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受伤的孩子，香港这样编织安全网

北京，11月22日，寒冬。一则新闻迅速成为大陆舆论焦点：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被曝虐童，十余名家长向媒体反映，孩子被老师针扎、喂药，甚至怀疑遭不明身份人士猥亵。大陆社交媒体对相关报导和讨论的删帖，无法阻挡公众的怒火燃烧。

11月28日晚，北京警方公布调查情况，刑拘一名涉嫌虐待儿童的22岁幼儿园教师，又称涉事班级的监控视频因储存硬盘损坏，只可修复113小时的录影。同时，警方调查结果称，“群体威胁儿童”、“喂食儿童药片”、“脱衣猥亵”，均系家长编造，两名母亲因此被行政拘留、批评教育，另外两名家长则公开道歉。29日，消息又指北京朝阳区教育委员会3人被立案调查。

舆论沸腾之时，我们将目光投向香港，在防止及处理虐待儿童案件方面，香港比大陆先行多年。假若“红黄蓝”事件发生在香港，将会沿着怎样的流程和机制去调查？香港怎么为稚嫩的孩子编织一张安全网？过去数十年，香港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又走过怎样的曲折历史？

我们带着北京的问题，与两位香港专业人士请教预防及处理虐待儿童案件的机制如何建立：雷张慎佳女士，一直致力于防止虐待儿童工作；1978年，女童黎淑美遭严重虐待，事件轰动全港，防止虐待儿童会因此成立，雷张慎佳成为当时第一位全职主任。她其后担任协会总干事，服务长达28年。退休后，她再上火线，担任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她还笔耕不辍，在媒体上撰写多篇时评文章，曾为占中运动里因在“连侬墙”画花而被强制送入儿童院的女童发声。而另一位陈倩娴女士，服务防止虐待儿童会14年，现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担任讲师，培育未来社工。

从她们的答案，或可映照反观：中国大陆政府和社会机制，究竟在什么环节上，没有接住堕下的儿童？而香港和北京，在幼儿保护方面，又面临什么相似的困局？

陈：陈倩娴；雷：雷张慎佳

如果红黄蓝幼儿园涉嫌虐童事件（下称“红黄蓝事件”）发生在香港，处理机制会是怎样的？

陈：这个情况是困难的，因为它牵涉多名儿童，是一个群体性虐童事件。在香港，当家长怀疑老师施虐时，通常会寻求第三方专业人士介入。首先家长可以寻求民间支援机构帮助，例如防治虐待儿童会、和谐之家；或者去附近的家庭服务中心找社会福利署的社工。社署属下有好多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这就是热线电话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社工接收个案后，他们会根据社署的《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作出处理。这个《指引》，最先由社署在1998年制定，其后经过多次修改。《指引》对虐待儿童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处理机制作了明确规定。

在红黄蓝事件中，若社工发现涉及多名儿童，可能就要先接触所有怀疑被虐儿童，以及她们的家长。然后他们会尝试联系校方，如果校方是合作的态度，社工可联同校方、家长一齐开会，讨论处理方案，比如涉被虐儿童继不继续上学，需不需要去医院体检，需不需要报警，等等。

若社工发现涉事的是多名教师，可能是校方使用某种手法对整体学生造成伤害，那社工可以搜集证供，也可选择联络警方——不是直接打“999”，而是直接联络那一区的虐儿案件调查组。在“红黄蓝事件”情况下，社工一定会联络警方，因为已经发生实体性的伤害。

香港在这一方面的实际操作都很好，一旦启动调查机制，社署、民间机构、医院、警方，都会通力合作。

虐儿案件调查组联同社工就个案进行研究，如果情况较为严重，他们会成立保护儿童特别调查组（Child Protection Special Investigation Team），成员包括警方和社署社工，或民间机构的社工，以及临床心理学家，他们联合调查严重虐待个案，包括儿童性侵犯，或团体性虐待。

