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被稱劊子手，戒嚴部隊軍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編者按：據六四親歷者、學者吳仁華研究，1989年參與鎮壓的戒嚴部隊大軍約20到25萬人，僅個位數的戒嚴部隊軍人或軍官站出來反對武裝鎮壓，其中2人仍在大陸境內、曾受中共政治騷擾，分別是曾表達懺悔的54集團軍的官兵張世軍、以油畫重現六四場景的前65軍士兵陳光，目前難以聯繫。30年過去，當時被分配到共軍第39軍116師的高射炮兵團、任副連級的雷達站長李曉明，是那「25萬分之個位數」、少數能自由說出證言的人。

李曉明受訪時悶著頭，原來是在刷手機。在忙嗎？「今天早上（5月23日）去你們的總統府，」他把手機遞過來，是總統蔡英文接見華人民主書院安排的六四親歷者的合照，「接見我們就是種表態嘛，這是第一次吧，她（蔡英文）也支持中國民主事業吧。」這些當年在天安門毛澤東頭像和自由女神塑像前欲灑熱血的少年，如今成了流亡各地的大叔，這一天，他們換上筆挺的西裝和皮鞋來到孫文遺像前，只有李曉明，踩著舊球鞋就來了。

5月18日，六四事件30週年研討會在台北登場，海外中國民運聯盟（澳洲）秘書長、1989年任職的戒嚴部隊成員之一、時任解放軍軍官的李曉明受邀赴台出席這場研討會，這是他此生第二次公開為六四事件作證，第一次是2002年，應「中國人權」邀請，在紐約公開作證，作證後申請澳洲難民簽證，2005年才以澳洲籍人士身份回到中國。

李曉明一家人目前定居澳洲。5月中旬，他和妻子提了要去台灣出席研討會，妻子毫無反應。他又和26歲的大兒子談了這件事——此前，他幾乎不和家人談他的六四親歷——說了之後，兒子竟擔心起李曉明的人身安全，要他別談了、別去台灣了。「兒子以為我回中國了，他以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我解釋說沒問題，我是去台灣啊，台灣和中國不一樣，台灣是民主國家，我可以像在澳洲一樣，說任何事情。」

原以為去「維護社會治安」

李曉明是瀋陽人，出生於1964年，高中上的是瀋陽二中，他在受訪時數度強調：「我上的是最好的高中，很多同學都考上了北大、清華那些重點大學。」1983年，李曉明大學沒考好，家中又有經濟負擔，父母索性讓他和妹妹都去唸軍校，如此兩人學費、生活費都由軍校補助。他考入河北石家莊解放軍軍械工程學院雷達系，1987年七月獲得學士學位。

他又給我們看剛上軍校和從軍校畢業的照片，軍帽中央有顆大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鑲金邊紅色五角星軍徽。他有些老花，想仔細端詳年少的自己，得移開眼鏡。人滄桑了，照片中的李曉明更顯風發。回到1987，這位少年軍官對未來有什麼期待？「沒有什麼期待。」他答：「年紀小吧，只知道學費生活費都是國家負擔，將來工作就是上部隊服役。別的也沒什麼想法。」

六四事件爆發那一年，李曉明25歲，任解放軍第39軍116師高炮團102連中尉副連職雷達站長。 第39集團軍隸屬於瀋陽軍區，軍部駐地為遼寧省遼陽市，李曉明在公開作證和受訪時，數度強調：「第39軍116師是最好的部隊。」「我們部隊以前打過朝鮮戰爭，打仗打得好。給我們的各種人員配備、裝備，都是最好的。」

歷史學者、六四事件親歷者吳仁華在《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書中亦指出，步兵第116師是第39軍的主力師，在解放軍的所謂「四大王牌師」中名列第二。該師曾是首批進入朝鮮參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曾先後於1950年12月4日和1951年1月5日分別攻佔平壤、漢城（現今首爾），戰績顯赫。

