險被剝奪的漢娜·萼蘭獎，和「歷史之外」的大屠殺記憶

12月13日上午，《紐約客》雜誌專職作家瑪莎·格森（Masha Gessen）準備飛往德國不萊梅。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Heinrich Böll Stiftung，德國綠黨旗下基金會，綠黨為當前德國三黨執政聯盟一員）和不萊梅市參議院即將在兩天後向格森頒發「漢娜·萼蘭政治思想獎」，表彰其對「美國和俄羅斯社會對政治潮流與衝突」，其中的「權力博弈」、「極權趨勢」、「公民不服從」和「對自由的熱愛」的書寫。但是，格森發現，頒獎儀式被取消了。

伯爾基金會稍早發布了一則聲明，宣布由於格森在四天前發表在《紐約客》的一篇文章將加沙比作納粹佔領下的歐洲的猶太人隔都（ghettos，又譯作「猶太人聚居區」），並將以色列當前對加沙的進攻比作納粹對猶太人隔都的摧毀（liquidation），因此決定退出原定於15日在不萊梅的頒獎儀式。緊接着，當地一所大學也取消了依慣例在頒獎次日在校園舉行的討論會，理由是因為格森的文章會讓學校觸犯一項法律。據格森所知，德國並沒有這樣的法律，他（格森自我認同為中性性別，新興的英文中性第三人稱代詞為「they」，但中文中沒有中性第三人稱代詞，這裏姑且用中文原先不分性別的「他」——作者注）估計學校指的是他文中討論的德國議會2019年通過的一項關於譴責「BDS運動」（針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政策的「抵制、撤資、制裁」運動）的決議。

這可能是對同一天早些時候漸強的呼聲的反應。德國以色列協會不萊梅分會主席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主辦方取消頒獎，表示把獎授予格森是表彰一個「思想與漢娜・萼蘭形成強烈反差的人」，向其頒發這一榮譽「與對抗上升中的反猶主義的必要決定相沖突」……格森能將加沙與納粹的猶太人隔都相比「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他懷有一種「對猶太國家的根深蒂固的和根本性的負面偏見」。萼蘭獎的兩位創始成員也呼籲取消頒獎，他們的公開信寫道：「瑪莎·格森用他有關中東衝突的表述取消了自己的資格，以一種敗壞所有參與頒獎儀式的人的名譽的方式，尤其是德國猶太裔思想家漢娜・萼蘭。」

失敗的噤聲企圖

格森的批評者們聲稱其思想與萼蘭牴觸，因此不配得獎，但只要對萼蘭有基本了解，便知道她本人也是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政策的激烈批評者。

觀察者很快指出這起事件包含的諷刺。因為這些德國機構的反應恰恰印證了格森那篇成為衆矢之的的文章《在大屠殺的陰影下：歐洲的記憶政治如何阻礙我們今天看清以色列和加沙》的一大主題，即當代德國關於二戰大屠殺的特定的記憶文化，及其對「向猶太人負罪」這個「國家人設」的表演性塑造，使其用「反猶」指控壓制一切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的批評和譴責。這種官方立場並無法律基礎或效力，卻經常以拒絕或剝奪德國政府慷慨的文化資助的形式來發揮作用。格森在文中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清醒地意識到將加沙的人道慘劇與大屠殺相比會讓自己陷入麻煩。而結果正如他所料。

平添另一層諷刺的是，涉事獎項以德國猶太裔哲學家漢娜・萼蘭（Hannah Arendt）為名，格森的批評者們聲稱其思想與萼蘭牴觸，因此不配得獎，但只要對萼蘭有基本了解，便知道她本人也是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政策的激烈批評者。《在大屠殺的陰影下》中便提及，萼蘭本人在1948年就將以色列保守民族主義政黨赫魯特黨比作納粹和法西斯政黨。1960年代，她對以色列審判大屠殺主要組織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著名報道，批評時任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拒絕將大屠殺作為具有潛在普遍性的反人類罪行交給一個國際法庭審判，處心積慮將審判打造成一場針對「反猶主義」的「演審」（show trial），以服務於以色列的國家建構。這為她招致聲勢浩大的聲討和攻擊，強度遠超格森所受的待遇。

在猶豫了一小時後，格森決定按原計劃飛往不萊梅。第二天他發了一條推特：「你會以為，在人們關注萼蘭獎鬧劇的時候，我會被媒體的電話和短信淹沒。你錯了。沒有一位德國記者聯繫我請我評論。」次日又發了一條：「更新：現在要我評論的請求已經多過我能應付的程度（但我在努力）。」

