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以來，「BBC News」英文頻道的15條中國視頻中有10條與香港的示威有關，剩下的5條中，3條是報導新疆的再教育營、1條是達賴喇嘛的訪談、1條是中美貿易戰分析。由於BBC必須秉承「中立」原則，報導很少做出傾向性的評論。在一般的示威報導之外，BBC中文網用了大量篇幅講述不同人群的行動、反應和自白，試圖勾勒出一副更完整的群像圖。

6月12日，BBC的「Newsnight」時事新聞節目報導了香港示威，提到香港有不少人認為英國有責任監督一國兩制的執行狀況。節目採訪了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後者再次重申《中英聯合聲明》不具現實意義，英國沒有干涉香港內政的權力。同期節目還採訪了香港政治人物陳方安生，她表示，逃犯條例一旦通過，每個港人都會面臨危險，並稱中國完全沒有落實對香港的政治承諾。

在7月30日的「HARDtalk」中，主持人 Shaun Ley 對香港泛民主派議員楊岳橋提出了一些尖鋭問題，例如再提到港人「只是在爭取普選權」時，主持人問英國殖民者從來就沒有賦予香港人普選權，你們是在向中國要求一項連英國人都從未賦予的權利嗎？當楊岳橋表示香港人團結一致時，主持人又問香港難道不是分化正在加劇嗎？

有意思的是，這一段視頻經過剪輯後，由北京的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在微信公眾號上以「BBC主播都看不下去了！懟得香港反對派黨魁尷尬了……」發表，並引用網友的評論，稱「主持人提問體現了專業性，而且基於歷史事實。」常年來在政治和時事報導方面被視為反華媒體的BBC，突然獲此禮遇，也算奇特。

其實，「HARDtalk」節目的主旨正如其名，就是以最刁鑽的問題來拷問到場嘉賓。對比過往嘉賓的表現，楊岳橋的表現並不算太差。此外，維吾爾人權項目主席努瑞·圖爾克、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和已故中國外交家吳建民都參加過這檔節目，但從未見過任何國內媒體引述他們的訪談。

在平面媒體中，立場偏左的《衞報》（The Guardian）對中國報導相對全面、深入。在過去兩個月約300篇中國報導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是關於反送中運動的。6月11日，《衞報》就發表社論表明立場： 「北京對香港和海外的意見十分輕蔑……不過香港的示威者無論結果如何都要表明自己的立場，我們應當支持他們的訴求。」

支持示威者的立場也反映在大量文章中，例如「香港的權利和自由正受到威脅」、「中國的民主承諾是謊言」、「修例會損害香港聲譽，由於中國打壓民主，許多港人無奈之下準備移民」，以及香港在政治權利、法治、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意識形態教育和學術自由等方面都在全面倒退。

《衞報》通常會邀請相關人士發表文章，但迄今為止，範圍僅限於抗議的支持者，6月27日發表了黃之鋒的評論，稱港人已經挫敗送中條例，但北京在完全控制香港之前不會停手，因此必須繼續抗爭。6月28日發表了作家馬建的評論，稱他感受到了港人對中國綁架的恐懼，不能再對北京保持綏靖態度，香港人展現出了巨大的勇氣，G20峰會的領導人也應該如此。

針對後來出現的暴力，7月2日的社論強調當天50萬人參與的遊行是和平的，哪怕衝入立法院，懸掛港英旗幟的一小部分人，行事也有規矩，他們的暴力是對物不對人的。「佔領立法會很可能會招致普通市民的反彈，但卻體現了北京收緊控制後香港日益增長的絕望情緒。」

《衞報》也不忘藉機批評保守黨政府及其脱歐政策。專欄作家太子德（Simon Tisdall）稱香港爭取民主的鬥爭顯示了自由民主與民粹威權之間更廣泛的鬥爭。絕對不能允許中國對香港實行直接管制。又說英國外相亨特對香港示威者的支持在北京眼中不過是英國國力日衰和偽善的體現。他解釋了鴉片戰爭和不平等條約給中國人留下的創傷，並說亨特威脅的「嚴重後果」和制裁毫無意義。英國面臨脱歐危機，需要中國的投資和技術，中國卻不需要英國。亨特和約翰遜降低了英國的國際領導力和影響力，英國不可能獨自推廣其價值觀，需要更強的盟友，不能信任美國，只能依靠統一的歐洲陣線。

