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与战之间，台湾妈妈的备战日常：重训、母语、防空洞

2025年6月，台湾掀起一波“防灾包热潮”，因应台海局势升温，或受到日本漫画家末日预言的影响，滤水器、干粮、发电机等避难物资卖到缺货。时至7月，丹娜丝台风挟带豪雨重创台湾中南部，民宅毁损、产业损失以外，亦有多人不幸伤亡，防灾迅速从遥远的隐忧，成为眼前真实迫切的需求。

然而在这波内忧外患的局面之前，有人早已默默准备许久。端传媒走访三位来自不同世代与背景的台湾妈妈，她们不是民防专家，只是几位普通人，还身兼工作和家庭照顾的重担，却能早在众人之前洞察风险。

我们想邀请你一起看见，在地缘风险与天灾人祸交织的动荡时代，这几位平民女性如何觉知，如何行动，如何带著全家一起备战。

把自己练起来，就是一种防灾

清晨六点，Phoebe起床为全家准备早餐、绑女儿头发、替儿子检查书包，八点前将两个孩子送进校门，才匆匆搭上公车，赶往健身房。46岁的她拉单杠、深蹲、壶铃摆荡，核心出力时汗水凝结在脸上，股四头肌绷紧。

她一边听著教练的口令，一边想著一个没人说出口的问题：“如果有一天，真的需要逃难时，我能带著孩子走多远？”

收操时间，Phoebe大汗淋漓地伸展，跟我们分享她的健身之路，一开始跟战争没有关系，她只是想减肥。“生完老二我总共胖了十几公斤，整个人好邋遢，不喜欢自己的身体。”她原本经营婚礼企划工作室，第二胎后结束经营，开始全职带小孩。

她的先生在科技业加班到深夜，作为全职主妇的她像单亲妈妈，整天推著推车、挂著滑板车、带著哺乳中的孩子转捷运、公车去共学，但就算忙到没时间吃饭，体重却直线上升。直到孩子上幼儿园，她才有空去运动中心报名壶铃课程，当时只是想动一动。

真正让她感受到身体与备战的关系，发生在2022年疫情末期。社群平台推播出现了“民防课程”的资讯，她点进去看了，忽然感觉到：“欸，这很实用。”身为一个常需要带著两个幼儿移动的照顾者，她对于自救、储存家庭资源、寻找栖息地点本来就很敏感。

2023年1月，她报名了民防团体“壮阔台湾”举办的急难救伤课程，学会如何止血、搬运伤患，当时她就意识到，要搬动人需要一定的肌力。3月，她又参加了“黑熊学院”的训练，讲师解析台海的地缘风险，模拟解放军从台北淡水河入侵的路线，也分析了台湾的弹道系统和种种优势。

在此之前，Phoebe从未感觉战争如此靠近，她没有特定政党倾向。但在忙碌育儿之余，她看到中共军演的新闻，加上国际社会的预警，种种线索堆叠，让Phoebe内心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她想起疫情期间物资匮乏的经验，警觉到：“事情有蛛丝马迹就要提早准备，等所有人都恐慌的时候，就会来不及了。”

她开始跟孩子讨论战争，请他们留意生活中的避难空间，她注意到很多防空避难指引都是旧的，所以她会在经过巷弄转角特别告诉孩子：“你们看，这里有地下室，如果这家店有开，你们就进去躲。”

“小孩也会问，妈妈这里可以躲吗？”她跟孩子分析，避难最好找牢固的建筑，有三面水泥墙体的，还叮咛：“要离玻璃远一点，因为玻璃一震动会喷很远，保护你的头，还要把耳朵塞住。”

身为婚礼企划，Phoebe本来就很擅长规划和临机应变，回家这几年她没有荒废这些能力，反而更忙碌了，因为育儿本身就是高度耗费脑力、体力的巨大企划工作。她开始思考：“带著孩子，我们要怎么避难？”无论是紧急移动到地下室，或是城市断水断电，交通瘫痪，她必须背著行囊、带孩子徒步走回中南部老家⋯⋯这些细节让她意识到，自己现在的体能并不足以应对这些动荡。

她著手准备防灾包、研究战备粮食，除此之外，她也想提升体能。“我想（重训时）加重量，也想加强度，希望一周练三到四天。”这其实比想像中还难，不只是她的意愿问题，全职主妇的一天被切得零碎：接送、课外活动、煮饭、家务、陪功课⋯⋯看似没在工作的她，却几乎没有自己的行程。

