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猶主義」標籤在德國：失靈的民主和自我中心式的歷史愧疚

被禁止的親巴勒斯坦遊行

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亞歷山大廣場上，大約下午兩點的光景，聚集了整整一上午的厚重雲朵開始變得稀薄，陽光透過縫隙照了下來，灑在廣場中心海神噴泉上，也灑在站在青銅雕塑上，手拿着巴勒斯坦國旗的人們身上。平時週末這裏人並不多，2023年11月4日這天，卻擠滿了前來參加支持巴勒斯坦遊行示威的人群。與主街相鄰的一側是開道領路的卡車，遊行組織者拿着喇叭，蓄勢待發。越過飄揚在空中各式各樣的標語和旗幟，遠處是柏林一處地標性建築——紅色市政廳。在這座文藝復興式的紅磚樓前，飄蕩着四種旗幟：德國國旗、柏林市旗、藍黃色的烏克蘭國旗，以及藍白色的以色列國旗。

德國總理朔爾茨在哈馬斯發動襲擊後的第一時間就曾做出表態，並在此後的一個月裏，在不同的場合提及：以色列有權利進行自衛，德國將站在以色列這邊。德國對以色列和猶太人負有特殊責任，而保護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國的國家理性（Staatsräson）。

德國衆多機構門前都升起了以色列國旗，在柏林街頭的電子廣告牌上，甚至銀行門口自動取款機的屏幕上，也閃着「與以色列站在一起」的標語。

而11月4日的遊行，是自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以來，在德國首都柏林獲得批准的第二次大規模親巴勒斯坦遊行。在最初的十多天裏，幾乎所有支持巴勒斯坦的遊行申請都被柏林地方政府駁回，而未經批准的遊行則被警察壓制。

這些遊行大部分都發生在柏林東南部的新克爾恩區（Neukölln）。 那裏有數量龐大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裔居民，同時也是歐洲最大的巴勒斯坦人聚集區。在哈馬斯震驚全世界的暴行後，新克爾恩區有數十人慶祝以色列被攻擊：一個名為薩米杜恩（Samidoun）的組織（後被德國政府禁止活動）在新克爾恩區的主街道上揮舞巴勒斯坦旗幟，並向人們分發着果仁蜜餅（Baklava）——一款來自中東的甜食。

而在此後的幾天裏，巴以局勢急轉，以色列開始炮轟加沙，加沙的平民死傷人數很快超過了以色列，而新克爾恩區也彷彿成為了巴以在德國的前線，夜幕降臨時，街道上處處是藍光閃爍的警車，警察驅散聚集的人群，並逮捕違抗者，陸續有數百人被逮捕。一位以色列猶太婦女，獨自站在新克爾恩區的赫爾曼廣場上，舉着標語譴責母國所發動的戰爭，亦被警察拘留。更多警察暴力拘捕和搜查抗議者、向路人噴射辣椒水和踩滅巴勒斯坦人悼念死難者蠟燭的一幕幕，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

柏林和其他城市政府針對親巴勒斯坦遊行的禁令一石激起千層浪，令輿論譁然。

超過一百位在德國居住的猶太裔藝術家、作家和學者聯名發表名為「想法不同者的自由」的公開信，譴責德國政府對於言論自由和集會權的壓制，違反了德國的《基本法》。

公開信裏寫到：「作為猶太人，我們拒絕以此作為種族主義暴力的藉口，並全力聲援我們的阿拉伯、穆斯林，特別是巴勒斯坦鄰居。我們拒絕生活在偏見的恐懼之中。真正讓我們感到恐懼的，是德國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盛行，與之相輔的是一種約束式和家長式的愛猶主義。我們尤其反對將反猶太主義與任何對以色列國的批評混為一談。」

高度統一的政府和議會，分裂的民衆

德國總理朔爾茨在11月12日表態，不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長期停火，不能給哈馬斯以喘息之機。在10月27日聯合國大會關於立即在加沙實現人道停火決議的表決中，一向在中東地區扮演調停者角色、慣常是反戰先鋒的德國此次投出了棄權票。

