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近五年，有關2014年香港「佔領中環」和「雨傘運動」的最重要判決，4月9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宣判。「佔中九子」各人均有一項或以上控罪成立，全部與「公眾妨擾」有關。有民主派法律人士認為，是次判決有機會對日後社會運動及言論、集會自由造成寒蟬效應。
4月10日，在各人陳情結束後，法官宣布休庭，「佔中九子」全部獲准保釋，4月24日再行宣判刑期。
佔中九子宣判原定於九點半開始，在開庭一小時前，庭外已有數百名市民到場支持九子，法庭內外公眾席爆滿，更有民眾為了爭奪公眾席差點大打出手。到了開庭時間，媒體記者和支持者在法庭內外就緒，九名被告亦已坐在被告席上，6名庭警在旁待命，等待開庭的陳健民亦在入庭前把結婚戒指摘下，交由妻子保管。此時法官陳仲衡進入法庭並宣布，由於昨晚校對判詞時發現出錯，因此需要一小時重新印刷資料。法庭於一小時後重開，法官開始宣判結果。
「佔中九子」均有「公眾妨擾」相關罪名成立，其中「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被控三項控罪，戴耀廷和陳健民兩罪成立，朱耀明一罪成立。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邵家臻，學聯前成員鍾耀華及張秀賢被控兩項罪名成立。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兩項控罪均成立。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則被控一項罪名成立。
這九名民主派學者、政治人物及前學生領袖於2017年3月被警方落案起訴，案件於2018年11月19日開審，審理過程歷時18天，九人均否認控罪。
這並非雨傘運動核心人物的首次受審及被定罪，但這是首次有核心人物因組織、參與運動而罪成，同時亦是香港首次以「公眾妨擾」相關罪名控告參與集會的人士。在香港，因為參與未經警方批准的示威遊行而被起訴的人士，通常以「未經批准集結」或「非法集結」等刑罰較輕的罪名被控。
雙學（學聯和學民思潮）三子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曾在「公民廣場案」被判刑，大律師公會前主席石永泰當時向傳媒表示，「佔中」參與者被檢控，是「求仁得仁」、並非政治檢控。而「佔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則多次向傳媒解釋，「公民抗命」是以公開及有限度的違法行為以改變不公義制度，三子一直主張被捕後認「非法集結」罪，然而，他們認為警方所控的「公眾妨擾」相關罪名存在法律問題，一旦罪成將影響香港未來社會運動，因此選擇抗辯不認罪，惟最終在今天被判罪成。
佔中九子案可能是香港史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判決，究竟是次判決，將立下怎樣的法律案例，對香港未來的社會運動發展造成什麼影響？「公眾妨擾」與「非法集結」相關罪名又存在什麼重要分別？端傳媒就案件梳理出五大法律相關問題，或能讓讀者更深入了解這次審判。
1. 佔中九子被控什麼罪？
最初，佔中九子被控的並非「公眾妨擾」有關罪名。2014年12月3日，金鐘佔領區清場前8天，「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連同20多名「佔中」參與者到警署自首，戴耀廷呼籲所有參與者只同意「參與非法集結」罪。他們當日即離開警署，並未被警方落案檢控。直至2015年1月，警方「預約拘捕」三子，控罪包括參與、煽動、組織及協助「未經批准集結」。
2017年3月，「佔中九子」收到警方「預約拘捕」通知，控罪改為「串謀他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公眾妨擾」，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該控罪在法律界引起部分人士爭議。案件在2018年11月開審後，控罪情況如下：
（1）「三子」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被控第一條罪為「串謀犯公眾妨擾罪」。
三人被控於2013年3月到2014年12月期間，持續、活躍公開宣傳「佔領中環」，包括接受電台節目訪問、舉辦佔中商討日、參與街頭論壇等。控方指這是串謀他人非法阻礙中環或附近公眾地方，對公眾造成妨擾。
控方指Co-Conspirators Rule（共同串謀者規則）在此適用，三名被告均需為當中任何一名被告的言行共同負責。
（2）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鍾耀華共七人被控「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
