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作者林夏如于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发表的论文〈人口萎缩、能源议题、政治极端化和本位主义，其重要性不亚于中国，都是台湾成功生存的长期威胁〉 端传媒获作者授权，独家首发中文版。
前言：即使在中国长期的威胁下，台湾仍有四种结构性的问题急需解决，它们包括人口萎缩、能源困境、政治极端化和本位主义。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妥善的处理，一个被边缘化和内部分裂的台湾，将更难摆脱中国的影响力。
不过，即使受限于一中政策，美国也能给予台湾不少支持，例如增加学生、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交流，达成双边贸易协定，以及协助台湾将经济发展的支柱从目前的制造业为主改造成新绿能产业和高附加价值服务业。美国也能促成台湾在国际舞台上与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就近期而言，台湾在对抗疫情上，不论是早期的成功或最近遇到的挑战，都足以彰显台湾是如此孤立，但又与世界相互依赖。对此，美国有能力协助台湾取得更多疫苗，然后与世界分享台湾经验。
对许多观察家而言，台湾俨然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中国的军机几乎每天跨越台湾海峡进入防空识别区，中国海军的军舰则常常绕台航行，展示军力和搜集情报。如同《经济学人》在2021年5月1日的封面故事所描述，台湾身处两大强权可能爆发冲突的热点中。除了这些明显的威胁，中国也运用放假消息、经济制裁、联合作战以及一些游走灰色区域的小动作来对付台湾。尽管对上述这些压力的担忧日益增加，台湾政府和人民依旧平静度日。
的确，有人会说，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威胁，台湾几乎就是富裕、进步、拥有多元民主社会的典范。台湾的人均收入即将超过三万美元，进入开发国家之列，同时也是世界第一个华人民主国家。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是全球少数有跨性别阁员的国家。
在半导体产业中，台湾领先全球，生产的晶片用在汽车、手机和新进的军事设备中。全世界超过90％的先进晶片由台积电一家公司生产，台湾还有其他的晶圆代工厂生产具有大量需求的传统晶片。全球的资讯与通讯设备很大比例在台湾生产，由于疫情肆虐，很多员工被迫在家上班，相关设备的需求更是大增。因此，台湾在2021年第一季的成长超过8％，创十年来新高，超车大部分的邻近国家和其他先进经济体。
更由于台湾记取了在2003年对抗SARS病毒的惨痛教训，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时，在公卫上的表现非常突出，全台近2400万人口中，只有不到10人死亡。连续三年，台湾名列“外派工作者最佳居住与工作国家”榜单前茅。于是，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能够威胁台湾健康和福祉的因素，就只有来自中国的统一要求了。
中国的确是台湾长期不可忽视的威胁，但同样不可轻忽的还有很多严峻的内部挑战，以及克服这些挑战所要有的韧性，台湾缺乏长期策略应有的共识来建立韧性。即便遭受到中国持续的胁迫，面对上述的挑战，台湾内部更须保持坚定，也要更紧密地和其他国家合作。
台湾内政上的挑战，是长期、结构性的问题
过去一年多在台湾的观察让我体会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注焦点和台湾人其实存在着不小差异：世界关注的是中国不断增加的军事威胁，以及中、美之间持续升温的战略性竞争；而台湾人的焦虑，却是来自政府处理内政问题的能力。
来自北京的威胁当然存在。但对于台湾人来说，不论世界是否有关注，这种威胁打从 1949年开始，就一直是个常态。对于经历过那些年代的台湾人而言，1949-50、1953-55、1958、还有1995-96年的台海危机，都和今日的情势一样严峻。有些台湾和美国学者认为，一直强调来自中国的威胁，反而会打击台湾人的士气，并转移台湾人对于内政问题的注意力，而这些问题与北京武力犯台同样急迫，这恰恰就会让台湾落入北京的圈套。
