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大屠殺」：美國社會多重現實裏的「反猶主義」

在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事件發生近兩月後，2023年12月初，反誹謗聯盟（ADL）——一個自稱致力於對抗反猶主義、維護猶太人公民權利、在美國猶太人社群裏影響甚大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在其網站發布了一份聳人聽聞的報道：與去年同時期相比，針對猶太美國人的攻擊和騷擾從少於500件猛增至多於2000件，翻了三倍有餘之多。

ADL 將反猶主義的罪魁禍首指向了縱容激進學生的美國高校。在11月出版的另一份報告中，ADL 指出，美國校園中近四分之三的猶太學生「經歷或目睹過反猶太主義」。「任何學生都不應感到有必要隱藏自己的宗教或文化身份。任何家長都不應該懷疑把孩子送到某些學校是否安全，但這就是當今美國猶太人的悲慘現實，大學管理者需要覺醒，認識到猶太學生現在特別需要保護」，ADL 主席 Jonathan Greenbalt 補充道。針對高校裏「無處不在」的反猶主義，ADL 呼籲國稅局和聯邦調查局對諸如「巴勒斯坦正義學生團體」（SJP）等激進學生組織進行反恐主義調查。

與ADL聳人聽聞的報道相呼應的，是來自美國各界精英針對高校源源不斷的輿論壓力：2023年10月底，伯克利法學院院長 Erwin Chemerinsky 在《洛杉磯時報》發文，稱作為一個歷經過上世紀中旬猖狂的反猶主義的七旬猶太美國人，從未在「一生中見過過去幾周似的反猶主義」，呼籲美國高校正視其反猶主義問題；他的同事、同為伯克利法學院教授的 Steven Solomon 甚至在《華爾街日報》上針對僱主寫道，「別再招募我反猶主義的法學生了！」；由二十多家大型律所組成的團體致信美國各地的法學院，譴責其校園內的「反猶太活動」；包括 Bill Ackman 在內的億萬富豪們則向他們的母校公開喊話，稱若母校不改善反猶主義問題，將停止提供數以百萬計的捐款；11月，聯邦政府正式開啓對哥倫比亞大學、庫珀聯合學院和康奈爾大學的反歧視調查；同月，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羅格斯大學和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系統在內的高校暫停校內巴勒斯坦正義學生團體」（SJP）的活動…

一時間，「反猶主義」、「精英高校」、「激進抗議」成了美國主流媒體頭版報道中經常出現的關鍵詞。作為進步主義堡壘的美國高校，一夜間似乎成了反猶主義的溫床——美國高校究竟在發生些什麼？反猶主義是否真的有那麼猖獗？充斥着整個下半年，輿論場內針對反猶主義的爭議究竟從何而來？

建制政壇的壓力：極化政界的公約數

徹底引爆美國學界有關反猶主義和高校應對措施激烈爭論的事件，是在上述一系列輿論事件後，12月5日衆議院教育與勞動力委員會針對高校管理層應對反猶言論的聽證會。

而這場聽證會充滿爭議的焦點，無疑來自紐約的共和黨衆議員 Elise Stefanik 對三位頂尖美國學府校長——哈佛大學的 Claudine Gay，賓夕法尼亞大學的 Elizabeth Magill 和麻省理工學院的 Sally Kornbluth 的一句質詢：「在你的校園裏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言論是否構成霸凌或是騷擾？是還是不是？」面對提問，三位校長的答案並未以「是」或「不是」直接回答Stefanik的質詢，而是幾乎充斥着一樣的含糊其辭與語焉不詳。

以在聽證會後辭職的賓大校長 Magill 為例，在收到 Stefanik 質詢後，Magill 先是回答到，「如果這樣的言論變成了實際行動，它可以成為騷擾。」就此，Stefanik 議員繼續追問，「我問的具體是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言論。這是否構成霸凌或者騷擾。」Magill 校長仍未正面回答：「如果該言論有針對性、非常嚴重、且普遍，那就是騷擾…這取決於具體情況…如果（歧視性的）言論變成了具體的行動，它可能構成騷擾。」

