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逆行者》輿論翻車：當性別平等成為愛國網民的叛逆起點

中國抗疫電視劇《最美逆行者》9月17日開播，據官方說法，劇中七個故事均改編自真實的「先進人物和感人事蹟」。不過，這部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出品、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慎海雄擔任總出品人的電視劇一上線，就因「歧視女性、貶低女性在抗疫中的付出」而遭遇中國網民的全面惡評，豆瓣、知乎的評分一度低至2.1和0.6（滿分10分），兩家網站隨後均關閉此劇評分。社交媒體上要求央視道歉、電視劇停播的聲浪持續了整整一週。

以性別刻板印象歪曲抗疫事實是網民的最大不滿。引發最多譴責的一段劇情是：武漢公交公司動員司機參與抗疫運輸隊，主動報名的均是男性司機，領導說「咱們這個報名的都是男同志，是不是女同志也出一個呀？」，一名女性司機以要回家過年推託，最後才有另一名女性司機不太情願地報名。對此，有網民找出3月份青島402路公交車均為女性司機的新聞予以回擊。

劇中不少片段（詳見端圓桌）都明示或暗示抗疫前線主要為男性，女性醫護人員或因家庭原因退居二線，或抗疫不夠專業、熱衷八卦。而現實是，根據中國國家衛健委的統計數據，援助湖北的醫務人員，女性佔2/3。另有一些情節被指有意調轉性別抹黑女性。比如一名要求護士打掃廁所的蠻橫男性患者，在劇中也被換成中年女性。

隨著央視對譴責聲音的消極回應，以及《紐約時報》等外媒對事件的報導，輿論的重心也隨之轉移。曾經用於批判作家方方的「遞刀論」被重新祭出，一個陰謀論也逐漸成型——央視和官方文化宣傳部門是與西方裏應外合的「內鬼」。風波中，一貫維護官方立場的意見領袖試圖以「女拳」標籤污名化批評聲音，這一努力不但沒有成功，反而遭到民意反撲，令這些意見領袖不得不倒戈批評《最美逆行者》。一種最低限度的女權主義，暫時成為政治光譜上各方的共識。

「遞刀論」對準央視，主流網民的不規則政治臉譜

9月21日，《紐約時報》一篇關於這場輿論風波的報導被網民翻譯為中文，在微博上被轉發了3.2萬次。這條微博寫道：「人家不止說你淡化女性的貢獻，說你性別歧視⋯⋯甚至把私貨加入第五段，說你儘管控制住了疫情，但是仍然讓更多人健康惡化，經濟下行，影響億萬人民的日常生活。」轉發微博的網民意見非常一致——為央視出品的電視劇給境外反華勢力遞出刀子而痛心，甚至有人直言央視「舉著紅旗反紅旗」。

「遞刀子」的說法流行於今年5月前後。在中國宣傳系統成功將疫情敘事扭轉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可以有效抗擊疫情」和「中國模式是世界救星」後，書寫武漢前期瞞報疫情、要求問責湖北官員，並在海外出書的作家方方，遭到年輕網民的圍攻，「遞刀子」（向境外提供攻擊中國的「素材」、「彈藥」）正是她的罪名。儘管當時《人民日報》和央視等國家級媒體並沒有就方方事件發表評論，但是《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中央指導組專家組成員張伯禮等體制內人士均公開批評了方方。

更早一些，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年輕網民和官方媒體甚至結成了緊密的「戰時」同盟關係，他們出征境外互聯網，起底「港獨」，發起「守護最好的阿中哥哥」輿論戰，並獲得央視等黨媒的大力背書。

可以看出，在主權問題上（香港問題在中國輿論場被歸類為主權問題），主流網民與官方保持了立場的絕對一致，在對當下國際關係的理解中，他們甚至比官方媒體的表述更加直接——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不佳，主要是因為境外勢力、西方輿論不遺餘力地詆毀中國。傳統上，這一人群在政治光譜上被歸類為「國家主義者」，有時也被稱為「愛國者」或「五毛」；與他們相對的，則是「自由主義者」，常被稱為「恨國黨」或「公知」，二者有明確的立場分野。

但是，《最美逆行者》引發的民意反撲，讓主流網民的政治臉譜超越了多年不變的二元對立，如今這一不規則形狀的的面孔可以被更加具體地描繪。比如，大量曾經為國「出征」的網民憤怒不已：「想起我留學那些年在海外百般努力維護祖國形象，再看到這幫蠢貨遞出去的刀，心酸鼻酸，氣得我發抖。」這種對官方媒體的憤怒，並非一種流行論調所指的「被鐵拳砸醒」(指愛國者遭遇國家權力不公對待後醒悟），而是在表達異見的同時避免滑向「公知」。

