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讀者評論精選」欄目每週擇選報導及圓桌話題中十條精彩讀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會因應長度及語意清晰作節錄或編輯。
1. luiscool，回應《方可成：那位網名叫木田無花的北大師妹》
說實話，昨天了解事件之後，哭了，我也不知道為啥。我明明看到我的國家在變得越來越強盛，卻又在好多方面覺得陰暗，無力。特別是你覺得這個事件需要去關注的時候，去給予姑娘聲援的時候，自己成了靜音狀態，並且周圍的同學並不care這些事情，在他們看來不如看劇來得實在，最讓我無語的回答來自正在申請黨員的室友：北大要校慶了，這樣很正常，她這樣做確實不太對。我一下連反駁的心都沒有了。轉念一想，別人怎麼樣，是別人自己的選擇，沒人願意和你一樣，去關心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人。
2. 恆久一心，回應圓桌話題《約談施壓、驚動家人、輔導員突然關心，你如何評價北大處理沈陽性侵案的方式？》
我認為岳昕作為一個提出合理的信息公開要求的學生，她不為個人利益，只是為真相，她沒有理由說謊，作為一個心智成熟，思維縝密，且不是第一次和校方打交道的學生，她更不會誤會輔導員的舉動。反而是學院在混淆視聽，校方對岳昕提交的申請冷處理，找理由搪塞過去的行為，反映出其想壓下這件事，不希望影響進一步擴大，可能當年的處理存在貓膩，也許牽扯到了一些人，因此學院為了從源頭壓下此事，就對岳昕以及她的母親進行施壓，逼迫她放棄進一步的行動。但是，學院低估了岳昕的決心和社交媒體的力量，越是打壓刪帖越是讓事情變得人盡皆知，簡直就是主動幫岳昕提高影響力。等到事情捂不住就開始編故事，但是誰會相信呢？
3. Lebenswelt，回應圓桌話題《賈平凹《極花》獲獎再掀爭議，他描述了農村現實，還是滲透了性別歧視？》
16年引發爭議的時候就看了這部小說，看完表示賈平凹並不能算是美化鄉村，其實小說裡對於社會各個方面的問題都抱著非常悲觀的態度，展現的社會矛盾也是多角度多方面的。
胡蝶雖然在城市打工，出身的農村也很窮，可能僅僅比被拐賣的農村好一點。她和母親出身於農村，來到城市，卻因為階級壁壘，永遠不可能融入。被拐賣之後，她做了許多努力想要求救，好不容易聯繫到家裏，結果想要解救女兒的母親卻從此被各路騙子盯上，被騙得傾家蕩產。最後好不容易盼來解救，面對的卻是一個面對壓力急於立功，單槍匹馬上陣的領導，倉促中連還幼小的孩子也不能帶走。而家裏對她的安排，是嫁給老家一個找不到老婆的年老殘疾人，並且覺得她既然被拐賣過，這已經是最好的配偶。這等魔幻現實的展開，可以說字字看來皆是血了。我個人覺得賈平凹寫胡蝶的時候是有一種大悲憫的，並不是很多人口誅筆伐的受害者有罪論者。相反對這部書的批判論調裏，反而屢屢呈現出社會達爾文主義來。
4. rhrm，回應圓桌話題《賈平凹《極花》獲獎再掀爭議，他描述了農村現實，還是滲透了性別歧視？》
當然，出生性別比並不能解釋某些農村適婚男女的懸殊比例。作家問，為什麼城市奪取了農村的女人，可是他似乎沒有想過，為什麼城市沒有奪去同樣多農村的男人？
因為在傳統農村，未婚女性基本是沒有財產權的，土地不屬於她們，房屋不屬於她們，她們在故鄉是沒有根的，離開村莊，奔向更自由更平等城市是不需要猶豫的。對於男性村民，擁有上一代傳下來的土地、房產的幸運，在新時代卻成為了羈絆，使他們無法輕易選擇離開，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於是被重男輕女所重的男性，反而成為了最終的受害者。要想留住記憶中的鄉村，作家應該想的是，該做些什麼才能讓村裏的女性願意留下來。
5. 也許，回應圓桌話題《作家瓊瑤往事重起紛爭，作者以實名寫自傳是否牽涉隱私等問題？》
既然瓊瑤對自己的愛情事件已經上市了那麼多書寫，也是事件的另一方可以說出自己經歷的時候了。不認為林婉珍對失婚還放不下，以她離婚後再不與前夫往來、生活健康事業有成看來，她是挺過去也翻頁了。但這也不阻礙她不想被強拉在別人謊言裡當配角的權利，也是時候拒絕霸凌了。不知從何時開始，大約透過瓊瑤書寫印象，平鑫濤的疼寵放任，搞得大家以為皇冠是靠瓊瑤起家，瓊瑤迷也一直以此責難平家子女...其實不是好嗎？在瓊瑤以前皇冠就有不少知名作家了。看瓊瑤自己的書寫「她跟平第一次見面時還想借錢住旅社，可見經濟狀況不好。後來平還帶她遊歐一個月，在那個年代是要有相當經濟實力才有的手骨...而且平剛開始還讓瓊瑤接受電視專訪，那時皇冠已經是很有實力的雜誌出版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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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冠還有張愛玲、司馬中原、高陽、三毛、於梨華、張曼娟.....等等等等族繁不及備載的作家！皇冠是出版社，以上提及的作家有些比瓊瑤早進皇冠，也比瓊瑤早走紅，並且至今仍然吸引年輕讀者。
