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可强：大拆迁令城市不可持续，台北如何留住「看起来丑」的聚落？

编按：90年代的台北，曾有一个这样的城市故事。1996年，国际巨星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来台北开演唱会，下榻市中心的酒店。他从豪华的总统套房看出去，却看见一片低矮杂乱的房子。

“这个地方是什么？”麦克问。

“一个违建社区。”

“看起来好丑。”

国际巨星的随口一问，令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觉得十分丢脸，他在1996年接受《联合报》专访如是说：“每想起国际巨星麦可杰克森住在晶华（酒店）楼上，从窗户一看，就看到台北市竟有这种贫民窟，常觉得无地自容。”

自觉无地自容的市长，开始强力推动拆迁整建计划，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都市社会运动，也影响了台北市另一个山坡上“违建”聚落的命运。

这个社区是康乐里，如今已不复存在；山坡上的“违建”名为宝藏岩，现在是座吸引许多观光客慕名前来的国际艺术村。

本文作者刘可强为建筑师、台大城乡所退休教授，长期参与康乐里、宝藏岩两个聚落的保存与居民安置工作，为2012年台北市文化奖得主。在北京市强力排除“低端人口”的冬天，我们请他回顾这段自“康乐里到宝藏岩”的台北都市运动史。看看台北城如何迂回前进，为那些“看起来丑”的城市聚落找到“大拆迁”之外的出路，在宝藏岩聚落得到部分保存后，又必须面对怎样的挑战？

康乐里

康乐里位于热闹的城市中心，却可说是城市里最贫穷的社区。在我回忆中，有一个画面，至今难忘：我走进村里一个老兵家里，他客厅沙发的旁边，是一个日本人墓碑，他就把茶杯放在墓碑上，当茶几用，就这样跟我聊天。这就是这座城市的居住史，新来的移民与日本居民的墓碑，并存在同一个空间里。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想要拆除这样的一个地方？一方面，是因为来自“国际”的压力。国际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在那一年来台北开演唱，住在康乐里旁边的晶华酒店，从酒店的总统套房看下去，刚好正对着康乐里，社区房子看起来就很贫穷、杂乱，迈克尔问“这个地方是什么？”接待他的人回答，这是一个违建社区，据说迈克尔杰克逊就随口说了一句，“看起来好丑。”

其实也就是这样一句话，传到市政府耳里，让陈水扁觉得非常丢脸，当时正是他刚上任市长、很想展现执政魄力的时候，就动手开始想把康乐里铲除，台大城乡所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便展开抗争。回忆起来，当年的抗争，是当年城乡所全体投入的一个运动，师生不分派系、不分左右、不分进步与保守立场，都一起动员投入，大家都不希望政府强制拆迁，可是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背后的原因很多，很难归结为单一原因。首先，这个地方位于台北市中心，地价很高，康乐里的贫民社区形象影响城市观瞻，所以政府想拆除的力道是很强的，不容易挡住。我们当时想，就算拆迁挡不住，也要为居民争取“先安置、后拆迁”，但也并不成功。

不成功的原因，因为当年都没有经验，无论是城乡所，还是当时在北市府做官的张景森，大家对安置的经验都不够。张景森曾经试图找一些周边的国民住宅来安置这些居民，他找到了一些空房，带城乡所的老师们去看，我觉得这样谈不对，就没有去看，认为应该继续抗争。后来回想，许多老师一起去看，其实是有点上当了，看完以后，反对运动的力道跟声音就减弱了。

为何我反对张景森找出零碎的闲置国宅安置居民？因为这个方案，只把人当成数字。当然他有去整合这些资源，找出某某国宅有20间空屋，所以可以放进20个，那边有50间空屋，就放50个。这样的思维是，我今天只需要把这些居民数字都消化掉，就解决了他的问题。但每个居民要被安置在哪里？与他熟识的邻居又要被安置那里？他们有得选择吗？没有。只能很制式地按照每个人的年龄、健康程度这些数字去做分配，还是没有把这些人当成完整的人来看待。

我当时甚至认为，在公园预定地里，划一块区域，盖起高楼，就地安置，都比把人四散分配到国宅更好，起码可以让居民彼此的人际关系、支持网络不要破碎掉，但也被当年的台北市政府拒绝了。如果是以今天台湾的社会条件，说不定这样的安置方案就能谈得成，但以当年的状况，比较没有条件谈这件事。