或許是隨之而來的大量報道和聲援讓主辦方很快改變了決定，或許是因為主辦各方之間本來就有不同意見，最終堅持頒獎的意見佔據了上風，或許是格森本人的猶太身份為他提供了特殊的保護。不管怎樣，他們還是在比原計劃晚一天在不萊梅把獎頒給了格森。只不過，儀式規格和規模都極度縮水，變得更像是場私人聚會。

伯爾基金會在18日又在柏林舉辦了一場規模稍大的討論會，以實現「更細緻的對話」（nuanced dialogue），邀請格森與基金會的兩名聯合主席對談。根據現場實況，討論會場面尷尬，雙方並未實現有效對話。兩位主席試圖謹慎拿捏一條中間路線：依然堅持拒斥格森將加沙與猶太人隔都的對比，並標榜本機構和德國國家崇尚言論自由——因為獎還是頒了，討論會還是做了。格森則針鋒相對，變本加厲地宣讀和比較被圍攻的加沙居民與二戰猶太隔都居民的證詞，指出兩段歷史的驚人相似，重申對歷史事件進行比較是人類以後見之明避免慘劇重演的重要途徑。至於此事反映的德國在巴以問題上的言論自由尺度，格森說道：「這是一場失敗的噤聲企圖，我很高興它失敗了。它不僅失敗了，而且適得其反。如果不是因為圍繞頒獎的爭議，就不會有那麼多人關注我《紐約客》的文章，它也不會被完整翻譯成德語發表在《明鏡》。我想，這不是那些決定退出（頒獎）的人的意圖。」他還說，這起事件對他個人的一課是，「要堅持讓對話發生。」

顯然，對格森來說，領獎已經不再事關個人榮譽，而是要把這場爭議變成一場思想史事件，用這起事件在10月7日哈馬斯襲擊後以色列對加沙的軍事行動已造成近兩萬加沙平民喪生（截止今年1月2日已超過2.2萬）、加沙民衆面臨普遍飢餓，與此同時「反猶」指控被用來在德國街頭抓捕聲援巴勒斯坦抗議者、在美國大學恐嚇學生、逼校長下台的局面下，說出濫用這種指控的荒謬。而在更深的層面，他重申《在大屠殺的陰影下》一文的觀點：歐洲、美國和以色列對二戰大屠殺的特定記憶和哀悼方式拒絕承認屠殺發生原因的普遍性，這不僅阻礙人類從歷史中學習、因歷史而警醒，反而被用來合理化以色列的暴力。而這正是萼蘭在60年前報道艾希曼審判時發出的警告。

在多個維度上，格森都是最適合獲得一項以漢娜·萼蘭為名的政治思想獎的人，獎的險被剝奪及背後的原因正是其中一個維度。

被壟斷的受害者身份

雖然德國在凝視自己過去的罪行，但是它似乎只以一種靜態的方式凝視它，只凝視這一樁罪行，為了給這件罪行保留一個特殊的歷史地位而拒絕甚至壓制將其他的罪行與它放在一起討論。記憶和哀悼在變成教條，阻止人們藉助歷史來理解現實、預見未來。

瑪莎·格森於1967年出生於一個莫斯科的猶太家庭，1981年移民美國，1991年他作為記者回到俄羅斯，報道蘇聯解體後的社會轉型，並積極參與當地的性少數運動，直到2013年重返美國。他至今持有俄羅斯和美國雙重國籍。根據《在大屠殺的陰影下》文中陳述，他的曾祖父是波蘭猶太人，在生命的最後三年生活在納粹黨衛隊設立的比亞韋斯托克猶太人隔都（Białystok Ghetto），死於馬伊達內克（Majdanek）滅絕營。格森曾在90年代在波蘭花了三年時間追尋其曾祖父在韋斯托克的痕跡，寫了他的第一本敘事體書。除了曾祖父，他還有多名親屬死於大屠殺。他說因此自己對德國的大屠殺記憶具有一種特別的執迷，從90年代起遍訪德國在統一後涌現的衆多紀念場所。

但是他逐漸發現，雖然德國在凝視自己過去的罪行，但是它似乎只以一種靜態的方式凝視它，只凝視這一樁罪行，為了給這件罪行保留一個特殊的歷史地位而拒絕甚至壓制將其他的罪行與它放在一起討論。記憶和哀悼在變成教條，阻止人們藉助歷史來理解現實、預見未來。