德國政府三個執政黨，自由民主黨（FDP）、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和社會民主黨（SPD）的多位政客都態度清晰地站台以色列。來自綠黨的外長安娜萊娜·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在10月12日訪問以色列， 並在講話裏說，「今時今日，我們都是以色列人」。德國最大的反對黨聯盟黨黨魁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10月8日在勃蘭登堡門前參與了支持以色列的集會，併發帖將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稱為「怯懦的，伊斯蘭的襲擊」。一向反移民以及有反猶傾向的極右翼黨派選擇黨，其黨魁愛麗絲·魏德爾（Alice Weidel）也在X（推特）上置頂發帖：「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恐怖襲擊令我們深感震驚，因此有必要也有理由做出果斷反應。而德國也必須摧毀激進的伊斯蘭網絡，而不是助長其發展」。 可能唯一略有不同意見的，只剩下呼籲以哈應當立即停火了左翼黨。

德國聯邦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米歇爾·羅斯（Michael Roth）在面對國際媒體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在對以色列的支持上，聯邦議會的各個政黨表現出了高度的統一。

但根據德國輿論研究機構 infratest dimap 所做的民意調查，有41%的受訪民衆認為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是過分的，並認為必須儘可能保護平民；也有35%的受訪者認為以色列對哈馬斯的軍事反擊是合理的，即使這樣的反擊會影響到巴勒斯坦平民；僅有8%的受訪者認為以色列軍事行動力度還不夠。

在巴以問題上，德國民選出的聯邦議會似乎無法很好地代表德國民衆的意見分布。

《談談以色列》一書的作者，以色列德國猶太歷史學家梅龍·門德爾（Meron Mendel）在書中寫到，德國政府的絕對立場和選民有所不同，往往是因為德國政府在表態和制定政策是，是打着非常現實的算盤的，而不全然是出於道義的考量。

這裏就必須得再次提到德國的「國家理性」。這個說法是以色列建國60週年時，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在以色列議會發表演講時第一次使用的，之後就被多位德國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引用，而成為德國官方的一種敘事。

「正視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是現代德國最成功的敘事之一，它給德國的國家和社會提供了新的道德指南。在這個框架下，對於犯下大屠殺罪行的德國而言，只有徹底地與納粹德國劃清界限，新成立的聯邦德國才能夠立足於世界政壇；只有徹底的懺悔，並全力保護猶太人，仍然揹負着來自先輩罪孽的德國人才能面對自己。而通過學校和社會多年的教育，對於以色列的特殊責任以及情感編入了德國人的基因，成為了德國國民的民族認同和德國國家的基本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德國的國家價值觀，並左右着德國對內和對外的政策。

德國副總理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在11月1日發布了一段近十分鐘的視頻，在發布僅一天後就有650萬的觀看量，並受到德國各界的好評。這段以德國民衆為對象的主旨演講，頗具一國領導人的氣息，因此也有網友稱讚哈貝克有「總理相」。

而在德國二台王牌對話節目《Markus Lanz》上與哈貝克針鋒相對的美籍猶太裔女作家，同時也是網飛廣受好評的劇集《離經叛道 》（Unorthodox）的原型德博拉·費爾德曼（Deborah Feldman）指出，哈貝克的此番演講為的是提升自己的領導力形象，試圖佔據德國總理朔爾茨和外長貝爾伯克空出的言論空間。

哈貝克在演講中講述到，與以色列的這種特殊關係源於德國的歷史責任，是歷史上那一代的德國人想要摧毀猶太人在德國和歐洲的生活。

但在對這一說法提出質疑的學者眼中，德國出於對猶太民族的承諾，將猶太人和以色列國混為一談，這在多個層面上都是有問題的。「想法不同者的自由」公開信簽署者之一的以色列裔猶太教授艾拉德·拉比多德 (Elad Lapidot) 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指出，在德國現有的輿論環境之下，任何對於以色列國的批評，都可能會被解讀為是對猶太人的攻擊和敵意，被貼上反猶主義的標簽繼而被禁止，這限制了德國居民的表達權、意見權和政治批評權。

無法表達的批評

今年23歲的裏姆·薩維爾（Reem Sahwil）出生在黎巴嫩，是巴勒斯坦難民，在她14歲時，曾與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有過一次會面。她向德國總理默克爾表達了希望能夠留在德國的願望，默克爾則回答說，因為申請避難的人數太多，其中有些人將不得不被遣返，默克爾的這一回復讓薩維爾淚流滿面。這一幕被媒體記錄了下來，成為了默克爾的名場面之一，而薩維爾也被稱為是「默克爾的難民女孩」。