大學校長們打太極式的官腔回答，並沒有獲得 Stefanik 和其他國會議員的理解。在這場國會聽證會之後，美國橫跨兩黨的政治精英建制派迅速做出了共識式的回應：白宮、衆議院和兩黨的建制派議員、州長們皆迅速發布了譴責三位校長和反猶主義的聲明，稱他們在被問及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呼籲，是否違反了大學關於欺凌和騷擾的政策時「閃爍其詞，不屑一顧」，未能「簡單地譴責這種行為」。《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橫跨左右的主流媒體也使用了「災難性的」、「不負責任的」等言辭激烈的形容詞形容三位校長糟糕的表現。

在聽證會結束的四天後，賓大校長 Magill 和賓大董事會主席 Scott Bok 主動引咎辭職。一週之後，在一片爭議聲中，哈佛董事會重申了對校長 Gay 的支持，然而，其博士論文卻被翻出有不恰當引用，被懷疑有作弊嫌疑。一時間，美國最著名的兩所高校的校園裏充滿了政治內鬥的不確定。美國時間1月2日，Gay 也表示從哈佛辭去校長職務，其6個月2天的任期成為哈佛歷史上在任時間最短的校長。

然而，稍加審視，就可以發現，與建制精英斬釘截鐵的價值判斷不同，興起了一陣學界腥風血雨的提問本身就是一個精心設計、難以給出回答的語言陷阱。首先，Stefanik 的質疑完全是虛構的。自10月7日以來，並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表明，在這三所精英學府的學生抗議中，出現了「屠殺猶太人」這樣的口號。難怪，面對 Stafanik 的提問，MIT 校長 Kornbluth 顯得有些一頭霧水：「我從未在我們的校園聽聞過針對猶太人實施大屠殺的論調」。Stafanik 的提問預設了「屠殺猶太人」已經在美國高校成為一句普遍的口號和流行的想法，但她本人也並未解釋這一假設性問題有何現實來源。

其次，在法律層面上，Stefanik 的提問並非一句簡單的「是」或「不是」就能回答。從相關法律而言，縱使有學生提出「屠殺猶太人」這一口號，但歧視性言論是否構成「騷擾」這一問題，美國高院曾在1999年 Davis v. Monroe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 一案中設立了針對騷擾行為的標準：要將語言視為歧視性騷擾，它必須「非常嚴重、普遍、客觀上具有攻擊性，可以說剝奪了受害者……獲得學校提供的教育機會或福利的機會」。美國律師協會也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歧視性言論的「具體情形有助於確定該行為是否屬於學校政策下的可訴行為或受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行為」。

Stefanik 巧妙地提到了各大學「關於欺凌和騷擾的規定」，這讓校長們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學校規則和法條執行的技術性語言上，而非各校對於反猶主義的具體立場。校長們的回答也正是針對這些技術性的法律語言——作為美國最為頂尖的憲法學者，且經由華爾街大律所進行公關準備的賓大校長 Magill，幾乎是逐字逐句引用了高院和律師協會對於騷擾行為的定義，對於更具爭議性的反猶主義具體行徑卻總顧左右而言他，這是因為 Stefanik 的提問本就充滿了很強的假設性、且很難找到法理依據。

其三，作為前總統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曾在2020年拒絕承認拜登勝選的 Stefanik，其質疑自由派精英大學做派的政治動機也非常令人懷疑。事實上，和許多在聽證會後站出來攻擊美國高校充斥着反猶主義的共和黨議員一樣，Stefanik 在過去是反猶主義的「大替代理論」（Great Replacement）的擁簇者。「大替代理論」在歷史上宣揚統治階級的猶太人正在策劃將有色人種大規模移民到西方國家，以取代這些國家的白人人口。2021 年，Stefanik 的競選團隊曾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稱，民主黨人計劃通過允許非法移民入境來取代白人選民；這是一個歷史上典型的反猶主義陰謀論——若像 Stefanik 這樣的極右翼共和黨人真的對反猶主義感興趣，他們應該先向自己開炮。

