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部分地區戒嚴後，報社一直叫我回台灣，我請求好幾次讓我留下。沒用。」台灣攝影師謝三泰説，「他們斷絕我的經濟來源，當時住飯店、吃、喝用的都是外匯券，人民幣上蓋個章，就能賺我們二十多倍的匯差。我一下就沒錢了，沒錢就沒轍，只好回來。」
「我拍的最後一張照片，是民眾朝毛澤東像潑漆的照片。」回台灣的十天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慘遭血洗，八九民運從此成了謝三泰心裡永遠的痛。這30年來，他選擇塵封這批照片及回憶，至今講起這事，他還是語帶悔恨，「我覺得自己是個逃兵。」
就在八九學運的兩年前，台灣開放民眾到中國探親，同樣在1987這一年，謝三泰進了《自立晚報》擔任攝影記者。同年9月，他在桃園機場的候機室拍下同事徐璐、李永得和發行人吳豐山的照片，待徐、李二人搭機離台，回程車上，吳豐山才神祕兮兮地跟他揭曉，「三泰，我們正在執行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問任務為何，吳笑稱，「到中國。」
「我在台灣跑街頭運動，沒想到北京居然也有街頭運動可以跑。」
1987年，《自立晚報》成為首個進入中國的台灣媒體，當時是非法行動，報社保密到家。事後更引發徐李二人回台被移送法辦的軒然大波，最終獲判無罪，二人儼然成為記者界的明星。「從小到大台灣教育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教你中國歷史和地理，又一直被灌輸說他們很窮，都在啃樹皮。」彼時才30歲的謝三泰直言自己也很好奇，「我真的很想親眼看看它到底是長怎樣。」
1989年4月17日，謝三泰再度受派機場，只是這一次他不是到候機室拍照而已。當時台灣政府除了放寬探親，終於也開放媒體進入中國採訪，「我們是第一批合法進入中國的台灣記者。」謝三泰從報社接獲指令，要去對岸拍攝亞青盃體操賽、亞洲開發銀行年會、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戈爾巴喬夫)訪中行程。亞銀年會台灣由時任財政部長郭婉容出席，這是第一位到中國出席國際會議的台灣政府官員，當時倍受注目。
就在採訪團出發前兩天，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心臟病發猝逝，北京高校學生自發悼念，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集結。知有此情，謝三泰自香港轉機北京後，一落地便忙和講好集體行動的採訪團分道揚鑣。他人還拎著行李，已跳上同家報社的文字記者黃德北來接應的出租車，驅車直往天安門。
1987到1989年間謝三泰任職《自立晚報》時，適逢台灣群眾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幾乎每天博愛路、立法院都有陳情抗議活動。當時的重大街頭運動，舉凡機場事件、五二〇農運等等，謝三泰以攝影記者身份幾乎無役不與，還常私下提供拍攝的照片給黨外雜誌和一批反國民黨影像工作者組成的「綠色小組」。
聽到天安門有學運，謝三泰情緒有些亢奮，「我在台灣天天跑街頭運動，沒想到北京居然也有街頭運動可以跑。」
「他問我，你是外省人啊？」
當時的他自然不知道，這場運動將演變成一場血腥屠殺。「台灣採訪團的攝影記者多是跑體育的，不太去天安門，畢竟那是危險的工作，可我覺得很刺激。」謝三泰成天揣著個相機奔波，成了人群中的醒目標的。「無論是在北京街道上，或是到天安門廣場，只要我相機一拿起來，人就圍過來了。」
「他們衝著我問，你打哪兒來？」學說兒化韻的謝三泰顯得有點吃力，「我不太清楚對方底細，既然自己中文腔調是南方的，就順勢說我是南方人。還不死心，追問我，南方哪裡啊？靠，我還真不知道要怎麼講，又想了想，我爸媽祖籍是泉州，就改口說我是泉州人。」
