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抗爭：他們最漫長的暑假

白靈16歲，她穿黑衣，整個夏天從手機和電視讀著反修例運動的消息，但大部分時間她並沒有在現場，即使在現場，她也是選擇後退的一群。

她媽媽是位清潔工，有時白靈幫她在公屋拾垃圾，這成了她唯一能在運動裡奉獻的技能。她自覺自己是一個站得遠遠的溫和群眾，尋找著一種安全又合適的參與方式。「這種抗爭是長期的，厭惡性工作沒什麼人想做，就我來做吧。」

這場盛夏運動，從六月、七月、八月至今，遍地開花，經歷了不同階段，不斷刷新人們認知的除了運動本身的能量和型態以外，還有街頭示威者的年齡———大學生固然不少，但還有許許多多一看就是中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他們有的衝在前線，但似乎更多的選擇站在後頭。在十五六歲的年齡，他們大膽又小心的嘗試表達自己的訴求，也處理著和校園，和家庭的緊張關係。

要說有多少學生參與這次的反修例運動，目前並無準確統計，但可以從香港中文大學在每次示威現場的調查裡，看見人數比例。根據《「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註），整場運動的參與者年齡主要介乎20歲至30歲，19歲以下者參與遊行較多，後來運動自從7月21日元朗事件後，轉向各區流動示威後，19歲以下者的參與比例也明顯下降。

至於示威者的政治光譜，總括來說運動參與者以溫和民主派為中堅力量，其次是廣義的「本土派」。調查結果顯示一個明顯的劃分時期：7月27日在元朗舉行的反暴力遊行前，溫和民主派與本土派所佔比例一直大約是4:2，自從7月27日起，溫和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參與者已是各佔約三成。

從一條條例，引發對一個政權或威權管治方式的抗拒，那抗拒不是突如其來。抗拒的脈絡，從這群學生出生的2003年已經開始，他們童年的記憶裡都是一宗宗「反」的事件，他們記得反雙非、反國教、反水貨客。各種「反」，發展到日常生活裡，甚至成為倫理批判，有時成為「我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之道德指標，彷彿他們愈能從日常裡與中國內地和內地管治拉開一段距離，便愈忠誠於香港的獨特。

當學校直面政治

「有些人遊行完了就去喝喜茶。」朗的同學說。

「我從來不喝喜茶。」朗立刻澄清。

朗今年15歲，他讀的中學有校友在運動之初參與了聯署，但這不代表學校對學生採取開放態度。回到5月中旬，整場運動校友實名聯署，一把將集體的團結推到街頭上。全港有449間中學，聯署的有349間，不過聯署是聯署，學校表態是一回事，學生表態又是另一回事。

朗在學校的內聯網裡發了一封電郵給全校師生，全校師生都讀著這郵件，主旨寫「明天一起推倒惡法」，內文說「修改《逃犯條例》最恐佈的，是可以引渡上大陸，並沒有追溯期，極為影響香港東方之珠的美譽，以及國際地位。」翌日是6月9日，反修例的第一場百萬遊行，朗的同學有13個參加。

校長起初對這事情沒有表示，他總是說「學校是政治中立的場所」。過了三天，11日，教協開記者會，宣布全港啟動罷課，朗一些師兄師姐在內聯網裡，問學校罷不罷課，並且開始討論如何參與反修例運動，突然間，整個內聯網死掉，「網頁無法顯示」。六一二罷課過後，金鐘爆發大規模警民衝突，催淚彈放了150枚，接著運動被命為「暴動」後，學校的內聯網重開了，校長面對師生的交代依然是，「學校是政治中立的場所。」（端傳媒向學校查詢相關事宣，截稿前未獲回覆。）

儘管網頁只是被禁了幾天而己，朗的一些同學們在討論，「學校是不是在封鎖我們的言論自由？」無論如何，這事情一方面顯現校方的不知所措，一方面折射了作為學生，他們表達的權利某程度正被學校支配著。