这些和中国威胁同样重要的内政问题，包括人口萎缩、（能源方面）发电和配电的困境、台湾民主正在面临的政治极化现象，以及一定程度的本位主义——对一个早已高度整合入全球经济的国家来说，这种本位主义十分令人意外。
目前，台湾每一名老人还有4.4名劳工来负担扶养；然而到了2040年，这个数字将会降到只剩下2名劳工来扶养一位老人。
一、人口萎缩
在这些挑战之中，最容易衡量、但处理起来也最困难的，就是人口问题：台湾人愈来愈长寿，但人口却在不断减少，导致人口结构正在快速老化。美国中央情报局（CIA）2021年的生育率报告指出，台湾的生育率在227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低，每名女性平均只生下1.07个孩子，远低于正常的人口替代率。
人口萎缩所造成的效应，有些已经相当明显，例如台湾已经有许多学校因为招不到学生而关闭，大学也在面临国内学生注册人数的下滑。但人口萎缩带来的长期影响，其实比上述这些更具威胁性。
台湾的劳动力，预计将会在2065年减少一半，只剩860万人，连人口总数的一半都不到。这不只会削弱台湾的经济成长，也会让本就难以维续的退休金体系面临更多压力。目前，台湾每一名老人还有4.4名劳工来负担扶养；然而到了2040年，这个数字将会降到只剩下2名劳工来扶养一位老人。
此外，采用单一保险人制度的台湾全民健保体系，在公平、合理的费用基础上提供病患优质的医疗照顾服务，过去曾被广为赞扬，但这样的健保体系也同样面临危险。
多年来，这个健保体系一直处于资金短绌的状态，一旦有能力支付健保费的年轻人变少，这套系统便会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才能保障长者长期照护的品质与规模。从我自己切身的经验，我知道，在长者长期照护这方面，由于医院只能提供医疗、饮食及病情监测的服务，因此病患家属必须自行协助病患走动、维持病患整洁，负担很大。
随着人口变得高度老化，能负担老年人退休金和健保体系的年轻人也将会变得越来越少，更何况，他们自己也都有年迈的双亲和亲戚要照顾。日本已经为台湾提供了前车之鉴：人口锐减，导致日本农村地区的人口不断流失，而城市也因为缺乏年轻人移入而快速高龄化。
想透过政府政策来增加出生率、扭转人口萎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鲜有成功的案例。对于像台湾这样的发达社会来说，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接受更多的移民。但这也会衍生另一个问题：这个社会是希望人口变得更加多元，还是希望族群和文化拥有更高的同质性？
目前，台湾只选择以暂时性移民的方式来填补对特定劳动力的需求。不论是家务帮佣、或是专业人士，台湾都很欢迎外籍人士，然而，一旦雇用合约到期，他们就必须离开。增加移民，和台湾的本位主义是相冲突的；关于这点，我将在后文谈得更加仔细。
除非有更多产业能改变原有的经济模型，往更高附加价值、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台湾经济最终将难以摆脱逐渐衰退的命运。
二、能源生产的困境
虽然台湾希望标榜自己是个“绿色家园”，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也相对成功地减少了空气和水质污染，然而在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国家里，台湾的人均碳排放量却位居世界第八高，人均能源使用量也高于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
台湾今日有超过80%的能源供应，依然来自煤炭、石油或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只略高于5%。即使有越来越多发达经济体，都承诺会在2050年之前达到碳中和，但台湾政府之前却只承诺会在2050年减少一半的碳排放量。许多国家都在维持增长的同时也成功减少了碳排放，而台湾的碳排放却增加得比任何发达国家更为快速。
这个现象与台湾所采用的经济成长模型有关：现有的发展模式依然将环境的可持续性视为成本，必须和经济成长做取舍，而不是将其视为重要的发展目标和机遇。事实上，气候变迁对台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相当明显：过去一年，台湾就是因为缺乏台风带来的雨量而深受干旱的影响。
