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極花》因獲獎再次引發爭論，被拐女孩的故事，引發爭論的後記和言論，作者是物化女性、美化鄉村？還是社會問題的忠實紀錄？
文學作品與現實社會存在衝突是否合理？文學作品是否要承擔相應的道德責任？
女性權力與鄉村婚戀衝突如何解決？鄉村的凋敝是現代化、城市化轉型造成的嗎？該如何解決？
大陸作家賈平凹的長篇小說《極花》，因4月25日獲首屆「北京大學王默人-周安儀世界華文文學獎」而再度於社交媒體上引發性別及鄉土議題的爭議。該書自2016年3月出版後便爭論不斷，是次獲獎愈發點燃了對書中敘述及賈平凹個人表態的爭議。
這部以第一人稱敘述的小說，講述了被拐女孩胡蝶的故事：胡蝶被拐至西北鄉村並生下兒子，歷經磨難被解救回城後，卻因周圍人的非議和對兒子的思念，最終選擇重回農村，回到買她的丈夫身邊。
小說取材於賈平凹老鄉女兒被拐賣的真實經歷，以拐賣人口入手，著眼在中國當下貧困農村的男性婚姻問題。作者在後記指出：「大熊貓的珍貴在於有那麼多的力量幫助它們生育，而窩在農村的那些男人，如果說他們是卑微的生命，可往往越是卑微生命的，如兔子，老鼠，蒼蠅，蚊子，越是大量地繁殖啊！」
「拐賣是殘暴的，必須打擊，但在打擊拐賣的一次一次行動中，重判著那些罪惡的人販，表彰著那些英雄的公安，可還有誰理會城市奪去了農村的財富，奪去了農村的勞力，也奪去了農村的女人。⋯⋯我實在是不想把它寫成一個純粹的拐賣婦女兒童的故事。⋯⋯我關注的是城市在怎樣地肥大了而農村在怎樣地凋敝著，⋯⋯那裡坍塌了什麼，流失了什麼，還活著的一群人是懦弱還是強狠，是可憐還是可恨。」
《極花》的爭議除了作品自身的男性視角、故事設置外，還有賈平凹在新書發布會上的部分言論，如「這個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嗎？你為什麼這麼容易上當受騙」，「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等。新京報曾採訪賈平凹，他表示這些言論是記者的斷章取義，引導公眾誤讀。但作者亦未解釋更多，只稱作品既完成，就應讓作品自身說話。
針對小說的批評聲音主要集中在兩點：女性視角批評者認為賈平凹為拐賣婦女辯護，將農村大齡男青年找不到對象的焦慮凌駕於女性痛苦上；鄉村視角論者援引作者的言論，批評作者「對鄉村的眷戀和固執情懷」，惋惜凋敝的鄉村卻忽略其後隱藏的巨大罪惡。
文學博士張濤認為，這兩種批評缺少文本依據，更未批評到關鍵處。女性主義者不滿胡蝶最後回到鄉下，認為她應該反抗、去尋找新生活。這種批評實則是讀者要求作家按照「理想狀態」去塑造人物。但小説人物的命運發展，和社會現實中的人物命運發展是有不同邏輯的。同時，他指出讀者喜歡用歷史或社會進步性去判斷作品的好壞。與時俱進的作品固然可敬，但與時代「錯位」、乃至「落後」的作品，也有許多經典。文學視角是「婉轉曲折」而非「直線進化」的。
研究現當代中國文學、性別和家庭的肖慧指出，《極花》及賈平凹在發布會上的言論，直指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兩個矛盾的重要議題：農村問題和婦女問題。她梳理建國初期至今文學作品中的婚戀關係敘述，指出80年代以來的文藝作品中，現代化與浪漫愛情高度統一。現代化的進程中，父權制度與資本邏輯合為一體，同時壓迫男性及女性，而農村男性成了最「落下」的群體。如果不能把改變農村青年在婚姻市場的地位，和改造農村的性別主體、社會關係和日常生活空間聯繫起來，對鄉村的懷舊只能淪為對父權文化價值的「招魂」，而農村在現代性轉型中付出的沉重代價，只能再次轉嫁給女性，尤其是底層女性。
《極花》此次獲獎，頒獎詞中提到：「這部從真實社會問題出發的小說，具有深切的人文關懷，並沒有變成傷痕揭露與血淚控訴，而是以文學的方式，完成了這個時代給予的命題。⋯⋯以詩性的輕盈叩問現實之重，用堅韌的平和挑戰敘事之難。」
但不少人認為《極花》無論文學水準、思想意識都不稱此獎。張濤曾指出《極花》敘述過於拖沓，語言、故事略為粗糙。作家侯虹斌在微博發表兩年前書評鏈接並附上短評，稱「在中國最有名的作家筆下，文學變成了對弱者吃肉吸血的倀鬼，還得了褒獎」。
有網民認為，文章作品不應當成為道德的審判場，但文人不可捨棄人文，「錯位的憐憫並不是善，而是對惡的縱容。」賈平凹的《極花》，是對真實故事的文學寫實，還是滲透著性別歧視？你怎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