警方介入的好处，首先是他们有法定权力。有时社工可能遇上不太合作的受害人或侵害者，他们可能会推搪调查。这时警方的介入，就可以强力搜证。另一方面，警方介入，也可先下令暂停幼稚园的服务，因为怀疑园方有伤害儿童的行为。确保儿童即时的安全，是整个机制的首要原则。

当然报警只是机制的一部分。我们的机制注重跨部门调查和合作。香港在这一方面的实际操作都很好，一旦启动调查机制，社署、民间机构、医院、警方，都会通力合作。

这个多专业合作的过程，通常由社工去主理。社工可以召开“多专业会议”，包括警方、家长、医生、临床心理学家等，都需要出席这个会议，讨论详细的儿童福利方案，确定个案性质，如何安置儿童，是否继续上学，等等。

香港没有法例要求学校或社工遇到怀疑虐儿个案时，进行强制通报的机制，这需要改善吗？

雷：目前在举报虐儿方面，没有法例规定。海外有些国家有比较清晰的规定，幼儿方面的专业人士，（发现怀疑虐儿个案时）必须举报，否则有刑事后果。而香港暂时没有这样，而是用鼓励的方式，让教师、专业人士等，主动举报相关情况。

海外一些讨论提到，强制通报未必能够完全消除虐儿的情况。例如纽西兰并没有实行强制举报措施，其中一个原因是：强制举报可能令一些人士裹足不前。比如有人想求助，但不想亲友受刑事检控时，她会转而将情况收起来。所以要反观我们的机制，是否能够为当事人提供足够帮助。如果我们做得好，市民信赖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帮助而不是要拘捕他们时，他们才愿意来找我们。那是否非强制性通报，是一个更理想的做法？

当然，如若我们的教育和辅导都无法处理，那我们就要用法律去配合，将相关人士绳之于法。所以我倾向在这个大检讨里，考虑刚才的可能性，去讨论究竟需不需要法定的、强制的举报制度。

有什么保护儿童免受调查二次伤害的措施吗？

陈：首先是录影会面。当虐儿个案转介到警方手上时，警方会有一套专为儿童而设的落口供机制，让受训的专家，在一间像家居环境的屋里，和怀疑受虐的孩子玩耍、聊天。在这个轻松的环境下，向孩子了解情况。而这房间其实是装备了录影监控，将来这些录影片段可作为证供。

其次，当社工联络警方后，他们会做联合调查，可以避免要儿童重复描述事发经过。

医院方面，有专门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的统筹医生。在香港，每一间公立医院的儿童科都有一个负责虐待儿童个案的统筹医生，为怀疑被虐儿童安排专门的儿童病房，当社工带孩子上医院时，医生护士就会在这个儿童病房里，为孩子做身体检查。如果孩子需要留院观察，那么在留院的十天之内，必须召开多专业会议，统筹医生也会参加，尽快讨论儿童之后的住所。

有些医院甚至设置了免费课堂，由红十字会提供，义工会教小朋友功课，进行一些趣味性的学习。

社工在处理机制当中的角色是怎样的？有什么专业资格保障？

陈：在整个处理机制中，社工是非常关键的一环。社工通常是第一个被当事人或家长、老师所求助的对象，成为个案的主理人员，了解基本事实，再判断是否需要联络警方、医生。上述提到的跨部门多专业会议，就通常由社工主理。受过训练的社工，可平衡到各方面的情况，又可以保护到儿童的利益。

至于专业资格保障，社工通常在学校里就会了解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的基本知识，而工作机构则通常会提供一些在职训练，让他们更好理解整个处理程序。社工在读时，按要求需要完成两个以上的实习工作，每一个实习工作需要超过400小时。在这些实习工作里，每个社工在读学生都会被分配一个老师做supervisor，而我们老师每个星期都会与所负责的学生做一次谘询。而当真正面对虐儿个案时，通常会需要较为资深的社工，如果是刚实习的社工，在接触个案时，通常会由资深同事一同处理。（注：香港所有社工均须通过法定机构社会工作者注册局注册，并接受其监督。）