除了政治上對「國家」的絕對忠誠之外，他們對言論自由也抱著更加實用主義的態度。比如，在觀察者網旗下風聞社區擁有個人專欄的微博博主@檸檬木聚糖，稱央視向境外反動勢力「遞火箭筒」，這條微博被審查刪除後，他憤而表示：「堵不住洋人的嘴，但可以堵我的啊。」

同時，也有不少網民表示，不理解這樣一部電視劇是怎麼被「強大」的審查制度審核通過的。他們對審查制度的期望（選出優質的文宣作品，傳播中國的正面形象），某種程度上與實際運行的審查制度（篩選掉政治上有問題的作品）是有衝突的。換言之，言論自由對於新一代主流網民來說，不再是「應然」與否的問題，而是如何正確地過濾掉不「好」的，留下「好」的言論的問題。

這也引申出下一個現象，即主流網民和當局對「好」的認知差異。對憤怒的網民來說，一部抹殺女性抗疫功勞的主旋律電視劇，是不夠「好」的，足以讓境外勢力嘲諷中國。而對官方媒體來說，這種思路太過陌生，「境外」大多數時候在他們的語境中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是可以任意挪用的。比如，在被輿論批評了幾天後，《中國日報》仍然發布消息，稱《最美逆行者》在海外多個平台同步播出，世界觀眾紛紛點贊。這種向上交差的通稿，並不需要如實反映「世界觀眾」的看法。

正如在央視微博的評論區（博主可以篩選），根據知微數據的統計，高頻詞為「真實、平凡、英雄、感動、普通人」，轉發區（博主不可篩選）則是「費解、停播、疑問、瞎話、說謊」。這種顯而易見的不一致，並不成為央視的困擾。

央視的舊方法，在年輕網民眼中，成為重大的政治問題。「央視遞的刀子，要全中國吞下苦果」之類的說法隨處可見。劇中的一個情節——一名公交車司機稱呼解放軍軍官為「大軍官」更是成為央視「有問題」的鐵證，一條針對這一稱呼的微博被轉發了1.3萬次，大部分網民認為，這是對民國軍閥和日本皇軍才有的稱呼，央視「包藏禍心」、「敵在宣傳部」的陰謀論廣為流傳。

可見，這場輿論風波所描繪出的主流網民政治臉譜，是忠於國家主權，認可「戰狼」國際關係，對中國政治制度充滿自信，對政治純潔有傾向，對性別平等有要求，希望國家權力對言論和文化作品生產可以強干預、在文化宣傳上積極作為的一群人。他們有別於傳統的「公知」和「五毛」，是當下中國互聯網的主力人群，認可的是由精英官僚實現的威權統治。

所以才能理解，為什麼新疆第二波疫情封城，以及近期的高校封閉式管理，都在互聯網上引發了年輕網民的抗議和聲援。那不再是關於「人權」而是關於「效用」的抗議，一旦有人朝「人權」的方向邁出步伐，立即被抗議者劃清界線。

最低限度的女權主義共識

在一項關於是否應該取消該劇播出的民意調查中，超過10萬人投了「有必要」（近11萬人投票）。許多曾參與抗疫的女性工作者和家屬，在微博上表達對該劇的憤怒。#最美逆行者詆毀抗疫女性#等微博話題迅速累積上百萬閱讀。

值得注意的是，網民對此劇的最大的責難是「歪曲事實」，而央視的辯護方向也是強調此劇的「現實主義」。央視發布的劇評寫道，這部劇不是「那些肆意拔高英雄的簡單的標語口號式作品」，而是「對英雄事跡的如實反映」，「把常常飄浮在空中不接地氣的英雄們又拉回到了堅實的地面」，換言之，那些性別刻板印象的片段，才是接地氣的「事實」。

許多女性網民敏銳地指出，對事實的不同詮釋，是關於話語權的爭奪。「看看男性是怎麼把握影視話語權，給女性潑污水。把抗疫的功勞都歸到男性身上的。」「這件事再次證明，貢獻不會自動帶來權利。男權掌握話語權，抹煞女性的貢獻，顛倒黑白是慣常操作。」

《最美逆行者》的導演郭靖宇，曾經編導過另一部電視劇《娘道》，劇中女主角拼命為丈夫生兒子的情節曾遭大批網民詬病，被質疑充斥男權思想和封建女性觀念。對於日益回歸保守家庭價值的中國當局來說，選擇這樣一個順應主流價值觀的導演拍抗疫劇順理成章。官方主導的宣傳系統，甚少將性別平等納入考量，他們也沒有察覺到，性別平等正在成為中國輿論場的基本共識。

