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自富：从携程到红黄蓝──加强监控，难以根治虐童

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人类在生物学上具有怜悯心这种唯一的自然美德。怜悯心就是人们面对同类或其他生物时自发产生的情感，人类与生俱来就是“性本善”。对于没有受过教化的野蛮人，阻止他们作恶的不是智慧、理性和法律，而是对邪恶的无知：“这些人因对邪恶的无知而得到的好处比那些人因对美德的认识而得到的好处还要大些。”

然而，最近一个月上海携程亲子园和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接连传出的涉嫌虐童事件，却对几乎所有人群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似乎一夜之间无论托儿所或幼儿园的老师，都比卢梭笔下不知善恶却受怜悯心约束的野蛮人要邪恶得多。网络上对此口诛笔伐，几乎穷尽了汉语中所有的咒骂词汇。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尊师重教传统的文明古国，因为这样的虐童事件而引发一边倒的愤怒和谩骂，确实非常罕见。

不可否认，当有人说虐童事件击碎了中产阶级自我保护的盾牌，让他们倍感失望时，其焦虑的心情还将因为另一个巨大的反差而加剧：中共的执政能力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毫无疑问得到了证明，中国国力已经强大到与美国一起作为G2的两极而主导世界；这两年在领导层和官媒上受到吹捧的，是从道路、制度到文化的各种“自信”。可是，当涉嫌虐童事件发生后，这些自信却如此脆弱，年轻的父母们无法从这些自信中找到些许的安慰和希望。国家的执政资源被选择性地用于发展GDP、政权安全、反恐、外交等领域，对民生供需矛盾的解决，似乎没有直接的帮助。直到这次涉嫌虐童事件的爆发，才让人们意识到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公共服务供给与民众需求均相差甚远。

婴幼儿教育的规划缺位

作为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国家，中国政府擅长通过各种中长期规划来实现经济和民生目标，小到如人工智能产业具体如何发展，大到如何进入小康社会的路径选择，一般都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或各个主管部委制订一个宏观的规划，规划确定的定量发展目标。一般而言，政府通过政绩考核而达致较强的目标达成能力。

对于幼儿教育而言，这其中最重要的两份规划文件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发展纲要》）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简称《十三五规划》）。这两个规划中，对于学前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在园幼儿数”和“学前三年毛入园率”（编按：学前三年指3至6岁）。从2015年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在园幼儿数”为4265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75%，均高于《发展纲要》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设定的3700万人和65%的目标，从数量上来看似乎完成得相当不错。

但是，在这两个重要规划中，对于0至3岁的婴幼儿教育却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明确定量的发展目标。发展纲要中对3岁以上的学龄前儿童规定相对清晰，指出“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从而确定了将学前教育作为政府主导提供的公共服务，纳入政府工作规划；而《十三五规划》中更进一步指出了学前教育具有普惠性质：“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扶持政策，鼓励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补贴租金、培训教师等方式，加快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发展。”

然而，对于婴幼儿教育，发展纲要仅以“重视0至3岁婴幼儿教育”这句话一笔带过。《十三五规划》同样惜墨如金，将婴幼儿教育定义为一种公益服务：“发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探索建立以幼儿园和妇幼保健机构为依托，面向社区、指导家长的公益性婴幼儿早期教育服务模式。”由此可见，两个规划均未对婴幼儿教育提出明确的发展目标，也未明确公益性的婴幼儿教育由谁来主导、谁负责投入等体制性问题，很难纳入政绩驱动的KPI考核指挥棒，与学龄前儿童（3至6岁）的幼儿园教育相比，这方面更难落地得到有效执行。在一个具有全面社会动员能力的执政体系中，KPI考核不仅决定了社会资源的投入方向，而且也约束了体制内有识之士在这方面通过创新变革来推动发展的动力。

因此，如果说红黄蓝事件暴露的是规划落地执行时，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问题，其纠正措施往往需要从基层来执行；那么携程亲子园则反映了顶层设计职工的规划和前瞻不足，更多需要执政党自上而下的思考和修正。

改革开放，社会结构剧变

虐童事件除了暴露出婴幼儿教育先天的规划缺位，以及政府在其主导的幼儿园教育中未能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外，在这种外部规划和法律层面之下的更深处，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剧变，对文化、道德、习俗、家庭和政府形成了重大冲击。