比如，《在大屠殺的陰影下》一文提到，幾年前有學者和藝術家試圖在德國舉行一場研討會，其中一場討論是將奧斯維辛和德國在1904年到1908年在前殖民地納米比亞對當地Herero和Nama人的種族滅絕放在一起討論，因為大屠殺的一些技術是在納米比亞發展起來的。不料德國政府取消了給研討會的資助，因為據說將這兩場屠殺等量齊觀屬於將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夷平」（levelling）的行為，不為德國官方倡導的大屠殺記憶文化所允許。大屠殺（Holocaust）被賦予了一個獨一無二的位置，人類歷史的任何其他事件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與它都有本質區別。大屠殺被放到了歷史之外。這種對大屠殺的記憶文化成為統一後德國國族認同的一部分。

與這種記憶文化配套的，是對以色列安全的無條件承諾。正如默克爾在2008年面對以色列國會的演講中提到，保存大屠殺記憶和捍衛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國的「國家理由」—— Staatsräson。（「國家理由」這個概念在西方更常用的是它的法語形式「raison d’état」，它源於中世紀歐洲的一種理論，主張國家出於捍衛自身生存或秩序的需要，有時不得不擱置一些法律或道德準則。這種理論在現代民主制度中的角色是一個爭議話題。——作者注）在哈馬斯於2023年10月7日襲擊以色列之後，德國副總理羅伯特·哈貝克重申了默克爾的表述。

格森在文中指出，德國對以色列安全的無條件捍衛政策，包括在國內積極打壓「反猶」行為，而它對「反猶」的界定十分成問題。德國近年採用了政府間組織「世界大屠殺記憶聯盟」（IHRA）的特別寬泛的「反猶」定義：「反猶主義是一種對猶太人的看法，可以被表述為對猶太人的仇恨。反猶主義在修辭和和物理上的表現被指向猶太人或非猶太人個體或/和它們的財產，指向猶太社區機構和宗教設施。」格森並沒有說這定義本身有什麼問題，但指出IHRA為其配套了11種示範案例，其中包括「將當代以色列政策比作納粹政策」、「否定猶太人的自決權，比如，宣稱以色列的存在是一項種族主義事業。」將批評以色列納入「反猶」範疇。

與此同時，格森提及在2020年出現了更加嚴謹、明確在「反猶」和批評以色列與猶太復國主義之間加以區分的《關於反猶主義的耶路撒冷宣言》。儘管該宣言得到了衆多學者背書，卻至今未得到德國和其他政府的採納。

格森文中提到，德國在2018年採納了IHRA的定義（美國和歐盟25國也採納了該定義），並設立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部門「德國猶太生活和反擊反猶主義聯邦政府專員辦公室」，全國數十名專員在國家和地方層面開展工作，此後德國報告的「反猶案件」持續增多，但是這些統計將涉及批評以色列的所謂「涉以色列反猶」案件和針對猶太宗教場所和人員的暴力襲擊（真正的仇恨行為）混為一談。這些專員的職責既無法律基礎也沒有明確界定，他們的任務通常是公開羞辱那些批評以色列和「將大屠殺去獨一化」（de-singularizing the Holocaust）的人，比如前述試圖將大屠殺與德國在納米比亞的暴行放在一起討論的學者和藝術家。

但是格森指出，德國並沒有針對「反猶」的立法，僅在2019年，德國議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將效仿國際社會當年反對南非種族隔離的抵制運動的針對以色列的「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BDS運動）視為「反猶」，建議避免將公共資金用於與該運動相關的活動。但即便沒有法律約束力，但這項決議的威力非同一般——正因為德國政府在資助文化活動上非常慷慨，其撤資就格外具有威懾力。以至於，那位曾試圖把奧斯維辛和納米比亞放在一起討論的藝術家告訴格森，專員辦公室的設立，在德國製造出一種「麥卡錫主義式」的氣氛。

這項「反BDS決議」的誕生過程耐人尋味。格森指出，這項決議最初提案由德國新興極右翼政黨另類選擇黨（AfD）提出，其目的是把它同時作為自己進入主流政壇的門票和打擊穆斯林移民的武器。被封裝起來的大屠殺記憶已無法識別歷史的韻腳。