薩維爾終於在今年2月獲得了德國國籍，而在9個月之後，因為一張發在社交媒體上的照片，薩維爾被指責反猶。也有德國政客敦促，應當取消薩維爾的德國國籍。

薩維爾「冒大不韙」的社交媒體帖子，使用了「從河流到海洋」這樣的語句。而這句在親巴勒斯坦遊行中常常可以聽到的口號，「從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是自由的」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在德國是被允許的，然而此次戰爭爆發後，這句口號在德國被禁止。德國政府給出的理由是，這句口號通常是被哈馬斯的支持者所使用，而從地中海到約旦河如果都是巴勒斯坦，那麼以色列便不復存在了。

而反對禁止這句口號人認為，這句話可以從不同方面進行解讀。以色列猶太裔學者米歇爾·沙米爾（Michael Sappir）認為，尤其是在左派抗議的背景之下，他們明確的綱領是，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應該不分國籍和宗教，自由平等地生活。或者說這是在呼喚「一國解決方案」，即在約旦河和地中海之間建立一個以色列-巴勒斯坦國。「但這不等於傷害以色列猶太人」，沙米爾說。

德國認為，兩國解決方案是巴以衝突唯一的出路，即使是支持以色列立即停戰的左翼黨，也堅定支持兩國方案，而關於巴以未來一國解決方案的設想也被認為有反猶傾向。和許多同類型的、邊界模糊的話題一樣，在國際輿論場尤其是在學術討論中，即使是在政府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美國也是可以展開討論的，在德國卻沒有相應的公共話語空間：比如反猶太復國主義，比如將哈馬斯比作伊斯蘭聖戰組織是否恰當等等。而由巴勒斯坦人領導的，旨在動員國際社會支持巴勒斯坦的事業，並對以色列施加政治壓力的 BDS 運動——三個字母分別代表抵制（boycott）、撤資（devestment）和制裁（sanctions），更是自發起以來就在德國引發了巨大的抵制浪潮，而德國議會在2019年中旬的決議，讓 BDS 運動在德國沒有了運作的空間。

2019年5月17日，德國議會通過決議，認定 BDS 運動在認證模式和方法論層面是反猶的。但由於德國議會研究部門發布的法律評估報告認定，因為這一決議限制了對以色列提出批評的言論自由權，因此議會通過的 BDS 決議並不能夠成為具有約束力的法規。換言之，BDS 決議，「即 BDS 運動是反猶的」這一定論並沒有法律效力，也不能立法成為切實的政策，否則將違憲。

但即使德國議會的 BDS 決議沒有成為法律條文，依然對德國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併為德國各級反猶太主義專員提供了政治層面的依據。

2018年初，出於對特朗普將美國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決定的抗議，有人在柏林的勃蘭登堡門前焚燒以色列國旗，這一事件促成了德國在對抗反猶主義的體制布局上進行重大改變。執政黨在討論後決定，在聯邦內政部構架內設置打擊反猶太主義聯邦政府專員，並增設13個相關職位協助專員工作，每年可支配一百萬歐元的預算。

猶太人群體如今在德國規模並不大，大約不到25萬人。但對於一個將打擊反猶太主義視為償還大屠殺道德債務的國家來說，這個小社群具有巨大的象徵意義。

除去在中央層面的聯邦政府專員外，在各個聯邦州，以及不同的宗教團體和社區——包括學校和教堂，設置打擊反猶主義的專員已經成為一種慣例，在德國全國形成了一個覆蓋面廣泛的體系。僅在德國西部與荷蘭接壤的一個聯邦州，州政府在檢察官辦公室共任命了22名反猶太主義專員。

在認定 BDS 反猶的議會決議通過不久後，就在德國的文化藝術界引發了一系列的化學反應。巴基斯坦裔英國小說家卡米拉·沙姆西（Kamila Shamsie）由於表態支持 BDS，而被德國西部城市多特蒙德收回本應發給她的獎項。由於柏林猶太博物館在推特上轉發了一篇批評反 BDS 決議的文章，國際知名猶太教學者彼得·舍費爾（Peter Schäfer）被迫辭去了柏林猶太博物館館長的職務。

