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被剥夺的汉娜·阿伦特奖，和“历史之外”的大屠杀记忆

12月13日上午，《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玛莎·格森（Masha Gessen）准备飞往德国不莱梅。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 Böll Stiftung，德国绿党旗下基金会，绿党为当前德国三党执政联盟一员）和不莱梅市参议院即将在两天后向格森颁发“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奖”，表彰其对“美国和俄罗斯社会对政治潮流与冲突”，其中的“权力博弈”、“极权趋势”、“公民不服从”和“对自由的热爱”的书写。但是，格森发现，颁奖仪式被取消了。

伯尔基金会稍早发布了一则声明，宣布由于格森在四天前发表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将加沙比作纳粹占领下的欧洲的犹太人隔都（ghettos，又译作“犹太人聚居区”），并将以色列当前对加沙的进攻比作纳粹对犹太人隔都的摧毁（liquidation），因此决定退出原定于15日在不莱梅的颁奖仪式。紧接着，当地一所大学也取消了依惯例在颁奖次日在校园举行的讨论会，理由是因为格森的文章会让学校触犯一项法律。据格森所知，德国并没有这样的法律，他（格森自我认同为中性性别，新兴的英文中性第三人称代词为“they”，但中文中没有中性第三人称代词，这里姑且用中文原先不分性别的“他”——作者注）估计学校指的是他文中讨论的德国议会2019年通过的一项关于谴责“BDS运动”（针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的决议。

这可能是对同一天早些时候渐强的呼声的反应。德国以色列协会不莱梅分会主席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主办方取消颁奖，表示把奖授予格森是表彰一个“思想与汉娜・阿伦特形成强烈反差的人”，向其颁发这一荣誉“与对抗上升中的反犹主义的必要决定相冲突”……格森能将加沙与纳粹的犹太人隔都相比“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怀有一种“对犹太国家的根深蒂固的和根本性的负面偏见”。阿伦特奖的两位创始成员也呼吁取消颁奖，他们的公开信写道：“玛莎·格森用他有关中东冲突的表述取消了自己的资格，以一种败坏所有参与颁奖仪式的人的名誉的方式，尤其是德国犹太裔思想家汉娜・阿伦特。”

失败的噤声企图

格森的批评者们声称其思想与阿伦特抵触，因此不配得奖，但只要对阿伦特有基本了解，便知道她本人也是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激烈批评者。

观察者很快指出这起事件包含的讽刺。因为这些德国机构的反应恰恰印证了格森那篇成为众矢之的的文章《在大屠杀的阴影下：欧洲的记忆政治如何阻碍我们今天看清以色列和加沙》的一大主题，即当代德国关于二战大屠杀的特定的记忆文化，及其对“向犹太人负罪”这个“国家人设”的表演性塑造，使其用“反犹”指控压制一切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的批评和谴责。这种官方立场并无法律基础或效力，却经常以拒绝或剥夺德国政府慷慨的文化资助的形式来发挥作用。格森在文中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清醒地意识到将加沙的人道惨剧与大屠杀相比会让自己陷入麻烦。而结果正如他所料。

平添另一层讽刺的是，涉事奖项以德国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名，格森的批评者们声称其思想与阿伦特抵触，因此不配得奖，但只要对阿伦特有基本了解，便知道她本人也是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激烈批评者。《在大屠杀的阴影下》中便提及，阿伦特本人在1948年就将以色列保守民族主义政党赫鲁特党比作纳粹和法西斯政党。1960年代，她对以色列审判大屠杀主要组织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著名报道，批评时任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拒绝将大屠杀作为具有潜在普遍性的反人类罪行交给一个国际法庭审判，处心积虑将审判打造成一场针对“反犹主义”的“演审”（show trial），以服务于以色列的国家建构。这为她招致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攻击，强度远超格森所受的待遇。

在犹豫了一小时后，格森决定按原计划飞往不莱梅。第二天他发了一条推特：“你会以为，在人们关注阿伦特奖闹剧的时候，我会被媒体的电话和短信淹没。你错了。没有一位德国记者联系我请我评论。”次日又发了一条：“更新：现在要我评论的请求已经多过我能应付的程度（但我在努力）。”