有一次她接女儿放学，女儿仰望小脸看著她说：“妈妈，我不希望有战争发生，因为我好怕失去妳，我怕爸爸妈妈死掉。”她心头一紧，握住女儿的手。

她决定，无论如何，要试著在夹缝中挤出时间锻炼。顾虑到健身房月费是额外开销，她也开始兼差，补贴家用。

每天，早上她把孩子送进学校后，还会当一下志工妈妈，陪学习落后的同学写功课。然后她就会匆匆搭公车到健身房，在那里，她有45分钟属于自己。当上课音乐一停，她擦汗、冲澡、换衣服，就要赶去打工。

就这样，三年来她慢慢升级，虽然又喘又累，常常哀嚎：“教练我拿不动啦！”下次她还是会试著多拿一点点。现在她的深蹲负重已经从4公斤拿到32公斤，硬举也从18公斤进步到58公斤，她还意外发现，有时年轻男学员体能甚至不如自己。

但对Phoebe来说，赢过别人并不是重点，“我只想让自己在灾害来临时，多一点能量和自信，也许还能帮助别人，而不是只想著我好害怕、赶快收防灾包。”

最近她在市场买菜，发现马路上围了一群人，原来是有个阿妈跌倒了，却爬不起来。“她旁边的人有想扶她可是扶不动，我就赶快过去帮忙，我发现自己可以很稳地把她抱起来，带她到路边休息。”

Phoebe外表不算特别健壮，但近看发现她线条十分精实，她与我们分享最近测量的身体数据，显示为身高165公分，体重55.6公斤，骨骼肌肉重23.6公斤，体脂率23.9，在亚洲女性当中落在均衡健康的区间。

健身房教练Poca则对Phoebe的蜕变啧啧称奇，Poca表示：“像她这样坚持下来的女性学员真的很少，尤其是妈妈，妈妈的训练很容易中断，常常因为小孩放暑假啦、先生临时要工作啦，她们就没办法来。”

Phoebe的先生算是充分支持她的配偶，但也常处在状况外。“我去上红十字会的急救训练，回家练习包扎，我老公竟然跟小孩说‘你妈又在做奇怪的事了’。” 直到以色列与伊朗爆发战火，先生一早看新闻后说：“欸，战争好像真的要来了。” Phoebe没回应，只是翻了个白眼：“你这阵才知喔？”（台语：你现在才知道喔？）

战争气氛越来越浓烈，但比起两年前，她反而没那么慌了。Phoebe说：“恐惧是来自于无知，与其害怕，倒不如去收集资讯，多做一些准备，害怕会减少。”去年她考取了体适能教练证照，跟孩子一起练空手道，甚至取得黑带资格，不管战争会不会来，她都觉得都很实用。

运动后，收好东西，Phoebe看了时钟，向我们致歉：“我得赶去打工了。”带著内心的危机和结实的肌肉，她要回到自己忙碌的育儿生活。但她想鼓励所有妈妈：“练起来，不管是为了自己或是别人。”

母语，我们的避难所

有的妈妈锻炼肉身，有的妈妈用语言编织心理上的防线。

盛夏清晨八点，新北市郊区森林步道，一早爬山民众就络绎不绝。我们在步道口等A-san，这日是她组织的台语共学团聚会，约在轻松的森林散步，真正目的其实是户外防灾演练——锻炼体力，以及试吃防灾食品。

还没等到她本人，就先听到旁边亲子在用台语对话。妈妈温柔地说：“妳这马欲食早顿，抑是小等才食？”（妳要现在吃早餐吗，还是等下再吃？）稚嫩童音说：“我无想欲食。”（我不想吃）我猜这应该是共学团的朋友吧，此时A-san一家三口出现了，她长发披肩、气质淡定，笑著挥手说：“歹势，予你等。”（抱歉，让妳久等了）她与刚刚我们遇到的几组台语家庭会合，从众人行李规模可以看出此行演练的企图——以今天45分钟的路线来说，大得不寻常的背包，有的家庭甚至出动小推车。

大队浩浩荡荡出发，但走没多远，本队就七零八落散开了，有的孩子被路边蝴蝶蜘蛛吸引，有人体力不支，干脆留在凉亭休息。A-san的七岁儿子Phik-kì也一度跑得不见人影，她老公A-hiân身上的背包却突然变成两个，她看了笑出来，说：“带小孩就是这样。”

我们边走，她缓缓地说：“我儿子其实很不甘愿，他其实一点都不喜欢上山练习。”我好奇：“那你们怎么说服他？”她说：“我们平常有在跟他解释战争，他知道这很重要，所以他就会臭脸，但还是会参加。”