另外，也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美國社會當下「文化戰爭」的語境裏，精英學府通常被保守派視作遏制言論自由、傳播左派思想的大本營。過往，保守派往往以「取消文化」為由，抨擊美國高校因政治立場原因取消保守派學者和活動家的校園活動；然而，在「反猶主義」面前，過往保守派絕對言論自由式的政治原則似乎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呼籲大學校長下台、取締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組織的呼聲——「取消文化「與「反猶主義」，似乎都只是用來噤聲不同意見的狗哨。

12月初的這場國會聽證會，與其說是對美國精英學府內反猶主義的質詢，更像是一場預先張揚的謀殺，一次結果早已被內定的過場審判。國會針對三位校長的關鍵提問，基於一場建制精英想象出來，但並沒有在現實中的校園裏發生的「大屠殺」。「反猶主義」這頂指控嚴肅的大帽子，在聽證會之後，又未經審視地經由主流媒體迅速扣在了這些學校頭上；指控高校有「反猶」之嫌，瞬時成了極化的美國政壇最大的政治公約數。

語言的硝煙：「反猶主義」的模糊面貌

然而，經由 ADL 等親以色列政府組織的曲解，「反猶主義」一詞在近年的美國政壇已經變得愈發面目模糊、難辨其義。在2016年，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一個由前瑞典首相 Göran Persson 牽頭成立，致力於推廣大屠殺教育和研究的非政府組織——採用了一版新的反猶主義定義，將「某種可以通過言語和行動表達對猶太人仇恨的看法」定義為反猶主義。

這一版反猶主義定義乍一眼看並無問題，然而，IHRA 在其官方定義之後附了11個具體的反猶主義的例子——需要注意的是，這些例子並非是 IHRA 官方反猶主義的一部分，但在實踐中，這些例子被包括歐盟、英國政府在內的多個西方政府機構視作是反猶主義定義的一部分。在這其中，又以其中兩條最具爭議：第七個例子將「拒絕猶太人擁有自決權」的行為定義為反猶主義，並明確指出「聲稱以色列的存在是種族主義的」構成反猶主義——這也就是我們常在公共輿論中聽到的，有關「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是否構成反猶主義」這一辯論的來由；第十個例子則指出，反猶主義包含「對以色列施以雙重標準，要求以色列政府擁有高於其他民主政府的行為標準」。在此標準下，將「當代以色列政府政策與納粹政策對比」的行為也被定義為反猶主義。

很顯然，這種將反猶主義等同於對以色列政府批評的定義於情於理都站不住腳——若其中邏輯推而廣之，那麼批評中國政府對於維吾爾族實施大規模集中教育的行為，也可以被理解成是反華種族主義。這一版反猶主義定義因此招致了大量學者的批評：2021年，350多名研究反猶主義、大屠殺研究及相關領域的著名學者拒絕接受 IHRA 的定義，並草擬了《耶路撒冷反猶太主義宣言》，明確指出批評和反對以色列政府及猶太復國主義並不能被等同於反猶主義。2022年11月，128位相關領域的學者在一封公開信中發出警告： 「不要讓聯合國受困於一個模糊和被武器化的反猶主義定義」。