在2020年，全球1500多名學者、藝術家和記者聯合簽署了反對德國議會2019年決議的公開信，表達了擔憂，因為「在壓制性的氛圍中，文化工作者經常被要求反對 BDS，以此作為在德國工作的先決條件」。信中還批評德國規模逐漸擴大的反猶太主義機構也對阿拉伯、穆斯林、黑人和左派的聲音「重點照顧」，而德國機構「過度熱衷於監控中東和全球南部文化工作者的政治觀點」的做法，是「變相的種族定性」，並呼籲德國立刻停止「通過毫無根據的反猶指控對個人所進行的惡意中傷」。

而自10月7日以來，柏林的政客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願意提及以色列在巴以衝突所負有的責任，以及其總統內塔尼亞胡的錯誤：針對他的腐敗指控、民粹主義、削弱以色列民主的措施以及過去幾個月在情報蒐集和安全保衛方面異常重大的失誤。

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德國聯邦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羅斯說，他不對以色列進行批評的原因，是出於以色列是朋友，而當朋友遭遇不幸時，他認為合適的反應是給朋友一個擁抱，去傾聽並分擔朋友的悲傷，而不是對朋友說，你必須這樣或那樣做，他認為這不是德國應該扮演的角色。

被問及在德國政壇是否還有對以色列進行批評的空間時，羅斯說，德國和歐洲不應當對以色列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深層原因，是巴勒斯坦不是一個民主政體。在巴勒斯坦，性少數和宗教少數族群是被壓迫和邊緣化的，而以色列是中東地區唯一一個尊重弱勢群體權益的民主國家。

但這種把全球國家分為敵我兩個陣營，即自由民主國家對抗獨裁者和恐怖分子的敘事方式，在德國對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批評者眼中是問題重重的。

正是在這樣的認知框架影響下，對巴勒斯坦的同情被等同於對哈馬斯的支持，對以色列的批評等同於反猶，而在反猶的意義被無限放大的德國，人人自危，畏懼觸碰反猶的紅線而進行自我審查；而因為支持巴勒斯坦或批評以色列而被「取消」的事件自10月7號以來更是層出不窮。

獵巫行動：被「取消」的作家、藝術家、記者

每年10月中旬在德國舉辦的法拉克福書展是全球出版界的盛事，有數以千計的出版社和公司出席。獲得德國自由文學獎的巴勒斯坦作家阿達尼亞·希布里（Adania Shibli）本應在今年的書展上領獎，而在哈馬斯發動造成以色列史上平民死傷最慘重的襲擊後，希布里的頒獎典禮被取消。希布里獲獎的作品《細枝末節》（Minor Detail）根據1949年以色列軍人強暴和謀殺巴勒斯坦人的真實事件改編而成。主辦方的這一決定招致1000多人簽署公開信抗議, 其中不乏知名作家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些阿拉伯出版業團體也宣布退出書展。受邀在書展開幕式上講話的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說這個決定是「可恥的」，對加沙數百萬人的集體懲罰和對希布里的「取消」違背了書展主辦方自稱包容與多樣性的價值觀。

齊澤克也向德國社會提出了一個問題：「每當有人提到需要分析形勢的複雜背景，他通常會被指控為『支持哈馬斯』或『為哈馬斯恐怖主義辯護』。而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一禁止分析、了解形勢複雜性的禁令有多麼奇怪？這項禁令又屬於一個怎樣的社會？」

11月13日，德國埃森的 Folkwang 博物館表示停止與駐美國的海地策展人阿納伊斯·杜普蘭（Anaïs Duplan）的合作，原因是杜普蘭在社交媒體發布的帖子中，將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描述為「種族滅絕」，此時距離杜普蘭正在籌備中的展覽開幕僅有幾天的時間。

甚至猶太人和以色列人也未能倖免被「取消」。烏迪·拉茲（Udi Raz ）是一位在德國居住的以色列人，在柏林的猶太博物館擔任導遊工作。10月底，拉茲被告知，由於她的「不當言論」，她不能夠繼續擔任導遊的工作，具體的原因是拉茲在講解的過程中，引用了大赦國際在2021報告中對約旦河西岸地區情況的描述，使用了「種族隔離」（apartheid）一詞。而在拉茲與主管稍早進行的對話中，主管對她的專業知識表示了相當的肯定。

「這就是一場『獵巫行動』」，以色列猶太裔學者米歇爾·沙米爾（Michael Sappir）對端傳媒說。對於與德國政府在巴以衝突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士來說，這場行動在2018年就開始逐漸形成氣候，並在過去的幾年間不斷重演。