“我们平常也都缺少运动，我跟我老公都是能坐就坐，绝对不用走的。”A-san拄著登山杖，稳定爬坡：“不过今年开始，我们比较有意识到要来爬山，因为2027其实很近了。”

2027这数字，来自太阳花运动的朋友，去年对方突然传讯给她，说得神神秘秘：“时间快到了，你们最好要有准备。”“什么时间？什么准备？”A-san当下一头雾水，也有点惊恐，以为下礼拜就是世界末日。结果对方赶紧解释“没有啦，一些民防自训团的朋友判断战争会在2027年。”

她虽然愣住，却没有当成玩笑：“我想过战争，但没想过这么快。”37岁的A-san是台南人，她大学毕业北上找工作，正好遇到马英九推动“22K就业补助方案”（编按：“22K方案”指2009年马政府为解金融海啸失业潮，补助企业聘用毕业生的政策。因其补助金额2万2千元台币，却意外演变成低薪起点，造成薪资定锚化的长期争议），她和同学们面临刚出社会就降薪求职的处境，加上彼时一连串亲中政策，让她对国民党充满厌恶。太阳花运动时她加入“反服贸小蜜蜂”，自费印海报，跟著街头宣讲。

但这样的她后来不问世事，回归家庭。“因为蔡英文当选，我想说，嗯，可以放心了吧，所以生完小孩有一段时间，我不管政治了，专心顾小孩。”直到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敲破她的世界，她在新闻看见港人抗争被橡胶子弹射击、地铁孩童吸入烟雾毒气大哭的画面，又读到维吾尔族的妇孺在集中营的惨况，都让育有幼儿的她心如刀割。

她想到还是余悸犹存：“你看香港被交回给中国没有很久，他们就可以公然撕毁承诺，然后又看到国民党一直想让我们跟中国统一，我就很不安，选了蔡英文还是不能放心，因为台湾还有国民党。”

当她的危机感和本土意识同时被唤醒，也扩及到生活每个面向，A-san本人的气质恬静内敛，她笑称自己口才不好，但她能写出很长的文章，学生时期她常在网路上跟网友笔战，当了妈以后，她还是带著强大的资讯能力收集育儿需要的知识。

在读教养文章时，她猛然发现：“为什么我在台南家里都是讲台语的，现在却只对孩子讲华语？”为了跟孩子台语对话，她查字典、练习台文拼音、重新学习每个词汇的用法，一点一滴找回身上的母语，她才发现：“我用台语表达的人格比较像真正的我。”庆幸的是，先生很支持，夫妻对话也自然地转换成台语。

她加入台语共学组织，也在她住的城市招募台语家庭，找到一群支持母语教育和政策倡议的家长。但即使在闽南移民占大宗的台湾社会，营造台语环境还是很困难。

“讲台语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她喟叹，孩子上小学后，因为尴尬，在学校假装不认识她，怕同学听到他们讲台语。“幸好我已经帮自己打过一万只预防针，所以有点感慨，但没有非常伤心。”

带孩子在公园讲台语，有时会被陌生人搭话：“你为什么要故意讲台语？”语气中带著不认同。但她不后悔选择这条路：“台语家庭真的比较有忧患意识，对母语有认同的人，就会对别人入侵有警觉。”

她甚至教会孩子读懂台罗拼音，这样未来在资讯受控或语言压制的情境下，孩子仍能接收到母亲的讯息。“如果真的有一天发生什么事，我可以留纸条给他。”母语像脐带，通往她的记忆和认同，也是她和孩子的秘密通道。

所以当朋友预警2027的战争风险，她很快做好心理建设，开始分批采买物资。“我本来也紧张，但整理资讯以后，我觉得其实台湾守得住。真正该防的，是我们在过程中让自己陷入不安全、资讯不足的处境。”

外面的民防课程大多以华语举办，她甚至自办训练，请近年来专注于推广民防教育的沃草来上“台语防灾课”，教大家怎么带著孩子心理应变。

两年前，这样的忧患意识让她在外面格格不入。同事好奇她为何买罐头，她不敢谈战争，只能以“末日预言说有地震和海啸”回应，大家听了都觉得她神经质，但她宁愿被当作太迷信。她也交代孩子：“不要告诉别人我们家有物资。”

“这两年，我突然了解了，为什么台南阿公阿妈他们家浴缸洗澡水都不放掉。”A-san擦擦汗，看著蜿蜒山路，感叹：“他们吃完饭还会用开水把碗冲一冲，再把水喝掉。他们真的经过战争时期，物资非常缺乏的时候，那种害怕留在他们心里。”她也回想起长辈搜集回收物品的习惯，这些被现代人嫌弃为“囤积症”的行为，她现在却有新一层理解。“也许我儿子长大以后，也会觉得我妈妈怎么有囤积症。”她幽幽地说。

