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未成年抗爭:他們最漫長的暑假

他們十五、六歲,走上街頭,也將朋輩、父母、老師、校長帶動起來。這個暑假,「一起成長吧,整個家庭」。


安琪與母親。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安琪與母親。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白靈16歲,她穿黑衣,整個夏天從手機和電視讀著反修例運動的消息,但大部分時間她並沒有在現場,即使在現場,她也是選擇後退的一群。

她媽媽是位清潔工,有時白靈幫她在公屋拾垃圾,這成了她唯一能在運動裡奉獻的技能。她自覺自己是一個站得遠遠的溫和群眾,尋找著一種安全又合適的參與方式。「這種抗爭是長期的,厭惡性工作沒什麼人想做,就我來做吧。」

這場盛夏運動,從六月、七月、八月至今,遍地開花,經歷了不同階段,不斷刷新人們認知的除了運動本身的能量和型態以外,還有街頭示威者的年齡———大學生固然不少,但還有許許多多一看就是中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他們有的衝在前線,但似乎更多的選擇站在後頭。在十五六歲的年齡,他們大膽又小心的嘗試表達自己的訴求,也處理著和校園,和家庭的緊張關係。

要說有多少學生參與這次的反修例運動,目前並無準確統計,但可以從香港中文大學在每次示威現場的調查裡,看見人數比例。根據《「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註),整場運動的參與者年齡主要介乎20歲至30歲,19歲以下者參與遊行較多,後來運動自從7月21日元朗事件後,轉向各區流動示威後,19歲以下者的參與比例也明顯下降。

至於示威者的政治光譜,總括來說運動參與者以溫和民主派為中堅力量,其次是廣義的「本土派」。調查結果顯示一個明顯的劃分時期:7月27日在元朗舉行的反暴力遊行前,溫和民主派與本土派所佔比例一直大約是4:2,自從7月27日起,溫和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參與者已是各佔約三成。

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市民, 哪個年齡層較多?

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市民, 哪個年齡層較多?圖:端傳媒設計部

從一條條例,引發對一個政權或威權管治方式的抗拒,那抗拒不是突如其來。抗拒的脈絡,從這群學生出生的2003年已經開始,他們童年的記憶裡都是一宗宗「反」的事件,他們記得反雙非、反國教、反水貨客。各種「反」,發展到日常生活裡,甚至成為倫理批判,有時成為「我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之道德指標,彷彿他們愈能從日常裡與中國內地和內地管治拉開一段距離,便愈忠誠於香港的獨特。

當學校直面政治

「有些人遊行完了就去喝喜茶。」朗的同學說。

「我從來不喝喜茶。」朗立刻澄清。

朗今年15歲,他讀的中學有校友在運動之初參與了聯署,但這不代表學校對學生採取開放態度。回到5月中旬,整場運動校友實名聯署,一把將集體的團結推到街頭上。全港有449間中學,聯署的有349間,不過聯署是聯署,學校表態是一回事,學生表態又是另一回事。

朗在學校的內聯網裡發了一封電郵給全校師生,全校師生都讀著這郵件,主旨寫「明天一起推倒惡法」,內文說「修改《逃犯條例》最恐佈的,是可以引渡上大陸,並沒有追溯期,極為影響香港東方之珠的美譽,以及國際地位。」翌日是6月9日,反修例的第一場百萬遊行,朗的同學有13個參加。

阿朗。

阿朗。攝:林振東/端傳媒

校長起初對這事情沒有表示,他總是說「學校是政治中立的場所」。過了三天,11日,教協開記者會,宣布全港啟動罷課,朗一些師兄師姐在內聯網裡,問學校罷不罷課,並且開始討論如何參與反修例運動,突然間,整個內聯網死掉,「網頁無法顯示」。六一二罷課過後,金鐘爆發大規模警民衝突,催淚彈放了150枚,接著運動被命為「暴動」後,學校的內聯網重開了,校長面對師生的交代依然是,「學校是政治中立的場所。」(端傳媒向學校查詢相關事宣,截稿前未獲回覆。)

儘管網頁只是被禁了幾天而己,朗的一些同學們在討論,「學校是不是在封鎖我們的言論自由?」無論如何,這事情一方面顯現校方的不知所措,一方面折射了作為學生,他們表達的權利某程度正被學校支配著。

