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抗争：他们最漫长的暑假

白灵16岁，她穿黑衣，整个夏天从手机和电视读著反修例运动的消息，但大部分时间她并没有在现场，即使在现场，她也是选择后退的一群。

她妈妈是位清洁工，有时白灵帮她在公屋拾垃圾，这成了她唯一能在运动里奉献的技能。她自觉自己是一个站得远远的温和群众，寻找著一种安全又合适的参与方式。“这种抗争是长期的，厌恶性工作没什么人想做，就我来做吧。”

这场盛夏运动，从六月、七月、八月至今，遍地开花，经历了不同阶段，不断刷新人们认知的除了运动本身的能量和型态以外，还有街头示威者的年龄———大学生固然不少，但还有许许多多一看就是中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冲在前线，但似乎更多的选择站在后头。在十五六岁的年龄，他们大胆又小心的尝试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处理著和校园，和家庭的紧张关系。

要说有多少学生参与这次的反修例运动，目前并无准确统计，但可以从香港中文大学在每次示威现场的调查里，看见人数比例。根据《“反逃犯条例修订示威”现场调查报告》（注），整场运动的参与者年龄主要介乎20岁至30岁，19岁以下者参与游行较多，后来运动自从7月21日元朗事件后，转向各区流动示威后，19岁以下者的参与比例也明显下降。

至于示威者的政治光谱，总括来说运动参与者以温和民主派为中坚力量，其次是广义的“本土派”。调查结果显示一个明显的划分时期：7月27日在元朗举行的反暴力游行前，温和民主派与本土派所占比例一直大约是4:2，自从7月27日起，温和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参与者已是各占约三成。

从一条条例，引发对一个政权或威权管治方式的抗拒，那抗拒不是突如其来。抗拒的脉络，从这群学生出生的2003年已经开始，他们童年的记忆里都是一宗宗“反”的事件，他们记得反双非、反国教、反水货客。各种“反”，发展到日常生活里，甚至成为伦理批判，有时成为“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之道德指标，仿佛他们愈能从日常里与中国内地和内地管治拉开一段距离，便愈忠诚于香港的独特。

当学校直面政治

“有些人游行完了就去喝喜茶。”朗的同学说。

“我从来不喝喜茶。”朗立刻澄清。

朗今年15岁，他读的中学有校友在运动之初参与了联署，但这不代表学校对学生采取开放态度。回到5月中旬，整场运动校友实名联署，一把将集体的团结推到街头上。全港有449间中学，联署的有349间，不过联署是联署，学校表态是一回事，学生表态又是另一回事。

朗在学校的内联网里发了一封电邮给全校师生，全校师生都读著这邮件，主旨写“明天一起推倒恶法”，内文说“修改《逃犯条例》最恐布的，是可以引渡上大陆，并没有追溯期，极为影响香港东方之珠的美誉，以及国际地位。”翌日是6月9日，反修例的第一场百万游行，朗的同学有13个参加。

校长起初对这事情没有表示，他总是说“学校是政治中立的场所”。过了三天，11日，教协开记者会，宣布全港启动罢课，朗一些师兄师姐在内联网里，问学校罢不罢课，并且开始讨论如何参与反修例运动，突然间，整个内联网死掉，“网页无法显示”。六一二罢课过后，金钟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催泪弹放了150枚，接著运动被命为“暴动”后，学校的内联网重开了，校长面对师生的交代依然是，“学校是政治中立的场所。”（端传媒向学校查询相关事宣，截稿前未获回复。）

尽管网页只是被禁了几天而己，朗的一些同学们在讨论，“学校是不是在封锁我们的言论自由？”无论如何，这事情一方面显现校方的不知所措，一方面折射了作为学生，他们表达的权利某程度正被学校支配著。