7月21日元朗事件後，《衞報》第三次發表社論，稱這是對民主理念的攻擊，並稱有人看到親北京的議員與白衣人握手並稱贊他們是在「保衞家園」。中國有黑社會參與政治的傳統，港府如不嚴肅對待這起襲擊事件，民眾的反對和不信任必然會增加，示威只會愈演愈烈。

進入8月後，總體的情緒開始走向悲觀，8月5日，太子德感歎香港的示威將使中國和西方正面相撞。如今已經來到了臨界點，中國的領導人何時會失去耐心？如果發生軍事鎮壓，出現死傷，英國和西方又該如何應對？接下來8月6日的報導也寫道，隨着抗議運動的加劇，很難看到如何能夠在不出現重大傷亡的情況下打破這個僵局。

立場偏右的《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在過去兩個月中有200餘篇中國報導，其中也有約三分之一是關於反送中運動的。報導與《衞報》類似，也是以北京對香港的侵蝕導致反抗、香港的抗議顯示了多年來累積的憤怒、英國應挺起腰板面對中國等為主要敘事基調。對示威者的暴力報導低調，一般都寫做抗議者與警察爆發暴力衝突，對元朗事件則稱黑幫對爭取民主的示威者的襲擊是蓄謀已久的。7月29日的社論表明了其官方立場，即英國應當支持香港爭取民主的抗議者。

英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太陽報》（The Sun）向來以三版女郎和花邊新聞著稱，時事報導不是強項。6月9日以來，《太陽報》網站有6篇涉及香港的抗議運動，算是少有的嚴肅題材，雖然用了「惡法！」、「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等聳人聽聞的標題，但其實只做了簡單的報導和背景介紹，內容乏善可陳。

另一份影響力極大的右翼小報《每日郵報》（Daily Mail）認真一些。郵報網站最近兩個月有300餘篇中國報導，約有30篇與香港示威運動有關，但沒有社論或評論，只做實時報導，配發大量圖片輔以少量文字，警方執法和示威者衝鋒的圖片都有，文字解說沒有特別強的傾向性。此外，關注點還包括英國外相亨特發表的譴責言論、北京如何控制國內媒體，指控西方「歪曲」事實並以此「煽動公共激憤」。最近的報導將北京警告示威者不要「玩火自焚」解釋為中國暗示即將採取軍事行動。

綜合來說，所有英國媒體都將反送中運動定性為民主運動，並將事發的責任歸咎於北京當局多年來對香港的權利和自由的侵蝕。媒體的關注點是政治問題，而較少提及香港面臨的經濟問題。此外，「港獨」一詞出現的頻率接近於零。沒有任何一家媒體認為反送中運動與港獨有什麼聯繫，沒有媒體報導港獨活動，也沒有媒體公開支持港獨訴求。

多數媒體都報導了部分港人希望英國能夠保護他們自由的新聞。《衞報》和《每日電訊》都以社論的形式，明確主張應當積極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並要求英國在面對中國時表現地更加強硬。在這一點上，英國的左派和右派立場一致。

英國媒體還關注香港問題對英中關係可能造成的影響，但言語間顯得進退兩難，用「投鼠忌器」形容頗貼切，是一種想要兩面通吃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英國能出手相助，以強硬得姿態遏制北京，一方面又擔心造成英中關係惡化，導致英國在經濟利益受到損害。

另一方面，議員祖墳被毀、警察被咬斷手指、老者在機場被示威者圍攻等中國內地媒體聚焦的事件，英國媒體幾乎從來沒有報導過，或者只在報導中國當局如何管控媒體時才有提及。報導一般將運動的發展描述為港府拒絕讓步導致示威遊行愈演愈烈，最終失控演變為警民之間的暴力衝突。英國媒體既沒有大力譴責示威者暴力，也沒有大力譴責警方暴力，報導的焦點始終時港府受否回應了抗議者的訴求。