五年一度的卡塞爾文獻展是世界三大藝術展之一，也是德國藝術界的盛事。2022年的第十五屆展會，由於印尼藝術團體 Taring Padi 的作品《人民的正義》被以色列和德國政府認定為「反猶」而使整個展會蒙上巨大的陰影，也引發了藝術界關於藝術自由尺度的討論。反猶指控的陰雲卻沒有因為展會的落幕而消散，而是蔓延了到目前正在籌備中的第十六屆展會。2023年11月10日，文獻展遴選委員會委員之一印度詩人蘭吉特·霍斯科特（Ranjit Hoskoté），被德國媒體指控在2019年時簽署了一份支持 BDS 的文件，霍斯科特在11月13日辭職。同為遴選委員會委員的以色列藝術家布拉查·埃丁格（Bracha Ettinger），在提出文獻展由於加沙戰爭應當推遲的請求被拒絕後，也宣布辭職。最終在11月16日，剩下四名來自中國、法國、奧地利和哥倫比亞的委員也集體辭去遴選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並在辭職信中寫道：

「自第十五屆文獻展以來，尤其是在當前世界面臨危機的背景下，這種將複雜現實過度簡單化的情緒和思想環境以及由此帶來的限制，讓我們無法構建出一個強有力的、具有信號意義的展覽主題，也因此無法繼續負責任地開展遴選工作和確定第十六屆文獻展的策展理念。

我們認為，在當下的德國沒有進行公開思想交流的空間，也沒有發展文獻展藝術家和策展人所需要的複雜而具有多個層面的藝術方法的空間。」

而這場獵巫行動不僅僅是在藝術界和文化界，記者尤其是阿拉伯裔的記者也受到了波及。

歐洲最大的數字媒體集團，創立於德國的阿克塞爾·斯普林格集團（Axel Springer SE），旗下擁有以聳人聽聞的標題而出名的大衆通俗報刊《圖片報》和《世界報》等政治光譜上較為保守的媒體。10月9日，斯普林格集團在官網上發布了題為「與以色列站在一起」的表態文章，並在10月7日晚間在位於柏林的總部大樓前升起了以色列國旗。10月19日，有媒體報道，斯普林格集團旗下的新聞聚合類 App Upday 的員工接到上級指令，在報道中要更多展現以色列的聲音，並弱化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信息。根據內部員工的爆料， 「如果在報道中沒有先提到以色列，我們就不能推送任何涉及巴勒斯坦死亡人數或傷亡人數的信息」。

數日後，來自黎巴嫩的卡西姆·拉德（Kasem Raad），一位在斯普林格集團工作的20歲學徒，通過內部渠道對公司的親以色列政策提出質疑後被開除。拉德解釋說，公司開除他的原因還有他在社交媒體發布的一段視頻，內容是闢謠關於哈馬斯在10月7日的襲擊中斬首嬰兒的一則假新聞。

而在德國，阿拉伯裔記者被取消和開除的事例早在這次以哈衝突之前就時有發生。

2021年11月底，德國發行量最大的日報《南德意志報》發表文章，稱德國公法媒體德國之聲阿拉伯語部門的員工有反猶的言論。

德國之聲迅速做出反應開始調查，並在兩天後就成立了由外部人士組成的調查小組。兩個月後，調查小組做出結論，認為德國之聲沒有系統性的反猶主義傾向，但涉事的德國之聲阿拉伯語部僱員被開除，前後共有包括法拉·馬拉卡（Farah Maraqa ）和瑪拉姆·薩利姆（Maram Salem）在內的七名員工被開除，證據主要是社交媒體的發帖或者是在加入德國之聲之前在其他媒體發表的文章包含反猶主義的內容。

而在此後的兩年中，七名員工中有四名對德國之聲提起訴訟並勝訴，法院判決德國之聲開除這些員工的證據不足，令德國之聲重新聘用這些員工並補發工資。但馬拉卡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表示，直到目前為止，德國之聲依然沒有支付馬拉卡應得的工資。

「人們都說，德國的工會很強大，只要你有需要，他們會協助你的，或者當你為一家大公司工作的時候，職工委員會也會為你保駕護航，但我們試圖聯繫過這些組織，他們卻從來沒有出現」，馬拉卡說，「這個系統本身是很健全的，只要不涉及到這個話題，只要你不被指控為是反猶。」