「到後來我才慢慢鬆口說來自台灣，有個廈門大學的學生聽我這麼說，就開始跟我用閩南語抬槓。」聽到熟悉鄉音，謝三泰的神情顯得輕鬆不少，可讓他錯亂的事不獨一樁，「還有一次，我跟個學生說我從南方來的，他問我，你是外省人啊？」
圍繞身前攀談的學生固然親切，可跟文字記者分頭行動的謝三泰孤身北京，仍感到頓失所依，「在台灣跑群眾運動，人圍過來的時候要很警覺，要判斷究竟是請願人士，還是所謂的『抓耙子』(編按：指會向官方通風報信的民眾)。幾年記錄運動的經驗累積下來，才慢慢找到方法，譬如跟兩、三個記者群體行動，知道怎麼跟群眾和警方搏感情。」
「可是在北京身邊沒有同業，外表裝沒事，心裡其實一直處在很緊繃的狀態。」當時從當地官方主導的媒體無法得知任何相關新聞，來自學生、文字記者，或台灣報社的訊息都很有限。「事後我才知道中南海裡李鵬、趙紫陽之間的政治鬥爭，可當時在現場還真不太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只記得到了4月20日那天，感覺不太一樣。那一天有點小雨，學生撐傘藉弔祭胡耀邦之名集結，最後整個移師新華門。門裡頭就是中南海，學生和武警發生衝突，開始推擠。」謝三泰說，「我拿著攝影機拍，心想萬一門一開，解放軍就出來了怎麼辦？」
謝三泰指著照片裡寫著「新華門」楷書的橫匾，當時他將相機高懸頭上，拍學生推擠時鏡頭沒有晃動，單從畫面絲毫讀不出記者的忐忑，但如今的他仍心有餘悸，「置身極權國家，會發生什麼狀況，沒有人知道。」
「飯店的人聽到聲音他以為你在打電報。」
「我扛了一整個暗房去，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還有底片，黑白、彩色和幻燈片都有。」回到下榻的西苑飯店，謝三泰動手改裝廁所，一個大男人委身小室裡沖印放相。「相片洗成5乘7吋大，5乘7吋就是A4一半大小，拍下當天就傳回台北。」
「那時候沒有網路，要傳輸一張照片要透過國際電話線，還有一台我從台北帶去的，由美聯社獨家研發的滾筒傳真機。」他邊說邊比手畫腳，「滾筒大概這麼大，邊上有卡榫，照片附著在上面。一張黑白的照片傳輸過程要7分鐘，彩色要21分鐘，RGB的嘛。」
「傳真的聲音也蠻大的，喀啦喀啦喀啦。」謝三泰先是模擬傳真機聲響，然後切換成拍擊聲，「咚咚咚，飯店的人聽到聲音他以為你在打電報，敲門關切，咚咚咚。我打開門，對方問，你在幹嘛啊？我若無其事地說，沒有啊，傳照片。然後拿洗好的體育照片給他看。」
「你知道嗎？電信房都知道你在使用國際電話，時間一久，他們想知道你在做什麼，講白一點，飯店裡頭的幹部都是中共的人。」有時候電信莫名就被切斷了，「斷線就要重來，我天天被傳真搞得很不爽。」
「有一次我怎麼傳都傳不出去，怎麼掛線都掛不上去，掛上去就斷，掛上去就斷。我氣到當下提著傳真機，跑到同業住的另外一家飯店，我付他們一些電信費，就在他們那裡傳真。」謝三泰賭氣道，「說什麼也要把照片傳回去。」
「我和文字討論做學生領袖的專題，我選擇王丹。」
在廣場上久了，謝跟學生漸漸熟絡起來，「兩年前《自立晚報》已經在北京大學打響名號了，他們會問我徐璐、李永得怎麼樣？也問我台灣現在怎麼樣？」如今看來，謝三泰有點哭笑不得地說，「我跟他們說台灣很自由，他們也跟我説他們很自由。」
「我當時在現場確實很驚訝，不是一個極權國家嗎？怎麼容許學生在這裡集結這麼久，後來當然知道是裡頭在政治角力，才放縱學生如此。」4月底前的學運現場，在那官方尚未定性學運、宣布戒嚴和展開鎮壓的時刻，他指認猶在廣場上流竄的樂觀氣息。盯著筆電螢幕上學生衝著鏡頭笑的照片，謝三泰有些出神地說，「當時的政治氛圍說不定比現在還寬鬆。」
他的鏡頭也捕捉到許多學生領袖拿著擴音器的畫面，包括柴玲、吾爾開希，還有王丹等人。謝三泰隔著相機，將掛戴著一副大眼鏡的王丹，以及他的領袖氣質鉅細彌遺地看在眼裡，「在天安門廣場，我發現王丹這個人講話很有條理，很實在，特別有好感。我和文字討論做學生領袖的專題，我們打算在自立做個半版。」謝三泰向黃德北指定，「我選擇王丹。」