朗后来开始向社区著手。他在网络论坛连登里认识了几个同区的中学生，十四、五个人开帖召开一场学生集会，本来时间地点都安排好，连新闻稿也写好，谁知这帖惹来批评，说集会要求学生穿校服出席，是没有顾及学生们的安全。集会马上取消，朗在帖里道歉，自此他行事更小心了，特别是保障身份方面。

这十四、五个人后来成了区里的核心，运动流水般流落社区时，他们也在区里建起一道连侬墙，晚上在旁边守护，叫著口号。

“老师”这个角色

朗的执著，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他的班主任的启蒙。

据朗的形容，他的班主任是位“男神”，不因外表，而是因为班主任在课堂内外总是有意无意谈起时政，他不说特定立场，而是重在启发，比如他会突然问，“如果街头的示威者与警察的角色交换，你觉得情况会不一样吗？”

在此次反修例运动中，不同中学选择了和学生保持不同关系。有些学校尊重学生参与游行集会的权利，却又担心学生安全，于是安排了老师陪同学生去上街。朗和班主任没有这种安排，他们只是各自各上街，但游行过程里，两师生总在Facebook Inbox聊天，班主任用年轻的语言与朗交流著：“不要当冲冲仔呀﹗”得知西方记者来访问朗时，班主任取笑他说，“你扬威国际了﹗”这种陪伴，让朗感觉他在这场运动的参与权利还是自由的。

安琪今年16岁，她感觉自己在这场运动里是完全自由的，学校很开放，家庭也很开放。

612全港启动罢课时，正逢考试季节。罢课前一晚，安琪的学校在Whatsapp群组让所有家长，投票决定明天要罢课延考还是不罢课继续考试。安琪妈妈说，那些家长群组里的日常对话“通常政治洁廦”，免得立场不合，大家都识相在组里沉默。投票结果是考试顺延一天，投完了也没有人异议，家长们有默契地再次沉默。

学校安排了一个课室，成为临时的情绪辅导所，面对整场运动，若学生有什么困惑，可以到那辅导所找老师倾诉。而至于罢课的学生，可以到学校礼堂听分享会，分享的人包括，站在运动前线的同学、老师，以及毕了业读法律，回来解读《逃犯条例》的师姐。安琪说，礼堂几乎坐满八成座位。

安琪记得，有一位老师在台上分享他这次运动站到前线，他人生第一次站到前线，并且被身边的年轻人指责，“你不要在这里阻碍我们。”这老师后来因这指责反省，“一个社运里并不需要所有人都在前线冲，就算你不是当最热血的人，起码你选择了不当一个冷血的人。”

“一起成长吧，整个家庭”

安琪没有选择成为冷血的人，也没有成为热血的人，她选择后退，她选择冷静。

在安琪看来，政府修例最大的影响，是可能触碰香港司法独立的边界。7月1日那天，香港回归中国的第22个年头，安琪和妈妈下午一同在街头游行。两母女从反国教以来，几乎每场游行都出席。但她们的游行有个约定，天一黑就是警号，抵达金钟就是表达了诉求，就得离开，“安全最重要”。

7月1日走到金钟时，立法会外穿黑衣的人已经在撞玻璃，希望占领立法会。立法会外头的人那天像浪潮一样，一浪一浪传物资，“剪刀”、“剪刀”，一浪一浪传进立法会里。安琪妈妈的一位朋友这时候在人群里出现，逆著人群奔向她们两母女，要求她们留下来，“你们留下吧，你们留下吧，否则里面的小朋友没有人帮助了。”

安琪和妈妈没有留下，按约定离开。

母女回家看直播，那个晚上立法会的议事厅被涂鸦了，一个叫梁继平的黑衣人站上议事会桌上，脱下口罩说，“我们已经无法回头了。”

他们一家四口看完直播，准备各自回房间睡觉，安琪无法睡，她忍不住把心里的矛盾说出来：“我实在不想承认他们是暴徒，但他们在破坏区徽，他们在破坏香港的象征。”