或许是随之而来的大量报道和声援让主办方很快改变了决定，或许是因为主办各方之间本来就有不同意见，最终坚持颁奖的意见占据了上风，或许是格森本人的犹太身份为他提供了特殊的保护。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在比原计划晚一天在不莱梅把奖颁给了格森。只不过，仪式规格和规模都极度缩水，变得更像是场私人聚会。

伯尔基金会在18日又在柏林举办了一场规模稍大的讨论会，以实现“更细致的对话”（nuanced dialogue），邀请格森与基金会的两名联合主席对谈。根据现场实况，讨论会场面尴尬，双方并未实现有效对话。两位主席试图谨慎拿捏一条中间路线：依然坚持拒斥格森将加沙与犹太人隔都的对比，并标榜本机构和德国国家崇尚言论自由——因为奖还是颁了，讨论会还是做了。格森则针锋相对，变本加厉地宣读和比较被围攻的加沙居民与二战犹太隔都居民的证词，指出两段历史的惊人相似，重申对历史事件进行比较是人类以后见之明避免惨剧重演的重要途径。至于此事反映的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言论自由尺度，格森说道：“这是一场失败的噤声企图，我很高兴它失败了。它不仅失败了，而且适得其反。如果不是因为围绕颁奖的争议，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我《纽约客》的文章，它也不会被完整翻译成德语发表在《明镜》。我想，这不是那些决定退出（颁奖）的人的意图。”他还说，这起事件对他个人的一课是，“要坚持让对话发生。”

显然，对格森来说，领奖已经不再事关个人荣誉，而是要把这场争议变成一场思想史事件，用这起事件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后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近两万加沙平民丧生（截止今年1月2日已超过2.2万）、加沙民众面临普遍饥饿，与此同时“反犹”指控被用来在德国街头抓捕声援巴勒斯坦抗议者、在美国大学恐吓学生、逼校长下台的局面下，说出滥用这种指控的荒谬。而在更深的层面，他重申《在大屠杀的阴影下》一文的观点：欧洲、美国和以色列对二战大屠杀的特定记忆和哀悼方式拒绝承认屠杀发生原因的普遍性，这不仅阻碍人类从历史中学习、因历史而警醒，反而被用来合理化以色列的暴力。而这正是阿伦特在60年前报道艾希曼审判时发出的警告。

在多个维度上，格森都是最适合获得一项以汉娜·阿伦特为名的政治思想奖的人，奖的险被剥夺及背后的原因正是其中一个维度。

被垄断的受害者身份

虽然德国在凝视自己过去的罪行，但是它似乎只以一种静态的方式凝视它，只凝视这一桩罪行，为了给这件罪行保留一个特殊的历史地位而拒绝甚至压制将其他的罪行与它放在一起讨论。记忆和哀悼在变成教条，阻止人们借助历史来理解现实、预见未来。

玛莎·格森于1967年出生于一个莫斯科的犹太家庭，1981年移民美国，1991年他作为记者回到俄罗斯，报道苏联解体后的社会转型，并积极参与当地的性少数运动，直到2013年重返美国。他至今持有俄罗斯和美国双重国籍。根据《在大屠杀的阴影下》文中陈述，他的曾祖父是波兰犹太人，在生命的最后三年生活在纳粹党卫队设立的比亚韦斯托克犹太人隔都（Białystok Ghetto），死于马伊达内克（Majdanek）灭绝营。格森曾在90年代在波兰花了三年时间追寻其曾祖父在韦斯托克的痕迹，写了他的第一本叙事体书。除了曾祖父，他还有多名亲属死于大屠杀。他说因此自己对德国的大屠杀记忆具有一种特别的执迷，从90年代起遍访德国在统一后涌现的众多纪念场所。

但是他逐渐发现，虽然德国在凝视自己过去的罪行，但是它似乎只以一种静态的方式凝视它，只凝视这一桩罪行，为了给这件罪行保留一个特殊的历史地位而拒绝甚至压制将其他的罪行与它放在一起讨论。记忆和哀悼在变成教条，阻止人们借助历史来理解现实、预见未来。