吳仁華在書中指出，1989年5月20日，第39軍接到中央軍委緊急命令，部隊立即趕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一開始，為了保密，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只傳達到師一級指揮官，師級以下的官兵並不知道即將戒嚴，只聽說要前往瀋陽執行「維護社會治安」的活動。6月3日，第39集團軍指揮部接到了上級命令：「部隊立即向北京城內強行開進，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計畫。」在中央軍委的調兵計畫中，第39集團軍是屬於首批進城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但實際上，該集團軍進京的時間，比北京軍區的第24集團軍、第27集團軍、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第65集團軍等部隊要晚。

吳仁華的研究和李曉明的證言相吻合，39軍之所以比計畫中晚進北京，李曉明說，是出於116師師長許峰的消極抵抗。話說從頭，5月20日，上頭交辦瀋陽有上街遊行，要求部隊去「維護社會秩序」，他原以為要回瀋陽老家附近，還有些期待回家。「去的路上，命令又改了，改去山海關，最後的命令是去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我們部隊的具體任務是去使館區，保護領事館的安全。在6月3日之前，大部分部隊都是駐紮在北京郊區。」在郊區駐紮期間，李曉明一度以為學生只是上街遊行，「都是很和平思維，沒有暴力，而且我們部隊在外圍，部隊沒進北京市，沒感覺到那種緊張。」

「日本人到北京都沒開槍......」

「你們是人民解放軍，不能對人民開槍，不能向學生開槍。」「日本人到北京的時候都沒有開槍啊！」他回憶，6月3日晚上之前，民眾圍著軍人，「老年人、中年人、年輕人、好多人......，」他坐在軍用卡車裏，周遭的士兵和民眾沒有互動。不過，他看見當時的團政委拿著擴音器和群眾說：「我們是人民解放軍， 我們不會對學生開槍。」

只是，當天傍晚，士兵就接到指示往裝彈藥的車輛移動，李曉明回憶：「你能拿多少（子彈）就拿多少吧，沒有什麼限制，就站在路邊發子彈，老百姓都看到了，帶著驚恐的眼神看著我們，不再跟我們交談了......。」

「上頭要我們不惜一切代價，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他說，當時有些軍人攜帶小型收音機，另外的消息來源就是解放軍日報。「我們自己也很害怕，」他回憶，軍用卡車上少有交談，收音機廣播向他們播送暴徒要殺解放軍，大家沒什麼交流。事後回想，他認為絕大部份士兵受教育程度低，當時只是聽上級命令，就照上級傳達的做。

李曉明舉例，除了從廣播重複播送，軍中也傳出「天安門6月3號晚上有暴徒要殺害解放軍」的耳語，戒嚴部隊裏的許多人信了，事實上，軍隊駐紮在朝陽區一所小學時，他親眼看見有個部隊的戰士，因槍枝走火，遭到誤傷，當場死亡。他眼睜睜看著這人的屍體被拖出去，結果，聽見部隊領導人向上級報告：「有暴徒開槍打死我們戰士！」李曉明說：「這是我親自經歷的，那人（死者）就在我對面，至少從這部分，我看到很多真相。」

麵包車上的傷者，「用眼神示威」

「6月3日晚上，大概7點鐘，我看到一台從天安門廣場出來的麵包車（廂型車），麵包車走得很慢，門口站著一個受傷的群眾，他拄著雙拐，腿上包紮繃帶紗布，應該是看著我們，應該是仇恨、憤怒的眼神吧。」當時李曉明的部隊停在天安門東郊，軍用卡車準備從天安門東側往天安門方向開，他精確地想起這個眼神，不會錯，卡車距離他頂多十米遠，「雖然他沒說話，但他意思就是『你們解放軍殺人了』。我覺得他就是有意向部隊示威。所以對方用行動告訴我們，部隊已經開槍了。」