七人被控於2014年9月27日至28日期間，在金鐘添美道的台上發言，包括：呼籲示威者留守添美道進行公民抗命，呼籲示威者號召更多人到場參與公民抗命，叫人們循不同方向到添美道參與集會，呼籲帶物資到佔領區，呼籲、指示示威者緊守警方防線，並向示威者宣講被捕須知。
控方指，七名被告在此兩項罪名屬夥同犯罪，需為當中任何一名被告的言行共同負責。
（3）黃浩銘被控「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
黃浩銘被控於2014年9月28日期間，在香港金鐘分域碼頭街，以大聲公呼籲分域碼頭街聚集的示威者「反包圍」警察，呼籲他們召集更多人到場、擴大佔領行動，並呼籲示威者靠近警方防線坐下等。控方指該行為阻礙了一輛救護車去路。
（4）李永達被控「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
李永達被控於2014年9月28日下午，在香港金鐘夏愨道近添美道，非法煽惑他人阻礙夏愨道車路，對公眾造成妨擾，包括用大聲公向在龍和道和分域碼頭街交界聚集的示威者呼籲，請他們前往夏愨道，在行車路上坐下，進行「公民抗命」。
2. 九子為什麼不認罪？罕見地以「公眾妨擾」提控集會人士，在法律上恰當嗎？
「我們一直傾向認罪，也曾一齊去自首。15年初拘捕我們說『未經批准集結』，我們都說會認罪。但到正式起訴，突然改為『公眾妨擾』，這是有問題的。」戴耀廷是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他認為，公眾妨擾是一個「口袋罪」，通常是控方覺得被告沒犯法，但也要控告。他認為需透過抗辯，防範該罪成為案例，形成寒蟬效應，影響未來的社會運動。
香港過去一直很少用「公眾妨擾」罪名來提告。據可見的記錄，律政司分別在2005年及2008年以「公眾妨擾」罪控告Matt James Pearce並成功入罪，案情指Pearce爬上中環一座大廈，以及爬上青馬大橋，展示「天安門 4-6-1989，公義必勝」及「中國人民希望從壓迫得到自由」等標語。而是次對九子的控罪，是香港首次以「公眾妨擾」相關罪名，控告參與集會的人士。
戴耀廷在多次媒體訪問、以及他在法庭上做的最後結案陳詞裏，引用劍橋法律教授J. R. Spencer的話，質疑律政司檢控的動機。Spencer在1989年的學術期刊述說：「近年差不多所有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的案件，都出現以下兩種情況的其中一個：一、當被告人的行為是觸犯了成文法律，通常懲罰是輕微的，檢控官想要以一支更大或額外的棒子去打他；二、當被告人的行為看來是明顯完全不涉及刑事責任的，檢控官找不到其他罪名可控訴他。」
不僅如此，戴耀廷亦質疑以普通法而非成文法的罪名提訴是濫用程序：「若有一適當的成文（法）罪行能涵蓋一宗公民抗命案件中的違法行為，我們可以合理地質問為何要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
香港法律通常分為成文法和普通法。成文法包含明文規定的條例，大多經由立法會立法程序通過，並成為《香港法例》；普通法則是由法官判決的案例發展出來的法律系統，判決會成為案例，為將來類似案件提供參考。是次對九子的提訴，正是循普通法控告他們「串謀」、「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
成文法通常已經列明罪行的最高刑期，但普通法由於是從案例發展出來，沒有列明最高刑期，而是視乎哪一級法院審訊；如不考慮法院級別，最高刑期可以為終身監禁。
「原則上應該用一個清晰的罪名去控告，而不應用較寬廣的罪名。」曾在立法會做了18年法律界功能組別議員的大律師吳靄儀向端傳媒表示，「公眾妨擾」罪名是過時而範圍定義不清的罪名，「不知道它究竟牽涉什麼，難以辯護，審訊也會因此複雜很多。特別重要的是，刑期無上限。」
她表示過往用「未經許可集結」提訴參與社運人士，通常懲罰較輕，「肯定不會去到坐監的程度。」
不過資深大律師、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湯家驊就認為，公眾妨擾是一個貼切的控罪。「用這個控罪（公眾妨擾）我覺得比較貼近事實。如果單用『非法集結』，似乎未能反映一個79日大型妨礙公眾運作的運動。我相信從這個角度，警方會嘗試用一個以往較少用的罪來檢控。」
3. 「未經批准集結」與「公眾妨擾」的分別在哪裏？
「未經批准集結」是公安條例之下的罪名，若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若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港幣5000元及監禁3年，一般在裁判法庭審理。
「公眾妨擾」有成文法和普通法之分，前者指《簡易程序治罪條例》下的「在公眾地方犯的妨擾罪」（nuisances committed in public places），涵蓋的行為包括將廢料、腐肉、惡臭物品放置在公眾地方，在公眾地方吐痰、大小便等等；後者則是普通法之下的「公眾妨擾罪」（public nuisances），即沒有在條例中列明，由法庭去裁定所屬行為是否構成公眾妨擾。