聊著聊著，我们终于走到山坡上的休息点，大家都打开避难包，分享彼此搜集的防灾食物。A-san也坐下来喘口气，喝点水，随即从背包拿出两本绘本，吆喝：“咱来讲故事喔，逐家欲听故事无？”（我们来说故事喔，大家要听故事吗？）她很乐意当台语故事妈妈，即使她的孩子已经过了爱听故事的年龄。

台语共学团的另一个妈妈Tshái-tsu今天也带先生、女儿来爬山，她知道新北市有很多玩耍性质的共学团，也有英语小班，但都不是她想给孩子的体验。偶然加入A-san的台语社群几年，她发现女儿平常讲华语，但会用台语跟她说秘密，她笑著说：“那是我们母女的亲密时刻。”

凉亭下，孩子聚精会神，听著日桃山和月桃山猴仔的冒险故事，家长则坐在野餐垫上聊天、用台语比较哪家罐头比较好吃，风和日丽仿佛太平盛世。纵然外面兵凶战危，母语是他们为孩子撑出的心灵避难所。

“躲空袭的时候，会有人来开锁吗？”

当个体努力求生，也有人把备战的关怀扩展到公共领域。

2025年6月，NGO工作者陈玫仪带我们来勘查宜兰郊区一栋公有建筑，她认为这是离她家最近的避难空间。“上次我带小孩去找附近可以躲的地方，想带他走一次路线，如果遇到空袭，大人不在家，他也要在五分钟内跑到地下室。”陈玫仪说。

陈玫仪所居住的乡镇是低度开发的农村，放眼都是传统透天，少有大楼，唯一类似地下室的就是本栋建筑，半洞穴型的展演空间，平日闲置，由乡镇图书馆管理。“结果铁门锁起来，我去问图书馆，他们说要预约才能参观，我问‘那需要避难的时候，你们会在五分钟内来帮民众开门吗？’”

这日我们确实有预约，因此现场还有图书馆承办人，对方有点尴尬，赶紧解释：“这里不是法定避难收容处所，我今天印了政府提供的一些地点给您参考⋯⋯”陈玫仪仔细看了清册，进一步指出：“可是像这里、这里都没有地下室啊，这里也进不去。”承办人瞬间语塞：“呃，对，这清单可能有点旧了，要请他们更新⋯⋯”

陈玫仪身形高挑，讲起话来又快又精准，乍看之下有点强势，但对她来说，把问题讲清楚本来就是她的日常。47岁的陈玫仪是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下称生动盟）的秘书长，这是台湾第一个专注在孕产家庭和生育政策的团体。她原本在妇女新知基金会工作，生了两个孩子后，2015年她带著对于孕产议题的关心，和一群伙伴成立了生动盟。

2023年，陈玫仪也受到公民团体感召，积极参与民防课程，但在过程中她发现这些课较少提到“孕妇该怎么避难”：“他们设计的是‘好手好脚而且有体力跑的人’的那种避难方式，虽然孕妇也是好手好脚，可是她能承受的重量、距离和照顾自己的能力，跟一般人还是不太一样。”

她观察到当时的民防设计充满成年男性思维。“他们没想过女生会有月经这件事，比如说最早的避难包建议没有卫生棉。”作为性别运动者，同时身兼女性照顾者，她看见小女孩跟长辈也有不同需求，何况孕产妇这个族群难以长途跋涉，此时居家避难就是首选。

“所以生产的方式跟地点也要非常多元，”她本来就觉得女性要拿回生产的知识、资讯和自主权，而非过度依赖主流医疗，而这在战时又更重要了。“乌克兰的产妇很多都在家生产，所以无论在家里、助产所、诊所，应该都要能够接生，这就需要提早准备，身边的家人也要懂得协助。”生产后也可能因为压力无法泌乳，甚至面临配偶被征召动员、照顾人力不足等状况。

虽然关心民防，但今年之前她未曾认真想像战争，倒是她先生作为移居台湾的捷克人，比她还焦虑。“捷克也是一个小国，他觉得台湾的处境很像早期的捷克或波兰，而且被极权国家占领，这是他的爸爸妈妈和阿公阿妈真实经历过的事情，他的敏感度其实比我高很多。”