討論完德國之後，格森開始討論東歐。在蘇聯解體後，東歐國家紛紛展開對在本國領土上發生的大屠殺的紀念，並將其作為加入歐盟的入場券。但具體應當如何記憶大屠殺和本民族在其中的角色，卻是充滿爭議的問題。在波蘭，右翼政黨法律與正義黨在2015年上台後，試圖將波蘭民族在大屠殺中的角色塑造為德國佔領的受害者與猶太人的保護者。但格森認為這並非事實，波蘭國家和波蘭人社群對猶太人的迫害才是主流。右翼對「正確記憶」的需要促使他們使用國家權力迫害研究波蘭在大屠殺中角色的學者，格森本人也因為寫相關案件而受到死亡威脅。

格森的筆鋒繼續向東，來到烏克蘭。在這裏，對本國領土上的大屠殺的紀念熱潮與俄羅斯在2014年入侵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的時間大致重合——兩者都緣於烏克蘭加入歐盟的熱情的高漲。在2022年2月俄羅斯全面入侵開始後，總統澤連斯基急切地爭取以色列的支持，因此在同年3月在以色列國會發言時着意強調烏克蘭和以色列的命運紐帶，將烏克蘭人描述為二戰中猶太人的拯救者（同樣不是普遍現象），並將普京的俄國比作納粹德國。在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襲擊後，澤連斯基又立即表達對以色列的聲援。儘管烏克蘭主流社會的相當一部分覺得自己國家和以色列有諸多共同之處，且希望烏克蘭能「像以色列那樣」——一個被群敵環伺，小而強的民主孤島。但是另一些烏克蘭人則認為她更像巴勒斯坦才對——都在抵抗殖民者的武力佔領。

格森同時也指出，儘管烏克蘭正面對侵略，並對以色列多有認同，但烏克蘭獨立後對與蘇聯作戰的民族主義領袖兼法西斯主義者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曖昧態度持續至今。格森感嘆道：人們總是如此難以理解，你的敵人的敵人未必是好人，受害者也可以同時是加害者。

而普京樂於把任何烏克蘭民族主義的表現打上「法西斯」和「納粹」的標簽。這來自於俄羅斯自身被刻意營造的、非歷史的二戰記憶——任何俄羅斯的敵人都是「納粹」和「法西斯」，過去、現在。在此，格森又拿以色列與他最了解的俄羅斯做比較：正如以色列借大屠殺記憶將猶太人塑造為永恆受害者，以此合理化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和集體懲罰，不用在意巴勒斯坦人的浩劫與猶太浩劫的驚人的相似，普京則用蘇聯二戰記憶營造俄羅斯民族作為永恆受害者的敘事，用它合理化對國內異己的鎮壓和對外侵略。

受害者身份壟斷及其暴力，才是格森文章真正的核心主題，德國對大屠殺記憶的管理只是實現這種壟斷的一種途徑。正是在討論這種壟斷及其破除的時候，格森引入了漢娜·萼蘭和她備受爭議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民族的審判，還是人類的審判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1960年代引發了極大的爭議，很大程度上緣於萼蘭對「平庸的惡」這個概念的使用。她被指責為為罪犯開脫，冒犯對死難者的記憶，被稱作「自我仇恨的猶太人」，被要求顯示出一點「對以色列的愛」。在美國興起了一場對她全國性的聲討，試圖摧毀她在學術界的名聲。

1960年，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在阿根廷綁架了在那裏隱姓埋名生活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前黨衛隊中校、納粹對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將其帶回以色列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審判。史無前例的部分原因在於，1945-46年的紐倫堡審判，起訴納粹成員的罪名是侵略罪、戰爭罪和反人類罪，但並沒有專門針對大屠殺進行起訴。時任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決心讓全世界看到，猶太民族將在歷史上第一次審判自己的加害者。

1961年，萼蘭同樣以《紐約客》記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報道對艾希曼的審判。她主動選擇了這個題，想作為大屠殺的倖存者和見證者，把握住這個可能是見到一個納粹屠夫的唯一機會，了解對方的想法，探究納粹給歐洲社會帶來的道德淪喪。兩年後，一系列報道被集結成書，即《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在書中專門討論這場審判的法理和政治問題的《後記》中萼蘭記錄道：本-古里安對審判定的基調是，審判的對象不是艾希曼個人，也不止是他背後的納粹政權，而是「貫穿整個歷史的反猶主義」。以至於，檢察官的開庭陳詞開篇出現了埃及法老和希伯來聖經中說服波斯國王滅絕猶太人的大臣哈曼（Haman）這些經典反猶主義形象，並引用了《以西結書》中「浴血存活」的段落，解釋道這是以色列民族自誕生起就面對的任務。萼蘭評論道：這是「壞歷史」和「廉價修辭」，與審判艾希曼本身的目的相左——艾希曼成了某種神秘宿命的無辜執行者，甚至或許是實現猶太民族的天命之必須。