希望把关键的空间与地景保存下来，变成一个户外博物馆，呈现台北居住历史，让这个城市看见，这些所谓的“违建”，其实缓解了城市底层的居住需求。

最后一天晚上，不只是城乡所师生总动员，社会上也关注这个议题，是有群众支持这个议题的，但也没用，当天晚上发生了好几次火灾，拆迁的车子跟着消防车、救护车一起进来，就拆了。我本来还想努力作一件事，就是虽然无法挡下拆迁，但希望这些违建的历史，能在后来的十四、十五号公园里面被展示。我有透过当时担任北市府景观顾问的华昌龄告诉张景森，希望把关键的空间与地景保存下来，变成一个户外博物馆，呈现台北居住历史，让这个城市看见，这些所谓的“违建”，其实缓解了城市底层的居住需求。

这个意见，一样也没有被采纳。

康乐里拆迁的隔年（1998年），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因为他曾经来过康乐里的晚会，了解康乐里的故事，所以他知道强制拆迁的严重性，或许他也怕怕的，不希望康乐里的事情重演，到了宝藏岩的时候，马英九就承诺说，他会做到先完善安置、再开始拆迁。但只做到这样是不够的，后来民间团体开始呼吁，要保存宝藏岩聚落。

宝藏岩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如果房子能留住就很好了，不太敢主张要让居民留下，如果可以变成一个户外博物馆，去展示战后城市居住问题历史就好了。但我是认为，把人赶走，把房子留下来，这是说不过去的，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方法，把人也留下来。

在这过程当中，文化局长龙应台也曾经来到宝藏岩。她当年提出了一个想像，是把宝藏岩的房子全部漆成白色、改造得像希腊小岛一样，把这里做成贫穷艺术村等等。这一句话丢出来之后，居民是不太高兴，觉得妳就只是把我当穷人来展示？好像我们永远都是穷人？这居民感觉不太好。龙应台自己也没解释清楚她的本意，在当时引起了一些批评。

但从城市的立场来说，龙应台将宝藏岩打造成一种文化符号，我不认为都完全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效果。这让宝藏岩在台北市有一定的知名度，增加了台北市的城市多元性，让台北的城市地景不只有东区的高楼大厦，也有弱势居民的生活空间，这对台北的城市文化，是有一定的贡献。

宝藏岩的问题从龙应台时代开始谈，一直到廖咸浩时代才达成的协议，市政府答应，让一部分的居民可以留在原地。这是一种妥协，一部分的人可以留在原地，就代表另一部分的人无法留在原地。另外一个妥协的地方是，市政府坚持河川行水区不能有房子、不能让聚落有房子低于两百年防洪标准，下面那排四十几栋房子，还是必须全部拆掉。

河川行水区这排房子，当初我们没有保住，因为市政府说，如果我们不同意行水区这排房子的拆除计划，市府就不会同意整个聚落的保存计划。我们为了让这个事情可行，我们妥协了。行水区里面有一个居民，后来被搬到高楼里面，心情很郁闷，后来就过世了。他离开了三天，遗体发出味道，才被发现，但在宝藏岩，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说明了社会连带的重要性。其实宝藏岩在外人看来条件不是很好，每年都会淹水，蚊虫滋生。但这对居民来说，这都不是重点。他们想留在原地的重点，是因为一个人生活在城市里，他的舒适度、安全性与社会性，与他的邻里关系息息相关，他是否可以跟邻居互相照顾，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安全？或者他是否可以自由出入这个房子？这很重要。当年的宝藏岩，居民养鸡鸭、小孩跑来跑去，各省籍的老兵一起聊天、煮饭、下棋，是一个非正式的眷村，当中人与人之间互相支持、照顾的模式，才是居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有外面的人觉得宝藏岩地形高高低低，对老人家很吃力，是不是住到有电梯的大楼比较好？可是老人家自己不是这样想的。他觉得他在这里开门就可以走到户外、见到邻居，他想改变他房子的设计、采光、通风，他自己动手就可以改，但在国宅里，这些条件通通都没有，他觉得不自由。

