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篤、篤、篤」，隨著三下響亮的敲門聲，庭警高聲喊出「Court!（開庭！）」所有人應聲站起，身穿紅法袍、戴金假髮的法官從一側入口走進法庭。去年冬天那場歷時18天的審理，他和台下律師的桌上都被上萬頁證據和案例文件覆蓋；今日，他們面前將放著一摞268頁的入罪判詞，以及九份厚度不一的求情文件。這是2019年4月9日，香港「佔中九子」案的裁決日。
初夏已至，空氣潮濕黏熱。清晨7時許，離開庭還有兩個多小時，西九龍裁判法院樓下已有市民等候派籌入場。他們當中，不少是去年底審理過程中，幾乎每日到場的公公婆婆，頭髮花白，步履蹣跚，有的佩戴黃絲帶，有的手持黃傘、黃色橫幅、黃色旗幟。直至8時半，已有過百名市民到場支持，攜「公民抗命」「無畏無懼」等標語，將陸續到達的九子，圍個水洩不通。在場亦有前來示威的反「佔中」團體，人數上相對較少，一度與九子支持者對罵，還有反對者帶來香檳準備慶祝。法院門口，攝影記者們早已在攝影區架好陣勢，長槍短炮就緒。法院四樓，庭外早已擠滿本地及海外記者。所有人屏息以待，等候審判結果。
這無疑是香港歷史上最重要的審判之一。2014年9月26日爆發的「雨傘（佔中）運動」歷時79日，約120萬人參與其中，僅次於1989年聲援八九民運的150萬人全球華人大遊行。雨傘運動締造了數不清的「第一次」：政權移交以來，香港人第一次清晰地以「公民抗命」之名進行抗爭行動、警方第一次對以本地市民為主的示威群眾發射催淚彈、律政司第一次以「公眾妨擾」相關罪名控告集會參與者……
在這場世紀審判中，身處被告席上的這九個人，在一場被認為是去中心化的運動之後，被案件推上了運動負責者的位置。他們得到怎樣的結果，關乎司法體系對「雨傘（佔中）運動」以至公民抗命的看法；法庭對他們所下的定義，攸關香港社會運動的未來，當然，也繫上他們的人生。
開審前，九子在法院大樓門口舉行記者會。他們一如過往，按照被告號碼順序分別發言。來自海內外的媒體鏡頭聚焦在他們身上，文字記者在他們面前席地而坐，九子身後則是泛民主派的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等政治人士，以及手握標語支持「佔中」的市民，他們合起來形成一個外包的大圓。「很久沒見過傳媒這麼『大陣仗』了。」有本地媒體人感歎。
「如你們所見，我們仍是精神飽滿。」60歲的第二被告陳健民笑容滿面。在過去長達5個月的司法程序開始前，他就已決定向公眾敞開自己。他無間斷地接受幾乎所有媒體的訪問邀請。在學校練習長跑、參加馬拉松比賽、爬山、清空辦公室，這些日常活動，他無一不答應讓媒體拍攝。他在香港中文大學主動退休之際，舉行「最後一課」，將他的生命歷程和公民抗命的信念，剖析給所有人看。就在這個案件裁決的前兩個星期，他的父親去世了。他接受媒體採訪，談論「佔中」對他們父子關係的影響。現在他笑容飽滿地主持這個裁決前的記者會，臉頰看起來比五個月前凹陷了一些。
「心情很平靜。不過見到這麼多支持者時，感覺到很興奮。」54歲的第一被告、「佔中」概念提出者戴耀廷說道，「今天無論結果如何，我相信我和這裏的朋友都會繼續一起，堅持下去，爭取香港民主。」
「我所得到的，一生受用；我所失去的，不值一提。」47歲的第四被告陳淑莊是立法會議員，是次判決，她若被判超過三個月監禁，將有可能被褫奪議員資格，她的律師資格亦有機會不保。戴耀廷的大學教職、第五被告邵家臻的議員及社工資格，同樣可能受到影響。