比如，《在大屠杀的阴影下》一文提到，几年前有学者和艺术家试图在德国举行一场研讨会，其中一场讨论是将奥斯维辛和德国在1904年到1908年在前殖民地纳米比亚对当地Herero和Nama人的种族灭绝放在一起讨论，因为大屠杀的一些技术是在纳米比亚发展起来的。不料德国政府取消了给研讨会的资助，因为据说将这两场屠杀等量齐观属于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夷平”（levelling）的行为，不为德国官方倡导的大屠杀记忆文化所允许。大屠杀（Holocaust）被赋予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人类历史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与它都有本质区别。大屠杀被放到了历史之外。这种对大屠杀的记忆文化成为统一后德国国族认同的一部分。

与这种记忆文化配套的，是对以色列安全的无条件承诺。正如默克尔在2008年面对以色列国会的演讲中提到，保存大屠杀记忆和捍卫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理由”—— Staatsräson。（“国家理由”这个概念在西方更常用的是它的法语形式“raison d’état”，它源于中世纪欧洲的一种理论，主张国家出于捍卫自身生存或秩序的需要，有时不得不搁置一些法律或道德准则。这种理论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角色是一个争议话题。——作者注）在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之后，德国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重申了默克尔的表述。

格森在文中指出，德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无条件捍卫政策，包括在国内积极打压“反犹”行为，而它对“反犹”的界定十分成问题。德国近年采用了政府间组织“世界大屠杀记忆联盟”（IHRA）的特别宽泛的“反犹”定义：“反犹主义是一种对犹太人的看法，可以被表述为对犹太人的仇恨。反犹主义在修辞和和物理上的表现被指向犹太人或非犹太人个体或/和它们的财产，指向犹太社区机构和宗教设施。”格森并没有说这定义本身有什么问题，但指出IHRA为其配套了11种示范案例，其中包括“将当代以色列政策比作纳粹政策”、“否定犹太人的自决权，比如，宣称以色列的存在是一项种族主义事业。”将批评以色列纳入“反犹”范畴。

与此同时，格森提及在2020年出现了更加严谨、明确在“反犹”和批评以色列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加以区分的《关于反犹主义的耶路撒冷宣言》。尽管该宣言得到了众多学者背书，却至今未得到德国和其他政府的采纳。

格森文中提到，德国在2018年采纳了IHRA的定义（美国和欧盟25国也采纳了该定义），并设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部门“德国犹太生活和反击反犹主义联邦政府专员办公室”，全国数十名专员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展工作，此后德国报告的“反犹案件”持续增多，但是这些统计将涉及批评以色列的所谓“涉以色列反犹”案件和针对犹太宗教场所和人员的暴力袭击（真正的仇恨行为）混为一谈。这些专员的职责既无法律基础也没有明确界定，他们的任务通常是公开羞辱那些批评以色列和“将大屠杀去独一化”（de-singularizing the Holocaust）的人，比如前述试图将大屠杀与德国在纳米比亚的暴行放在一起讨论的学者和艺术家。

但是格森指出，德国并没有针对“反犹”的立法，仅在2019年，德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将效仿国际社会当年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抵制运动的针对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运动）视为“反犹”，建议避免将公共资金用于与该运动相关的活动。但即便没有法律约束力，但这项决议的威力非同一般——正因为德国政府在资助文化活动上非常慷慨，其撤资就格外具有威慑力。以至于，那位曾试图把奥斯维辛和纳米比亚放在一起讨论的艺术家告诉格森，专员办公室的设立，在德国制造出一种“麦卡锡主义式”的气氛。

这项“反BDS决议”的诞生过程耐人寻味。格森指出，这项决议最初提案由德国新兴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AfD）提出，其目的是把它同时作为自己进入主流政坛的门票和打击穆斯林移民的武器。被封装起来的大屠杀记忆已无法识别历史的韵脚。