「王丹在天安門廣場上講話很有煽動性，可下台的時候，卻有反差，是個很可愛靦腆的年輕人，要上鏡頭還要整理一下頭髮。」為了製作專題，謝三泰、黃德北跟著王丹中途離場回到北京大學，「不到3坪的宿舍裡塞著6個，還是8個上下舖，我們還參觀他們在學校裡辦的北大沙龍，類似英國肥皂箱的概念。」
「他們生活拮据，可是滿腹理想。我也和王丹聊到他父母對他做這些事的支持，雖然常常他說很多話，然後那北京口音我也不完全懂，你知道。」謝三泰說，「可我心裡很佩服，覺得這個朋友值得交。」
「那是一種很浪漫，很浪漫的革命情懷。」
「20多年後王丹來台灣教書，我和他在網路上約好碰面，親手把當時拍他的照片給他。他問我，有沒有打算把這些東西整理成攝影集？我說不行，我跟他說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待到六四。」都幾年的事了，他還是很糾結，「王丹跟我說，沒有全程參與有什麼關係？你參與的部分很少人看到。我說好，你下次回來再說。」
就這樣又拖了七、八年，直到2019年八九民運30週年的今天，謝三泰終於在台灣攝影師前輩張照堂的煽風點火下，出版他記錄八九學運的攝影集，名為《吼叫1989》，「我請王丹給我寫序，他二話不說就寫給我。」
我們在桌案兩端，就著筆電光束，瀏覽正處在付梓階段的攝影集電子版。就像王丹所說的，謝三泰以攝影機見證的現場，和那些思及六四，幾乎已成膝跳反射般顯影的畫面——兵臨城下的武裝部隊、坦克人、濺血場景與民主女神像確實不同。
在這群黑白影像裡，無論是北京街頭的常民、自治會的高校學生、醫護人員和電台媒體，甚或武警和解放軍，他們朝鏡頭比劃擺定的多是和平手勢，他們的眼裡和臉上的光彩，混合著某種榮譽感和令人心碎的一派天真。
「這些高校學生文學底子比台灣學生要強，還有人把遺書穿在身上，告訴爸媽，請原諒他們的自殺行動。」看著白布條，因墨漬噴散似仍未乾的口號，他像發現新大陸，驚奇於北京學生運動裡摻混著的濃烈文藝氣息，言談至此他的臉上似有30年前、而立年紀的神情，「那是一種很浪漫，很浪漫的革命情懷。」
「戒嚴開始，解放軍一車一車載到二環之外，……當時警民相安無事，還特別握手，擺給我拍。」
謝三泰在北京待了40天，幾乎天天去廣場報到，他待的時間或比一般外媒都要長，卻是沒走完全程。5月20日李鵬宣布北京部分戒嚴不久後，報社顧及人身安全，召回了謝三泰。
職是之故，謝三泰親眼見證的浪漫革命最戲劇性的片刻，至多是學生絕食不支送醫的時候：「後來我住到多數外媒駐在的北京飯店，人稱寫字樓，到了晚上喔咿喔咿喔咿(編按：救護車警報聲)不絕於耳，就知道又有學生被送到協和醫院。」
是遊行群眾坐大的時候：「開始有聲援的民眾，包括《人民日報》、電視台都慢慢加入行列。好像是517那天，我們從北大走到天安門，走了整整一天。隊伍好長，塞滿天安門廣場，整個都塞滿了。那段路，沒有幾百萬人，塞不滿。」
是解放軍逼近對峙，但尚未執行鎮壓時候：「戒嚴開始，解放軍一車一車載到二環之外，民眾阻攔軍用車，用各種方式圍堵不讓他們進來。當時警民相安無事，還特別握手，擺給我拍。」
是人前激昂吶喊，人後仍有拉撒需求時候：「有把公車拿來當作屏障，也有把公車改裝成廁所的，我就進去過一次。一進去，每個屁股都對向我，學生也是，大媽也是，前後左右都開放的。那味道我不會形容⋯⋯到現在我還記得那景象，很可怕，我真恨自己，當初怎麼不拍一張照片。」
最多最多，也就是那最後一張民眾朝毛澤東潑漆的照片：「拍那張照片時我真的很緊張，當時已經城管，整個氛圍都不對了。我只敢遠遠的拍，根本不敢靠近。拍完之後我就衝回飯店，沖照片，傳回台灣。」
「那個時候，他們是有機會變成一個開放的國家的。」
「召回還好，但到六四之候，我的心情很不好。」回台後，謝三泰輾轉拿到一捲指定轉交給他的錄音帶，「那時候錄音帶很小一個，錄音機也很小，可以藏在懷裡。中國記者朋友在六四現場錄的，可是我實在沒有勇氣去聽。」