第六被告張秀賢、第七被告鍾耀華均是「雨傘運動」裏的學生領袖。2014年的時候，他們分別只有20歲和22歲。如今24歲的張秀賢開始為一些香港和台灣媒體撰寫評論文章，亦開始做小型創業生意。過去四年，這官司一直煩擾著他。裁決前幾天，張秀賢在家裏為入獄做準備，收拾了兩大箱書籍，在挑選入獄書單的過程中，想到即將有大量靜心讀書的時間，他忽然感覺輕鬆不少。
「累積條件，等候他日出獄的改變。」張秀賢在記者會如此說。
陳健民然後請鍾耀華發言，鍾耀華聳聳肩：「我不講。」仍是不羈模樣。
在整個審判過程裏，鍾耀華是發言最少的人，即使開口，亦是惜字如金。但他說出的每行字句，總很快登上媒體的版面。去年冬天，審理的第一天，九名被告均不認罪，鍾耀華在被告欄裏答的是：「何罪之有？」他和陳淑莊一樣，從不就此案接受任何媒體訪問。
九個不認罪的被告，這天都做好了入獄的準備。盡量穿著沒有鞋帶的鞋子、不佩戴皮帶，陳健民在進入法庭前，把結婚戒指摘下，交由太太保管。
他們很快在庭上獲得了答案。在法庭因資料出錯而重新印製、休庭一小時後，法官陳仲衡請九名被告起立，他以英文逐一念出6條控罪的裁決：「我裁決第一、第二、第三被告罪名成立……」（編按：詳細判決結果可參閱早前報導《五問看清佔中九子審判》）
在一連數個「罪名成立」後，九名被告表情沒什麼變化，現場記者急急忙將「九名被告均有控罪成立」的訊息，傳給編輯室。一時之間，「罪名成立」四個字在香港社交媒體上鋪天蓋地。大陸一些媒體如澎湃新聞也很快出了簡訊：「佔中九醜」罪成。
法庭這邊，辯方律師開始進入要求減輕刑罰時的陳詞（mitigation，媒體常稱為「求情」）階段，要求法庭依據某些法律判例或理據，以及考慮被告的出身背景、社會貢獻，為罪成的被告爭取較輕刑罰。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黃浩銘及李永達的代表律師均有以法律理據及個人背景為他們陳詞。其中邵家臻代表律師稱邵患有二型糖尿病，視力有可能嚴重受損，擔心如若被監禁，懲教署醫護無法提供外科手術治療。而陳淑莊代表律師亦是她的師父，他指陳的煽動有限，很多參與者是看到媒體報導前來現場；他表示陳有機會因判刑失去議席。
不同於他們的代理人，九名被告並沒有表露「求情」的姿態。朱耀明、張秀賢、鍾耀華及李永達均要求在犯人欄親自以粵語讀出他們自撰的陳情書。其中，75歲朱耀明牧師和26歲鍾耀華的陳情，將公眾的情緒推向沸點，無論是在法庭現場，還是其後在庭外和社交網絡。
在朱耀明發言前，代表「佔中三子」的資深大律師麥高義列出求情理據後，告訴法官戴耀廷、陳健民均不求情，不需法庭考慮他們的個人背景，這意味著他們過去在大學的教職、陳健民在中國大陸20年的NGO人權工作等，均不會被法庭納入量刑考慮；而這二人唯一的請求，是希望法庭不要判決第三被告朱耀明監禁，因朱年事已高，面對非常嚴重的疾病。除健康問題外，麥高義提到，朱耀明過去曾作出十分傑出的社會貢獻，其中一封別人寫的求情信就說道，朱耀明曾挽救過一名癮君子的人生。
戴、陳二人均是朱耀明的摯友，他們向法庭為朱請求，朱耀明事前並不知悉。當朱耀明獲法官批准，站起來準備讀出陳情書時，他已經雙眼含淚，神情激動。