台湾的经济，依然十分依赖石化产业和半导体、资通讯科技等电子产品；正是这些产业让台湾得以致富。然而这些产业不只消耗了大量的水资源，同时也是能源消耗、造成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台湾拥有的其实是“棕色经济”而非“绿色经济”；维系这个产业的，其实是人为操控下的廉价电力和水力。我们让环境成了成长的代价，也导致下个世代无法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此外，台湾在电网管理上也有问题，导致在2021年5月间，全台因为发电量跟不上炎炎夏日里高升的用电需求，一连发生了好几次大停电。这起停电事故，反映出了台湾在能源供应上缺乏弹性，并重启了台湾能源政策的讨论。
近期，台湾政府一改过去较为缓慢、落后其他先进经济体比拟的减碳路径和目标，终于承诺将在2050年达成碳中和，因此过去排斥使用再生能源的私人企业，现在都必须开始面对痛苦的调整。政府发展再生能源的计划一直备受争议：除了有私人企业因为担心成本上升而提出反对之外，环保人士也有顾虑：有些人希望能加速脱离石化产业、反核运动者则要求关闭现有的核能电厂，还有些比较传统的环境保育者，则是反对任何会伤害环境的能源生产方式。
即将来到、而且备受争议的藻礁公投，便让上述分歧清楚地浮上了台面。总体而言，台湾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8%成长率确实令人羡慕，然而除非有更多产业能改变原有的经济模型，往更高附加价值、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台湾经济最终将难以摆脱逐渐衰退的命运。
台湾内部政治的极端化，已经超越了台湾人与大陆人、甚至是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分歧，并在各自阵营中，都分裂出了许多有棱有角的派别。
三、政治极端化
由于台湾政治极端化的程度很高，因此其民主“生活方式”，每天都在接受不小的考验。这种政治极端化不只来自于民进党和国民党支持者之间的分歧，也来自双方阵营内部愈来愈常见的派系斗争。台湾即将在2021年8月举办的四项公投，便是在考验着台湾的制度，能否能在意见分歧的环境中就关键议题取得共识。
重要的是，这次的公投和以往不同，没有一个议题直接与中国或台湾的对中政策有关。正如我在《台湾的中国两难》（Taiwan’s China Dilemma）一书中所提到的，随着“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渐趋稳固，内政议题也将会变得愈来愈重要，其重要性将会超越以往关于国族认同、国家未来定位，或两岸关系等议题的分歧。
事实上，这样的改变，也导致两大党就公投议题进行与支持者沟通时，都会抛弃过往对相关议题的主张。此外，由于今年没有其他重要选举，因此这场公投也成了一场对民进党执政评分的考验。不难想像，这场公投将会促进台湾民众对重要议题进行讨论，有助于全民建立共识，甚至还能改善政策的成效。
但也有部分评论者质疑，由于民进党降低了公投和罢免的通过门槛，这些投票已经变成了党派彼此攻讦的工具，用来拉下对方、或是贬损和对方有关的政策主张，而无法为重要的内政议题提供理性辩论和决策的机会。
此外，不论是绿营或蓝营，双方阵营的内部也都变得越来越分裂。随着国民党渐趋边缘化，其年轻党员也会主张，国民党应该试着吸引台湾的年轻世代，并和较年长的党员争夺领导权，因而变得更加分歧。至于泛绿阵营内部，也同样愈来愈常看见类似的派系斗争。
其中，关于桃园大潭三接的藻礁公投案，就反映出了民进党支持者内部的分歧，也显示出在面对能源、环保、气候议题相关的政策时已变得非常有争议性。
分布在台湾西北部海岸、长达27公里的脆弱藻礁，在过去的数十年来一直都备受争议。民进党为了建立“绿色”政党的形象，曾于1990年代反对国民党在藻礁旁兴建液化天然气码头的计划。
然而时至今日，民进党政府为了废核（而这也是另一个公投议题），开始将天然气视为比核能更安全、比燃煤和石油更干净、比太阳能和水电更可靠的选项，也认为这是台湾能源转型的重要一步。不过，政府也受到了来自气候运动人士的反对——他们多是民进党的传统支持者，但他们认为，在减用核能、以及包含天然气在内的化石燃料的进程上，台湾政府的动作太过缓慢。
有些环保人士则是进退两难，一方面希望能保护藻礁，另一方面却又担心燃煤、燃油发电厂，会带来更多的空气污染，因而认为三接带来的破坏可能会相对较小。藻礁公投凸显了环境、能源到底孰轻孰重的问题，而这项议题长期以来所缺乏的讨论，如今却变得高度党派化，也高度分化。
面对能源议题时政府常用专家会议来进行讨论，但现在已经难凝聚共识了。和其他地方一样，“科学的”观点并不能说服那些不信任政府的运动人士，而被政府指派来评估争议的这些专家，也得不到运动者们的信任。由于这些争论内蕴政治、又无法只由专家来决定，因此专家会议就更难解决争议了。
