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笃、笃”，随著三下响亮的敲门声，庭警高声喊出“Court!（开庭！）”所有人应声站起，身穿红法袍、戴金假发的法官从一侧入口走进法庭。去年冬天那场历时18天的审理，他和台下律师的桌上都被上万页证据和案例文件覆盖；今日，他们面前将放著一摞268页的入罪判词，以及九份厚度不一的求情文件。这是2019年4月9日，香港“占中九子”案的裁决日。
初夏已至，空气潮湿黏热。清晨7时许，离开庭还有两个多小时，西九龙裁判法院楼下已有市民等候派筹入场。他们当中，不少是去年底审理过程中，几乎每日到场的公公婆婆，头发花白，步履蹒跚，有的佩戴黄丝带，有的手持黄伞、黄色横幅、黄色旗帜。直至8时半，已有过百名市民到场支持，携“公民抗命”“无畏无惧”等标语，将陆续到达的九子，围个水泄不通。在场亦有前来示威的反“占中”团体，人数上相对较少，一度与九子支持者对骂，还有反对者带来香槟准备庆祝。法院门口，摄影记者们早已在摄影区架好阵势，长枪短炮就绪。法院四楼，庭外早已挤满本地及海外记者。所有人屏息以待，等候审判结果。
这无疑是香港历史上最重要的审判之一。2014年9月26日爆发的“雨伞（占中）运动”历时79日，约120万人参与其中，仅次于1989年声援八九民运的150万人全球华人大游行。雨伞运动缔造了数不清的“第一次”：政权移交以来，香港人第一次清晰地以“公民抗命”之名进行抗争行动、警方第一次对以本地市民为主的示威群众发射催泪弹、律政司第一次以“公众妨扰”相关罪名控告集会参与者……
在这场世纪审判中，身处被告席上的这九个人，在一场被认为是去中心化的运动之后，被案件推上了运动负责者的位置。他们得到怎样的结果，关乎司法体系对“雨伞（占中）运动”以至公民抗命的看法；法庭对他们所下的定义，攸关香港社会运动的未来，当然，也系上他们的人生。
开审前，九子在法院大楼门口举行记者会。他们一如过往，按照被告号码顺序分别发言。来自海内外的媒体镜头聚焦在他们身上，文字记者在他们面前席地而坐，九子身后则是泛民主派的公民党、民主党、社民连等政治人士，以及手握标语支持“占中”的市民，他们合起来形成一个外包的大圆。“很久没见过传媒这么‘大阵仗’了。”有本地媒体人感叹。
“如你们所见，我们仍是精神饱满。”60岁的第二被告陈健民笑容满面。在过去长达5个月的司法程序开始前，他就已决定向公众敞开自己。他无间断地接受几乎所有媒体的访问邀请。在学校练习长跑、参加马拉松比赛、爬山、清空办公室，这些日常活动，他无一不答应让媒体拍摄。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动退休之际，举行“最后一课”，将他的生命历程和公民抗命的信念，剖析给所有人看。就在这个案件裁决的前两个星期，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接受媒体采访，谈论“占中”对他们父子关系的影响。现在他笑容饱满地主持这个裁决前的记者会，脸颊看起来比五个月前凹陷了一些。
“心情很平静。不过见到这么多支持者时，感觉到很兴奋。”54岁的第一被告、“占中”概念提出者戴耀廷说道，“今天无论结果如何，我相信我和这里的朋友都会继续一起，坚持下去，争取香港民主。”
“我所得到的，一生受用；我所失去的，不值一提。”47岁的第四被告陈淑庄是立法会议员，是次判决，她若被判超过三个月监禁，将有可能被褫夺议员资格，她的律师资格亦有机会不保。戴耀廷的大学教职、第五被告邵家臻的议员及社工资格，同样可能受到影响。
第六被告张秀贤、第七被告钟耀华均是“雨伞运动”里的学生领袖。2014年的时候，他们分别只有20岁和22岁。如今24岁的张秀贤开始为一些香港和台湾媒体撰写评论文章，亦开始做小型创业生意。过去四年，这官司一直烦扰著他。裁决前几天，张秀贤在家里为入狱做准备，收拾了两大箱书籍，在挑选入狱书单的过程中，想到即将有大量静心读书的时间，他忽然感觉轻松不少。
“累积条件，等候他日出狱的改变。”张秀贤在记者会如此说。
陈健民然后请钟耀华发言，钟耀华耸耸肩：“我不讲。”仍是不羁模样。
在整个审判过程里，钟耀华是发言最少的人，即使开口，亦是惜字如金。但他说出的每行字句，总很快登上媒体的版面。去年冬天，审理的第一天，九名被告均不认罪，钟耀华在被告栏里答的是：“何罪之有？”他和陈淑庄一样，从不就此案接受任何媒体访问。