朱耀明白髮蒼蒼，身材頎長，總穿著深色西裝，笑容滿面。他常常在法院內受到熱烈歡迎，信徒和市民爭相和他握手、擁抱。就在裁決的這兩天，曾有婆婆在法院內不滿工作人員安排而情緒激動，朱耀明很快出現，微笑著與她對話，她很快就平靜下來，顯然高興的樣子。兩個法庭職員都鬆了一口氣，她們說知道朱牧師肯定能解決問題。
朱耀明常有動情悲傷的時刻。在2014年「佔中」期間，他與戴、陳二人開記者會反對行動升級，說到學生被警察打至頭破血流，一度激動落淚。在去年冬天審理九子案期間，當陳健民作供提及學生被打時，朱耀明在被告欄裏以雙手捂面，痛哭起來。
就這樣朱耀明開始了陳情。他在被告欄內，以雄渾又略微顫抖的聲音，以一種佈道的方式，向所有人訴說一生的經歷。
「法官閣下，作為一個終生為上主所用，矢志與弱勢者和窮苦人同行，祈求彰顯上主公義，實踐天國在人間，傳頌愛與和平福音的牧師，在垂老之年，滿頭白髮，站在法庭被告欄，以待罪之身，作最後的陳辭。看似極其荒謬和諷刺，甚至被視為神職人員的羞辱！然而，此時此刻，在我心中，在法庭的被告欄，是我一生牧職最崇高的時刻，死蔭的幽谷成就了靈性的高峯。幾十年的講道，在我心裏，此時此刻，想不到最費時、最用心、受眾最多的講道，正是在被告欄的陳辭。」
朱耀明從小父母雙失，被送到鄉下，與祖母生活。在經歷了大陸的苦難後，他逃難到香港，卻依然受盡歧視和屈辱。直到有人介紹工作給他，他開始接觸基督的福音，便有了幫助窮苦人的信念。他成為牧師，數十年如一日服務社區。他說：「我們活著就是基督」。
他又訴說自己在基督信仰下，走上追求民主的過程，和陳健民等人一起成立「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沒料想談判之路不成。此時他發現自己被戴耀廷點名，在徵詢陳健民後，他決定與這二人同行，實踐「佔中」計劃。剩下的，便是大家都知道的歷史。
朱耀明半小時的自我剖析，令庭內不少公眾落下眼淚，啜泣聲此起彼伏。前來旁聽的中文大學教授周保松早已淚流滿面，他自己也瞥見有庭警拭淚。當朱耀明結束陳情時，法庭內大部分公眾鼓起掌來，法庭職員連忙上前制止。而法庭外同樣掌聲如雷，有人滿面淚痕。人們高喊著「公民抗命，無畏無懼！」「我是香港人！我要真普選！」，圍在步出法庭的三子身邊。
4月10日，裁決的第二天，繼續餘下被告的求情和陳情。鍾耀華的代表律師戴啟思起立，念出一段判刑簡記：（編註：原文為英文，後由陳玉峰律師翻譯）
「鍾耀華（第七被告）是26歲大學畢業生。法庭知道，他從沒被定罪的記錄。
法庭知道他在2014年9月做了什麼。他當時要待在前線和台上，是因為他的其他學生領袖朋友已剛被捕。他的言論和行動已被錄在警察的鏡頭中，並在五年後的法庭中被仔細的剖驗過了。
鍾耀華不想法庭考慮他的個人背景。
他希望法庭只需考慮，他是數千位，在添美道及附近街道聚集、想要表達對人大『八三一決定』深感不滿的香港市民的其中一人。他就是每個人（An Everyman）。
鍾耀華只是他們其中一人。鍾耀華可能是任何人的兒子、任何女人的弟兄。除了那份追尋民主理想的堅持之外，這個人並沒有其他可供辨認的特徵。
因此，他不想作任何特別陳詞。他接受自己行為帶來的後果，並會承受任何由法庭判定、與定罪合比例的刑罰。
他把即將判下的刑罰，視之為他直面政治不公義必須付出的代價。而這個政治不公義，昭然持久、直至今日依然如是，且毫不見改善的徵兆。
正如奧賽羅，他可以說：『當你們報導這些不幸的時候，請你們照實說我，不需徇私迴護。』
至於判刑的有關法律原則，彭耀鴻資深大律師及麥高義資深大律師，已說得很清楚了。