另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公投案，则是莱猪议题。该议案担心，民进党为了增进台美关系，会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对美国做出过多的妥协和让步。莱猪公投想挑战台湾政府开放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的决定；作为瘦肉精来使用的莱克多巴胺，目前已被160个国家禁用，而台湾过去基于公共健康的因素，也曾予以禁止。长期以来，美方在和台湾进行贸易协商的时候，开放莱猪也都是最重要的诉求。
这个议题，也再次突显了台湾的两大党是如何投机地改变自身立场。时间回到2012年，国民党其实也曾在民进党的抗议之下，开放美国牛肉进口；然而到了现在，尽管台湾消费者因为食安顾虑而群起反对，民进党政府却依然同意开放美猪进口，希望能借此让台美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然而由于台美 FTA 并没有太多进展，在野的国民党也有足够底气能和消费者权益团体合作、举办公民投票，重新禁止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这为民进党政府以及强烈主张签署 FTA 的人士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由于北京的阻挠，台湾未能签订任何重要的双边优惠性贸易协定，而且除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台湾也无法加入其他的多边贸易协定。蔡英文总统曾动用大量的政治资本，于2020年决定解除管制，期盼美国能与台湾签订FTA，并希望借此鼓励其他贸易伙伴，也和台湾协商FTA。最近，拜登政府重启了久违的台美贸易官员对话，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复谈重燃希望，不过，台湾要与美国签署这类FTA，需要得到美国中产阶级的认同，这些中产阶级，多被视为民主党主要支持者。
简言之，台湾内部政治的极端化，已经超越了台湾人与大陆人、甚至是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分歧，并在各自阵营中，都分裂出了许多有棱有角的派别。不论是哪个政党或派系，都在算计着各自的政策选项，可能会为选举带来哪些好处或损害。于是乎，极端化现象也造成了碎片化的局面，导致不论是食安、能源政策还是环保议题，都难以透过理性或超然的分析来建立共识。
台湾必须变得更国际化，才能从地方走向世界，更加和世界接轨。其实，国际化反而能帮助台湾保持、发展、承传自身的独特文化，使她免于完全被中国主导的华语圈同化和吸纳。
四、本位主义
最后，台湾社会有个很矛盾的特征：即使以人均收入来说台湾很富有、对全球经济也贡献良多，在政治与社会价值上又非常进步，民族文化的组成也相当多元，但台湾却并不怎么国际化。
其中一个体现台湾本位主义特色的指标就是交通工具。台湾的火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在进行广播时，至少会用上四种语言，但其中只有英文是外语（其他三个是国语、闽南语和客家话，在一些原住民乡镇路线上，还会加上原住民族的语言）。
类似的场景还有，台湾本地的电影和电视节目都会加上字幕，用的却是中文字幕，这也反映出了一个历史事实：许多年长的观众，很可能听不懂国语，但却看得懂中文字。虽然有少数例外，但绝大部分的企业，都是只使用中文沟通的，在学校，也主要使用中文教学；除了少数面对外籍观众的媒体之外，大众传媒也几乎全都使用中文。
台湾近来之所以会出现本位主义高涨的现象，有部分可能是因为许多台湾人都希望能巩固本土的身份认同，和中国人做出区隔，因而对发展和保持本土文化的活动很感兴趣。
我上个月就看过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比方说：世界知名的云门舞集新的作品《十三声》，就透过舞蹈描绘出了台北万华区的在地文化，也是我的出生地；根据得奖无数的环保人士吴明益的小说《复眼人》所改编的舞台剧，内容讲述人与环境的关系，特别是原住民对大自然的尊重；电影《听见歌 再唱》讲述一间布农族部落小学的学生为了赢得全国歌唱比赛，而必须模仿城市孩子合唱的方式，但他们最后决定不认同这做法，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文化。