于是一家人半夜穿著睡衣，坐在饭桌，来了一场“什么是暴力”的家庭会议。在这个夏天，他们有过不少类似的会议。

这个会议存在著两个世代、两种成长背景———安琪父母都是从中国内地来的移民，七零年代出生的人，一个做会计，一个做银行，他们赶上香港回归前的经济起飞与知识开放，给予他们那代人如今的安定，有楼、有专业、有自由可以判断是非。他们忧虑安琪和哥哥这一代，未来将渐渐被迫至单一，“单一的新闻发布，什么都掩盖住，不能有丁点反对声音，从一个原本比较自由的思想，你要他们一下子去一个这样的社会，那么单一，自然是恐惧的。”安琪妈妈说。

在家庭会议上，爸爸问安琪：“戴著口罩的他们毁坏的是物件，比起整个政府、或是整个制度的崩坏，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哥哥也加入其中，他说他觉得这是一场空城计，“为什么突然间没有警力了？为什么这场破坏能够发生？”

临睡前，一家人对于“暴不暴徒”没有定论，但起码情绪隔著直播画面，再隔著一场讨论，冷静了不少。安琪妈妈说笑，“好在我们政治立场一致，不然会打架。”这家庭会议可贵于聆听与讨论，试著梳理各人的纠结，“一起成长吧，整个家庭。”

那晚以后，第22个年头的7月1日以后，醒来的香港进一步面对难以拆解的困局，三方势力持续在蔓延：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冷漠和回避；警民之间不断上升的冲突，警方大量施放催泪弹、橡胶子弹、海棉弹，武力无间断地升级；而从元朗的白衣人至北角的红衫军，涉黑的力量也在蔓延。

群众除了寻找面对这个困局的方式，还寻找著梳理自己内在的路径。安琪家里的会议因此而更加频密，安琪说，“正所谓闲话家常”，运动和公共议题已经成为他们家饭桌上随便一道菜。

后来，安琪又试著把这种对话方式发展到学校里去。“我又胆小，又怕催泪弹，又怕受伤，总之怕很多事情，我想不是每个人的性格都适合冲的。如果说这场运动我做得比较多的，应该是学校，我试著用冷静的方式，与身边那些政治冷感的同学，心平气和地展开对话－－如果我跟你们聊《逃犯条例》，你们不介意吧？”

“我看见背后更大的框架是家庭”

一般来说，安琪以“关心时事”与“不关心时事”办别她对话的对象，这可以从他们的Instagram内容和日常谈话里轻易分办，在她的朋友圈子里，吃喝玩乐、“不关心时事”同学还是占大多数，如此一来，安琪说，自己对话的对象就多了。

安琪问同学，对于条例的看法，对于运动者的看法，对于警方、对于政府的看法，安琪得到的答案，不时使得她失望。在她看来，一些同学不习惯批判的思考方式：传媒报道著示威者打人的画面，他们也就真的相信示威者打人，没有求探打人画面的来龙去脉。有时她也看见身边同学的“自我蒙蔽”，所有社交媒体或媒体都在铺天盖地说著这场运动，他们却选择闭起眼睛，活在小确幸的吃喝玩乐里，草草把事情诠释为“打人就是错的，所以反送中都是错的”。

“改变一个人很难，特别是沿自于家庭的一种思维方式，我好像实在没有办法撼动，却又不想看见他们如此被蒙蔽。”安琪说，“我看见背后更大的框架是家庭。”

安琪觉得，她和同学们接受著一样的学校教育，但对于时局有著不一样的关心程度，那背后更大的原因来自于家庭。有些同学的家庭怕“乱”，同学也顺从，从整埸运动里抽身保持了距离。如果安琪要让同学们面对这场运动，等于挑战他们对家庭价值的顺从，所以安琪认为，很难，改变很难。