九个不认罪的被告，这天都做好了入狱的准备。尽量穿著没有鞋带的鞋子、不佩戴皮带，陈健民在进入法庭前，把结婚戒指摘下，交由太太保管。
他们很快在庭上获得了答案。在法庭因资料出错而重新印制、休庭一小时后，法官陈仲衡请九名被告起立，他以英文逐一念出6条控罪的裁决：“我裁决第一、第二、第三被告罪名成立……”（编按：详细判决结果可参阅早前报导《五问看清占中九子审判》）
在一连数个“罪名成立”后，九名被告表情没什么变化，现场记者急急忙将“九名被告均有控罪成立”的信息，传给编辑室。一时之间，“罪名成立”四个字在香港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大陆一些媒体如澎湃新闻也很快出了简讯：“占中九丑”罪成。
法庭这边，辩方律师开始进入要求减轻刑罚时的陈词（mitigation，媒体常称为“求情”）阶段，要求法庭依据某些法律判例或理据，以及考虑被告的出身背景、社会贡献，为罪成的被告争取较轻刑罚。陈淑庄、邵家臻、张秀贤、黄浩铭及李永达的律师均有以法律理据及个人背景为他们陈词。其中邵家臻代表律师称邵患有二型糖尿病，视力有可能严重受损，担心如若被监禁，惩教处医护无法提供外科手术治疗。而陈淑庄代表律师亦是她的师父，他指陈的煽动有限，很多参与者是看到媒体报道前来现场；他表示陈有机会因判刑失去议席。
不同于他们的代理人，九名被告并没有表露“求情”的姿态。朱耀明、张秀贤、钟耀华及李永达均要求在犯人栏亲自以粤语读出他们自撰的陈情书。其中，75岁朱耀明牧师和26岁钟耀华的陈情，将公众的情绪推向沸点，无论是在法庭现场，还是其后在庭外和社交网络。
在朱耀明发言前，代表“占中三子”的资深大律师麦高义列出求情理据后，告诉法官戴耀廷、陈健民均不求情，不需法庭考虑他们的个人背景，这意味著他们过去在大学的教职、陈健民在中国大陆20年的NGO人权工作等，均不会被法庭纳入量刑考虑；而这二人唯一的请求，是希望法庭不要判决第三被告朱耀明监禁，因朱年事已高，面对非常严重的疾病。除健康问题外，麦高义提到，朱耀明过去曾作出十分杰出的社会贡献，其中一封别人写的求情信就说道，朱耀明曾挽救过一名瘾君子的人生。
戴、陈二人均是朱耀明的挚友，他们向法庭为朱请求，朱耀明事前并不知悉。当朱耀明获法官批准，站起来准备读出陈情书时，他已经双眼含泪，神情激动。
朱耀明白发苍苍，身材颀长，总穿著深色西装，笑容满面。他常常在法院内受到热烈欢迎，信徒和市民争相和他握手、拥抱。就在裁决的这两天，曾有婆婆在法院内不满工作人员安排而情绪激动，朱耀明很快出现，微笑著与她对话，她很快就平静下来，显然高兴的样子。两个法庭职员都松了一口气，她们说知道朱牧师肯定能解决问题。
朱耀明常有动情悲伤的时刻。在2014年“占中”期间，他与戴、陈二人开记者会反对行动升级，说到学生被警察打至头破血流，一度激动落泪。在去年冬天审理九子案期间，当陈健民作供提及学生被打时，朱耀明在被告栏里以双手捂面，痛哭起来。
就这样朱耀明开始了陈情。他在被告栏内，以雄浑又略微颤抖的声音，以一种布道的方式，向所有人诉说一生的经历。
“法官阁下，作为一个终生为上主所用，矢志与弱势者和穷苦人同行，祈求彰显上主公义，实践天国在人间，传颂爱与和平福音的牧师，在垂老之年，满头白发，站在法庭被告栏，以待罪之身，作最后的陈辞。看似极其荒谬和讽刺，甚至被视为神职人员的羞辱！然而，此时此刻，在我心中，在法庭的被告栏，是我一生牧职最崇高的时刻，死荫的幽谷成就了灵性的高峰。几十年的讲道，在我心里，此时此刻，想不到最费时、最用心、受众最多的讲道，正是在被告栏的陈辞。”
朱耀明从小父母双失，被送到乡下，与祖母生活。在经历了大陆的苦难后，他逃难到香港，却依然受尽歧视和屈辱。直到有人介绍工作给他，他开始接触基督的福音，便有了帮助穷苦人的信念。他成为牧师，数十年如一日服务社区。他说：“我们活著就是基督”。
他又诉说自己在基督信仰下，走上追求民主的过程，和陈健民等人一起成立“香港民主发展网络”，没料想谈判之路不成。此时他发现自己被戴耀廷点名，在征询陈健民后，他决定与这二人同行，实践“占中”计划。剩下的，便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