这些主题都相当在地化，也都在已深入台湾市场的大陆影片相互竞争。比起好莱坞电影，台湾人更喜欢本土和陆制的作品，因为中文比英文更加亲切。
台湾政府已经开始鼓励学生拥有多语的技能，但这里的多语，指的不只是中文和英文而已，也包括国语和地方母语。我是道道地地的五年级（编按：指民国五十年一代出生，即西元1960年代）台北人，家里说的是闽南话和客家话，但我在学校里却不能说方言，否则就会挨打，因此我拥抱这个迟来已久的政策。
不过，我也认同学习英文的重要性，因为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以外的世界；同时我也明白，学习英文无可避免地将会占用掉学习国语和本地母语的时间。
由此，台湾想国际化、转型成为双语社会的目标，正面临着很大的阻碍。政府已经公布了一些政策，试图让高中生、大学生能流利地使用英文，并说服曾在国外留学的教职员使用英语来教学，甚至还鼓励公务员精进自己的英语能力。
然而，要让这些政策得以成功，台湾极度缺乏国际化的日常生活环境。台湾的日常生活环境，并不足以让身处其中的台湾人感觉到：使用英文不仅可行、且对国家安全繁荣乃至个人的福祉都有好处。
自从北京于1970年代取代台北、成为国际上唯一的中国代表之后，台湾便一直遭到国际社会的边缘化。现在，台湾无缘参与任何以国家身份代表的国际组织，就连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的也很少，只能以个别而特殊区域的名义，参加诸如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济合作论坛（APEC）的经济组织。
台湾曾经期望成为欧美国家通往亚太地区的经济枢纽，但终究未能达成目标，而这样的角色也早已被中国沿海的开放城市抢走了。因此，台湾不但欠缺国际组织，也一直少有国际企业或INGO在台设亚太总部，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太多涉及国际性质的工作机会，导致台湾年轻族群缺乏诱因培养双语能力，也不太愿意为了参与国际事务而培养技能。
这些现象对台湾相当不利，因为台湾必须变得更国际化，才能从地方走向世界，更加和世界接轨。其实，国际化反而能帮助台湾保持、发展、承传自身的独特文化，使她免于完全被中国主导的华语圈同化和吸纳。我住在香港的时候也学会说粤语，我能感觉到，香港的自主性正在不断被侵蚀，而北京也也不断试图令其独有的粤语文化边缘化，借此让香港成为中国同质化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和过去台湾的历史如出一辙。
对此，香港人正在努力推广本土文化，并持续使用英语；透过这种方式，他们一方面在抗拒被中国同化，另一方面也是在维持自身的国际地位。如果台湾人继续维持自己的本位主义，他们最后便会发现，台湾除了透过中国之外，将很难有其他管道可以与世界自然的连结。
曾被官方标榜为“亚洲世界都会”的香港，正在逐渐变成中国的另一个一线城市，同时也正从东亚的金融商业中枢，变成中国大湾区的核心，而深圳甚至也已经能和香港并驾齐驱。十分相似地，台湾也曾期盼成为“亚太营运中心”，帮助世界与当时依然与世隔绝的中国建立连结。然而，如果台湾没有办法提高国际化的程度，那么台湾人将会发现，愈来愈国际化的中国，正取代台湾企业成为全球营运的中心，并成为台湾人和外界连结的主要途径。
总而言之，台湾人正在面对的，是一个艰难的政治议程。他们既希望保持自由多元，又希望在环境、经济、人口等其他高收入社会也在面临的难题上努力达成政策上的共识。然而，由于台湾社会的目光总是向内，而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也让选民变得更加分化，因此上述的目标只会变得更难达成。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不断使用其愈来愈强的经济、军事及外交力量，让两岸统一看起来是势在必行的。然而台湾认同的崛起，加上北京对新疆和香港政策，都让台湾人变得更不愿意与中国统一，也导致北京必须加大力度，在国际社会中孤立台湾。
因此，台湾人的眼前正摆着一道难题：要如何在抵御中国的同时，也发展出一套策略，来处理这些长期的结构性挑战？
台湾若不想向中国靠拢、又希望长期生存，为何美国政策相当重要？