因舉報「精日」（精神日本人）分子而成名的民族主義博主@上帝之鷹-5zn 曾在9月18日於微博發佈網民批評《最美逆行者》的截圖，稱該劇「慘遭拳擊」。

「拳擊」一詞源於中國網民對女權主義者的蔑稱——「女拳」。女權博主被稱為「拳（權）師」，而被批評的男性，則是「慘遭拳擊」。「蝻（男）人」和「女拳」之間的戰爭，是當下中國輿論場最大的撕裂之一。

不過，有官方撐腰的@上帝之鷹-5zn （2018年舉報「精日」分子後遭網民人肉，其戶籍信息被曝光，公安部刑偵局、共青團中央、環球網等官微事發後都為其發聲）這次打了敗仗。他被網民圍攻後，不久便將微博刪除，並發佈道歉聲明，稱自己在審核讀者投稿時出現失誤，誤以為截圖中對《最美逆行者》提出批評的網民是無理取鬧、別有用心的「拳師」，並轉口批評該劇：「不僅是對一線抗疫志願者的抹黑，也是對黨組織的抹黑」。

9月19日至9月21日期間，@上帝之鷹-5zn共發佈了七條批評《最美逆行者》的微博，內容包括：「紐時下場批《最美逆行者》了，宣傳部門又給外媒遞了一把刀。」「我們的宣傳一直是渣。」

遭遇滑鐵盧的還有胡錫進，在發展核彈和武統台灣議題上越來越激進，也越來越受主流網民認可的他，於9月21日參與了《最美逆行者》輿論的評論，稱情節「的確有不妥和可商榷之處」，可能是主創人員不了解目前女權議題擁有的巨大輿論動員能力所致，但網民要避免「上綱上線」、用「政治正確」打壓文藝創作，呼籲大眾給予媒體更大的容錯空間。

胡錫進的發言同樣不被網民所容忍：「胡錫進給《最美逆行者》洗白的話套用在方方身上，方方都能給他洗白了。」隨後，他也刪除了微博原文。

最早發聲譴責《最美逆行者》的，除了傳統的「公知」博主，多是動漫、電影、科技等領域的博主，直到此刻，民族主義博主、軍事博主等男性受眾為主的博主，也意識到風向的不可逆轉，開始譴責電視劇製作方。一種超越「女拳」和「蝻人」撕裂的、最低限度的女權主義（其內容是不抹滅女性成績），成為政治光譜上不同立場持有者的共識。

事實上，這一共識的形成有清晰的演進脈絡。今年2月份，一段甘肅女醫護在出發援助湖北前集體剃頭的視頻同樣引發輿論海嘯，網民對挪用女性身體進行抗疫宣傳所折射出的保守父權價值觀表示出強烈反感，這種反感情緒在隨後共青團中央推出「江山嬌」虛擬偶像時達到頂峰，網民接力發問「江山嬌你來月經嗎？」「江山嬌，你三十歲之前一定要嫁人嗎？」「江山嬌，當老師性騷擾你，你會被迫退學嗎？」，以示對疫情期間衛生巾不被列為抗疫必需品，乃至更常態的性別不平等的抗議。

8月，「散裝衛生巾」突然引發的關於月經貧困、衛生巾不納入醫保、衛生巾徵收增值稅的討論，可以視為對前述議題的迴響。性別平等議題逐漸往中國輿論場的中心靠攏，不再是「女權五姐妹」時期的小眾議題。對離婚冷靜期、職場性別歧視、家務分配等公共和私人事務的討論，常常成為輿論熱點。乃至於在大眾文化中，對「直男自信」的公開嘲諷也已經收獲大量支持者。

另一面，由2018年開始的中國#Metoo運動，也將長期作為潛規則的性別暴力放上台面，引發一輪又一輪的輿論撕裂，儘管關於#Metoo本身的意見仍在撕裂，但輿論對性暴力的整體容忍程度在下降。

須要注意，這一關於性別平等的共識，是一種「最低限度」的共識，亦即它的大部分支持者並不認為實現性別平等須要依附於更基本的政治權利的實現。比如前述批評央視「遞火箭筒」的一位微博網民，他曾表示「對於新中國相關歷史，在黨的觀點和民間言論相衝突的情況下，主要參考黨的觀點」，認為只有打壓香港經濟地位、取消香港司法獨立以及給香港教育「正本清源」，才能「讓香港完全融入祖國懷抱」。自稱「小粉紅+女性平權主義者」的他把「愛國」和「女權」都納為了自己不可動搖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