民间社工在处理虐儿个案时，会不会因没有法定权力而难以保护儿童？

陈：香港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属下有“社会福利署”，社署在全港设有65个综合家庭服务中心，2个综合服务中心，同时亦设有专门的“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在全港有11个中心，透过外展、调查、早期介入等，为受虐儿童提供服务。一般人如果怀疑自己孩子被虐待，可向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求助，也可向民间团体求助。

社署的社工与一般NGO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是法定社工，有法定权力，可向法庭申请保护儿童令。所谓保护儿童令，是指社署社工或警务人员，根据《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第 213 章)，为怀疑受虐儿童，向法庭申请照顾或保护令。《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赋权法院权力，为怀疑受虐儿童，委任法定监护人。

当个案中的家长态度合作，未必需要申请保护令时，NGO还是适合跟进的；但如果当父母态度恶劣，甚至有可能施虐者就是家长本人时，就需要法定社工向法庭作出申请，让儿童搬去其他地方，例如儿童之家、儿童院、寄养家庭等等。

三十年前，当时人们觉得，他们也是爱孩子的，打孩子是很轻微而已。但我们所接到的热线电话，反映部分孩子受到的，其实是相当苛刻的对待。

香港曾经也经历过“打孩子无问题”的年代，后来社会观念是怎样转变的？

雷：首先是倡议者的出现。这包括我之前长期服务的防止虐待儿童会，它成立于1979年。观念的改变，用了很长的时间，以及大量人力，去向社会传达保护儿童的信息。我们需要用一些虐待儿童的例子，让公众明白，究竟我们的孩子正在遭受怎样的对待。

三十年前，当时人们觉得，他们也是爱孩子的，打孩子是很轻微而已。但我们所接到的热线电话，反映部分孩子受到的，其实是相当苛刻的对待。有的孩子浑身都是瘀痕，有的可能每天都被虐待。我们当时需要在各种大型讲座，或向官员、立法会议员，将了解的虐儿个案呈现出来。

倡议者不只向专业人士反映实况，更要向家长、儿童进行观念的教育。在这个环节上，传媒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功不可没。传媒第一时间报道虐儿状况，报道所能涵盖的深度和广度很大，令市民明白，原来打孩子会伤害儿童，甚至在某些国家是违法的。

除了反映儿童受虐情况，我们从90年代开始也进行社区教育，让大众明白，这不只是外国存在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同样存在虐儿。

香港直至今天，都没有专门的防止虐待儿童的法例，没有一条虐待儿童罪。

除了无形的观念，是不是也伴随着机制和法例的转变？

雷：除了观念转变，过去30年，香港在法例上也出现改变。但这改变来得比较缓慢，过程中出现很多抗拒性因素，最终只出现零碎的修订，例如以往的《保护妇孺条例》，于1992年被修订为《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因为他们认为，在成人的条例里，已经存在同样的保障。另外，《侵害人身罪》亦获得一些修订，包括严重体罚引致身体受伤甚至死亡。

但外国情况不同，例如英国。英国因为出现一些严重虐待个案，加上机构介入未能成功保护受虐孩子，所以触发对英国法例的全面检讨，成立《儿童法》，将过往其他法例中已有的关于保护儿童的内容，集中放在专门的儿童法下面。这是更能反映时代需要的做法。

这是香港所未能做到的。香港直至今天，都没有专门的防止虐待儿童的法例。比如《侵害人身罪》，只有相关条例，比如你伤害几多岁以下的孩子，就违反法例。但它没有一条虐待儿童罪。

因此我们倡议者一直致力于呼吁香港法例改革，近年甚至有倡议者认为，香港法例严重落后于其他发展国家达百年之多。对于防止虐待儿童的法例，我们需要一场全面的检讨。

对儿童的虐待，不会在发生一次的时候就获得关注，而要过一段时间，到很严重的情况，儿童或周围的人才忍无可忍去举报。

现时香港有什么关于防止虐童的法例？法例的力度如何？

雷：两大条。一条是《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但这不是刑事法例，违反的人不需要负刑事责任。另一条就是刑事条例，《侵害人身罪》条例底下涵盖的。如果个案严重，就要去到《侵害人身罪》，或其他刑事条例里面相关的内容，才能获得处理。