朗後來開始向社區著手。他在網絡論壇連登裡認識了幾個同區的中學生,十四、五個人開帖召開一場學生集會,本來時間地點都安排好,連新聞稿也寫好,誰知這帖惹來批評,說集會要求學生穿校服出席,是沒有顧及學生們的安全。集會馬上取消,朗在帖裡道歉,自此他行事更小心了,特別是保障身份方面。

這十四、五個人後來成了區裡的核心,運動流水般流落社區時,他們也在區裡建起一道連儂牆,晚上在旁邊守護,叫著口號。

「老師」這個角色

朗的執著,有一部分原因來自於他的班主任的啟蒙。

據朗的形容,他的班主任是位「男神」,不因外表,而是因為班主任在課堂內外總是有意無意談起時政,他不說特定立場,而是重在啟發,比如他會突然問,「如果街頭的示威者與警察的角色交換,你覺得情況會不一樣嗎?」

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衝擊警察防線,引發警方清場,施放催淚彈。

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衝擊警察防線,引發警方清場,施放催淚彈。 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此次反修例運動中,不同中學選擇了和學生保持不同關係。有些學校尊重學生參與遊行集會的權利,卻又擔心學生安全,於是安排了老師陪同學生去上街。朗和班主任沒有這種安排,他們只是各自各上街,但遊行過程裏,兩師生總在Facebook Inbox聊天,班主任用年輕的語言與朗交流著:「不要當衝衝仔呀﹗」得知西方記者來訪問朗時,班主任取笑他說,「你揚威國際了﹗」這種陪伴,讓朗感覺他在這場運動的參與權利還是自由的。

安琪今年16歲,她感覺自己在這場運動裡是完全自由的,學校很開放,家庭也很開放。

612全港啟動罷課時,正逢考試季節。罷課前一晚,安琪的學校在Whatsapp群組讓所有家長,投票決定明天要罷課延考還是不罷課繼續考試。安琪媽媽說,那些家長群組裡的日常對話「通常政治潔廦」,免得立場不合,大家都識相在組裡沉默。投票結果是考試順延一天,投完了也沒有人異議,家長們有默契地再次沉默。

學校安排了一個課室,成為臨時的情緒輔導所,面對整場運動,若學生有什麼困惑,可以到那輔導所找老師傾訴。而至於罷課的學生,可以到學校禮堂聽分享會,分享的人包括,站在運動前線的同學、老師,以及畢了業讀法律,回來解讀《逃犯條例》的師姐。安琪說,禮堂幾乎坐滿八成座位。

安琪記得,有一位老師在台上分享他這次運動站到前線,他人生第一次站到前線,並且被身邊的年輕人指責,「你不要在這裡阻礙我們。」這老師後來因這指責反省,「一個社運裡並不需要所有人都在前線衝,就算你不是當最熱血的人,起碼你選擇了不當一個冷血的人。」

「一起成長吧,整個家庭」

安琪沒有選擇成為冷血的人,也沒有成為熱血的人,她選擇後退,她選擇冷靜。

在安琪看來,政府修例最大的影響,是可能觸碰香港司法獨立的邊界。7月1日那天,香港回歸中國的第22個年頭,安琪和媽媽下午一同在街頭遊行。兩母女從反國教以來,幾乎每場遊行都出席。但她們的遊行有個約定,天一黑就是警號,抵達金鐘就是表達了訴求,就得離開,「安全最重要」。

7月1日走到金鐘時,立法會外穿黑衣的人已經在撞玻璃,希望佔領立法會。立法會外頭的人那天像浪潮一樣,一浪一浪傳物資,「剪刀」、「剪刀」,一浪一浪傳進立法會裡。安琪媽媽的一位朋友這時候在人群裡出現,逆著人群奔向她們兩母女,要求她們留下來,「你們留下吧,你們留下吧,否則裡面的小朋友沒有人幫助了。」