「任何人都猜出來開槍了。」麵包車默默從眼前駛過的那一刻，他回憶：「大家看了面面相覷，也就默默無語吧。」

李曉明觀察到116師師長許峰的消極抗命。由於高炮團總是和師部一起行動；當時李曉明離師裏的通訊車最近，他見到許峰化裝為平民，身著便衣，帶著幾個參謀去前方探探情況。「當時還有學生、百姓圍堵軍人，若身著軍裝，絕對不許你往前走的。」「我自己猜的，也許他（許峰）看到傷亡，他回來以後開始消極抵抗，所以我們部隊就沒有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

6月3日當晚，李曉明遠遠聽見中央軍委的無線電呼叫，「116師，你們在哪裏請回答。」不論無線電怎麼叫，許峰就是不回應。他就聽到許峰說一句話：「我收不到上級命令、我們收不到上級命令」，隨後鑽進師部通訊車。「他（許峰）這樣說，底下參謀就明白他什麼意思了。」李曉明回憶。

部隊一直消極抵抗命令。中央軍委要他們6月3日晚上或隔天清晨抵達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但我們是6月5號清晨才進到天安門廣場。」他說，部隊一直坐在軍車上，繞行北京市郊區周圍，徘徊遊蕩著，就是沒有按照命令往天安門廣場集結，直到6月5日清晨。

褲子、棉襖、血

李曉明作證時稱，6月5日一早，第39軍被第38軍（編者按：近年陸續出爐的研究顯示，第38軍是六四屠殺中最兇殘的軍隊之一）「押」進天安門廣場，針對這段證詞，他在不同地方受到質疑：一個部隊有資格「押著」另外一個部隊嗎？他在接受《端傳媒》訪問時如此解釋：「38軍處長領著士兵，架著機關槍，他在前面，把我們『領』進天安門廣場。」

彼時六四清場已經結束，在被「領」進廣場的路上，李曉明清晰聽到兩邊建築物、樓群裏、立交橋（高架橋）下，群眾對軍人們喊著「法西斯」與「劊子手」。謾罵一直從樓裏飛出來，眾人張望四處，始終不見人影。李曉明身旁的士兵朝樓裏開槍，「我給他說了回去，他是我連裏的戰士，我就說：『你不准開槍』，他就不開槍了。」但子彈不長眼，早往樓裏飛去，「具體傷沒傷人？我不知道......。」撤出廣場後，他的部隊駐紮在朝陽區一所小學內，任務是「抓暴徒」。有一位街頭擺攤賣冷飲的老太太，罵軍人是法西斯，而被冤作「暴徒」，抓進了派出所。

李曉明這一輩子都不會得到答案：老太太後來被怎麼了？當時身邊的士兵開槍，是否造成民眾死傷？但他在6月5日就可以確定，戒嚴部隊造成了慘重的傷亡。他看見廣場地板、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有裝甲車履帶輾壓的痕跡，一地的狼藉。他和一名排長一起翻找垃圾，撈出了一件上面有彈孔的褲子和沾血的棉襖。

「打掃衛生的戰士親口告訴我，看見垃圾下面好幾灘血。」褲子、棉襖、血，成了腦中揮之不去的屠殺鐵證——李曉明2002年首度在紐約公開作證，到2019年到台北公開作證，一定提及這段證據。在台北，他在百人面前談及那件褲子，兩度哽咽。

但這段證詞同樣遭到反覆質疑。對於證物的真實性，網路到現實生活中，曾有人拋出：「難道當時有人中彈之後，還把衣服褲子脫掉、然後自己跑走？」李曉明如是回應質疑：「那我就不知道了。有各種可能性。至少，我相信我看到的。」

此外，在台北的研討會上，李曉明說的另外一段證言，當場受到挑戰。他說，到了6月3日下午開始發放子彈，但沒有具體下命令開槍。後來，部隊有了明確命令，「距市民100公尺以外可對天鳴槍警告、30公尺以外可對地開槍警告、30公尺以內遭遇奪槍等危險時，可以開槍自衛。」