鍾耀華除了不想法庭考慮判社會服務令之外，沒有其他補充。」
戴啟思又說，鍾耀華準備了短短15行的陳情書。
鍾耀華隨即起立，他在被告欄的第一句：「沒有甚麼需要陳情。」
他在發言中表達，法庭對個人的審判，其實是對所有珍重香港的人的審判。他說雨傘運動，其實是關於毀掉被體制塑造的自己、走進未知、關心世界而非只關心自己的事情，而這一切都不是法庭可以告知大家的。因此，沒有甚麼需要陳情。
短短數分鐘的演講，庭內公眾再次鼓起掌來。法官最後宣布押後至4月24日判刑，所有被告獲准保釋。
以上就是在香港法庭所發生的事情。
非常悲傷！唇亡齒寒，台灣只要有一步錯，下一次淪落到爭取「真普選」的就換作是我們了
希望可以看到庭审视频——不知端传媒可否取得？
四月十日，一場關乎雨傘九子命運的審判，在忙碌且麻木的香港社會中，似乎激不起更大的波瀾。雖有擔憂香港前景的有識之士不斷在呼籲，但作為公民抗命運動的餘波，一場看似公正卻實質走過場的法庭審判，僅僅能為香港這座東西交匯形成的奇跡之城留下歷史意義，而這一歷史意義，是沒有任何昭示未來的價值可言的。
“占中”的確有著非同小可的歷史意義。當年在香港所面對的大環境和氣候下，香港市民一次次以自己的勇氣和智慧，做出了足以昭示歷史的抉擇。從最初的反抗地產和金融霸權，到後來理直氣壯表達“真普選”的政治要求，最終以“雨傘革命”宣告失敗。經此一役，足以向世界展示，滿清遺民經歷了英國人一百五十年的強力管制，已經具備自我治理的現實條件，而且這是天賦人權，不可剝奪也不可妥協。
命運總是殘酷而又玩笑。一百八十多年前，上天賜福予香港這個南中國海的荒涼小島，滿清皇帝信筆一揮，便將彈丸之地租給了英國殖民者。英國佬被視野和精力所局限，在不鹹不淡維持了一百多年的統治之後，借二戰之後西方經濟復興和馬歇爾計畫的春風，勃然發力，令香港一步步成為東西方貿易、金融、物流以及資訊流轉和交易的核心樞紐。這種大變革時代的大轉型，得益於全球化的歷史浪潮，而成功所更多依仗的，是香港華人靈活圓通的商業頭腦、勤勉吃苦的奮鬥精神，以及戰後遠遠不斷來港的大陸移民。
二戰之後，兩岸三地處於錯綜複雜的格局之中，香港因緣際會，成功扮演了一個左右逢源的角色。
香港深水港灣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為香港轉型為貿易大港提供了天然優勢。包玉剛當年放手一搏花費大筆資金長租貨輪拓展海運便是基於此判斷，時間也給予了包玉剛的視野充足而豐厚的回報。更為重要的是，英國殖民宗主的優良管制傳統，為香港的繁榮提供了人格化的制度保障。從一九六四年完成平暴的戴麟趾算起，麥理浩、尤德、鐘逸傑（署理總督）、衛奕信，直至末代港督彭定康，這幾位在英國本土皆是政治英才的香港摣fit人，審時度勢，在經濟、民生、基建、經商環境中皆有建樹，贏得港人口碑。八十年代中英談判的關鍵時期，尤德、衛奕信、彭定康三位更是在北京、倫敦、華盛頓之間周遊斡旋，多方博弈之下實現九七之前的平穩過渡。
香港回歸二十年左右，港人的群體心態便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並由此引發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令處於塔尖的精英階層始料未及，why？
