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北京公社」的八個瞬間（上）：六四三十年，對於「反思」的反思

對於親身經歷過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的人來說，過去三十年意味着什麼？還在記憶中留下什麼？這大概讓年輕人、媒體或是國際社會感到好奇。

儘管市場經濟早已經最大限度地佔領了每一個人的生活和大腦，儘管黨國機器以去政治化和高壓手段儘可能刪除了所有記憶，但是，過去三十年的每一天，對許多人來說，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在反思中渡過。

而且，三十年間所有的這些改變和刪除本身，理論上似乎也屬於「另類反思」，就像運動結束後，官方組織的批判正是以所謂「反思」的名義進行，然後以實際上禁止紀念、防範反思的方式，無時無刻不提醒人們那個歷史事件的存在，以及對未來歷史進程的意義。

反思的反思

直到今天，大概除了婁燁的《頤和園》和若干紀錄片，人們很難看到以六四為背景的文學和影視作品。對那場運動的反思和討論，也集中在對運動進程的復原和對個人記憶的打撈上，譬如吳仁華在海外收集了三千多名參加「平暴」官兵的證詞，王丹的回憶，趙鼎新運用社運理論分析學運如何在1980年代變動的國家-社會關係中誕生於特定的北京校園空間，等等。

雖然還有不少學術論文和比較社運研究，試圖從更具體的角度解釋運動的起因和失敗，也有劉曉波和丁子霖發起的「天安門母親」運動如同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運動一樣，提醒着這場運動的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庭，但是大量的紀念仍然是感傷性的，大量的反思仍然圍繞着「5.13」絕食代表的激進路線的爭論，因此總體上更傾向假設 「5.20」戒嚴後如果及時撤出可能帶來和平轉型，從而否定運動的後半階段。

不能不說，這種反思局限在運動的「激進vs温和」路線對黨內分裂的影響上，將運動主體導向黨內兩股力量的競爭勝敗上，也暗合了鎮壓者的鎮壓邏輯和鎮壓後推動市場經濟改革的邏輯，即1989年的民主化條件不成熟，而必須先穩定、再經濟、後民主。

這種反思局限在運動的「激進vs温和」路線對黨內分裂的影響上，將運動主體導向黨內兩股力量的競爭勝敗上，也暗合了鎮壓者的鎮壓邏輯和鎮壓後推動市場經濟改革的邏輯。

這是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會見戈巴卓夫（戈爾巴喬夫）時表態的思路，甚至也是鎮壓之後爭取美國合作（乃至在整個1990年代都逐年批准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的共識，國際社會也相信，市場經濟發展所促進的公民社會和中產階級力量，最終將推動中國的民主轉型。甚至從理論上說，這也合乎後來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者對自由和民主的分開敘述，既得以讓新保守主義在1990年代的中國哲學課堂上大行其道，也為迎合最終的世界範圍內消解民主、即今天的全球民主危機埋下了伏筆。事實正是，中共當局在1989之後的三十年，正是通過所謂改革開放一點點釋放「自由」，而無限拖延着民主化的進程。

這場運動之後的反思就此原地打轉，絕大多數事後反思，就和廣場學生當時眾口一詞地停留在民主的抽象價值和口號一樣，在過去三十年都在繼續尋求當時可能的最終解決，從而困在既有的權力關係中，在與鎮壓者——中共當局——的話語和道義競爭中始終落於下風。廣大同情者對他們、以及整個運動的評價，也難以更有力地向「前後三十年」擴展，或者向更久遠的歷史和未來發生影響。

運動的兩位關鍵人物——劉曉波和趙紫陽——在1989之後雖然各自在困境中繼續以撰寫評論和回憶錄的方式，影響了過去三十年的反對運動和公民社會，但是他們的反思沒有超出國家-社會或政黨-轉型的框架，也未能在更温和的改良立場上集結力量、推動共產黨的社會民主化。即便更具跨度、可溯及1970年代末西單民主牆運動的魏京生，也和他後來在北美所領導的流亡運動一樣微弱；反映這些民主鬥爭歷程的長篇小說戴蘋的《好嗎兄弟》主人公之一魏小濤，今年1月在巴黎去世，和幾年前劉曉波、趙紫陽先後去世一樣無聲，沒有對中國政治發生什麼影響。

劉曉波和趙紫陽各自的反思沒有超出國家-社會或政黨-轉型的框架，也未能在更温和的改良立場上集結力量、推動共產黨的社會民主化。

歷史的終點還是起點？

難道六四運動就此將淹沒在歷史的長河和破碎的記憶中嗎？在20世紀的革命、起義和反抗的歷史中，三十年也許並不是一個太長的時段。譬如，曾經在1998年控訴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的西班牙法官加爾鬆，2008年下令挖掘內戰期間的19具受害者遺骨，遭遇了種種阻礙，壓力來自政治與司法、還有記憶和仇恨，七十年仍未消散。