「一遇到這個問題，德國的各個系統就像失靈了。」

在馬拉卡看來，另一位勝訴的記者薩利姆被德國之聲指控的原因，更是充滿了諷刺。薩利姆被認為是反猶主義者的證據是，她曾寫下：「當談到巴勒斯坦問題的時候，西方的言論自由就成了一種幻象」。

歐洲-地中海人權監測組織曾撰文呼籲，德國之聲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就解僱阿拉伯僱員的決定，只會強化德國媒體反阿拉伯的傾向，這讓人非常憂心。

阿拉伯媒體 The New Arab 在今年發表針對此事的調查報道，質疑德國之聲請來的外部調查小組成員的資質。尤其是艾哈邁德·曼蘇爾（Ahmad Mansour)，一位出生在以色列的德國心理學家和作家，也是德國談話類節目的座上賓。曼蘇爾被認為有明顯的伊斯蘭恐懼症，美國喬治城大學一項關於伊斯蘭恐懼症的研究項目，在2020年發布了一份關於曼蘇爾的詳細情況紀錄，包括他在媒體採訪和文章中多次發表仇視伊斯蘭教言論的事例，報告認為，曼蘇爾的一直以來的言論影響了德國的反穆斯林情緒。

伊斯蘭恐懼症與德國的移民困境

德國政治觀察者所擔心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德國社會本身就存在的反穆斯林和反阿拉伯情緒會更加高漲。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和反對反猶主義則為這種情緒提供了政治上的合理性。

根據德國聯邦內政部2023年5月發布的數據顯示，在2022年德國84%反猶犯罪行為的動機是右翼政治動機，而來自外國國民或是由宗教意識形態所驅動的相關犯罪僅佔約4%。

但德國內部強大的支持以色列的聲音，試圖把「反猶主義」描述為一種隨着來自中東的難民在德國數量激增之後「進口」來的問題，或是將「反猶主義」歸因於德國境內數量衆多的穆斯林人口。

德國聯邦政府猶太事務專員菲利克斯·克萊因（Felix Klein）在被媒體問及，為何德國政府在過去幾年內重點建立了打擊反猶主義的系統和機構時，他強調了2015年至2016年的難民危機以及有大量來自中東的移民到達德國，「這是有特定的誘因的」，他說。

10月20日，哈以戰爭的影響在德國發酵並擴散了一週有餘，社會各個面向情緒複雜。德國總理朔爾茨在接受《明鏡週刊》採訪時，記者和朔爾茨首先討論了在柏林發生的親巴勒斯坦遊行，提及在德國很多仇恨以色列的居民有阿拉伯背景，並質問德國政府是否忽視了這個問題，以及德國政府是否沒有特別關注是哪些人被容許來到德國。朔爾茨則表示，來到德國的難民數量已經太多了，德國政府將加緊遣返非法難民和非法移民。

保守黨聯盟黨（CDU/CSU）黨魁，將10月7日哈馬斯的襲擊稱為是「伊斯蘭的襲擊」的默茨，則批評德國入籍審批過程太快，呼籲應當在入籍程序中加入對以色列生存權的認可，任何不認可這一協議的人「在德國都不應當有立足之地」。

德國極右翼黨派選擇黨（AfD）更是直接被指責利用對以色列的支持，激起反穆斯林的情緒。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在2021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選擇黨宣傳核心的很大一部分是反猶的，而選擇黨的擁躉者也是德國國內反猶的主要勢力，聲援以色列只是一種僞裝。曾任選擇黨副主席的格奧爾格·帕茲德斯基（Georg Pazderski）說，德國應該向以色列學習，保護好自己的邊境，並持續不斷地進行驅逐。

門德爾在《談談以色列》一書分析選擇黨的章節中寫到：「這絕對是歷史的諷刺，在大屠殺發生了75年之後，以色列的右派和德國的右派走到了一起，反對穆斯林和其他難民」。

柏林哈迪賈清真寺的伊瑪目沙吉爾·哈立德（Scharjil Khalid）對端傳媒說，在德國大約生活有550萬穆斯林人口，而現在穆斯林社群對於德國政府極度失望。

哈立德說，作為一個出生和生活在德國的穆斯林，即使在過去對政府的政策有過質疑和批評，但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覺得政府完全失信於民。