事實上，對於反猶主義的再定義和寬泛闡釋並非是 IHRA 首開先河。在本世紀初，在諸如美國猶太協會、歐洲猶太議會等親以色列政府團體的推動下，歐洲種族和排外主義監控中心（EUMC）首次推出了新一版的「反猶太主義工作定義」，其中列舉了「當代反猶太主義的例子」。這其中就包括與批評以色列政府有關的例子。由於該版定義將對以色列的批評與事實上的反猶主義混為一談，因而受到了大量學者、律師和活動家的批評；在此之後，EUMC 的繼承機構基本權利機構（FRA）放棄了該定義，並於2013年將其從網站上刪除。親以色列政府團體轉而投向包括 IHRA 在內的國際人權機構，期望通過擴大和模糊化反猶主義的定義，來減少國際輿論中對以色列政府種族隔離和軍事化管理佔領地區的批評。

儘管 IHRA 在定義反猶主義時，可能並未考慮其與以色列政府相關的政治後果，也並未將上文所述的頗具爭議性的附例當作是反猶主義官方定義的一部分，但在親以色列團體的遊說下，這些例子被西方政府機構廣泛使用，將對以色列的批評與反猶偏見混為一談。

據相關學者統計，自IHRA推出新的反猶主義定義以來，在歐洲已有50餘例學者和活動家因批評以色列政府而受到反猶主義指控、職業影響受到發展的案件。在美國，本文開頭的 ADL 一直致力於推動美國各級聯邦政府採納 IHRA 的反猶主義例子——事實上，10月7日之後，在賓大官方推出的「對抗反猶主義行動計劃」中，就依照 IHRA 來定義反猶主義，默許了批評以色列政府的言論可以被等同於反猶主義。在哈佛大學於11月成立的對抗反猶主義建議小組中，受迫於富有的捐助者的政治壓力，Gay 校長並沒有聘用曾簽署《耶路撒冷反猶太主義宣言》、研究反猶主義的頂尖猶太學者 Derek Penslar，而是聘用了一個大部分成員皆支持 IHRA 定義的工作小組。

在將對以色列的批評與反猶偏見混為一說之後，許多原來並非「反猶」的行為，諸如抗議以色列政府無差別轟炸平民、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等，也被 ADL 等建制猶太社會組織順理成章地算做了反猶行為。在 ADL 有關反猶主義在高校的調查中，將「學生因其對以色列政府的看法而感到不安全」也算做是反猶主義的體現。這導致了我們根本無法得知，在 ADL 所說的「2000多起」反猶主義事件中，到底有多少是因為事實上的針對猶太人的偏見，又有多少僅僅是因為政見不同所導致。

「多重現實」：是平權還是仇恨？

這種對於詞彙的挪用和別有用意的再定義，還出現在美國建制精英對於學生抗議者常使用的口號和遊行標語的有意誤讀之上：一些本意為爭取巴勒斯坦人民平權的標語，在被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建制精英解讀後，卻充滿了仇恨與偏見。

這種不公平的解讀在國會聽證會中屢屢皆是。在質詢哈佛大學校長過程中，Stefanik 這麼評論道常被學生抗議者所提及的「Intifada」一詞：「你要知道，在以色列-阿拉伯衝突中，『Intifada』一詞實際上是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類似地，諸如ADL等親以色列政府組織也宣稱，對於猶太人和以色列人而言，聽到「Intifada」這個口號就會認為「是（巴勒斯坦人）在號召對以色列不分青紅皁白地使用暴力。並有可能對全世界的猶太人和猶太機構使用暴力」。這顯然是對這一阿拉伯詞彙的強行曲解——「intifada」直譯為「掙脫」，在這場衝突的語境裏指代的是8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在佔領地發生的兩次針對以色列軍事統治、有暴力成分也有非暴力成分的大起義，而非針對猶太人的、被想象出來的「大屠殺」。

類似的短語還有「從河到海，解放巴勒斯坦」。根據親以色列政府的美國猶太人委員會（AJC）所言，這句流行於同情巴勒斯坦集會的標語「是恐怖組織及其同情者的集結號….也是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動分子、尤其是大學裏的學生活動分子的常用口號。它呼籲建立一個從約旦河到地中海的巴勒斯坦國，消滅以色列國及其人民」。在國會聽證會之前，被指控「反猶」的哈佛大學校長 Claudine Gay 也在其發給全校的郵件中譴責這句標語，宣稱該標語傳達了某種「特定的歷史含義…對許多人來說，這種歷史含義意味着將猶太人從以色列根除，並在我們的猶太社區中引發痛苦和生存恐懼」。