美媒：「貿易戰永遠是No.1」

端傳媒記者 張妍 發自華盛頓

「香港不單純是中國的問題。」《華爾街日報》在2019年8月6日的社論裏將香港形容為中美貿易戰的一張「外卡」（the wild card）。在撲克牌遊戲裏，外卡原本是一張不太重要的牌，卻可能因為遊戲規則變化而左右全局。「香港的未來是國際事務，因為中國曾和英國承諾踐行『一國兩制』——這也是美國法律給予香港優於中國大陸的貿易和簽證待遇的基礎。」社論寫道。

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發推特表示香港屬於中國內務之後，一些美國主流媒體認為特朗普可能在香港問題上妥協，從而提高達成中美貿易協定的機會。而梳理美國在香港的經濟與政治利益、探討香港在中美貿易戰中扮演的角色，開始成為新聞焦點之一。

美國有大量的經濟利益在香港。香港是美國第十九位貿易伙伴，也是美國貿易順差的最大貢獻者。據美國商務部的資料，截至2019年有超過800家美國企業在香港設立了區域總部。而7月末美國商會調查其在香港的超過1200家會員企業，有超過三成表示因為不斷升級的示威和政治僵局，香港長期前景已不可恢復。這個報告迅速登上了彭博社、CNBC等財經媒體的頭條。與此同時，香港股市的震盪也因涉及到大量美資利益而時常佔據頭條。

在媒體上，不時可以看到一些議員正在呼籲美國政府做好準備，重新審視《美國—香港政策法》以及終止中美貿易談判的新聞。

隨着北京發出警告稱若香港正如無法遏制暴力抗議活動，北京將出手干預，媒體的政局分析顯著增多。除了《華爾街日報》發出的社論，《紐約時報》中文網也刊文探討中國會否出兵香港。

同時，大量美國媒體開始對中國指責美國為「幕後黑手」進行報導和回應。《紐約時報》稱，這種指責「和三十年前有關天安門廣場事件的宣傳一模一樣……已在貿易問題上與華盛頓存在嚴重分歧的北京，決定把香港添加到對美國不滿的問題清單上去。」

在美國知識分子群體裏具有號召力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則在8月7日發表文章，將香港的遊行示威活動與發生在莫斯科、第比利斯、貝爾格萊德的民主運動進行對比，闡釋在全球範圍內，集權政府都開始運用陰謀論來瓦解群眾運動。不僅有中國政府譴責境外勢力破壞香港的言論，俄羅斯、墨西哥政府都曾有過極為相似的舉動。

「對於現如今的政權，人們生活在充滿陰謀的世界裏，已經成為了世界觀的本身。陰謀論不是為意識形態服務的，而取代了意識形態……在這種作用下，你，作為一個不起眼的傢伙，無法改變任何事。」文章寫道。

除此之外，與香港相關的解釋性報導層出不窮，媒體窮盡各種手段向普羅大眾科普「反送中」運動的來龍去脈。回溯兩個月多前，2019年6月，香港有兩次超過百萬人的遊行（均參照組織者公布的數字），《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等全國性日報不約而同地在頭版頭條刊登了相關新聞，並配以大幅照片。

以《紐約時報》為例，製作了《航拍圖下的香港6·16遊行》特製頁面，並提供英、簡、繁三個語言版本，展示從維多利亞公園到立法會大樓的熙攘人群。6·16遊行的第二天，時報旗下的播客The Daily播出了新一期節目：《香港人為什麼還在遊行？》，配合時報的大量報導與評論向英文受眾介紹《逃犯條例》以及北京對香港自由的不斷侵蝕。