讨论完德国之后，格森开始讨论东欧。在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纷纷展开对在本国领土上发生的大屠杀的纪念，并将其作为加入欧盟的入场券。但具体应当如何记忆大屠杀和本民族在其中的角色，却是充满争议的问题。在波兰，右翼政党法律与正义党在2015年上台后，试图将波兰民族在大屠杀中的角色塑造为德国占领的受害者与犹太人的保护者。但格森认为这并非事实，波兰国家和波兰人社群对犹太人的迫害才是主流。右翼对“正确记忆”的需要促使他们使用国家权力迫害研究波兰在大屠杀中角色的学者，格森本人也因为写相关案件而受到死亡威胁。

格森的笔锋继续向东，来到乌克兰。在这里，对本国领土上的大屠杀的纪念热潮与俄罗斯在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时间大致重合——两者都缘于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热情的高涨。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开始后，总统泽连斯基急切地争取以色列的支持，因此在同年3月在以色列国会发言时着意强调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命运纽带，将乌克兰人描述为二战中犹太人的拯救者（同样不是普遍现象），并将普京的俄国比作纳粹德国。在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泽连斯基又立即表达对以色列的声援。尽管乌克兰主流社会的相当一部分觉得自己国家和以色列有诸多共同之处，且希望乌克兰能“像以色列那样”——一个被群敌环伺，小而强的民主孤岛。但是另一些乌克兰人则认为她更像巴勒斯坦才对——都在抵抗殖民者的武力占领。

格森同时也指出，尽管乌克兰正面对侵略，并对以色列多有认同，但乌克兰独立后对与苏联作战的民族主义领袖兼法西斯主义者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暧昧态度持续至今。格森感叹道：人们总是如此难以理解，你的敌人的敌人未必是好人，受害者也可以同时是加害者。

而普京乐于把任何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表现打上“法西斯”和“纳粹”的标签。这来自于俄罗斯自身被刻意营造的、非历史的二战记忆——任何俄罗斯的敌人都是“纳粹”和“法西斯”，过去、现在。在此，格森又拿以色列与他最了解的俄罗斯做比较：正如以色列借大屠杀记忆将犹太人塑造为永恒受害者，以此合理化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和集体惩罚，不用在意巴勒斯坦人的浩劫与犹太浩劫的惊人的相似，普京则用苏联二战记忆营造俄罗斯民族作为永恒受害者的叙事，用它合理化对国内异己的镇压和对外侵略。

受害者身份垄断及其暴力，才是格森文章真正的核心主题，德国对大屠杀记忆的管理只是实现这种垄断的一种途径。正是在讨论这种垄断及其破除的时候，格森引入了汉娜·阿伦特和她备受争议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民族的审判，还是人类的审判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1960年代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很大程度上缘于阿伦特对“平庸的恶”这个概念的使用。她被指责为为罪犯开脱，冒犯对死难者的记忆，被称作“自我仇恨的犹太人”，被要求显示出一点“对以色列的爱”。在美国兴起了一场对她全国性的声讨，试图摧毁她在学术界的名声。

1960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阿根廷绑架了在那里隐姓埋名生活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前党卫队中校、纳粹对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将其带回以色列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审判。史无前例的部分原因在于，1945-46年的纽伦堡审判，起诉纳粹成员的罪名是侵略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但并没有专门针对大屠杀进行起诉。时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决心让全世界看到，犹太民族将在历史上第一次审判自己的加害者。

1961年，阿伦特同样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报道对艾希曼的审判。她主动选择了这个题，想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者，把握住这个可能是见到一个纳粹屠夫的唯一机会，了解对方的想法，探究纳粹给欧洲社会带来的道德沦丧。两年后，一系列报道被集结成书，即《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在书中专门讨论这场审判的法理和政治问题的《后记》中阿伦特记录道：本-古里安对审判定的基调是，审判的对象不是艾希曼个人，也不止是他背后的纳粹政权，而是“贯穿整个历史的反犹主义”。以至于，检察官的开庭陈词开篇出现了埃及法老和希伯来圣经中说服波斯国王灭绝犹太人的大臣哈曼（Haman）这些经典反犹主义形象，并引用了《以西结书》中“浴血存活”的段落，解释道这是以色列民族自诞生起就面对的任务。阿伦特评论道：这是“坏历史”和“廉价修辞”，与审判艾希曼本身的目的相左——艾希曼成了某种神秘宿命的无辜执行者，甚至或许是实现犹太民族的天命之必须。