在審判前發表的一系列文宣中，本-古里安宣稱要通過這場猶太人對反猶主義的審判來同時教育全世界不同的受衆——要讓整個非猶太世界對猶太人感到羞愧；讓在大屠殺之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以色列人記住本民族的歷史；讓海外流散猶太人意識到猶太人在四千年的歷史中從來都面對着「一個敵對的世界」，只有一個猶太國家才能讓他們不再像綿羊般俯首認命，而是奮起反擊；讓對以色列懷有敵意的阿拉伯統治者受到震懾。

萼蘭評論道，審判確實給德國社會帶來了強烈震動。在二戰結束後的十五年裏，「德國人自己並不十分關心，或者特別在意謀殺犯在他們的國家逍遙法外」。但是在以色列籌備審判的十個月裏，西德卻開始以前所未有的狂熱搜捕和起訴仍在國內的納粹。因為時任總理阿登納擔心，對艾希曼的審判會在全世界掀起一輪新的反德情緒，事實也正是如此。萼蘭認為，德國社會早先的不情願，緣於二戰時期的整個德國國家機構的成員，而不止是納粹黨成員，都普遍參與了共謀，其中甚至包括阿登納最重要的顧問、國務秘書漢斯·格羅布克（Hans Globke）。後者曾在第三帝國內政部任職期間曾為排猶的1935年紐倫堡種族法案提供了法律背書，並制定法律讓猶太人採用「Sarah」、「Israel」等中間名從而使其猶太身份更容易被辨別。

據以色列著名記者阿摩司·艾隆（Amos Elon）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2006年企鵝版撰寫的長文《對漢娜·萼蘭的驅逐》（The Excommunication of Hannah Arendt，「excommunication」的字面意思是「革除教籍」，可見她所受到的反彈之強烈），本-古里安給審判設置的民族主義議程讓萼蘭極度擔憂。她早已對猶太復國主義幻滅。早在1945年，萼蘭寫文章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早已經過了具備它浮現條件的時代，並有可能成為「我們時代的廢墟上的一個活着的鬼魂」。

萼蘭認為，正是這種預定的猶太復國主義議程將審判框定為一場僅針對屠殺猶太人和「反猶主義」的審判，導致了它的失敗。她贊同自己的師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的觀點，認為對猶太人的屠殺本質是一項實施在猶太人身體上的反人類罪行，因此本應被放在國際法框架下由一個「代表全人類的」國際特別法庭來審判，從而讓它可以為未來反人類罪的審判提供先例。只有這麼做，才能令世人警醒，避免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成為未來規模更大的屠殺範本。即便以色列已經宣稱對案件的管轄權，但依然可以在下達判決之後宣布放棄執行判決，轉而要求聯合國成立一個國際刑事法庭來處理這起性質上史無前例的案件。通過不斷問世界「該拿我們手上這個人怎麼辦？」，以色列可以鼓動國際輿論支持成立一個永久性的國際刑事法庭。

但以色列傲慢抗拒任何關於由國際法庭審判艾希曼的建議。用本-古里安的話說：「以色列不需要一個國際法庭的保護。」

雅斯貝爾斯所說的永久性的國際刑事法庭直到1998年才成立，以色列至今不是其成員。2021年，國際刑事法庭宣布對2014年6月後巴勒斯坦被佔領土上的戰爭罪展開調查，因為巴勒斯坦是其成員，所以其對此類案件擁有管轄權。以色列對此表示：「不會配合」。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副標題是「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把「平庸的惡」（the banality of evil）這個後來膾炙人口的短語作為書的中心命題，是因為萼蘭發現：艾希曼並不像檢察官描述的那樣是個嗜血魔鬼，他看上去平庸乏味，也並不仇恨猶太人。他犯下滔天罪行，只是因為他在官僚體系中勤勉博取上位，而並不思考自己行為的後果。用她的話說，是「疏離現實和不思考」讓艾希曼犯下滔天罪行。如果惡是庸常的，那麼它可以是普遍的。這意味着，與艾希曼具有相似秉性的人在特定外部條件下也可能犯下反人類罪行。這和本-古里安想要的審判效果完全不同——他想讓世界在艾希曼身上看到的是「反猶主義」的普遍和永恆，其暴行也可能重複，但受害者必然只有猶太人。