要解决台湾的长期问题，最简单的捷径、也是北京最希望台湾人接受的方法，就是被中国统一。除非台湾接受变成族裔组成更多元的社会，否则若想抵抗人口萎缩的现象，那就只能靠来自中国的移民。反之，台湾对中国学生和专业人士的吸引力，不只来自使用中文的文化相近性，也包括更高度的个人自由和学术自由、更加独立的法律体系，以及台湾优秀的医疗体系。
然而，相对的，随着台湾经济成长趋缓、年轻人失业率增加，台湾的科技专业人才，也早就开始前往中国寻找工作机会，而中国正好也急需他们的技术。对台湾的博士生而言，中国的学术市场能提供的机会比台湾和西方国家多更多，尤其许多台湾学者本来就更常使用中文发表研究；相较之下，台湾和西方国家的学生和教职机会都在逐渐减少，而且在这些地方教书还会被要求使用英文进行教学、发表论文。
简而言之，除非有人积极推动并帮助台湾更加融入国际社会，台湾终将会陷入中国的影响范围——就这点而言，台湾本身，以及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需要加把劲。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透过民主过程针对议题优先顺序建立共识的过程中，也都曾遇到过不少困难；当下台湾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政治运作过程很容易受到来自中国的密集渗透。
一、帮助台湾对抗疫情
最急迫的需求，便是帮助台湾对抗疫情。借由严格的边境管制、对所有入境者进行隔离检疫，以及有效的公卫措施，台湾曾经成功地阻止了病毒在社区传播，看似为居民创造了安全的避风港。
然而近期，台湾在防疫表现上的自满，却也造成疫苗短缺、人民接种意愿不高，以及检疫系统的严重漏洞。此外，由于确诊案例似乎不多，因此台湾一直没有大量筛检，因为担心错误的检验结果会导致医疗系统无法负荷，甚至破坏台湾亮眼的防疫纪录。
上述这些原因，都让新一波 COVID-19 疫情，无预警地在2021年5月13日爆发，而政府也无法掌握所有的感染源。本文撰写时，台湾正在努力应对疫情，并实施了比过往还要强硬的管制措施。
更糟的是，直到近期疫情升温之前，台湾都只从亚斯利康（Astra Zeneca）那边获得了数量有限的疫苗，也没有从中国或俄罗斯那边取得任何疫苗。直到疫情升温之前，台湾在商业和政治上似乎也缺乏力量或急迫感，而无从辉瑞、莫德纳那边取得足够的疫苗。此外，台湾在短期之内，也还没有办法自己生产疫苗，或是像韩国和新加坡那样，帮外国公司代工制造疫苗。
这意味着，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之下，多数居民都没有接种疫苗的台湾将会面临充满变数的未来，也可能必须比其他国家维持更久的封锁状态。在最糟的情况之下，若新型变种病毒不断扩散，那么台湾的确诊病例数也将会持续居高不下。
因此，虽然台湾在疫情之初的表现非常出色，但由于新型变种病毒突破了原本台湾有效控管的边境、成了检疫措施的漏网之鱼，台湾现在在应对疫情上也成了最为捉襟见肘的国家之一。再者，台湾并非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尽管七大工业国和多达五十个国家都表达了对台湾的支持，但台湾依然未能参加于 2021 年 5 月举办的世界卫生大会——因此台湾也很难和国际社会分享自己的经验、或从国外获得援助。
为了在抗击疫情上与国际社会进一步合作，台湾一直努力在国际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对其他国家有所贡献，而目前台湾反而成了变种病毒的重要战场。这令跨领域及国际的合作关键重要。
过去半年，台北已经筹划要参与致力于后疫情时代经济、健康与环境的永续发展的国际联盟“坚韧社会再造委员会”Reform for Resilience Commission。台北主导的亚太中心召集公共卫生专家、企业界精英和公共政策领袖，以促进亚太区域跨领域的合作，透过科学实证的政策研究，一起参与此国际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建构后疫情时代在公共卫生、经济、及环境领域更具韧性、更永续的发展模式。
在本月七大工业国峰会前夕，布局欧洲、美国及亚太地区的委员会发布年中报告，针对疫苗的制造与配送，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合作，以加速全球疫苗接种。这也正是台湾面对当下疫情所亟需的。
台湾的努力需要来自美国的支持，尤其当中国也利用了疫情提供的机会，试着透过疫苗外交，来说服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转向承认北京。这再次印证了一件事：除非台湾再次承诺以两岸终极统一为目标，否则中国都将会不断尝试边缘化台湾。