朱耀明半小时的自我剖析，令庭内不少公众落下眼泪，啜泣声此起彼伏。前来旁听的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早已泪流满面，他自己也瞥见有庭警拭泪。当朱耀明结束陈情时，法庭内大部分公众鼓起掌来，法庭职员连忙上前制止。而法庭外同样掌声如雷，有人满面泪痕。人们高喊著“公民抗命，无畏无惧！”“我是香港人！我要真普选！”，围在步出法庭的三子身边。
4月10日，裁决的第二天，继续余下被告的求情和陈情。钟耀华的代表律师戴启思起立，念出一段判刑简记：（编注：原文为英文，后由陈玉峰律师翻译）
“钟耀华（第七被告）是26岁大学毕业生。法庭知道，他从没被定罪的记录。
法庭知道他在2014年9月做了什么。他当时要待在前线和台上，是因为他的其他学生领袖朋友已刚被捕。他的言论和行动已被录在警察的镜头中，并在五年后的法庭中被仔细的剖验过了。
钟耀华不想法庭考虑他的个人背景。
他希望法庭只需考虑，他是数千位，在添美道及附近街道聚集、想要表达对人大‘八三一决定’深感不满的香港市民的其中一人。他就是每个人（An Everyman）。
钟耀华只是他们其中一人。钟耀华可能是任何人的儿子、任何女人的弟兄。除了那份追寻民主理想的坚持之外，这个人并没有其他可供辨认的特征。
因此，他不想作任何特别陈词。他接受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并会承受任何由法庭判定、与定罪合比例的刑罚。
他把即将判下的刑罚，视之为他直面政治不公义必须付出的代价。而这个政治不公义，昭然持久、直至今日依然如是，且毫不见改善的征兆。
正如奥赛罗，他可以说：‘当你们报导这些不幸的时候，请你们照实说我，不需徇私回护。’
至于判刑的有关法律原则，彭耀鸿资深大律师及麦高义资深大律师，已说得很清楚了。
钟耀华除了不想法庭考虑判社会服务令之外，没有其他补充。”
戴启思又说，钟耀华准备了短短15行的陈情书。
钟耀华随即起立，他在被告栏的第一句：“没有甚么需要陈情。”
他在发言中表达，法庭对个人的审判，其实是对所有珍重香港的人的审判。他说雨伞运动，其实是关于毁掉被体制塑造的自己、走进未知、关心世界而非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而这一切都不是法庭可以告知大家的。因此，没有甚么需要陈情。
短短数分钟的演讲，庭内公众再次鼓起掌来。法官最后宣布押后至4月24日判刑，所有被告获准保释。
以上就是在香港法庭所发生的事情。
非常悲傷！唇亡齒寒，台灣只要有一步錯，下一次淪落到爭取「真普選」的就換作是我們了
希望可以看到庭审视频——不知端传媒可否取得？
四月十日，一場關乎雨傘九子命運的審判，在忙碌且麻木的香港社會中，似乎激不起更大的波瀾。雖有擔憂香港前景的有識之士不斷在呼籲，但作為公民抗命運動的餘波，一場看似公正卻實質走過場的法庭審判，僅僅能為香港這座東西交匯形成的奇跡之城留下歷史意義，而這一歷史意義，是沒有任何昭示未來的價值可言的。
“占中”的確有著非同小可的歷史意義。當年在香港所面對的大環境和氣候下，香港市民一次次以自己的勇氣和智慧，做出了足以昭示歷史的抉擇。從最初的反抗地產和金融霸權，到後來理直氣壯表達“真普選”的政治要求，最終以“雨傘革命”宣告失敗。經此一役，足以向世界展示，滿清遺民經歷了英國人一百五十年的強力管制，已經具備自我治理的現實條件，而且這是天賦人權，不可剝奪也不可妥協。
命運總是殘酷而又玩笑。一百八十多年前，上天賜福予香港這個南中國海的荒涼小島，滿清皇帝信筆一揮，便將彈丸之地租給了英國殖民者。英國佬被視野和精力所局限，在不鹹不淡維持了一百多年的統治之後，借二戰之後西方經濟復興和馬歇爾計畫的春風，勃然發力，令香港一步步成為東西方貿易、金融、物流以及資訊流轉和交易的核心樞紐。這種大變革時代的大轉型，得益於全球化的歷史浪潮，而成功所更多依仗的，是香港華人靈活圓通的商業頭腦、勤勉吃苦的奮鬥精神，以及戰後遠遠不斷來港的大陸移民。
二戰之後，兩岸三地處於錯綜複雜的格局之中，香港因緣際會，成功扮演了一個左右逢源的角色。