2019年7月1日,立法會會議廳被示威者佔領。

2019年7月1日,立法會會議廳被示威者佔領。攝:林振東/端傳媒

安琪和媽媽沒有留下,按約定離開。

母女回家看直播,那個晚上立法會的議事廳被塗鴉了,一個叫梁繼平的黑衣人站上議事會桌上,脫下口罩說,「我們已經無法回頭了。」

他們一家四口看完直播,準備各自回房間睡覺,安琪無法睡,她忍不住把心裡的矛盾說出來:「我實在不想承認他們是暴徒,但他們在破壞區徽,他們在破壞香港的象徵。」

於是一家人半夜穿著睡衣,坐在飯桌,來了一場「什麼是暴力」的家庭會議。在這個夏天,他們有過不少類似的會議。

這個會議存在著兩個世代、兩種成長背景———安琪父母都是從中國內地來的移民,七零年代出生的人,一個做會計,一個做銀行,他們趕上香港回歸前的經濟起飛與知識開放,給予他們那代人如今的安定,有樓、有專業、有自由可以判斷是非。他們憂慮安琪和哥哥這一代,未來將漸漸被迫至單一,「單一的新聞發佈,什麼都掩蓋住,不能有丁點反對聲音,從一個原本比較自由的思想,你要他們一下子去一個這樣的社會,那麼單一,自然是恐懼的。」安琪媽媽說。

在家庭會議上,爸爸問安琪:「戴著口罩的他們毀壞的是物件,比起整個政府、或是整個制度的崩壞,你覺得哪個更重要?」

哥哥也加入其中,他說他覺得這是一場空城計,「為什麼突然間沒有警力了?為什麼這場破壞能夠發生?」

臨睡前,一家人對於「暴不暴徒」沒有定論,但起碼情緒隔著直播畫面,再隔著一場討論,冷靜了不少。安琪媽媽說笑,「好在我們政治立場一致,不然會打架。」這家庭會議可貴於聆聽與討論,試著梳理各人的糾結,「一起成長吧,整個家庭。」

那晚以後,第22個年頭的7月1日以後,醒來的香港進一步面對難以拆解的困局,三方勢力持續在蔓延:政府對民眾訴求的冷漠和回避;警民之間不斷上升的衝突,警方大量施放催淚彈、橡膠子彈、海棉彈,武力無間斷地升級;而從元朗的白衣人至北角的紅衫軍,涉黑的力量也在蔓延。

群眾除了尋找面對這個困局的方式,還尋找著梳理自己內在的路徑。安琪家裡的會議因此而更加頻密,安琪說,「正所謂閒話家常」,運動和公共議題已經成為他們家飯桌上隨便一道菜。

後來,安琪又試著把這種對話方式發展到學校裡去。「我又膽小,又怕催淚彈,又怕受傷,總之怕很多事情,我想不是每個人的性格都適合衝的。如果說這場運動我做得比較多的,應該是學校,我試著用冷靜的方式,與身邊那些政治冷感的同學,心平氣和地展開對話--如果我跟你們聊《逃犯條例》,你們不介意吧?」

2019年8月5日,金鐘警察展開清場行動。

2019年8月5日,金鐘警察展開清場行動。攝:陳焯煇/端傳媒

「我看見背後更大的框架是家庭」

一般來說,安琪以「關心時事」與「不關心時事」辦別她對話的對象,這可以從他們的Instagram內容和日常談話裡輕易分辦,在她的朋友圈子裡,吃喝玩樂、「不關心時事」同學還是佔大多數,如此一來,安琪說,自己對話的對象就多了。

安琪問同學,對於條例的看法,對於運動者的看法,對於警方、對於政府的看法,安琪得到的答案,不時使得她失望。在她看來,一些同學不習慣批判的思考方式:傳媒報道著示威者打人的畫面,他們也就真的相信示威者打人,沒有求探打人畫面的來龍去脈。有時她也看見身邊同學的「自我蒙蔽」,所有社交媒體或媒體都在鋪天蓋地說著這場運動,他們卻選擇閉起眼睛,活在小確幸的吃喝玩樂裡,草草把事情詮釋為「打人就是錯的,所以反送中都是錯的」。

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市民, 持什麼政治立場的較多?
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市民, 持什麼政治立場的較多?圖:端傳媒設計部
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市民, 持什麼政治立場的較多?
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市民, 持什麼政治立場的較多?圖:端傳媒設計部

「改變一個人很難,特別是沿自於家庭的一種思維方式,我好像實在沒有辦法撼動,卻又不想看見他們如此被蒙蔽。」安琪說,「我看見背後更大的框架是家庭。」

安琪覺得,她和同學們接受著一樣的學校教育,但對於時局有著不一樣的關心程度,那背後更大的原因來自於家庭。有些同學的家庭怕「亂」,同學也順從,從整埸運動裡抽身保持了距離。如果安琪要讓同學們面對這場運動,等於挑戰他們對家庭價值的順從,所以安琪認為,很難,改變很難。