还有教育则例，规定儿童有权接受教育，或者两个星期不上学，应该如何处理，诸如此类的行政方面的处理。

陈：法律的执行其实可能没法在儿童受虐的早期阶段介入，而要等到实质性伤害出现了，才派上用场。换言之，虐儿情况未到很严重的时期，这个机制就无法生效。比如2013年，五岁男童杨智维误服冰毒致死，法律要去到这么后期，孩子已经死了，才有人介入。

总体而言，更多的情况是，对儿童的虐待，不会在发生一次的时候就获得关注，而要过一段时间，到很严重的情况，儿童或周围的人才忍无可忍去举报。

再如申请儿童保护令。有些情况下，孩子离不开施虐者，为什么？儿童之家、宿舍等机构不够宿位。所以这个法例，规定可以由法庭转交儿童监管权，可是当根本没有地方给儿童安排住宿时，又谈何保护儿童呢。

民间机构就扮演了一个预防的角色，希望把问题扼杀在未恶化的时候。

在保护儿童方面，民间机构和政府的关系是什么？

陈：民间机构某程度上填补了政府工作所未能覆盖的地方。我认为NGO与社会福利署在功能上有不同之处。第一，NGO可以在虐儿个案的情况未曾有清晰判定时，就进行介入。它的介入，起到保护作用，可以阻止可能的虐儿行为继续发生，将危险扼杀在最初阶段。

第二，NGO的角色较为主动。有一些个案，真的不会自己求助的，这时NGO的外展工作就发挥作用了：我们会自己上门，了解情况。有时如果听街坊聊天，说有孩子浑身伤痕，或有人透过热线电话报告他们观察到的可疑情况，我们就会有专人前去，主动了解和接触。而对社会福利署来说，要有人主动将个案转介给他们，社署才能受理。

雷：应该说，民间机构和政府是伙伴的关系。保护儿童，是社会不同岗位的人，都有责任去做的工作，而不应只是某些倡议者的责任。

首先，政府在其中，是官方角色，有法定权力，有权申请保护令。所以一些严重个案，需要申请保护令的，就会去了政府那边。以及政府有法定权力和责任去保护儿童，因此有权进行调查，包括社署署长，以及社署同事。而民间机构，严格来说，如果家庭、学校不给妳进入，妳就无权进行调查。所以我们需要获得市民认同，才能为她们提供服务。否则只能等社署或警方介入。

第二就是，很多虐儿个案，未必进入到警方的处理范围。也就是未必进入官方的网络中。以往很多人的观念是：生不入官门。觉得做官是很凶恶的，官是“又拉又锁”的。直到现在还会有市民这么觉得。那出现问题，应该找谁？就是民间机构了。于是民间机构就扮演了一个预防的角色，希望把问题扼杀在未恶化的时候。这也是政府支持的。政府有拨款资助民间机构，进行相关工作。

我们在处理实际个案的过程中，就像身处一个大图画里，不断借此将改革向前推进。

作为历史最长的防止虐儿民间机构，防止虐待儿童会是如何进行防范或处理虐童个案工作的？

雷：我们一直有一个理念：香港其实“冇一套”。我们的政策常常是零碎的，没有一套全面的儿童发展的指标，一套儿童权利的纲领，以及行动计划。所以香港的防止虐儿工作政策，很多时是零碎、救火式的——有孩子死亡了，或者有孩子被性侵了，才激发讨论。可这些讨论过后，又如何呢？有了建议，又如何呢？有没有人跟进呢？有没有处理根源的问题呢？“冇一套”，没有机制。

而我们的机构，是一个倡议的角色。我们倡议建立一个全面的政策，对法例进行全面检讨。我们也做社工服务。我们在处理实际个案的过程中，就像身处一个大图画里，不断借此将改革向前推进。