終於提起勇氣聽了，「裡頭都是砰砰砰砰的槍聲⋯⋯好像也有對方在掙扎的聲音。」高頭大個的謝三泰把話說得斷斷續續，「我心裡很不舒服，不知道從何聯絡對方，根本無從聯絡起。」
2000年初的時候，謝三泰受邀去北京拍照，這才重新聯絡到中國《民族畫報》的另一個記者。「我問他說，這個人跑去哪裡，他說不見了，不知道⋯⋯哎。」說到這裡，謝三泰把話打住，說要去抽根菸。
「坦白講，30年前的事情，我一直選擇忘記。」根菸成燼，對坐者回來，他的眼裡殘些水沫，鼻翼仍輕微充血。不願回顧，除了缺席的遺憾，恐怕還有一份濃重的無力感。「你知道，在那個訊息不對等的社會裡頭，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採集影像，如此而已。」
「我把我在台灣接觸到的社會運動，經驗和公式套在那裡，去拍那些照片。」謝三泰曾將看顧台灣社會的熱望投向對岸，曾以影像採集過他們眼裡燃起的期待，「回頭看，你會發現那個時候，他們是有機會變成一個開放的國家的。」
相對於小錄音帶裡捲動與迴放的痛楚，謝三泰的黑白影像守護與封存的，是在希望被碾壓敗壞之前，人心還滾燙搏動，難以按捺掩息的理想和激情。
「某種程度上，台灣的學運也是跟北京八九學運學習。」
六四之後，謝三泰負氣在核銷單據裡夾了份辭呈，毅然決然離開報社。然而，不出兩、三個月，《自立晚報》還是把他勸了回去，謝三泰和他的相機再次復出江湖，還是照常對準了運動現場。
1990年3月，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九名台灣大學學生拉開了「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白布條，揭開了野白合學運的序幕。「後來學生成立了全學聯（全國學生運動聯盟），這些學生組織慢慢懂得怎麼跟政府討價還價，具體地提出像是『解散(萬年)國會』這些主張。」
「某種程度上，台灣的學運也是跟北京八九學運學習。」謝三泰從台灣的社會運動拍到八九學運，又回身在台灣學子身上看見被感染的理想和激情。「那個時候，我也是天天陪學生在現場，把一些經驗跟他們分享。」
只是這一次，他走完了全程，也看到了故事的不同版本。野百合學運成功廢除萬年國會，推進台灣民主。自此，台灣和中國的命運在89、90年之交，走上截然不同的岔路歧途。
「後來我輾轉拿到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攝影集，我發現中國官方通過影像，意圖要將八九學運群眾定性為暴民。」說起這事，謝三泰語氣有些高亢，「那些照片遠比我想像的還血腥，屍體多到我看了震撼不已⋯⋯但他們只片面呈現官方的死亡，通過照片想扭曲事實為：是這些暴民縱火等暴動行為，致使解放軍不得不展開鎮壓。」
「我在上紀實攝影課的時候，我跟中國交換學生說，中國1989年有一個叫做六四天安門事件，知道嗎？他們說，不知道。縱使知道，他們也說不知道。」謝三泰像在繞口令，「他們那是選擇不知道。是家長要他們噤聲，或是家裡和學校根本不告訴他們。」
「我又逼問他們，你們知道當時死了多少中國學生？」30年來不願提的，謝三泰終究還是記掛在心上。當他發現遺忘成了一種噤聲的策略，他知道，該是時候由他和他的攝影來讓那些被消音的，被再次聽見。
如今面對選擇遺忘的人，謝三泰選擇不再遺忘，他對著他們說，「八九學運時，我30歲，在那裡待了40天。」
每一张记录运动的照片，都是历史的见证，都在诉说一个故事
话说刘建隐藏多年的六四照片，据说2000张，有谁知道在哪里公布了
黑白照片锐利，图像清晰地仿佛是昨天拍的，唯有衣着是古早的
读完后内心很平静，不想说话
建議出版六四影像集，以備還原真實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