一九八八年二月，港英發表白皮書，正式宣佈八八直選方案“暫時擱置”。這一舉動，表明了英國殖民宗主的姿態，他們從來沒考慮過“港人治港”這一關係命運共同體的宏大主題。伊麗薩白二世女王陛下當時年逾六旬，老人政治的最大弊病是成敗系於一身，當時柴契爾夫人作為戰後最偉大的首相，女性思維的天然弱點讓她與女王陛下趨於一致，做出了香港人天生無法成為當政治家的錯誤判斷。所以，不管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的基本法草委查良鏞與查濟民提出的雙查方案，還是後來資深大律師Martin Lee Chu-ming（李柱銘）提出在過渡時期嘗試直選的政改建議，倫敦方面一直以緘默回應。
到了一九九六年底，身經百戰的長者與寧波籍商人握手的那一刻，香港政商協同管制的模式便確立了下來。此後的曾蔭權、梁振英，皆與商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與689一同參與真普選選舉的前財政司司長唐英年雖然落敗，但獲得李嘉誠先生的鼎力支持已是城中心照不宣的秘密。列王的紛爭永遠沒有對錯，瑟曦對著先夫勞勃·拜拉席恩的好友、御前首相艾德·史塔克，只是冷冷地說了一句：“權力的遊戲之中，不當贏家就只有死路一條（When you play the game of thrones,you win or you die.）”。所以，李嘉誠及時退出了博弈，既然全新的玲瓏棋局一下子無法堪破，不如全身而退，退到西方白港之外，靜觀其變。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八百萬香港人沒有退路。樓價高企、物價升騰、就業困難，而且無法像七八十年代的父輩們，稍在底層拼搏幾年，實力加運氣，便有機會翻身，買樓買車躋身中產，甚至遇到牛市天天魚翅撈飯。四大家族對各行各業的完美壟斷，令香港的普羅大眾左轉遇到李嘉誠，右轉遇到郭得勝，眺望遠方看還有鄭裕彤、李兆基。移民美加澳的畢竟還是少數，哪怕出去了還是要適應二等公民的身份，以及陌生的全英語環境，萬一適應不了，唯有追述“尋找他鄉的日子”。
一切的積怨，終於在二〇一四年達到高峰，一把把鮮豔的雨傘，仿佛一把把錚亮的無聲手槍，與維港盛夏的驕陽，交相輝映。但資產階級的天然軟弱與妥協，始終無法將淺酌低唱昇華為終波瀾壯闊的革命史詩。運動一詞，經巴黎公社以降的歷次背書，儼然鮮血與炮火的代名詞，香港人的溫良恭儉讓，始終與革命無關。中環高唱“光輝歲月”人們的散去，不過是奏響了香港黃金時代的天鵝挽歌。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深夜，儀式結束後，查理斯王子和末代港督彭定康乘坐不列顛尼亞號遊輪離開香港。肥彭眼泛淚光，三個女兒彭潔思、彭麗思和彭雅思痛哭起來，那一刻， 停了許久的大雨再次傾盆而降，天地動容，“砰”地一聲，艙門猛然合攏，像極了一百多年前在南中國海響起了的第一聲炮響。
悲壮！每一位抗争者都值得尊重，而那些被时代推上前台的领导者，则需要被我们铭记。香港人，心不死
香港司法的轉折點，和平抗議者無罪！專制者無道，和平抗爭者偉大！
香港何其無辜，殖民者的身分不過是從英國變成中國，沒有民族自決的可能因為不被允許，因為中國與他們同一民族就注定要被劃分在一起。
香港何其無辜。
在名义上，无论当局政权给予香港什么样的体制，政治运动，都是绝对不被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