1949年以来，中国仿效前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系，导致了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阶层结构发生了剧变，诸如工农商品价格“剪刀差”和户籍制度，不仅固化了工业和农业二元化的格局，而且在经济所有制结构、阶级划分等诸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下，形成了干部、工人、农民、事业单位职工等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阶层。各个阶层均在社会中发挥不同的功能，这种规范性的分工通过“毛时代”的各种监视、惩罚等规训技术得以彻底形成，直到改革开放才发生剧变。

经济改革展开后，人、财、物等要素资源重新洗牌，来自国外的资本、信息和技术冲击着传统产业结构，社会阶层转变为国企和民企员工、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海归、留守老人等。这种阶层变化导致原来的社群交往伦理逐步嬗变，使得自我身份的认知产生了新的等级观念。这种新等级观念往往以收入高低作为社会地位的主要象征，对物质的追求比以往更加迫切。

另一方面，人口的大范围流动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结构上均前所未有，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净流入改变了当地的人口和阶层结构。来到陌生环境的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发现过去的熟人社会、党支部和团支部、居委会似乎与自己都不相干，以往感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政党意识形态的双重规训，如今似已逐渐减退。

至于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城市，面临急剧扩张的边界、外来人口和当地居民倒挂的人口结构，仍在摸索如何设计新时代的规训技术，恢复人民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道德的敬畏和服从。

加强监控不能治本

由于社会未能就新的权力－知识体系建立达成共识，人们所能想到的，就是用法律底限上容许的无所不在的监控，来约束不同人群的行为，使得基本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这种思维惯性使得人们在面临虐童事件时，自然地想到将监控继续到底，从法律上对托儿所、幼儿园都建立完备的监控摄像体系，从而试图通过这种古老的规训方式来防止老师和保育人员作恶。

然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即使不考虑投入成本的巨大，也面临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例如卫生间是否需要安装监控等。反过来看，计划经济时代或改革开放早期，婴幼儿教育从业者与传统产业工人相比并无太大的劳动分工差异，相对稳定、封闭的社区人口结构和频繁的熟人交流，无形的道德和文化约束，使得婴幼儿教育在没有今天这样完善的监控系统条件下，在当时的需求下，仍然获得了比今天更高的满意度。即使是今天在体制内有政府拨款资助的公立幼儿园，如果师资均来自当地社区的话，在安全上似乎也有相对较好的声誉。由此可见，将婴幼儿教育的安全底线完全诉诸于监控技术措施，未必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带来的阶层变化，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使得家长们对孩子教育的期望值也远高于计划经济时代。与此同时，学前教育服务的供给却遇到了瓶颈，不仅是在数量指标上离目标相差甚远，而且在质量上更是堪忧。一方面幼儿园的教职工幼儿比例在2016年约为1：12，远低于教育部的1：5到1：7的标准，而且有20%左右的教师没有幼教教师资格证。政府对于托儿所则连相应的规范都不完整。同时社会的阶层变化也体现在幼儿园师资中，由于收入较低和缺乏足够的职业尊严，公立体制外的幼儿园师资良莠不齐，同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管也常常流于形式，对毛入园率这样的数量指标的追求往往大于教育质量的追求。

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流动导致托儿所和幼儿园需求与供给出现的错配，非一日之寒。从正面来看，希望这次的虐童事件能促使政府，将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聚焦在解决这个矛盾的上。首先是教育发展规划中补齐0至3岁婴幼儿教育的短板，从而在立法上推动幼儿园、托儿所的供给改善；其次是面对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将幼儿教育的市场准入和公共服务供给更多地交给地方政府来具体实施。对各地幼儿教育基础设施的软硬件一刀切，显然不利于实际执行；第三是加大对幼儿师资教育的投入，大力提升准入门槛和职业地位，尽快解决当前师资数量不足和素质亟待提升的问题；最后是要清晰界定普惠性的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的界限，在婴幼儿教育的普惠服务领域，应以政府全面主导为主，从土地、资金、人力资源上给予支持和业务指导，对部分学前教育的市场化服务领域，则需要在放松行政管制的同时，加强市场监管。

而从根本来看，社会还需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上做出变革，以主动面对不可逆转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现时道德观念教育在很多群体中的失败确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从小被告知什么是善的行为，但成人后却在很多场合中却做出了违反人类自然本能的恶，就像虐童事件中所揭示的那样，从而导致了目的和结果的背离。而资本的逐利性和对幼儿教育供给的高度行政管制，又加剧了这个问题。这样下去将逐步形成恶性事件曝光—行动式整治—再曝光再整治的恶性循环。

（陈自富，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