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報導在香港:抵抗時間流逝、採訪管控和中央劃線 「有些被訪者二十週年時找到他們,廿五週年時已經不能接觸到了。」 香港傳媒人如何年復一年講述六四?我們採訪了《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和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高級監製薛友德。
半生被稱劊子手,戒嚴部隊軍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李曉明是六四戒嚴部隊之中一人,離開中國後,長期受失眠、易怒所苦,近年才去看心理醫生。槍響30年後,他說:「雖我沒開槍、沒殺人,但身為當時戒嚴部隊的20萬戒嚴部隊的一員,當時我在部隊服役,我覺得也是一種恥辱,有一種內疚情感。軍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恥的角色吧。」
六四去國三十載,若在故土上不能說話,與流亡何異?——張倫專訪 他是當年北大高材生、也是廣場糾察總長;是語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也是大師門下的高足;是被三個孩子弄得手忙腳亂的父親,也是無法床前盡孝的孩子。
評論|邊緣化的六四論述:八九春夏,其實發生的是「兩場運動」 對於六四運動的深入理解,需要我們同時跳出這兩種敘事:既告別「知識分子中心論」、重視工人和市民的參與,同時承認「民主」的確是工人和市民參與運動的核心訴求。最關鍵的是,工人與市民所理解的「民主」,和學生、知識分子所擁抱的民主觀念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