为了大火拆迁社区这种事情，是说不过去的。

有人也担心，类似这样的社区，房子都很紧密，失火怎么办？但是，一个社区人际关系越紧密，他就越不会发生（失火）这样的事情。可能难免会有小火，例如老人家炉子上煮东西，不小心把锅子烧焦了，但邻居很快就会闻到异味，反正大家门也不会上锁，开了进去就把火关了，反而不会有大火。康乐里一直到拆迁前一天晚上，才反常出现很多场大火。相较之下，公寓大楼里面，你跟邻居也不熟悉、门也上锁，这是最容易出状况的。为了大火拆迁社区这种事情，是说不过去的。

当年的各种妥协，为宝藏岩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最大的后遗症，就是没办法让“非宝藏岩”的弱势住民再住进来。因为艺术村有经费，活动的空间不断扩大，已经慢慢让居民活动的力道越来越弱，我们只能尽量协调、降低艺术村的比例，但居民还是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如果住民人数没有办法再增加，这里就会变成一个完全的艺术村，失去它当初保存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为单身、低收入、老年的市民，留下一个居住的空间。

我们当时跟社会局谈了很久，甚至还初步做了调查，找出台北市有多少这样的老年低收入户，建议社会局是可以让他们搬进来的。但这在社会局现有的业务范围之外，我感觉他们不是非常想管这件事，历任的市政府就是拖，拖过了任期就没事了，比较是这样的态度。

拖到现在，产生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居民与台北市政府的租约到期后，居民是否还可以继续住？台北市政府要不要与他们继续签约？现有的居民如果凋零了，家属还能不能继续住？当初，让居民留在原地，是让居民签了一个12年的租约，大概政府预估居民平均年龄也大了，或许12年就要凋零，就可以全面搞艺术村。眼看2022年这个租约就要到期，这是台北市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柯文哲团队的态度，考验台北市能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更进步，成为一个更好的城市，或者就功亏一篑，让台北过去几十年来的努力，又回到原点。

我是认为，现在应该还是要持续地让新的居民住进来，让它成为一个社会住宅，如果不行，那宝藏岩有很大一部分的意义会消失。到目前为止，社会局还没有明确的态度，柯文哲看来也没有特别的想法，情势看不到太多突破。柯文哲团队的态度，考验台北市能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更进步，成为一个更好的城市，或者就功亏一篑，让台北过去几十年来的努力，又回到原点。

当然，政府的介入，一定会对原来居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带来改变。对于那些老人家来说，我自己亲手盖的房子，本来不用缴钱，现在还要每个月缴租金给政府，很多人是觉得很搞不懂。但，如果政府不介入，除非政府可以永远放手不管、不去拆迁，这样其实也是不错，如果政府真的可以做到“不管”的话。但现在是政府不太可能不管，它会去被划为公园预定地、就会启动拆迁程序，宝藏岩纵使有很多妥协，起码还保留了一部分的居民可以住在原地，当初康乐里的人，现在四散到何方呢？其实是很难去追踪的事情了。

穷人并不是城市的负担，反而是他们在负担城市，他们构成城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城市对他很重要，他对城市也很重要。

城市之所以为一个城市，是因为它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很有钱的人、也有不是那么有钱的人，这些没有钱的人，对城市来说是很重要的，穷人并不是城市的负担，反而是他们在负担城市，他们构成城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在城市中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城市对他很重要，他对城市也很重要。如果把这个群体都赶走，城市也失去它的多元性了。

城市的多元性，是城市运作的必要条件，努力留住这些不是很有钱的人，不只是理想，也是一种务实。这些本来在工厂、公司上班的劳动者，在退休以后，继续去当公寓大厦管理员、餐馆里的服务员、医院里面的清洁员，你如果把这些人都赶走，城市还能运作吗？这些人的贡献，是很大的，难道城市能不给他们居住的地方吗？如果把这些人越赶越远，让他们通勤很久才能进城工作，这个社会成本该有多高？

北京今天的作法，会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持续的城市，空气、水、劳动者处境都越来越恶化。北京这些老旧的社区，或许社区互助的意识也比较薄弱，这也是一个问题，比台北更难处理，只能慢慢、小规模地解决城市发展问题，很困难，但必须去做。就像台北市政府，当前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去面对2022年租约期限的问题一样，为了让城市持续进步，这样的课题，再困难我们都必须面对。

无论如何，大动作拆迁是一定不能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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