朗後來開始向社區著手。他在網絡論壇連登裡認識了幾個同區的中學生，十四、五個人開帖召開一場學生集會，本來時間地點都安排好，連新聞稿也寫好，誰知這帖惹來批評，說集會要求學生穿校服出席，是沒有顧及學生們的安全。集會馬上取消，朗在帖裡道歉，自此他行事更小心了，特別是保障身份方面。

這十四、五個人後來成了區裡的核心，運動流水般流落社區時，他們也在區裡建起一道連儂牆，晚上在旁邊守護，叫著口號。

「老師」這個角色

朗的執著，有一部分原因來自於他的班主任的啟蒙。

據朗的形容，他的班主任是位「男神」，不因外表，而是因為班主任在課堂內外總是有意無意談起時政，他不說特定立場，而是重在啟發，比如他會突然問，「如果街頭的示威者與警察的角色交換，你覺得情況會不一樣嗎？」

在此次反修例運動中，不同中學選擇了和學生保持不同關係。有些學校尊重學生參與遊行集會的權利，卻又擔心學生安全，於是安排了老師陪同學生去上街。朗和班主任沒有這種安排，他們只是各自各上街，但遊行過程裏，兩師生總在Facebook Inbox聊天，班主任用年輕的語言與朗交流著：「不要當衝衝仔呀﹗」得知西方記者來訪問朗時，班主任取笑他說，「你揚威國際了﹗」這種陪伴，讓朗感覺他在這場運動的參與權利還是自由的。

安琪今年16歲，她感覺自己在這場運動裡是完全自由的，學校很開放，家庭也很開放。

612全港啟動罷課時，正逢考試季節。罷課前一晚，安琪的學校在Whatsapp群組讓所有家長，投票決定明天要罷課延考還是不罷課繼續考試。安琪媽媽說，那些家長群組裡的日常對話「通常政治潔廦」，免得立場不合，大家都識相在組裡沉默。投票結果是考試順延一天，投完了也沒有人異議，家長們有默契地再次沉默。

學校安排了一個課室，成為臨時的情緒輔導所，面對整場運動，若學生有什麼困惑，可以到那輔導所找老師傾訴。而至於罷課的學生，可以到學校禮堂聽分享會，分享的人包括，站在運動前線的同學、老師，以及畢了業讀法律，回來解讀《逃犯條例》的師姐。安琪說，禮堂幾乎坐滿八成座位。

安琪記得，有一位老師在台上分享他這次運動站到前線，他人生第一次站到前線，並且被身邊的年輕人指責，「你不要在這裡阻礙我們。」這老師後來因這指責反省，「一個社運裡並不需要所有人都在前線衝，就算你不是當最熱血的人，起碼你選擇了不當一個冷血的人。」

「一起成長吧，整個家庭」

安琪沒有選擇成為冷血的人，也沒有成為熱血的人，她選擇後退，她選擇冷靜。

在安琪看來，政府修例最大的影響，是可能觸碰香港司法獨立的邊界。7月1日那天，香港回歸中國的第22個年頭，安琪和媽媽下午一同在街頭遊行。兩母女從反國教以來，幾乎每場遊行都出席。但她們的遊行有個約定，天一黑就是警號，抵達金鐘就是表達了訴求，就得離開，「安全最重要」。

7月1日走到金鐘時，立法會外穿黑衣的人已經在撞玻璃，希望佔領立法會。立法會外頭的人那天像浪潮一樣，一浪一浪傳物資，「剪刀」、「剪刀」，一浪一浪傳進立法會裡。安琪媽媽的一位朋友這時候在人群裡出現，逆著人群奔向她們兩母女，要求她們留下來，「你們留下吧，你們留下吧，否則裡面的小朋友沒有人幫助了。」