是次對九子的控罪，在拘捕時為「未經批准集結」，後改為循普通法控告「公眾妨擾」相關罪名。普通法罪行的刑期視乎哪一級法院審理，本次案件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理，但其實是高一級的香港區域法院（地方法院）借用場地，因此最高刑罰為入獄七年。
4. 為什麼控告「串謀」、「煽惑」、「煽惑他人煽惑」，而不控告「公眾妨擾」？
吳靄儀認為，「這個案件最奇特的地方，就是全部以言入罪。」她表示「串謀」、「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全部與被告的言論有關。
「他們不是告公眾妨擾，而是告你計劃做一件事，而這件事是屬於公眾妨擾。就算你失敗，沒人參加，沒人把你當一回事，像戴耀廷（在雨傘運動）被（參與群眾）罵得很厲害，你都已經罪成，只要你計劃的事情屬於公眾妨擾。」吳靄儀說。
她認為，告「串謀」而非直接告「公眾妨擾」，可能是舉證需要的問題。「在這樣的社會運動裏，告你串謀、煽惑，說你講了什麼、寫了什麼，這都是很容易得到的證據；但我要告你公眾妨擾，證據可能好複雜。」她表示要控告九子「公眾妨擾」，難點有二：一是難以證明九子造成了雨傘運動這個公眾妨擾的行為，甚至三子在運動中其實是被群眾杯葛、無甚領導權，正如上庭作供的香港中文大學李立峯教授的學術報告所顯示，大部分參與群眾並不認為三子的號召是他們參與佔中的原因；二是公眾妨擾裏面還有比例問題——所有和平示威都會造成一定程度公眾妨擾，但它們是否合乎比例？
「說他們造成雨傘運動，幾乎不可能；但告他們串謀、煽惑，就很容易了，證據確鑿，他們都寫過意向書，有許多公開文件、記錄影片。」吳靄儀說。
控方在結案陳詞裏，就引用了2017年HKSAR v. Jariabka Juraj案，指該案討論煽惑罪時，上訴庭法官援引2000年英國DPP v. Armstrong案當中法官Tuckey的判詞，指犯罪人煽惑他人時必然帶有犯罪意圖，而受煽惑者的意圖則毫不相干，煽惑沒有效果也可以起訴。
湯家驊則對端傳媒表示，他認為以「串謀」、「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進行提告，是「反映事實」。「一個如此大規模的佔領運動，沒可能是一個人控制或指揮得了的，用『串謀』是比較接近事實的情況。」
他又認為「串謀」、「煽惑」的入罪門檻比較高，不僅需要證明有人進行違法行為，還要證明多於一個人一齊去合謀做這個違法行為。
法律界專業團體「法政匯思」成員田奇睿大律師不認同湯家驊的觀點。他表示「串謀」的入罪門檻並沒有更高，只要能夠證明行為人之間有協議，甚至不需直接口頭說出的協議，就有機會成立。
5. 九子罪成，對香港意味著什麼？
吳靄儀認為，「佔中九子」案的判決，將影響將來示威遊行抗議等自由，從而影響香港民主運動。
她表示是次案件令人在意的是其造成的實際效果。「就算今次因為技術理由、法律原則而脫罪，但只要繼續可以用這個罪名去控告這種經常發生的集會行為，你已經會感到害怕。誰還敢去發起遊行？如果三子如此有計劃地公開講給大家聽（佔中計劃），就已經（被控）這麼大罪名，你可以想到寒蟬效應有多深。」
她指出，平日組織大型遊行示威活動，申請警方「不反對通知書」時，要填寫預期參與人數。今次九子入罪，令人擔憂日後組織示威活動時，如若最終參與人數遠超期望，是否亦會被控公眾妨擾。「你用『未經批准集結』告不了這些人，但如果她們遊行演變成很大規模，很成功，你就可以用公眾妨擾來告她們。」
對於這次「煽惑」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成，吳靄儀認為，這會阻嚇人們日後做出呼籲群眾參與大型抗議活動的行為。「呼籲大家『出來，我們全香港人這次要反對什麼什麼』，這是我們每次遊行都會做的事情。在自己Facebook呼籲人們上街，這會不會是『煽惑』他人去做公眾妨擾？叫大家『叫多點朋友出來』，這是不是又成了『煽惑他人煽惑』？而你呼籲人、策劃、參與行動，全都會被警察拿著錄影機錄影，用來作為證據，罪成要坐好幾年監獄。給人看到的整體效果就是這樣。」
而湯家驊則表示，「如果法官判了公眾妨擾，那麼參加的人士就有公眾妨擾罪，但他們比較低可能性會被控串謀、煽惑，這對那些參與的學生來講，影響不大。而且參與人數這麼大，執法人員不可能全部控告，所以檢控官只會檢控帶頭、最嚴重犯罪的人。是希望成功制裁、判決，起一個阻嚇作用，令社會其他人是將來不會犯同樣的罪。」
被問及那些參與程度不亞於「九子」中張秀賢、鍾耀華的其他學生領袖會否有機會被控公眾妨擾，湯家驊稱：「律政司如何決定去告誰，這是他們的權利。也很有可能因為舉證困難，他們搜集證據認為他們兩人（張、鍾）入罪機會比較高，其他人入罪機會較難，或者其他原因，我們外人無法解釋，只能接受，看法官怎麼判。」
「這個案件非常重要。將來法官判什麼叫公眾妨擾，公眾妨擾在我們今日的人權法之下意味什麼，這都是非常重要的參考。」吳靄儀說。
（實習記者鄧捷對本文亦有貢獻）
（編註：更多關於佔中九子案的庭審細節，可參閱相關文章裏的庭審筆記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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