「人數眾多，這就是新聞。」《今日美國》（USA Today）的國際和突發新聞首席記者培根（Jon Bacon）對端傳媒說。這份報紙因及時、淺顯和實用的內容長年位居全美發行量前三名，也最能反映普羅大眾的新聞需求。因在香港沒有採編團隊，培根的操作辦法主要是重新整合其他媒體的報導。他的參考資料按重要性排序依次為《南華早報》、路透社、美聯社和新華社，並側重在香港示威的進程。此外，他採訪美國的香港專家和智庫，提供多方位視角，確保報導的平衡性。

培根坦言，單就中國議題來看，香港示威的重要性還是不及中美貿易戰，「貿易戰永遠是No.1」。若要繼續跟進香港，「也會盡可能從中國的經濟圖景中，探討香港扮演怎樣的角色，香港示威會對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再來看對美國受眾的影響。」《今日美國》近期沒有跟進香港的警民衝突和街頭暴力。「或許會在八月出一篇概覽性的報導。」培根說，目前大量國際新聞版面讓給美墨邊境問題和槍擊案。

客觀來說，美國媒體對香港報導的角度，取決於其服務的讀者人群——是以美國受眾為主，還是面向國際讀者；以社會精英為主，還是面向普羅大眾。同時還取決於其是否在香港設有記者站，以及是否擁有本土背景的記者或撰稿人。

而得益於香港自由的互聯網，許多具備英文能力的香港記者和市民即時在Twitter、Facebook上更新動態，保持與外部世界的連結，相比於中國大陸發生新聞後的全員噤聲，這些內容被美國媒體大量截圖、引用，成為外媒報導中國的與眾不同之處。

以新興媒體Quartz為例，這家於2012年在紐約成立的英文媒體，主要面向年輕和國際化的讀者人群，在非洲、印度和香港均設有記者站，並擁有數位中國大陸和香港背景的全職記者。Quartz在香港有兩位記者全程緊盯遊行示威，其報導的數量和內容都相當充實，從元朗到北角暴亂，從連登社區到示威者的新聞發布會現場，並詳細對比警方抓捕暴徒與示威者的控罪不同、雨傘運動與返送中運動的警方發射催淚彈的數字。其報導角度更多地從示威者與民眾出發，不僅涵蓋了示威者用現金購買八達通回家以防警方追蹤等細節，也譴責警方過度使用武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反送中運動之初，Quartz的記者便開始用中英雙語在社交媒體上徵集現場視頻，鼓勵讀者提供線索。其在6月中旬發布了一則短視頻新聞，講述中國政府通過審查，如何製造信息分裂與隔絕，介紹微信是怎樣屏蔽與香港相關的關鍵詞，甚至讓私人對話中有關香港的部分消失掉，從而創造出一個關於香港的信息平行世界。

這則視頻在發出後，Quartz的訂閲量上漲了三倍。一位參與視頻製作的記者對端傳媒表示，為了讓英文讀者對發生在遙遠香港的事產生興趣，需要尋找共識，譬如「科技對人的影響——技術如何製造了人與人之間的隔絕。」

「每個人都可以從這則新聞裏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這位記者說。

俄媒：官媒不敢「影射」、獨立媒體有心無力

特約撰稿人 Nadya 發自北京

如果日常只看俄媒，一個普通俄羅斯人很可能會對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

自8月以來，幾乎沒有俄羅斯主流媒體的版面上出現過「香港」這個詞，如果有意搜索，兩家官方媒體俄新社與塔斯社同時選擇了跟進簡訊但相關消息不出現在首頁的處理方式（這直接影響讀者對該新聞的關注度），跟進的簡訊內容也以港府官方表態為主，來源則全部是其他媒體，主要信源為南華早報。兩家發行量較大的商業財經媒體Vedomosti與RBC對於香港局勢的報導局限於因抗議導致的航班取消等問題，對局勢的跟進則少而簡略，且同樣不上首頁。兩家較有代表性的自由派媒體Novaya Gazeta和Meduza上一次關於香港局勢的報導分別是7月9日與22日（8月8日檢索）。