改變以前必先有撕裂,五年前的雨傘運動,至今在人心埋下兩種兩極化的伏線,一是警民之間,一是家庭價值觀。如今,警民裂痕每周末撕得更裂,人們很明顯從交戰的畫面察覺到,倒是家庭價值這道裂痕那麼隱藏,並且私人得難以啟齒。有些家庭在五年前曾經有過的爭執————有無外國勢力煽動、有無收錢破壞穩定之類的話,在這個夏天又重新上演了。有些子女因此在運動期間暫時搬家。

故事又回到白靈,雨傘運動的時候,白靈才12歲,讀小六,做建築的爸爸告訴她,金鐘很亂。這場運動之初,爸爸也同樣告訴她,很亂,要保障自己安全。她有些同學想要出門遊行,卻被父母禁錮在家裡,確確實實地被反鎖在房裡,有的同學要撒謊、換衣服偷偷出門來參與運動。

白靈。

白靈。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們的時代意義

白靈起初到示威集會拾垃圾,回家總要和爸爸大吵一架,說她被人洗腦了,直到警民的衝突愈來愈暴烈了,爸爸向工友了解一切後,才明白這是香港面對的大時代。

他回家告訴女兒,「你才16歲,留一條命,不要為了一條條例犧牲自己,不做前線就好。」

這些年輕的學生們,很難說有多少人認真想過要把性命交付,但他們很清楚,這場運動是在爭取屬於他們的未來,「司法獨立、三權分立,這是香港的核心,是我們未來的核心。」安琪說,所以必須有所行動,即使是溫柔地。

經過這兩個月半的拉扯,面對著政府的冷漠、社會的撕裂,以及一場將來臨的大拘捕,有人攜著寫好的遺書站到前線去了,學生們對自己的生命價值也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誰和我一起跳,一個小時跳一個,要林鄭出來對話﹗」朗曾經在Instagram裡說過這樣的話。

他最後沒有跳,也沒有人響應他的呼召,他消失了半個下午,身邊人都在擔心著他安危,他才出現說有朋友被捕了,覺得無力,也覺得內疚,「我坐在家裡,收到電話,說誰誰誰又被抓了,我真的很不開心,為什麼那個不是我?」這無力這內疚正在他們這群運動者裡傳遞開,這個暑假碰面的話題常常離不開死、自殺、不安。

很難想像一場巨大的運動,在這些年輕的生命裡,正在埋下什麼集體創傷。社會學家Karl Mannheim的看法是,17歲至25歲的青年還在形塑的過程,社會大事成為他們的成長經歷時,將影響他們未來的世界觀、價值取向。白靈、安琪、朗三個十五、六歲的少年,說著在這場運動裡成長,話裡除了強調「香港人」這種身份以外,參與運動也讓他們思考自身意志,提高道德要求,比如說,面對暴力的自我克制、是非對錯的判斷、對權力結構不公的覺察。

日本在六十年代有過一場新左運動,《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書裡寫那時候運動的參與者存在著「自我變革」的思想,反省著生活裡誰支配誰的體制現象,在日常性的政治裡改變並且解放自己。這場運動後來因著警方的暴力而走向武裝化,失去了民意,雖然衰退,卻也成為日本公民社會重要的遺產。而在那之前,運動最美麗的創造時期,人人也尋找著自己能全力奉獻的角色,要求「忠於自我,並且正直地活著」。

幾周後,這個漫長的暑假就快消散,開學即將來臨。學生們開始期待著,策劃著開學以後的罷課、在學校裡成立關注組,去信教育局等行動,有遊行就繼續遊行,擺街站、叫口號,想著一切可以做的事情,讓運動持續。

他們也不僅著眼於運動,而是開始想像著未來,讀完書要去拍電影、要做記者,要當一個改變思想的人,就是不當警察,也不當官員這種磨心角色。

「我們的16歲,本該是最無憂無慮的年紀,本該想著學習、運動,現在我們想著抗爭、想著上街。很累很累,但很多人還在堅持。」白靈說。無論結局如何,一些生命也將不一樣了。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白靈、安琪、阿朗均為化名。

註:李立峯、鄧鍵一、袁瑋熙、鄭煒,《「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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