在审判前发表的一系列文宣中，本-古里安宣称要通过这场犹太人对反犹主义的审判来同时教育全世界不同的受众——要让整个非犹太世界对犹太人感到羞愧；让在大屠杀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以色列人记住本民族的历史；让海外流散犹太人意识到犹太人在四千年的历史中从来都面对着“一个敌对的世界”，只有一个犹太国家才能让他们不再像绵羊般俯首认命，而是奋起反击；让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阿拉伯统治者受到震慑。

阿伦特评论道，审判确实给德国社会带来了强烈震动。在二战结束后的十五年里，“德国人自己并不十分关心，或者特别在意谋杀犯在他们的国家逍遥法外”。但是在以色列筹备审判的十个月里，西德却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狂热搜捕和起诉仍在国内的纳粹。因为时任总理阿登纳担心，对艾希曼的审判会在全世界掀起一轮新的反德情绪，事实也正是如此。阿伦特认为，德国社会早先的不情愿，缘于二战时期的整个德国国家机构的成员，而不止是纳粹党成员，都普遍参与了共谋，其中甚至包括阿登纳最重要的顾问、国务秘书汉斯·格罗布克（Hans Globke）。后者曾在第三帝国内政部任职期间曾为排犹的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案提供了法律背书，并制定法律让犹太人采用“Sarah”、“Israel”等中间名从而使其犹太身份更容易被辨别。

据以色列著名记者阿摩司·艾隆（Amos Elon）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2006年企鹅版撰写的长文《对汉娜·阿伦特的驱逐》（The Excommunication of Hannah Arendt，“excommunication”的字面意思是“革除教籍”，可见她所受到的反弹之强烈），本-古里安给审判设置的民族主义议程让阿伦特极度担忧。她早已对犹太复国主义幻灭。早在1945年，阿伦特写文章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早已经过了具备它浮现条件的时代，并有可能成为“我们时代的废墟上的一个活着的鬼魂”。

阿伦特认为，正是这种预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议程将审判框定为一场仅针对屠杀犹太人和“反犹主义”的审判，导致了它的失败。她赞同自己的师友、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观点，认为对犹太人的屠杀本质是一项实施在犹太人身体上的反人类罪行，因此本应被放在国际法框架下由一个“代表全人类的”国际特别法庭来审判，从而让它可以为未来反人类罪的审判提供先例。只有这么做，才能令世人警醒，避免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成为未来规模更大的屠杀范本。即便以色列已经宣称对案件的管辖权，但依然可以在下达判决之后宣布放弃执行判决，转而要求联合国成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来处理这起性质上史无前例的案件。通过不断问世界“该拿我们手上这个人怎么办？”，以色列可以鼓动国际舆论支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庭。

但以色列傲慢抗拒任何关于由国际法庭审判艾希曼的建议。用本-古里安的话说：“以色列不需要一个国际法庭的保护。”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庭直到1998年才成立，以色列至今不是其成员。2021年，国际刑事法庭宣布对2014年6月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战争罪展开调查，因为巴勒斯坦是其成员，所以其对此类案件拥有管辖权。以色列对此表示：“不会配合”。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副标题是“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把“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后来脍炙人口的短语作为书的中心命题，是因为阿伦特发现：艾希曼并不像检察官描述的那样是个嗜血魔鬼，他看上去平庸乏味，也并不仇恨犹太人。他犯下滔天罪行，只是因为他在官僚体系中勤勉博取上位，而并不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用她的话说，是“疏离现实和不思考”让艾希曼犯下滔天罪行。如果恶是庸常的，那么它可以是普遍的。这意味着，与艾希曼具有相似秉性的人在特定外部条件下也可能犯下反人类罪行。这和本-古里安想要的审判效果完全不同——他想让世界在艾希曼身上看到的是“反犹主义”的普遍和永恒，其暴行也可能重复，但受害者必然只有犹太人。