台灣「二二八」事件也是一樣，直到四十年後的1987年「解嚴」，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動下，才等來了反對黨第一次公開紀念；伴隨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直到1995年中華民國立法院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並定每年「2.28」為和平紀念日，得以正式平反。其實，可能根本沒有人會懷疑，1989年學生運動真正被平反，也需要等到更為久遠的未來，也就是中國實現民主轉型的那一刻。

換言之，從中國與冷戰關係的角度看，作為1950、1953、1956、1968、1980年以來在東德、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共產主義國家發生的一系列反抗運動的最後一場，無論動員規模和對抗烈度，天安門運動可能都居於最末，並沒有中國知識分子所臆想的更多新意，其被鎮壓的殘酷程度也難超過其他起義，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在一個前所未有湧進大批西方記者的鐵幕國家內部發生，然後通過大眾媒體開啟了福山所謂「歷史終結」的進程，而被世人銘記。

從中國與冷戰關係的角度看，作為共產主義國家發生的一系列反抗運動的最後一場，無論動員規模和對抗烈度，天安門運動可能都居於最末，並沒有中國知識分子所臆想的更多新意。

在槍聲還未打響的前夕，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6月發表《歷史的終結》，認為自由主義的民主將在冷戰中全面勝出，雖然一時洛陽紙貴，卻很快遭受各種質疑。如前文所述，冷戰後的歲月裏，新民族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新民粹主義輪番登台，今天幾乎已經沒有多少人懷疑全球民主危機的到來。不過，三十年後的今天，再看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對照時局發展，對天安門運動的歷史意義也會產生新的認識。

在《歷史的終結》最後，福山寫道，「當歷史結束後，我和周圍的人們能夠感覺到一種強大的懷舊力量」，這股懷舊力量在冷戰後逐漸上升，甚至強大到足以改變「歷史終結論」的程度，那就是各種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和民族主義的復興：包括在「911」前後猖獗一時、不久前才證明失敗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包括從巴爾幹危機以來的民族主義復興到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更有習近平代表的毛主義懷舊，正在將1960年代為世界恐懼的「輸出革命」改換包裝為更令人疑懼的「一帶一路」，而且如福山所料的，在三十年後還是沒能融入民主世界。

這意味着什麼？在我們回到「歷史終結」的那一歷史事件時，透過黑格爾曾經在1806年耶拿戰役後看到騎在馬背上的拿破崙、然後意識到「世界騎在馬背上」所開啟的歷史觀，所有的目擊者所看到的，或許就是「中國站在坦克前」。（瞬間一）

只是，這樣被記錄下來、然後得以反覆推敲的歷史瞬間並不太多，無論是「站在坦克前的中國人」，還是著名攝影師劉香成拍下的「平板車上的傷者」，圖像猶存但姓名已逝，人們無從了解傷者的主張和行動，也無從了解「站在坦克前的中國人」的下落，更無法理解幾年後世界與這個「坦克中國」的媾和、以及三十年後所面臨的困擾。（瞬間二）

鄧小平在1989年面對學生民主運動的高漲和隨之而來的黨內動搖，下決心採取強力鎮壓，基本上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在1973年底復出後、結束毛澤東式運動、而以「治理整頓」和「與美媾和」開始建設進程中的極權主義政權性質，表明其自中共在1956年匈牙利危機爆發後敦促蘇聯介入以來的初心未變。同樣，1989年運動正是共產主義陣營裏發生最晚、也是最後一塊多米諾骨牌，鄧小平充分認識到，因為政權性質的自殺性暴露、而徹底毀滅了共產主義政權的全部合法性，不得不在冷戰結束、大局已定後，自己動手推動中國向市場化的威權主義轉型，包括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民族主義（國家）轉型。這也才是習近平上台伊始自承所謂「前後三十年一致」的聯結點，也是他如今呼籲「不忘初心」、防止蘇聯式崩潰重演的起點，以至於在1989學運三十週年之際如此緊張，號召全黨動員保衞政治（權）安全。

鄧小平充分認識到，因為政權性質的自殺性暴露、而徹底毀滅了共產主義政權的全部合法性，不得不在冷戰結束、大局已定後，自己動手推動中國向市場化的威權主義轉型，包括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民族主義（國家）轉型。