6. Amber_Chang，回應《推廣「美」是一件多難的事？香港中學生的台灣「美感教育」之旅》
我個人覺得，美感是一種生活的選擇、以及文化態度的實踐。台灣還在尋找整體的美感和諧，過程中雖然混亂但也多元，這也是很棒的過程！只要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我們社會的美感意識就會內化到人民日常，真正成為生活很自在的一部分了吧。或許每一天走在街道上，就會有人說，你們台灣很美，我們人民就可以很輕鬆的說：「這是很普遍的事情啊。」希望這天趕快到來(笑)。
7. 鹹魚姬，回應《伍美琴：香港不缺土地和房屋，而是「患近視」、「患不均」》
「不願意浪費交通時間而搬到劏房」，確實是不少人的心態。交通成本不僅包括車資，還包括最昂貴的時間成本。上班已經夠累，如果還要因為住在邊遠郊區，而花費兩三個小時在路上轉接各種交通，郊區房子再大也高興不起來。這大概是寫字樓集中在CBD而產生的副作用吧。與其花大力氣在山旮旯起樓，不如考慮如何優化中心區的居住環境；又或者最先疏解的應該是寫字樓的選址？
8. JoeHK，回應《陳明通、張榮豐和他們的「納許均衡」是什麼？》
文中的那些創作名詞，都只是創作者的自我安慰與陶醉罷了。在中美台的角力中，台灣是最沒有本錢的，只有在美國的保護下（當然少不了日本在旁吶喊助威），才能尋求自己的生存空間。而所謂「均衡狀態」或「均衡點」，台灣也不要太過一廂情願，因為各自都有不同的「均衡點」。相信只有台灣最希望「維持現狀」，大陸肯定不會視維持現狀為長遠戰略，而美國出了一個神智不清的老頭子，誰敢斷言下一個上任的會比現在的清醒呢！習慣在中東開闢戰場的美國，日後若技窮時，可能會想在中亞另闢戰線，到時台灣可能就要配合一下，「被擦槍走火」了！
9. rhrm，回應圓桌話題《中國擬立法打擊「精日分子」，是否合情合理？》
就事論事地講，穿當年的日軍軍裝，說「南京大屠殺殺人不夠」的人，言行確屬不當，但其目的真的是「宣揚美化侵略戰爭」嗎？中國有幾個真正了解當年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人？倒不如說是對歷史無知，或是對現實不滿借題發揮。如果你親戚家的孩子有這樣的言行，你會覺得他年少無知，需要批評教育，但不會視其為仇寇國賊，對其實施網絡暴力。今天的這些風波，毫無疑問是當局借民族主義煽動網絡暴力，借打擊這一小部分人，進而打擊所有按官方定義不夠「愛國」的人群的又一舉措罷了。
中國的歷史教育問題很大，其根源是近現代史完全被用於為政治服務，用於服務政權的合法性，喪失了以史為鑑意義。如果一個人深刻了解到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過程及隨後的災難後果，那麼他至少會知道，狂熱的民族主義是多麼一種糟糕的東西。
10. Litian，回應圓桌話題《約談施壓、驚動家人、輔導員突然關心，你如何評價北大處理沈陽性侵案的方式？》
從措辭引發的一些思考：在類似的事件出現時，「北大」（或其他高校的名字）有時被籠統地用來指代相關責任者，這似乎不太妥當。雖然「北大」的歷史及如今的地位決定了這個概念的複雜性，但這並不意味着北大是鐵板一塊，這次事件體現的是校方（決策者和執行者）、學生、或許再加上教員之間的鬥爭，而這三方的立場又有相互重疊和內部矛盾之處。文中提到的相關人員均是在現有高校體制內部（岳昕的母親例外），但這並不意味着各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訴求。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將校方、學生、教員及他職工作清楚的區分，不能因為校方在事實上佔絕對的主動權就將「北大」的名號冠給這些人：如另一位讀者所說，「北大精神從來不是由校方定義，而是一代代北大學生拋頭顱灑熱血地詮釋」。如果要避免大陸盛行的混沌敘事，尊重學生的努力，最好將學生的反抗從那個整體性的「北大」概念中解放出來，將「北大」作為事件的發生地，而「校方」、「學生」等是事件的參與者。
