫關注的這些東西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但這一刻，一切都變了。」她說。

女人們悲傷、哭泣着。丈夫們失蹤了，他們到哪裏去了，是什麼罪名？她們對此一無所知。

「那時，她們都還很矇。」蘇楠說。她是一位人權工作者。那時，她去看望王峭岭、李文足等家屬。看到她們手足無措，不知道如何應對突然降臨的災禍。

在最初的慌亂之後，王峭岭開始冷靜下來了。但她和她的同伴們顯然還沒有做好準備。是抗爭嗎？還是忍受着，等待着，「保護好自己」？

王峭岭說，一開始她不敢發出自己的聲音。她知道。在中國，當你在公共領域發聲，當你開始抗爭，這意味這一切都要改變了。

「妳的生活已經回不到過去了。」江天勇律師對她說。這句話刺激了她，也敲醒了她。「除非李和平回家。你現在做的，就是幫李和平回家！江天勇鼓勵她。

第一次，她開始在鍵盤上敲下《我的丈夫李和平（之一）》，下定了決心，手顫抖着，點了電腦上的發送鍵。這篇文章，立即在互聯網上傳播，這是「709」律師家屬在網上最早發出的聲音之一。

王峭岭記得，有一天，她們在飯館裏等江天勇律師，等到的卻是他被抓進去的消息。對她和李文足來說，這兩年，這幾乎是常態。她們為丈夫請律師，然後發現律師被抓走了。

但女人們已經從最初的恐慌裏走出來了。她們發現，除了堅強地面對，自己別無選擇。而當她們聚在一起，在彼此的陪伴中，力量也油然而生。

「從事捍衞人權的工作，走上捍衞人權的道路，不是我的心血來潮，隱秘的天性，內心的召喚，歲月的積累，一直像常青藤慢慢向上攀爬。」

「這樣的道路註定荊棘密布，坎坷崎嶇。」

當李文足在網上看到丈夫的這些文字，她才漸漸了解了自己的丈夫。

而王峭岭，也是在丈夫被抓之後，才去更多地了解丈夫的工作。 「709之後，我發現的不是丈夫的斑斑劣跡，而是了解了他的正直憐憫。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很幸福。」王峭岭說。丈夫被抓，讓她有了另外一個意外的收穫：丈夫原來是一個如此善良、正直的人。

2001年，李和平曾代理一起政治迫害案件，「新青年四君子案」，一個叫楊子立的大學生，因為和另外的三個人討論時政，被抓捕。

李和平很早的時候讀到過一篇楊子立的文章，叫《我的農民母親》，內心深深地被感動，就主動站出來代理楊子立的案件，併為楊子立寫了精彩的辯護詞。

「我很慚愧。這個案子的卷宗就在家裏，但我從沒去看過。一直到7月10日警察搜家，所有的卷宗被帶走，我現在想看也不知道從哪裏可以看到了。」王峭岭說。

「我在愧疚中發現我的丈夫，是這樣的有正義感和憐憫心。」對王峭岭來說，原本疲憊的愛情，卻因為這一份苦難，而有了嶄新的意義。(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