這段證言也激怒了一部分人士。一名老人在台北的研討會上，情緒激動地挑戰李曉明：「開槍、坦克壓人都是事實，在這種情況下，用少數士兵槍口抬高一吋（的說法，）或把正義和非正義之間的界線模糊掉，這是對得起方政（編者按：1989年6月4日凌晨，方政沿西長安街撤出天安門廣場，自述為救某學妹，遭坦克碾斷雙腿，至今流亡海外）那兩條腿嗎？對得起那麼多死了兒女的母親、父親嗎？」「有人說這個政權的領導人犯錯，那是犯錯嗎？還是反人類罪行？」

如何證明自己「30年前沒有殺人」？

鎮壓的痕跡很快被政府抹平，李曉明在1989年7月回到瀋陽駐地，隔年調到另一個部隊，1993年轉業，在瀋陽市電業局調度所擔任工程師。為何選擇轉業？「我一直想出國留學，好多高中同學都考上好的大學，大學畢業都出國留學，出國留學也是一個趨勢吧，當時中國還是比較落後，很多人都想追求更好的生活。」他盤算著自己未來，「在部隊的話，是不能出國的。所以我必須轉業到地方工作。」2000年，他自費留學到澳洲墨爾本，就讀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RMIT），攻讀兩年制電子工程碩士學位。

2001年，他的妻兒到了墨爾本陪讀，2002年，他首度前往紐約作證，第一次說出自己目睹的六四真相，「太太申請到陪讀簽證，我就放心。如果我不先把他們接出來，政府會有懲罰措施吧，例如不讓我孩子和太太來到澳洲......。」

同一年，他向澳洲政府申請難民簽證，歷經數次面試，移民官審查民簽證時，依法定程序問了很多問題，包含個人簡歷、在澳洲就學的學業成績、在中國的服役軍區、六四目睹的情況，還有最關鍵的：「他（移民官）問我：『六四時，你殺不殺人？開不開槍？』」

一個人要如何證明自己「在30年前沒有殺過人」？軍職成了李曉明半生的原罪。即使他反覆重述自己的證言、對外強調自己未開一槍、未殺一人，仍不時會在公開場合被問到這個問題，以及更多他始料未及的問題。比如在台北，接受了將近30場的中文、英文媒體訪問，公共場合也常有人問他尖銳問題。也比如在2002年，初次作證時曾有媒體寫錯他任戒嚴部隊時的軍銜，導致他被質疑經歷造假，他看過那些評論，「很多人把我的生日、軍階都寫錯了，我就看了幾篇，混淆是非吧，都是胡攪蠻纏。我懶得和他們爭辯、我沒有太大感覺、我覺得浪費時間。」

李曉明公開談論自己的六四證言時，常帶著幾項關鍵文件和照片：當年所有參與執行戒嚴的解放軍都收到的「首都衛士」紀念冊、紀念章以及紀念手錶。他在今年把這些文件和物品捐給墨爾本博物館。只是，此舉遭網友說他別有居心、檢視他「亮出證物」的舉動與真偽；甚至在網路論壇上質疑李曉明離開中國時刻意攜帶紀念章冊，是「很早就計畫把六四這事情去國外說出來」。

「對啊，他說得很對。2000年留學時我就帶著（紀念章冊與手錶）了。不然我為什麼要帶出來？我就是為了說出這個事情。」他坦率回應，離開中國時就打算有天要向國際說出這個事實，「但你得有證據說你參加過（六四戒嚴部隊），否則你有什麼證據說明你參加過？」他拿出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上拍的照片，那是116師高炮團一營所有軍官的合照，「大家都穿著戰士服裝，這張照片我2000出國就帶出來了。」他又說，其實早在1989年的6月5日，他就有「將來出國說出這件事」的想法，才申請留學。

但留學計畫一開始不是因為一直想出國唸書、追求更好的生活嗎？他想了一會兒，答：「從我個人來說，一個動機是像其他高中同學追求更好生活。但從另外一個特殊情況，六四成為我想出國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吧，就是為了從軍人角度，講出一個六四的真相吧。」