而预防的工作，则在社区展开。我们以不同方式，比如早年为预防性侵犯，1986年我们在屯门进行睦邻计划，为居民进行验眼、量血压的外展工作，或者以嘉年华的方式，将重要的保护儿童讯息，传播出去。

我们还发现前线预防工作很重要，推行“生之喜悦”计划。我们借用美国和欧洲经验，对0到5岁儿童的家庭进行探访，看她们的家庭是否安全。美国甚至会请医护人员去探访。但当我们把这套方法带回香港，我们发现，这里没这么多资源。我们只能够招募义工，探访怀孕或有初生婴儿的家庭。

幼稚园或幼儿园如何保障教师质素？

陈：在香港，学前教育机构分为两种：幼稚园和托儿所（幼儿园、幼儿中心）。从2003/04学年开始，教育局规定，幼稚园的教师要具备专业幼师资格或同等学历。而从2012/13学年开始，参加“学劵计划”的幼稚园，就要按师生比例1：15的要求，来聘用足够的具幼师教育证书资格的教师。

至于幼儿园，就在法律上较有规管。《幼儿服务条例》15A规定，幼儿托管人不得为曾经触犯相关罪行的人士，或者被署长根据15B条款决定为不适合担任幼儿托管人的人士。但学前教育老师在薪酬方面，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制度。

雷：其实我们以及不同倡议者，一直以来都认为，政府在保障学前教育方面的工作，是做得不够的。小学到中三，政府有资助免费教育；然而学前教育的工作，就落在了家长以及营办者身上。直到2012年政府才开始讨论，是否学前教育也转为免费教育。

最近北京红黄蓝幼稚园发生怀疑虐童事件，其实在香港的幼稚园，一样有欺凌问题。院舍也发生过虐童事件，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处理。这也是香港需要检讨的议题。

与中学规定的“一校一社工”政策不同，现时香港的小学和幼稚园都没有社工，如何监察校内虐待儿童情况？

雷：这个问题很重要。如何辅助学校里的老师去落实政策里的原则？当他们不落实时，会否有什么督导或者后果？在过往有倡议，认为老师有教育及照顾儿童的角色，但在如何预防欺凌方面，存在不足，未有获得足够技巧训练。所以其实需要社工或临床心理学家等人的帮助。

在目前的幼稚园或幼儿园，我们还没有一校一社工，如果老师发现学生身上有伤，向家长反映无果时，那他就不得要领了：他可以怎样做？他并不知道。所以若政府能够在资源调配上，使幼稚园具备一校一社工的条件，令学校具有预防、治疗及转介的角色，这对教育工作者及家长都是极大的帮助，使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完成他们的教育工作。

在防止虐待儿童的工作上，香港未来有什么发展方向呢？

雷：过往在发生虐儿事件时，我们时常听到一种论调：认为这是家庭自己的责任。但随着我们了解这么多不同的儿童受伤害的情况，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超越了家庭可以承担的范围。社会的政策、社会的资源调配，如何令不同岗位的人都尊重儿童的权利，在发生虐童时如何即时处理，这些环节上，政府必须扮演一个带头的角色。

其实我们一直倡议政府成立一个儿童资料库，将儿童受虐、自杀、上学等问题的数据，收录其中，让我们拥有一个中央资料库，了解关于儿童福祉的状况，让社会掌握儿童福祉的趋势，让未来的人手、资金等分配上，能够更有依据。

在新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里，提到成立儿童事务委员会——这是我们倡议了至少二十年的。但究竟会承诺一个怎样的机制？很多人担心，这个机制同样会“冇牙”，无力，成了只供谘询的“吹水会”：任妳提多少意见，我会听，但我不会去落实。我们不希望见到这样一个机制，浪费纳税人的资源，也浪费很多有心人的努力。所以我们期待一个有认受性、有法定地位、独立的机制。只有如此，所作出的建议才会有持续的力量，令市民对这个机构有认受性。我们更希望这个机制，能够有儿童和成年市民的参与，听取他们的声音。不要只是成年人或者专业人士闭门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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