然而，對於不少巴勒斯坦活動家而言，「從河到海，解放巴勒斯坦」象徵的僅僅是讓巴勒斯坦人獲得平等的回歸權和選舉權的願景。事實上，諷刺的是，將這句從60年代起，在海外巴勒斯坦社群逐漸流行開的標語寫入正式文件的，正是內塔尼亞胡的極右翼利庫德黨。在1977年的黨章中，為了回應巴勒斯坦人對於回歸權和公民權的要求，該黨寫到，「從河到海，只能有一個以色列政權…猶太人民對以色列土地的權利是永恆的、無可爭辯的，並與享有安全與和平 的權利聯繫在一起」。

這些由親以色列政府團體推動的對於反猶主義語言的再定義，已經在美國當下的公共語境中建構起了「多重現實」：一方面，美國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的美國猶太人，對於以色列政府的支持逐年下滑，對於美國政府管制向以色列武器出口、制裁以色列人權問題的呼聲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對於同情以色列政府的建制精英和老一輩猶太美國人而言，這樣子的呼聲是對他們世界觀的衝擊——他們更願意相信對於年輕人抗議的惡意解讀。

在美國文化評論雜誌《N+1》上，文學教授 Saree Makdisi 如此評論2023年美國公共輿論界的怪現狀：「當同樣的謊言和歪曲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時，它們就開始具有了現實感——而現實本身，通過扭曲的鏡頭來看，也變得面目全非。如此之多的美國猶太人開始內化這樣一種說法，即全國爆發的抗議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暴力活動實際上是對他們的人身安全，甚至是生存的威脅，這能有什麼奇怪的呢？」

自國會聽證會以來，已有數位法律專家指出，IHRA 的反猶主義定義不但模糊不清、語意不明，且在親以色列政府組織呼籲聯邦調查局和國稅局對「激進學生組織」展開反恐主義調查、整個公共輿論充斥着對「伊斯蘭恐怖主義」沒有實證的恐慌和焦慮的大背景下，有造成侵犯學生言論自由、大規模蠶食學術機構公共討論空間的可能。

誠然，反猶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皆是民主社會內危害社會秩序、製造恐懼與分歧的思潮，應該被負責任的政客同等地反對。然而，現實情況是，在對以色列政府盲目的支持和信任下，建制派和官方一方面對反猶主義做出過度的反應，另一面對伊斯蘭恐懼充斥着不切實際的想象。

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極化的美國社會已經愈發看到這種不公平對待的嚴重後果：不計其數的學者因其同情巴勒斯坦的政治立場而被取消學術講座資質；法學生被未來僱主取消工作邀約；巴勒斯坦裔學生在佛蒙特州被人持槍襲擊….這些針對學生和活動家的攻擊和噤聲是系統性和極其普遍的，但它們並未佔據《紐約時報》的頭版，也並不是一場全國矚目的國會聽證會的主題，也並未招致藤校的校長們設立專門的工作小組來處置。

不同政見的學生群體被主流建制區別對待，其原因恐怕未必是冠冕堂皇的種族歧視，而是親以色列社會團體在近二十年來孜孜不倦的遊說努力。令人失望的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針對美國高校內「激進學生」不誠實的指控和調查要求，在 ADL 等政治影響力頗大的社會組織、大律所、億萬富翁和一些主流媒體的呼聲下，可能並不會減弱——當一場事實上的大屠殺可能仍在加沙展開時，美國公共輿論場裏一場主流建制想象的「大屠殺」所帶來的別樣寒噤，折射出的是一個極化社會里的多元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