加强支持台湾成为世界卫生大会（ World Health Assembly，WHA ）观察员，并不会让美国违反其“一中政策”，因为巴勒斯坦和梵蒂冈这两个非联合国成员，都早就已经是 WHA 的观察员了，而这么做，也能为台湾开启重返国际社会的大门，尤其台湾的参与不只是值得期待的结果，也确实有其必要。此外，让台湾成为 WHA 观察员，也能挽救世界卫生组织正在流失的公信力：由于某些重要成员国（例如中国）的政治干预，该组织早已蒙受了不少批评，遭指无能应对疫情。
二、帮助台湾与世界连结
美国可以和台湾携手，透过台美双向的交换学生以及学者和年轻专业人士的交流，来帮助台湾变得更加国际化。
没有正式邦交并不代表台湾人不能获得国际机会。美国在台协会已和台湾政府合作建立了一个人才流通联盟（Talent Circulation Alliance），既鼓励台湾人前往海外，也鼓励美国人在台湾念书工作，海外的台侨也可以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带回岛内。美国国务院也已将其中文训练课程从中国大陆转移到了台湾，并透过一个新的计划 Taiwan Fellowship Act，试图让更多的美国官员能驻台工作。此计划已被并入刚刚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无尽边疆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中。
而台湾这边，也应该要更加敞开自己的大门、面向国际学生——而且不只是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学生，也包括东南亚的学生。台湾在诸如公卫、科学、科技和国际事务等领域，已经拥有几个非常成功的计划，吸引了不少学生前往台湾，例如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全球卫生学位课程、国立政治大学社科院亚太硕博士学程，和新进成立的创新国际学院等。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的工程和技术专业课程，也长期吸引了众多东南亚学生。
同样重要的是，一旦学生或专业人士在台湾完成学业或训练，台湾政府也应该要允许他们成为永久居民。为了吸引国际人才来台湾工作，定居，国发会也刚通过“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修正案，迈出国际化的步伐。
台湾愈是开放，就会有愈多专业人士和充满抱负的年轻人移民到台湾，这有助于建立台湾亟需的国际化生态体系。最后，由于美国的教育和生活费用较高，因此有兴趣前往美国就学而家境不富裕的台湾年轻人，会需要财务上的支持，此时慷慨解囊的捐助者、台美官方的奖学金，以及由学费互惠减免机制所资助的台、美大学的交换学生计划，就能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资金。
三、帮助台湾发展更多元的经济
虽然前所未见的全球晶片荒、以及资通讯产品的短缺，确实都让台湾蒙受其利，但长期来看，台湾还是必须拥抱创新和可持续性的概念，借此扩展、建立更多元的经济基石。台湾已经成功地透过奖励，吸引一些台湾企业将工厂和事业搬回到台湾来，但台湾应该要与美国和盟友合作进行经济结构的升级，让原本碳排放密集的经济得以转型，改为专注于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
此外，如前所述，我们也必须鼓励台美之间的人才流通、并培育企业家，借此让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和美国矽谷建立更多连结，发展出新的产业。不这么做的话，中国便会超越美国和台湾，率先成为一个干净的低碳经济体，并让中国成为台湾最便利的伙伴，为台湾提供经济转型所需的资本、科技和市场。
为了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台湾也急需和美国达成双边的贸易协定，而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重建之后，台湾也必须加入其中。否则，不论是中国的市场，或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多边贸易协定（比如RCEP），都会成为台湾的唯一选择——尤其北京本就已在试图扩张和台湾的互赖关系，以此来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一旦台湾别无选择，他们的经济就会被局限于以中国为主的环境中。