「在西方民主國家，少數民族的待遇是民主制度功能的一個重要指標。但如果德國最大的少數民族（穆斯林）對德國媒體和政治家的態度感到不滿，並感覺受到了區別對待，那可以想象群體更小的族裔是怎樣的感受？這對於德國民主的運作來說又意味着什麼？」

在德國的穆斯林群體感到，在這場辯論當中，德國主流社會希望從他們口中聽到的，首先是對哈馬斯的譴責。

費爾德曼與哈貝克的辯論在德國二台播出後，引發了強烈的反響，尤其是她對於德國政府的質疑也引發了穆斯林群體的共鳴，但她本人卻覺得自己被「取消」了。

她在《衛報》發表的自述中寫道：「同樣是那些要求德國所有穆斯林必須要先譴責哈馬斯的襲擊，才能有權發表任何其他言論的人，只要受害者是持反對意見的人，他們就可以對平民死亡視而不見。德國政府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不僅使其無法共情加沙平民的死亡，也讓而他們像以色列政府一樣，無視持有不同政見的猶太人。」

對於長年觀察德國政治生態的以色列學者而言，德國對於反猶主義的敏感以及對於歷史的愧疚，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自戀立場，而這種立場並沒有把猶太人放在中心主體的位置，聚光燈下是德國人作為施暴者的自我救贖和對於自我認知的加持。

如艾米麗·迪斯-貝克爾（Emily Dische-Becker），一位在2022年第十五屆卡塞爾文獻展反猶風波後被「取消」的左翼猶太策展人所說，「歸根結底，這基本上就是一個德國身份政治的問題」。迪斯-貝克爾在一檔播客節目中分析說，所發生的一切恰恰也說明德國並沒有對本國的歷史進行徹底的反思：後殖民主義的討論在德國依舊勢單力薄，白人至上主義依然存在於德國社會認同的內核之中。

當下的德國，深陷老齡化的泥潭，急需大量移民來為日益衰老的社會補充新鮮血液，而德國政府也希望德國成為優質的移民社會，對於高質量的技術人才更有吸引力，這關乎到德國未來的發展與生存。而目前具有移民背景的居民已經佔據了德國四分之一的人口，這個趨勢只會繼續增加。

有移民背景、尤其是有阿拉伯和穆斯林背景的居民與德國白人關於二戰的記憶是完全不同的，他們身上並不揹負着來自父輩和祖父輩的愧疚。德國和猶太史學者約瑟夫·克羅寧（Joseph Cronin）認為，德國為「擺脫」納粹過往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對殖民時期的歷史罪行卻反思不足，德國歷史上的歐洲殖民主義、白人的優越性以及由此導致的所謂對其他劣等民族的征服，這些都應當是德國記憶文化的一部分，德國的「記憶文化」（memory culture）需要更加多元才能反應當下德國的社會組成。

而自10月7日以來，席捲德國輿論場的激烈討論，德國整個政治光譜在移民議題上的加速右轉以及急需移民這一困境之間的矛盾，也逼迫着德國必須做出選擇：德國是否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擴展主流社會、也就是以德國白人為主體建立起來的身份認同，讓具有截然不同生命體驗的外來移民在德國也獲得政治上的認同感和主體性？

而這場以保護猶太人的生存權展開的激戰當中，對拉比多德教授來說，最諷刺的莫過於，德國政府將猶太人等同於以色列國的簡化是無法保護猶太人的：因為當以色列政府的行為引起一些群體的憤怒時，這種德國政府製造出的猶太人和以色列之間的認同感，讓人們把對以色列的憤怒、仇恨、抗議和沮喪轉化為對猶太人的敵意，再進一步轉化為近來在德國又有所抬頭的反猶主義犯罪行為。

「Never again」（永不重演）是德國在反思大屠殺時做出的承諾，是德國不容置疑的底層價值觀。而德國城市裏如今走上街頭抗議的千萬人的訴求，是希望這樣的價值觀能無條件的適用於每一個人。費爾德曼在與副總理哈貝克的辯論中，幾乎是懇求哈貝克的理解：「（我們）從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中，學到唯一合理的教訓，只能是無條件地捍衛所有人的人權，而當我們有條件地運用我們的價值觀時，這些價值觀就失去了其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