此外，當官方敘事在努力強調高校的同一性，試圖弱化異見的存在時，籠統地用「北大」指代校方，便是在無意中認同這種將問題簡單化、將矛盾弱化的處理方式。人民日報在4月24日對岳昕事件的評論（《人民日報評北大學生公開信事件:如何聆聽"年輕的聲音"?》）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中「學校和學生不是對立關係」，「如何在真情實意中消解困惑，如何用對話交流化解矛盾，也是一個做好學生工作的大問題」等處極鮮明地體現了「一切異見都是誤會，只需平復學生情緒便可解決問題」的維穩思路，全然不見獨立思考的個體學生的影子，學生都是需要被試探和控制的對象。「學生和教職員工一起，構成了一所大學的命運共同體」，這個套用了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說法，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的邏輯如出一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後者應當信任前者的能力、體諒前者的難處、支持前者的工作。
一個鮮明的對比是英國自二月份起圍繞大學教員退休金問題、由高校教職員工會UCU發起的罷工行動。罷工者是大學教師而非學生，但由於罷工行動影響學生的生活，以及出於信息透明的原則，學生會、罷工的教職工會和大學管理層之間有着大量的溝通，在此期間學生群體、罷工的教職工群體和校方作為不同的利益群體是被清楚區分的，罷工教師不會強迫學生支持，校方也不會給學生施加壓力以協助「制止」罷工；即使是在學生群體內部，也沒有人會被假設持一種默認立場：全國超過半數的高校學生支持罷工，但也有部分學生反對（參加YouGov二月份的調查）。我們沒有那樣的透明度，但對不同利益群體的楚劃分是同樣可能，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作出區分之後，我們才能討論權責的問題。
不過，一個詞的嚴謹與否真的這麼重要嗎？對絕大多數讀者而言，校方與學生之間的區分是顯而易見的，不會因為一處措辭而產生誤解。對措辭嚴謹程度的要求取決於表述者的自我定位，我無意拘泥於措辭，只是想借此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對於高校問題（這一點也適用於許多其他社會問題）過於簡化的認識在大陸輿論中產生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後果是，許多人對於我國的高等教育制度、高校管理者、教員和「這種學校教出來的學生」長期存有負面印象（這與從功利角度上對上述人的敬重或羨慕是並存的），這在類似的醜聞曝光時常以對於整個高校系統徹底的否定的方式體現出來。這些指責有時是針對相關人員本身的道德素養，有時是針對體制的弊病，更常見的是對這兩者及其他因素的混淆。此時，所謂的「體制問題」通常被理解為「執政黨正着力改善的那些技術性問題」，而具體事件（如官員腐敗、教師性侵學生）又被歸罪於個人的道德敗壞和利益集團之間的相互勾結（很明顯，共產黨不是一個利益集團，共產黨是要為人民服務、消滅相互勾結的利益集團的）。對於事實上的權責不對應的長期接觸，使得人們連「權責對應」這個最基本的規範性道理都忘卻了（或者從來就不知道）；不能因為事實的荒謬而降低我們的底線。
簡而言之，若要公正對待高校的管理層、教員和學生，正視此類事件的微妙性，釐清各方的責任，避免像官方敘事那樣將高校視作「和諧的整體」藉以淡化異見存在的事實，用「北大」指代「北大校方」或作為後者簡稱的用法（如本文題目）或許欠妥。當然，這幾乎不影響本文事實報導部分內容的準確性。
至於文末提出的問題，校方擔不擔心岳昕的安全完全是無所謂的，我們甚至可以假設相關人員是出自真心地關心和愛護岳昕的身體、精神狀態和前程。即便我們做出這些假設，輔導員也無權限制岳昕發表言論、要求信息公開的權利，更不要說半夜三更因為這種原因打擾她的休息、對她的母親施壓、干涉她的生活了。就算岳昕是苦大仇深、受外部勢力利用的憤青，她提出的信息公開的要求也應該被接受。到頭來，我們接受了太多權威給我們的前提，而這些前提本身就應該被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