香港深水港灣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為香港轉型為貿易大港提供了天然優勢。包玉剛當年放手一搏花費大筆資金長租貨輪拓展海運便是基於此判斷，時間也給予了包玉剛的視野充足而豐厚的回報。更為重要的是，英國殖民宗主的優良管制傳統，為香港的繁榮提供了人格化的制度保障。從一九六四年完成平暴的戴麟趾算起，麥理浩、尤德、鐘逸傑（署理總督）、衛奕信，直至末代港督彭定康，這幾位在英國本土皆是政治英才的香港摣fit人，審時度勢，在經濟、民生、基建、經商環境中皆有建樹，贏得港人口碑。八十年代中英談判的關鍵時期，尤德、衛奕信、彭定康三位更是在北京、倫敦、華盛頓之間周遊斡旋，多方博弈之下實現九七之前的平穩過渡。
香港回歸二十年左右，港人的群體心態便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並由此引發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令處於塔尖的精英階層始料未及，why？
一九八八年二月，港英發表白皮書，正式宣佈八八直選方案“暫時擱置”。這一舉動，表明了英國殖民宗主的姿態，他們從來沒考慮過“港人治港”這一關係命運共同體的宏大主題。伊麗薩白二世女王陛下當時年逾六旬，老人政治的最大弊病是成敗系於一身，當時柴契爾夫人作為戰後最偉大的首相，女性思維的天然弱點讓她與女王陛下趨於一致，做出了香港人天生無法成為當政治家的錯誤判斷。所以，不管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的基本法草委查良鏞與查濟民提出的雙查方案，還是後來資深大律師Martin Lee Chu-ming（李柱銘）提出在過渡時期嘗試直選的政改建議，倫敦方面一直以緘默回應。
到了一九九六年底，身經百戰的長者與寧波籍商人握手的那一刻，香港政商協同管制的模式便確立了下來。此後的曾蔭權、梁振英，皆與商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與689一同參與真普選選舉的前財政司司長唐英年雖然落敗，但獲得李嘉誠先生的鼎力支持已是城中心照不宣的秘密。列王的紛爭永遠沒有對錯，瑟曦對著先夫勞勃·拜拉席恩的好友、御前首相艾德·史塔克，只是冷冷地說了一句：“權力的遊戲之中，不當贏家就只有死路一條（When you play the game of thrones,you win or you die.）”。所以，李嘉誠及時退出了博弈，既然全新的玲瓏棋局一下子無法堪破，不如全身而退，退到西方白港之外，靜觀其變。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八百萬香港人沒有退路。樓價高企、物價升騰、就業困難，而且無法像七八十年代的父輩們，稍在底層拼搏幾年，實力加運氣，便有機會翻身，買樓買車躋身中產，甚至遇到牛市天天魚翅撈飯。四大家族對各行各業的完美壟斷，令香港的普羅大眾左轉遇到李嘉誠，右轉遇到郭得勝，眺望遠方看還有鄭裕彤、李兆基。移民美加澳的畢竟還是少數，哪怕出去了還是要適應二等公民的身份，以及陌生的全英語環境，萬一適應不了，唯有追述“尋找他鄉的日子”。
一切的積怨，終於在二〇一四年達到高峰，一把把鮮豔的雨傘，仿佛一把把錚亮的無聲手槍，與維港盛夏的驕陽，交相輝映。但資產階級的天然軟弱與妥協，始終無法將淺酌低唱昇華為終波瀾壯闊的革命史詩。運動一詞，經巴黎公社以降的歷次背書，儼然鮮血與炮火的代名詞，香港人的溫良恭儉讓，始終與革命無關。中環高唱“光輝歲月”人們的散去，不過是奏響了香港黃金時代的天鵝挽歌。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深夜，儀式結束後，查理斯王子和末代港督彭定康乘坐不列顛尼亞號遊輪離開香港。肥彭眼泛淚光，三個女兒彭潔思、彭麗思和彭雅思痛哭起來，那一刻， 停了許久的大雨再次傾盆而降，天地動容，“砰”地一聲，艙門猛然合攏，像極了一百多年前在南中國海響起了的第一聲炮響。
悲壮！每一位抗争者都值得尊重，而那些被时代推上前台的领导者，则需要被我们铭记。香港人，心不死
香港司法的轉折點，和平抗議者無罪！專制者無道，和平抗爭者偉大！
香港何其無辜，殖民者的身分不過是從英國變成中國，沒有民族自決的可能因為不被允許，因為中國與他們同一民族就注定要被劃分在一起。
香港何其無辜。
在名义上，无论当局政权给予香港什么样的体制，政治运动，都是绝对不被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