改变以前必先有撕裂，五年前的雨伞运动，至今在人心埋下两种两极化的伏线，一是警民之间，一是家庭价值观。如今，警民裂痕每周末撕得更裂，人们很明显从交战的画面察觉到，倒是家庭价值这道裂痕那么隐藏，并且私人得难以启齿。有些家庭在五年前曾经有过的争执————有无外国势力煽动、有无收钱破坏稳定之类的话，在这个夏天又重新上演了。有些子女因此在运动期间暂时搬家。

故事又回到白灵，雨伞运动的时候，白灵才12岁，读小六，做建筑的爸爸告诉她，金钟很乱。这场运动之初，爸爸也同样告诉她，很乱，要保障自己安全。她有些同学想要出门游行，却被父母禁锢在家里，确确实实地被反锁在房里，有的同学要撒谎、换衣服偷偷出门来参与运动。

我们的时代意义

白灵起初到示威集会拾垃圾，回家总要和爸爸大吵一架，说她被人洗脑了，直到警民的冲突愈来愈暴烈了，爸爸向工友了解一切后，才明白这是香港面对的大时代。

他回家告诉女儿，“你才16岁，留一条命，不要为了一条条例牺牲自己，不做前线就好。”

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很难说有多少人认真想过要把性命交付，但他们很清楚，这场运动是在争取属于他们的未来，“司法独立、三权分立，这是香港的核心，是我们未来的核心。”安琪说，所以必须有所行动，即使是温柔地。

经过这两个月半的拉扯，面对著政府的冷漠、社会的撕裂，以及一场将来临的大拘捕，有人携著写好的遗书站到前线去了，学生们对自己的生命价值也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谁和我一起跳，一个小时跳一个，要林郑出来对话﹗”朗曾经在Instagram里说过这样的话。

他最后没有跳，也没有人响应他的呼召，他消失了半个下午，身边人都在担心著他安危，他才出现说有朋友被捕了，觉得无力，也觉得内疚，“我坐在家里，收到电话，说谁谁谁又被抓了，我真的很不开心，为什么那个不是我？”这无力这内疚正在他们这群运动者里传递开，这个暑假碰面的话题常常离不开死、自杀、不安。

很难想像一场巨大的运动，在这些年轻的生命里，正在埋下什么集体创伤。社会学家Karl Mannheim的看法是，17岁至25岁的青年还在形塑的过程，社会大事成为他们的成长经历时，将影响他们未来的世界观、价值取向。白灵、安琪、朗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说著在这场运动里成长，话里除了强调“香港人”这种身份以外，参与运动也让他们思考自身意志，提高道德要求，比如说，面对暴力的自我克制、是非对错的判断、对权力结构不公的觉察。

日本在六十年代有过一场新左运动，《新左运动与公民社会》书里写那时候运动的参与者存在著“自我变革”的思想，反省著生活里谁支配谁的体制现象，在日常性的政治里改变并且解放自己。这场运动后来因著警方的暴力而走向武装化，失去了民意，虽然衰退，却也成为日本公民社会重要的遗产。而在那之前，运动最美丽的创造时期，人人也寻找著自己能全力奉献的角色，要求“忠于自我，并且正直地活著”。

几周后，这个漫长的暑假就快消散，开学即将来临。学生们开始期待著，策划著开学以后的罢课、在学校里成立关注组，去信教育局等行动，有游行就继续游行，摆街站、叫口号，想著一切可以做的事情，让运动持续。

他们也不仅著眼于运动，而是开始想像著未来，读完书要去拍电影、要做记者，要当一个改变思想的人，就是不当警察，也不当官员这种磨心角色。

“我们的16岁，本该是最无忧无虑的年纪，本该想著学习、运动，现在我们想著抗争、想著上街。很累很累，但很多人还在坚持。”白灵说。无论结局如何，一些生命也将不一样了。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白灵、安琪、阿朗均为化名。

注一：李立峰、邓键一、袁玮熙、郑炜，《“反逃犯条例修订示威”现场调查报告》，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