格森在《在大屠杀的阴影下》中也写到了阿伦特对这一命定论史观的不满。格森认为这来自希伯来圣经中关于亚玛力人（Amalek）的传说。亚玛力人是一个仅存在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中的民族，据说居住在现今以色列南部内盖夫沙漠，是古以色列人的邻居和宿敌。亚玛力人传说的功能是告诉犹太人，每一代犹太人都必然遇到恶邻，面临被对方灭绝的危险。对这种危险的笃信被以色列用来合理化其对“预防性暴力”（pre-emptive violence）的使用。

2023年10月28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动员地面部队进入加沙的演讲中说：“你们要记住亚玛力人对你们做了什么，我们的圣经说。”相关句子出现在希伯来圣经《申命记》中。在《撒母耳记》中，耶和华命令扫罗惩罚亚玛力人对以色列人的袭击，要他“攻打亚玛力人，彻底毁灭他们所有的一切，不可怜惜他们。无论男女、孩童，或吃奶的婴儿，牛羊、骆驼、驴子，都要杀死。”——在战争动员中引用亚玛力人传说无异于号召士兵对巴勒斯坦平民进行集体惩罚和无差别杀戮。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1960年代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很大程度上缘于阿伦特对“平庸的恶”这个概念的使用。记者阿摩司·艾隆的文章提到，她被指责为为罪犯开脱，冒犯对死难者的记忆，被称作“自我仇恨的犹太人”，被要求显示出一点“对以色列的爱”。在美国兴起了一场对她全国性的声讨，试图摧毁她在学术界的名声。大量声讨她的文章对她的观点进行歪曲，很多激烈抨击她的人从未读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汉娜·阿伦特若是在今天的德国得不到汉娜・阿伦特奖”，一位阿伦特传记作者在评论眼前的这场围绕汉娜·阿伦特奖的争议时写道。

永恒政治

美国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2018年出版的《通向不自由之路：俄国、欧洲、美国》呈现了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政治的威权主义转变与实现这种转变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技术，以及俄罗斯如何将这种政治向美国与欧洲输出，成功侵蚀其民主。书中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必然性政治（politics of inevitability）与永恒政治（politics of eternity）。

斯奈德写道：“必然性政治的崩溃迎来另一种时间经验：永恒政治。必然性政治向所有人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而永恒政治则将一个民族放在一个循环的受害者身份故事的中心。时间不再是一条进入未来的线，而是一个不断回到过去的威胁的圈。”

在俄罗斯，“必然性”曾是苏联时期对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通向“人间天堂”的信条，而“永恒”则是今日普京统治下的“通三统”——将君主制时代、苏联、当代俄罗斯的历史融合为一个关于俄罗斯民族对抗西方道德和政治威胁的同质流转的连续体，原点是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他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作为同一个民族的诞生。无论是卫国战争和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都是对这个原点的重返。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俄罗斯始终是实施反击的受害者。

而以色列一直在永恒政治中。只不过它的永恒政治得到了更多的国际默许和帮衬。斯奈德说，从必然性政治转变为永恒政治的过程就是通往不自由之路。那么，当以色列的永恒政治被反击“亚玛力人”的战争巩固，这对这座“民主孤岛”的民主意味着什么？

以色列选民近年大幅右转，在2022年11月选出了该国历史上最宗教保守、最民族主义的极右翼政府。新政府甫一上台便着手推行一项“司法改革”，意图限制司法制衡权和独立性，为推行扩建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限制性少数群体权利等极右翼议程提供便利。此举引发规模空前、持续不断的全国性抗议，试图捍卫以色列尚存的民主、世俗和多元。仅仅是哈马斯的袭击才让这场政治危机暂时缓和。但几个月前街头的民主热望并没有让几个月后对加沙的围攻多一点人道。

斯奈德认为，唯一能让人摆脱永恒与必然性政治的是“历史”——是对连续性中的变化、对结构中的人类能动性的体认，而非神话与教条。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从反历史的“国家理由”拯救开放辩论、国际规则与政治伦理，反思二战塑造的国际秩序的同时避开犬儒的陷阱，加沙正因这些任务的未完成而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