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自富:从携程到红黄蓝──加强监控,难以根治虐童 思维惯性使得人们在面临虐童事件时,自然地想到将监控继续到底,从法律上对托儿所、幼儿园都建立完备的监控摄像体系,从而试图通过这种古老的规训方式来防止老师和保育人员作恶。
守护受伤的孩子,香港这样编织安全网 “对儿童的虐待,不会在发生一次的时候就获得关注,而要过一段时间,到很严重的情况,儿童或周围的人才忍无可忍去举报。”而在最终悲剧到来之前,民间预防和监督的角色就很重要。
刘可强:大拆迁令城市不可持续,台北如何留住「看起来丑」的聚落? 北京排除“低端人口”引发争议,90年代的台北,也曾因市府强力清拆“最贫穷聚落”康乐里,而引发激烈抗争。二十年前的老课题,有一部分竟辗转遗留至今,再度考验市府与市民对城市未来的抉择...
评论|白信:北京切除的,是威胁政治安全的新流民阶级 早在2014年2月习近平第一次视察北京,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来, 由最高长官意志确定了北京市2300万的人口容积上限。自此,清理“多余人口”就成为北京市先后两届政府的首要任务。
网信办副主任北大演讲,回应信息管控:“没什么不好意思、温良恭俭让的” 面对“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和北京清退“低端人口”的汹涌舆情,曾在新闻一线工作过多年的任贤良,是如何看待互联网信息管控?他又有没有“接住”同学们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