安琪和媽媽沒有留下，按約定離開。

母女回家看直播，那個晚上立法會的議事廳被塗鴉了，一個叫梁繼平的黑衣人站上議事會桌上，脫下口罩說，「我們已經無法回頭了。」

他們一家四口看完直播，準備各自回房間睡覺，安琪無法睡，她忍不住把心裡的矛盾說出來：「我實在不想承認他們是暴徒，但他們在破壞區徽，他們在破壞香港的象徵。」

於是一家人半夜穿著睡衣，坐在飯桌，來了一場「什麼是暴力」的家庭會議。在這個夏天，他們有過不少類似的會議。

這個會議存在著兩個世代、兩種成長背景———安琪父母都是從中國內地來的移民，七零年代出生的人，一個做會計，一個做銀行，他們趕上香港回歸前的經濟起飛與知識開放，給予他們那代人如今的安定，有樓、有專業、有自由可以判斷是非。他們憂慮安琪和哥哥這一代，未來將漸漸被迫至單一，「單一的新聞發佈，什麼都掩蓋住，不能有丁點反對聲音，從一個原本比較自由的思想，你要他們一下子去一個這樣的社會，那麼單一，自然是恐懼的。」安琪媽媽說。

在家庭會議上，爸爸問安琪：「戴著口罩的他們毀壞的是物件，比起整個政府、或是整個制度的崩壞，你覺得哪個更重要？」

哥哥也加入其中，他說他覺得這是一場空城計，「為什麼突然間沒有警力了？為什麼這場破壞能夠發生？」

臨睡前，一家人對於「暴不暴徒」沒有定論，但起碼情緒隔著直播畫面，再隔著一場討論，冷靜了不少。安琪媽媽說笑，「好在我們政治立場一致，不然會打架。」這家庭會議可貴於聆聽與討論，試著梳理各人的糾結，「一起成長吧，整個家庭。」

那晚以後，第22個年頭的7月1日以後，醒來的香港進一步面對難以拆解的困局，三方勢力持續在蔓延：政府對民眾訴求的冷漠和回避；警民之間不斷上升的衝突，警方大量施放催淚彈、橡膠子彈、海棉彈，武力無間斷地升級；而從元朗的白衣人至北角的紅衫軍，涉黑的力量也在蔓延。

群眾除了尋找面對這個困局的方式，還尋找著梳理自己內在的路徑。安琪家裡的會議因此而更加頻密，安琪說，「正所謂閒話家常」，運動和公共議題已經成為他們家飯桌上隨便一道菜。

後來，安琪又試著把這種對話方式發展到學校裡去。「我又膽小，又怕催淚彈，又怕受傷，總之怕很多事情，我想不是每個人的性格都適合衝的。如果說這場運動我做得比較多的，應該是學校，我試著用冷靜的方式，與身邊那些政治冷感的同學，心平氣和地展開對話－－如果我跟你們聊《逃犯條例》，你們不介意吧？」

「我看見背後更大的框架是家庭」

一般來說，安琪以「關心時事」與「不關心時事」辦別她對話的對象，這可以從他們的Instagram內容和日常談話裡輕易分辦，在她的朋友圈子裡，吃喝玩樂、「不關心時事」同學還是佔大多數，如此一來，安琪說，自己對話的對象就多了。

安琪問同學，對於條例的看法，對於運動者的看法，對於警方、對於政府的看法，安琪得到的答案，不時使得她失望。在她看來，一些同學不習慣批判的思考方式：傳媒報道著示威者打人的畫面，他們也就真的相信示威者打人，沒有求探打人畫面的來龍去脈。有時她也看見身邊同學的「自我蒙蔽」，所有社交媒體或媒體都在鋪天蓋地說著這場運動，他們卻選擇閉起眼睛，活在小確幸的吃喝玩樂裡，草草把事情詮釋為「打人就是錯的，所以反送中都是錯的」。

「改變一個人很難，特別是沿自於家庭的一種思維方式，我好像實在沒有辦法撼動，卻又不想看見他們如此被蒙蔽。」安琪說，「我看見背後更大的框架是家庭。」

安琪覺得，她和同學們接受著一樣的學校教育，但對於時局有著不一樣的關心程度，那背後更大的原因來自於家庭。有些同學的家庭怕「亂」，同學也順從，從整埸運動裡抽身保持了距離。如果安琪要讓同學們面對這場運動，等於挑戰他們對家庭價值的順從，所以安琪認為，很難，改變很難。