如此路徑，由若干個瞬間構成，卻常常被德國哲學家貝克所謂「巫毒式國家崇拜」的歷史所遮蔽，也在過去三十年的反思中面目模糊，很類乎海德格爾晚年曾經提出的概念Ereignis。在德語中它是「事件」的意思，也包含着「開始」，阿甘本則將其解釋為「最後的事件」：「通過該事件，從歷史命運中給予並被抓住的東西正是歷史原則的被遮蔽本身，也即歷史性本身」。在海德格爾那裏，存在是對兩千年哲學一味追問存在者的反動，但在戰後新馬克思主義者那裏，例如巴迪歐，存在主義的求是而非傳統追問是什麼的本體論，瀰漫着一種對在場和失去的起源的懷舊。這可能正是納粹興起的哲學根源，海德格爾之謂哲學終結後的結果，也是福山三十年前所擔心的冷戰-歷史終結後的副產品，如伊斯蘭世界、俄羅斯、中國、甚至歐洲和美國都正在興起的強大的懷舊力量，無論是原教旨主義、新民族主義還是新民粹主義。

對馬克思主義的巴迪歐來說，與海德格爾早年的存在主義歷史觀相反，歷史是在存在極限處的呈現。這是對自由主義者如羅蒂以及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無論1980年代還是之後）所期望的無對抗政治的否定。相反，激進政治所理解和期望的歷史，是具現的，本來就充滿各種不確定，要求運動中的多樣性、多元性和衝突的存在。這種歷史觀，不僅適用「事件」，這不僅暗示海德格爾晚年的微妙轉變，也指向對1989學運這場運動-事件的懷舊的反思。

如阿甘本所示，對事件的理解和介入，在本體和認知之間是一種「非國家和非法律的政治學與人類學生活，一種尚未完全被思考過的政治學和生活」。這也正是我個人在經歷了1989學運之後，作為當時最年輕的大一學生、學運的邊緣人物而倖存下來，卻在其後從未停止過思考，並且走上政治學和人類學道路、和與此相應的動盪與反抗交織的生活方式。我一直試圖在自由主義主導、卻陷入自咬尾巴困境的反思主流之外，從與1989學運、冷戰結束同時興起的後馬克思主義，來觀照這56天，它可能並非自由主義的運動，而是政治學與人類學的運動和生活。

我一直試圖在自由主義主導、卻陷入自咬尾巴困境的反思主流之外，從與1989學運、冷戰結束同時興起的後馬克思主義，來觀照這56天，它可能並非自由主義的運動，而是政治學與人類學的運動和生活。

譬如，1989年5月13日晚開始、歷時一週的絕食行動，在過去的三十年裏都一直無法擺脱來自各界的指責：造成運動升級、引發殘酷鎮壓從而導致學運失敗、斷送趙紫陽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和同情的力量。在傳統國家-社會的反思框架內，這一行動無疑是挑戰性的、激進的、發起人在把握行動和責任關係方面是有問題的，即左傾冒進和不負責任，為鄧小平實行戒嚴提供了藉口，特別是戒嚴實施後仍未見好就收，最終導致強力鎮壓。

但是，任何有過當時廣場經歷的人，大概都會記得廣場上從悲壯向節日氣氛的轉變；公開絕食行動引發了「5.17」遊行，這場百萬級別的大規模市民聲援捲入了各大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公職人員和工人，超越了絕食前學運第一階段的學生運動，把學運變成了一場至少在北京範圍內有廣泛參與和同情的民主運動；絕食後的佔領以及戒嚴後的抵抗，到6月3日晚間當局採取清場行動前，維持了半個月近乎自治的局面（至少是街面上的自治），形同「北京公社」。（瞬間三）

56天的「北京公社」雖然短暫，卻堪比巴黎公社的72天，抵抗烈度雖低，仍堪比西班牙內戰叛軍一方對共和國平民的大屠殺，在過去三十年的反思中完全被忽略。人們只記得5月30日左右廣場上樹立起來的民主女神像（瞬間四），卻淡忘了廣場指揮部的自治管理下自由自在的佔領生活，包括著名搖滾歌手的獻唱和不知名情侶在廣場舉辦的婚禮。（瞬間五）

尤其是這場婚禮，如同阿倫特所講的新生（Natality），人們通過共同行動所創造的全新政治體驗。這半個月的廣場體驗為一代參與者帶來持久的、無法泯滅的政治記憶，而佔領行動則為全世界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成功行動模式，不僅讓東德領導人面對柏林牆危機時不敢採取武裝手段，而且甚至最終轉化為2011年馬德里、開羅和紐約所發生的廣場佔領行動，也包括2014年香港發生的「佔中運動」，後者與1989民主運動的聯結顯然更為緊密。這大概就是1989年事件所開創的更為重要的歷史起點，意義絕對無法僅僅局限於中國三十年的歷史維度中。

（吳強，時政觀察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