唯一一家仍會在首頁提及香港局勢的主要媒體是《生意人報》（Kommersant），一家傾向於自由主義立場但仍在俄羅斯體制內據有主流地位的媒體，同時也是唯一一家發回了一手報導的俄羅斯媒體——包括現場特稿、深度採訪和圖集，但同樣地，《生意人報》也沒有把自己的涉港稿件放在重要位置。

俄羅斯並不是一向對香港特別漠不關心，2014年「佔中」期間俄羅斯媒體的表現並無太多特殊之處，而如果仔細檢索，本輪運動開始時俄媒也還作為地區重大事件進行了一些跟進，態度轉折只在7月的最後十天內發生，進入8月以後，「香港」悄然從俄媒版面上消失了。

只有從俄國內角度才有可能理解這種變化。幾乎與香港運動爆發同時，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也正在經歷一波已持續數週的街頭運動，起初是為了聲援遭警方構陷的調查記者戈魯諾夫（6月12日），後來重心逐漸轉變成爭取獨立候選人在地區議會選舉中的參選資格（7月14日）。7月20日獲得市政廳批准的集會結束後，俄多位反對派領袖達成共識，號召就參選資格問題在7月27日繼續進行抗議。當局態度在此發生明顯變化，7月23-24日發生了對於反對派人士的大規模搜查和拘捕，幾乎所有活躍分子均被帶走。

27日的集會最終以現場一千餘人遭到警方拘捕告終，期間發生多起雙方肢體衝突及警方暴力事件。

近年俄羅斯地區性抗議並不少見，大多數被拘捕的人員也會在幾天後獲釋（最多不超過三十天），因此直到7月27日集會當天，外部觀察者仍未意識到本次事件有所不同。

7月28日，形勢急轉直下，檢方對集會的部分參與者選擇了「煽動或參與大規模騷亂」罪名（刑法第212條）進行起訴。與通常只產生10-30天拘留和一些罰款的「組織非法集會」不同，「大規模騷亂」意味着3-10年刑期，而如前所述，在集會上被捕的大部分人既非組織者，也不是反對派陣營中的知名面孔，而只是心血來潮參與了集會——或者只是出現在現場——的普通人。

接下來的數天內警方陸續以同一罪名逮捕多人，形成「7.27案」，與之同時，民間與當局之間氣氛也日益緊張。8月3日，為了聲援被捕者和繼續爭取參選資格的新一輪集會再次發動，聲勢比一週前更為浩大，現場再次發生大量毆打抗議者的暴力事件，並再次抓捕六百餘人。

按照日程表，下一次集會在8月10日舉行，隨着各獨立候選人的參選表格被最終駁回，8月7日，俄其他城市也出現集會申請，意圖聲援莫斯科，而同天獨立機構進行的民調顯示，莫斯科本地支持和同情抗議者的人數已超過反對抗議者10個百分點。8月8日，俄羅斯共產黨也出面表態準備參與未來的抗議集會。可以預期，直到9月選舉舉行之前，莫斯科都將處於某種一觸即發的敏感狀態中，甚至還有可能誘發全國運動。

在這個角度，當前莫斯科的抗議已經與2011-2012年俄羅斯的全國性反普京抗議頗有相似之處。

也是在如此背景下，報導同期的香港集會消息變得十分尷尬：限於政治壓力，俄體制內媒體對於反對派集會向來視而不見，直至「7.27案」爆發，也只稱之為「27日的大規模騷亂」。如果跟進遠在天邊的香港，卻無視近在眼前的莫斯科，在讀者角度顯然難以交代，在主管者看來又不免有「影射」之嫌。

在獨立媒體方面，情況則完全倒轉：自七月底以來，逮捕、搜查、審訊、開庭種種消息已經應接不暇，莫斯科乃至全俄事態發展仍需密切跟進，各獨立媒體力量和資源本就有限，追蹤香港事態既無必要也難有精力。

