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是“低端劳动力”，但谁不是呢？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土逗公社，一个反思常识的内容合作社。端传媒获授权编辑转载。原文链接

距离11月18日晚北京大兴区“聚福缘”公寓的火灾已经近一周了。在他们的“头七”，北京全城开始了对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清理工作。

“聚福缘”坐落在大兴区西红门，是五环外典型的外来工聚居区——400多名外来打工者挤在三层小楼里，其中还有一层是商铺。他们住着上下铺，人均居住面积或许只有一两平米，冬天寒冷夏日酷热、厕所拥挤、环境肮脏凌乱，每日过着所谓“不是人过”的生活，躲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一场大火，19条人命，又把五环外这百万人烧了出来。新一轮的赶人行动又开始了。

其实也赶不走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外来打工者进入北京（当时称他们为“盲流”），赶人的行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用一种流行的说法，把外来人口向外推移的过程，是成功运用了“两只手”——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典范。不断加强的管控，和持续抬高的房价和租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外来人员只能逐步搬迁到更加遥远、更加便宜的地方，住着更加拥挤的房屋。

自从“浙江村”落户北京，在很多人心目中是“脏乱差”的代名词。 当然，他们不会注意因为这群人的存在，商品品类多了、价钱便宜了、早餐种类多了、家政水电的服务越发细致了。早在1993 年，就有一位市人大代表的提案称，“浙江村”不仅成了超生游击队的集中地，更成了社会黑势力的据点，杀人越货事件时有发生，出租车开进浙江村，司机不仅拿不到车费，还要被劫掠一空。一时间，北京人谈虎色变，呼吁全面整治浙江村，将温州人“驱逐出境”。

后来，“浙江村”从三环搬到了四环，又搬到了五环。

2011年4月25日凌晨，一场大火发生在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三村的一个服装加工厂，18条生命在这场大火中丧生。这起火灾与如今的火灾相较，如出一辙。六年时光，同样的事情从五环原样搬迁到了六环。

更让人注意的是，六年前火灾后发生的事情，都和今天、以及三十年前比，没有区别——把他们清走。

每一次都来势汹汹，每一次都骂声连连，实际上清走了么并没有。

火灾从五环烧到了六环，不知还要烧到哪里。

产业升级更离不开低端劳动力

一味驱赶当然不是办法，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药方叫：加快城市产业升级。意思就是：将廉价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变成高科技的、智能的、不需要低端劳动力的产业。

但无数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这点根本不可行！

在这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里，劳动分工的社会特性，就注定了所谓高端人士（暂且定义为从事高技术含量工种，收入较高的人士）会需要低技术劳动者的劳动投入与之配套。而且，产业升级越加速，越是劳动密集型的高端产业，分工越细致，吸纳的所谓“低端”劳动就越多。

外卖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几十年前，产业发展远没有现在高端的情况下，劳动者们的分工还不那么具体，人们上班工作，下班还要自己做饭，对于厨师这样“低端”的劳动力需求还没那么紧迫。随着产业逐渐升级，技术开发群体的工作越来越忙碌，他们没有时间做饭了，只能下馆子吃饭，对厨师、服务员等工种的需求就越来越大。而到了近两年，都市白领们已经忙碌到去饭店慢慢吃一餐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外卖行业就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从劳动力需求上来看，不仅需要厨师、服务员，还需要大量外卖员，甚至与之配套的电动车售卖员、维修员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有人说人工智能或许能解决问题。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不尽然：例如，在今年“双十一”的盛会之后，快递数量暴增，人工智能可以在快递大规模输出地分拣、输送，却输在了“最后一公里”，从中转站到收货人手上，需要快递员辨认字迹、送货上门。突然增大的工作量，让许多爆仓都发生在居民小区周边的快递中转站。实际上，越是一线、越是直接面对用户的工作，越需要人力而不是机器的服务。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曾根据美国政府公开的统计数据测算，每一个高科技产业职业就要配备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而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但与这种高端产业，制造业对于就业的带动力相对较弱，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大约带动1.6个本地服务业的就业。也就是说，高科技产业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高科技产业的运作本身就依赖于更多的低级产业为它服务。

越是大规模的城市，越是要产业升级的城市，就需要越多的基础服务业人员（或者用另一种表达，即“低端就业人口”）。这是避也避不开的事实。

甚至，在爱尔兰有过这样的例子：越是“低端”就业的群体，与城市发展越息息相关——1970年，爱尔兰银行的中高端从业者们曾经罢工六个月，但是实际上经济并未受影响，甚至还有所增长。但同样是罢工，发生在纽约清洁工身上，还不到一周，城里人就表示：我们撑不住了！

你能想像一个没有早点摊、没有清洁工、没有外卖员的北京吗？没有“低端”人口，生活根本“高端”不起来。

只要是“劳动力”，都是低端的

“低端人口”这个刺耳的名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进入大家的视野。当然，这一听就是自诩“高端”“精英”的人说的。

可如今，估计不少身处北京的人，都无法判断自己是“高端”还是“低端”了。

有种说法，叫“北京中产的焦虑，每三个月爆发一次，每一次爆出数篇十万加（热门文章）。”疯狂的加班、高昂的房贷、冷漠的人情，甚至自己的孩子随时可能面对性侵、虐待这样的身心伤害。非“低端”的人群，活得也很艰辛。

当《他们不是低端劳动力，是人》刚刚喊出：“无论收入高低、阶层为何，大兴聚福缘里的租客，和高档写字楼里的白领中产都一样——都是平等的人”，爆出的红蓝黄幼儿园事件就说明，那些自诩“假装生活”（详细可参考《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白领中产，与“低端劳动力”一样，面对着这个不公世界的暴击。

“996”制的加班、无止境的脱发、没日没夜的失眠、没完没了的焦虑、办公室的勾心斗角、越来越少的家人相处时间，甚至，还要无时无刻不能停止担心，自己年幼的孩子是否在幼儿园受到欺凌......这就是中高端劳动力每天的生活写照。

或许，这样的生活比起朝不保夕、在冬日的烈风中被驱赶、一年只能见上孩子一两面、在窄小的群租房里警惕火灾要好很多；却不能否认，在高速现代化的社会中，这里的每个人都是牺牲品，都在同一个逻辑里：把劳动力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最充分地利用他们，把成本降到最低，收益才能最高，才能有更高效的市场。

这么看来，他们哪里是人，明明都是生产工具，都是螺丝。“高端”或“低端”，也就是不同工序上的不同螺丝作用而已。

“低端劳动力”的说法，虽然刺耳，却不再掩饰，直接道出了实质。可如今，连低端劳动力都不想要了，螺丝钉会被直接扔走......那些温情脉脉的掩饰就显得更加多余了。

一个有良知的社会，都不会容忍对人的如此不尊重；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更不会容忍对工人、对劳动本身的不尊重。

最基础的“尊重”，就是给予劳动者安全生产生活的保障。保障基础的衣食住行，保障休息的时间，保障生命安全，肯定他们的劳动成果。不在寒冷的冬夜把他们赶出地下室，更要有相应的配套设施，让他们更好地生活，才能更好地工作。

但这些保障都是对一个低端劳动力而言的。毕竟，要保证一个现代化的都市的正常运转，劳动力的存在已经是必须。他们已经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家人孩子，本就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下被逼无奈的结果。总不能连活着的资格，都不给他们留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