改變以前必先有撕裂，五年前的雨傘運動，至今在人心埋下兩種兩極化的伏線，一是警民之間，一是家庭價值觀。如今，警民裂痕每周末撕得更裂，人們很明顯從交戰的畫面察覺到，倒是家庭價值這道裂痕那麼隱藏，並且私人得難以啟齒。有些家庭在五年前曾經有過的爭執————有無外國勢力煽動、有無收錢破壞穩定之類的話，在這個夏天又重新上演了。有些子女因此在運動期間暫時搬家。

故事又回到白靈，雨傘運動的時候，白靈才12歲，讀小六，做建築的爸爸告訴她，金鐘很亂。這場運動之初，爸爸也同樣告訴她，很亂，要保障自己安全。她有些同學想要出門遊行，卻被父母禁錮在家裡，確確實實地被反鎖在房裡，有的同學要撒謊、換衣服偷偷出門來參與運動。

我們的時代意義

白靈起初到示威集會拾垃圾，回家總要和爸爸大吵一架，說她被人洗腦了，直到警民的衝突愈來愈暴烈了，爸爸向工友了解一切後，才明白這是香港面對的大時代。

他回家告訴女兒，「你才16歲，留一條命，不要為了一條條例犧牲自己，不做前線就好。」

這些年輕的學生們，很難說有多少人認真想過要把性命交付，但他們很清楚，這場運動是在爭取屬於他們的未來，「司法獨立、三權分立，這是香港的核心，是我們未來的核心。」安琪說，所以必須有所行動，即使是溫柔地。

經過這兩個月半的拉扯，面對著政府的冷漠、社會的撕裂，以及一場將來臨的大拘捕，有人攜著寫好的遺書站到前線去了，學生們對自己的生命價值也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誰和我一起跳，一個小時跳一個，要林鄭出來對話﹗」朗曾經在Instagram裡說過這樣的話。

他最後沒有跳，也沒有人響應他的呼召，他消失了半個下午，身邊人都在擔心著他安危，他才出現說有朋友被捕了，覺得無力，也覺得內疚，「我坐在家裡，收到電話，說誰誰誰又被抓了，我真的很不開心，為什麼那個不是我？」這無力這內疚正在他們這群運動者裡傳遞開，這個暑假碰面的話題常常離不開死、自殺、不安。

很難想像一場巨大的運動，在這些年輕的生命裡，正在埋下什麼集體創傷。社會學家Karl Mannheim的看法是，17歲至25歲的青年還在形塑的過程，社會大事成為他們的成長經歷時，將影響他們未來的世界觀、價值取向。白靈、安琪、朗三個十五、六歲的少年，說著在這場運動裡成長，話裡除了強調「香港人」這種身份以外，參與運動也讓他們思考自身意志，提高道德要求，比如說，面對暴力的自我克制、是非對錯的判斷、對權力結構不公的覺察。

日本在六十年代有過一場新左運動，《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書裡寫那時候運動的參與者存在著「自我變革」的思想，反省著生活裡誰支配誰的體制現象，在日常性的政治裡改變並且解放自己。這場運動後來因著警方的暴力而走向武裝化，失去了民意，雖然衰退，卻也成為日本公民社會重要的遺產。而在那之前，運動最美麗的創造時期，人人也尋找著自己能全力奉獻的角色，要求「忠於自我，並且正直地活著」。

幾周後，這個漫長的暑假就快消散，開學即將來臨。學生們開始期待著，策劃著開學以後的罷課、在學校裡成立關注組，去信教育局等行動，有遊行就繼續遊行，擺街站、叫口號，想著一切可以做的事情，讓運動持續。

他們也不僅著眼於運動，而是開始想像著未來，讀完書要去拍電影、要做記者，要當一個改變思想的人，就是不當警察，也不當官員這種磨心角色。

「我們的16歲，本該是最無憂無慮的年紀，本該想著學習、運動，現在我們想著抗爭、想著上街。很累很累，但很多人還在堅持。」白靈說。無論結局如何，一些生命也將不一樣了。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白靈、安琪、阿朗均為化名。

註：李立峯、鄧鍵一、袁瑋熙、鄭煒，《「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