反倒是政府方面首先點明瞭莫斯科與香港問題的相似性。8月10日，在莫斯科發生第五次大抗議的同時，俄外交部發言人扎哈洛娃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俄羅斯與中國當局「已經意識到我們正面臨著相同的威脅，並將在近期就這個問題交換意見」。不需要懷疑，她指的是「美國在這兩起集會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大馬媒體：「慕洋犬」與「中華膠」之爭

特約撰稿人 周慧儀 發自吉隆坡

隨著香港的示威浪潮來到第十個星期，馬來西亞中文媒體界對此的關注已經相對減少。基本上，大馬主流、非主流的中文媒體在報導香港反對《逃犯條例》的示威之時，多以轉載香港媒體的報導，或是綜合整理各大香港媒體的新聞。在處理新聞版面時，這些中文媒體也多以港府的發言和回應為頭條。

在大馬一間中文主流媒體《星洲日報》工作的記者就透露，長時間下來，香港近期的示威活動在該報所佔據的篇幅越來越小。據她觀察，該報在處理相關新聞上是以示威規模的大小來決定版面。例如，近期佔據最大篇幅的是「七一衝擊立法會」，被歸類為「恣意妄為」的暴力行為；元朗白衣人事件「白衣人進地鐵站打人」的篇幅就相對較小。

這些相關報導也引起大馬華裔網民的兩極觀點。若粗略地將至二分法，可分為支持民眾走上街，捍衞司法獨立和政治自由的支持者，以及譴責民眾走上街，認為此次示威有外國勢力的介入，並企圖分裂中國的反對者。兩派觀點在留言區裏相互爭論，支持者被標籤為「慕洋犬」，反對者則被標籤為「中華膠」。

在元朗白衣人事件之後，大馬一家主流媒體《東方日報》於7月22日針對該事件做出綜合報導，標題為「白衣人追打市民，港警被疑警黑合作」。有關這篇報導的上千則留言裏，存在正反意見，但以支持元朗白衣人行為的留言佔據多數，甚至出現「該死」、「抵死」等仇恨言論。這些支持者的情緒和觀點普遍被認為與華裔在大馬無法佔主導優勢的現實環境有關。

針對該現象，自由評論人唐南發在「解析大中華」一文中分析：「大馬華裔因為長期處在政治弱勢，經濟權益也日益萎縮，就容易助長寄望一個外在而強大的中國來保護自己的心態。姑且稱之為大中華情結，簡言之是個構築出來的共同體，單純地相信一個大一統而復興的『中華民族』成員，無論身在何地，彼此休慼與共，形成『命運共同體』。」

某種程度上，這樣的「命運共同體」也反映出華裔自身的焦慮感。推動大馬民主進程的獨立組織群議社社長林奕慧對此在其評論「怨氣沖天只為中華？」中指：「在盛讚中國經濟強大時，（大馬華裔的）潛台詞是擔憂大馬經濟萎靡不振；斷言香港的運動由外國勢力操控，其實是害怕『華人」分化會導致（在大馬的）力量被削弱。此外，因為在本國對社會資源的掌握相對薄弱，一些人於是將權力慾望投射到中國大一統偉業上，甚至不惜藉助專制政權的宰制力量，才會出現『警察應使用真槍實彈掃射示威者』、『解放軍趕快進駐鎮壓』等專橫殘暴的言論。」

站在捍衞民主和人權的角度，亦有聲援香港示威遊行的支持者。自香港示威爆發以來，在大馬首都吉隆坡區域至今共有五場針對《逃犯條例》的討論和聲援活動，其中兩場以講座形式進行，分別探討中港矛盾和中國人權，而另外三場則以集會形式進行。

以其中兩場集會為例，在香港爆發第二波示威遊行之際，大馬藝術公民組織在6月16日以「#撐香港反送中」為題發動聲援集會，聚集近60位出席者，唯最後被警方以違反集會法為由，集會在進行20分鐘後便解散。而不久前，也有一場於8月5日舉行，主要聲援香港三罷行動的快閃活動。為避免當天的快閃活動遭警方干預或逮捕，主辦方事先準備了祭拜工具，打算將活動定性為無需事先申請的宗教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