格森在《在大屠殺的陰影下》中也寫到了萼蘭對這一命定論史觀的不滿。格森認為這來自希伯來聖經中關於亞瑪力人（Amalek）的傳說。亞瑪力人是一個僅存在於猶太教和基督教聖經中的民族，據說居住在現今以色列南部內蓋夫沙漠，是古以色列人的鄰居和宿敵。亞瑪力人傳說的功能是告訴猶太人，每一代猶太人都必然遇到惡鄰，面臨被對方滅絕的危險。對這種危險的篤信被以色列用來合理化其對「預防性暴力」（pre-emptive violence）的使用。

2023年10月28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動員地面部隊進入加沙的演講中說：「你們要記住亞瑪力人對你們做了什麼，我們的聖經說。」相關句子出現在希伯來聖經《申命記》中。在《撒母耳記》中，耶和華命令掃羅懲罰亞瑪力人對以色列人的襲擊，要他「攻打亞瑪力人，徹底毀滅他們所有的一切，不可憐惜他們。無論男女、孩童，或吃奶的嬰兒，牛羊、駱駝、驢子，都要殺死。」——在戰爭動員中引用亞瑪力人傳說無異於號召士兵對巴勒斯坦平民進行集體懲罰和無差別殺戮。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1960年代引發了極大的爭議，很大程度上緣於萼蘭對「平庸的惡」這個概念的使用。記者阿摩司·艾隆的文章提到，她被指責為為罪犯開脫，冒犯對死難者的記憶，被稱作「自我仇恨的猶太人」，被要求顯示出一點「對以色列的愛」。在美國興起了一場對她全國性的聲討，試圖摧毀她在學術界的名聲。大量聲討她的文章對她的觀點進行歪曲，很多激烈抨擊她的人從未讀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漢娜·萼蘭若是在今天的德國得不到漢娜・萼蘭獎」，一位萼蘭傳記作者在評論眼前的這場圍繞漢娜·萼蘭獎的爭議時寫道。

永恆政治

美國歷史學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2018年出版的《通向不自由之路：俄國、歐洲、美國》呈現了普京統治下俄羅斯政治的威權主義轉變與實現這種轉變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技術，以及俄羅斯如何將這種政治向美國與歐洲輸出，成功侵蝕其民主。書中提出了兩個核心概念——必然性政治（politics of inevitability）與永恆政治（politics of eternity）。

斯奈德寫道：「必然性政治的崩潰迎來另一種時間經驗：永恆政治。必然性政治向所有人許諾一個更好的未來，而永恆政治則將一個民族放在一個循環的受害者身份故事的中心。時間不再是一條進入未來的線，而是一個不斷回到過去的威脅的圈。」

在俄羅斯，「必然性」曾是蘇聯時期對社會主義將不可避免地通向「人間天堂」的信條，而「永恆」則是今日普京統治下的「通三統」——將君主制時代、蘇聯、當代俄羅斯的歷史融合為一個關於俄羅斯民族對抗西方道德和政治威脅的同質流轉的連續體，原點是公元988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皈依基督教，他認為這一事件標誌着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作為同一個民族的誕生。無論是衛國戰爭和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都是對這個原點的重返。在這個循環的過程中，俄羅斯始終是實施反擊的受害者。

而以色列一直在永恆政治中。只不過它的永恆政治得到了更多的國際默許和幫襯。斯奈德說，從必然性政治轉變為永恆政治的過程就是通往不自由之路。那麼，當以色列的永恆政治被反擊「亞瑪力人」的戰爭鞏固，這對這座「民主孤島」的民主意味着什麼？

以色列選民近年大幅右轉，在2022年11月選出了該國歷史上最宗教保守、最民族主義的極右翼政府。新政府甫一上台便着手推行一項「司法改革」，意圖限制司法制衡權和獨立性，為推行擴建約旦河西岸猶太人定居點、限制性少數群體權利等極右翼議程提供便利。此舉引發規模空前、持續不斷的全國性抗議，試圖捍衛以色列尚存的民主、世俗和多元。僅僅是哈馬斯的襲擊才讓這場政治危機暫時緩和。但幾個月前街頭的民主熱望並沒有讓幾個月後對加沙的圍攻多一點人道。

斯奈德認為，唯一能讓人擺脫永恆與必然性政治的是「歷史」——是對連續性中的變化、對結構中的人類能動性的體認，而非神話與教條。

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從反歷史的「國家理由」拯救開放辯論、國際規則與政治倫理，反思二戰塑造的國際秩序的同時避開犬儒的陷阱，加沙正因這些任務的未完成而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