以前陈玫仪半信半疑，但2024年延续至今的台湾立法院的冲突、蓝白立委删冻国防预算、阻挡重要法案等过程，让她赫然惊觉台湾的政治人物可能被渗透得很厉害了。

此时她终于确定：“他们（中国）一定会来，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原本她家就有地震避难包，她陆续加入更多元的物资，除了常见的医疗、食物和野外用品，她还放了耳塞（防砲击音波）、桌游（安抚孩子转移注意力）、月亮裤（经期所需的特殊材质内裤）等等。

作为NGO工作者和地方妈妈，她本来就对公共空间是否亲子友善很敏感，也因此她才开始勘查外面的避难空间，除了图书馆，最近她看见乡公所外墙上“防空避难”箭头，就进去询问“那是指哪里？”公务员面面相觑，有人猜“可能是地下室”，也有人说“从来没人问过这问题”。陈玫仪当下难以接受，直言：“你们是要引导民众避难的耶，如果连你们都不知道，那民众冲进来的时候怎么办？要跟你一起挤在办公桌底下吗？”

虽然有话直说，但她不想为难基层公务员。就像初期参与民防课程发现缺乏性别差异，她也没有抱怨，反而在课后写信给主办单位诚恳建议，也持续积极串连合作。在陈玫仪的努力下，生动盟与民防团体一起投入研究不同女性族群、孕产、育儿家庭的需求，他们参考了乌克兰、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做法，最后，2024年黑熊学院发布“给孕产家庭的避难守则”，后续生动盟更进一步推出了“育儿家庭避难守则”。

她户外勘查的行动，也或多或少松动了体制。当时曾与陈玫仪对话的图书馆承办人私下对记者表示，虽然她无法决定避难空间的开放使用，但经过这次对话，图书馆决定将防灾逃生主题的馆藏（包含儿童绘本、漫画），都整理起来推荐读者，也会在下一年度将“防灾”纳入图采购选书。

事实上，乌克兰在2023年遭俄罗斯空袭时，确实曾发生基辅避难所上锁，保全未能及时开门，而造成民众三人在避难所门口遭到炸死的事件，其中受难者包含一名九岁女童。此事也促成乌克兰社会全面盘点避难设施，当时发现全国有近四分之一的避难设施无法使用，近来已陆续改善。

陈玫仪一家其实即将在暑假随著先生移居捷克，长期以来，她先生都希望带著孩子回到阿公阿妈的母国生活。移居倒数的每一天，她还是带著警觉生活，并不因为即将离开台湾而松懈，她也告诉孩子：“你不知道是我们先搬家，还是他（中国）会先打过来。”

“我老公问我说，如果中国真的占领台湾了，你还要再回来吗？”陈玫仪开朗地说：“我说我会耶，我请他带著孩子留在安全的地方，但我享受过自由民主的台湾了，我想回到在这里保护它，这里就是我的家。”

女性照顾者的日常韧性

这些母亲其实是台湾许多女性照顾者的缩影。在无人知晓的日子里，她们已经备战很久了，母职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战斗。

任职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刘文，是长期关注台湾民防的社会心理学家，他表示女性在日常中原本就常处于“备战”状态，“女性较常面对性骚扰，连走路回家都要担心有没有危险。”相较于男性，她们的风险感知原本就比较高。

刘文观察到女性在家庭中原本就担任“care worker”的角色，这会让她们更关注“除了自己的其他生命”。刘文说：“一般男性对于战争的想象，就是国军传统的防卫抵抗，女性虽然没有被赋予上前线的任务，但她们在民防中会找到准备者的位置。”

女性照顾者身处育儿、家管、照顾等长期被低估的位置，却必须随时保持警觉，收集生存情报，满足配偶或孩子的需求。但也因为如此，当国际社会都在关注台湾的备战策略，她们得以比别人更早就发展出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韧性。

刘文也认为，男性通常都较为关注“大”的公领域事务，一般社会运动的明星也多为男性领导人，但民防是充满琐碎细节和多重情境的议题，她以避难包举例：“准备避难包的时候就要面对，只有自己吗？还是有小孩和其他家人的，这些人需要什么？会在哪里？要去哪里？这些细节通常都是女性在规划的。”

因此，这些女性虽然不是民防专业，也没有特殊资源，却对制度的漏洞或不友善的公共空间更敏感，并愿意起身行动，与彼此结盟互助。她们张罗的日常生活看似琐碎，铺垫了台湾社会绵密柔韧的照顾网络。

世界仍然凶险，生命仍然脆弱，但这些妈妈带著小小能量，在动荡的时代中照顾了家人，也稳住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