四、帮助台湾巩固其民主制度
作为一个活跃的民主政体，在政治上，台湾必定会希望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以及长期的安全和发展策略，能和其他的民主国家并驾齐驱。拜登政府应该要透过各种方法持续和台湾紧密合作，比如“全球合作训练架构”（Global Cooperation Training Framework）就能让台湾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分享自己的经验，并鼓励其盟友与台湾针对共同的问题进行合作。
台湾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不少支持，比如七大工业国今年在伦敦发表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台海两岸和平稳定做出的共同声明，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早在拜登的全球民主高峰会之前，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便已在 2021 年 5 月邀请蔡英文担任演讲人，其他与会的嘉宾，也包括其他民主社会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领导人。此外，将台湾整合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不只能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也能让台湾和拥有相同价值和目标的民主政体进行合作。
一如前面提及的，台湾很可能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政治转型：从过去的两极化，转变成为更多元的意见分布，而我们也期待台湾人民在面对公共政策的复杂议题时，能更加理性地进行思考。除了更加支持台湾认同，以及民主的生活方式之外，人民对于涉及能源、可持续性、教育和移民政策的利弊权衡，当然也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透过民主过程针对议题优先顺序建立共识的过程中，也都曾遇到过不少困难；当下台湾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政治运作过程很容易受到来自中国的密集渗透。和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可以帮助台湾的政府和公民社会深化其民主实践，并分享他们在面对复杂议题时捍卫民主的经验。
结论
川普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明确的转变：从全面性的交往，转变为战略性的竞争。让一些人感到讶异（对另一些人来说或许是有些失望）的是，川普带来的这些转变，至少在拜登就任总统后的前几个月，都并没有改变。
然而，针对台湾问题，激烈的辩论已经展开：美国是否应该以战略清晰政策，取代传统上的战略模糊政策——换言之，美国是否应该更清楚地表达防御台湾的承诺。
无论如何，美国都应该要协助台湾提升其长期的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其在政治、经济上的活力；增加对台军售、提升台湾防御能力这些事情固然重要，但仅仅这些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希望台湾能妥善处理两岸关系，并增强台湾在公共卫生、国家安全、经济和环境领域中的韧性，那么帮助台湾变得更加国际化、促使世界各国与台湾分享共同面对“高收入社会挑战”的经验、签订美台贸易协定、在干净能源领域和台湾合作、帮助台湾加入其他理念相近国家的多边对话，以及提升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程度，让台湾的意见和经验能够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这都是相当重要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