歷史的選擇：是加害者，是證人，亦是受害者

拿到難民簽證後，李曉明第一次回中國是2005年，「拿到澳大利亞護照我才敢回去看父母。如果我在2002到2005年持中國護照回中國，一定會被關進監獄的。」

移民澳洲之後，2005年起，他陸續以澳洲公民身份為國探親。第一次回國，他老感覺有人跟蹤監視。他的雙親完全不知道他已在紐約發表證言；即使在親人之間，六四仍然是禁忌，李曉明從來不提。近年，他陸續把雙親接到澳洲居住，才在輕輕和父母帶過這件事。

李曉明在2003年拿到電子工程學位，在澳洲卻找不到電子工程工作。20年來，他打了許多份工，「長期、短期、外貿公司、保安器材公司都做過，我什麼都幹。」他在倉庫處理中國進口澳洲的的帽子、手套、圍巾、襪子，他也待過保安器材行，負責販賣和在倉庫整理監控儀器、攝像頭、電子門鎖、各式開關。

算算，人生做過最久的兩分工作，分別是在保安器材行，與少時任職解放軍的「資歷」。前者，在倉庫裏日復一日的重複勞動，後者，帶給他恥辱一生。

他多次表示：「雖我沒開槍、沒殺人，但作為當時戒嚴部隊的20萬戒嚴部隊的一員，當時我在部隊服役，我覺得也是一種恥辱，有一種內疚情感。軍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恥的角色吧。」

在台北的幾場座談會上，曾經是戒嚴部隊的身份，數度讓他尷尬。首度和當年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民運人士方政會面時，兩人就坐在講對方身邊。方政第一次坐在戒嚴部隊軍官身邊，「我（方政）今天跟他（李曉明）坐在一起，其實也是第一次，也感覺怪怪的，怎麼突然……這個……我其實沒有太多心理準備，但好在他的部隊執行的命令跟我沒有太大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我不知道我會什麼反應，我很難說。」

方政又替李曉明緩頰：「他的部隊執行的命令好像真的跟我沒有關係，他說他5號才進來（天安門廣場），我想我已經倒在醫院了。張健（另一名六四民運人士）前不久也去世了，我們真的不能等太久。」語畢，李曉明主動伸出手，兩人一握。

此行來台，六四親歷者們有許多同進同出的時刻，李曉明和方政被媒體定義為「槍口的兩端」，常共同出席會議、採訪。李曉明說：「我有時候幫忙他（方政）推推輪椅、幫他上廁所。」一場研討會的樓梯很窄，他眼睜睜看著方政自己徒手爬上台階，「上樓梯，樓梯窄，我扶著他，怕他掉下來。我們都會在後面看著。」

但對於「槍口兩端」這樣的定性、甚至有人認為他是加害者的一員，李曉明仍然有話想說。「我覺得這好像是一種歷史的選擇吧。我們沒有辦法選擇。就像方政說的，一開始覺得怪怪的，但是通過我們交流吧，如果我有開槍過殺人，他絕對不會再和我握手、接觸的。我沒有開槍，他覺得很欣慰，覺得我能站出來說真相。」

「雖然他是受害者，但不能說我是加害者吧，應該是...應該是...不能叫做加害者，應該要叫我證人。」他思考了一下：「說我是加害者，我不同意，這是用詞上的不恰當。除了證人，更恰當的是，作為一個受害者，一個參加戒嚴部隊的軍人吧。如果叫我加害者，那方政的腿可能和我有關，暗示我可能開槍。這是用詞不太洽當。」

「從某種意義上我是學生。我既是學生，又是軍人。」為什麼有這樣的身份重疊？李曉明稱，當時雖然已經從軍，1989的前兩年，他不過是個學生，如果那時還在念大學，也可能走上街頭、遭到鎮壓。

李曉明年過半百，他談起自己不時易怒、長期受失眠所苦，「受害者不只是在身體上，還有一種是心理的傷害。在澳洲，很多人跟我說要看心理醫生啊！」他說，兩三年前，在家人鼓勵之下，整整看了兩週心理醫生，說出自己年少時的見聞。

然後呢？他又輕描淡寫起來：「醫生說你自己把事情說一說，發洩出來，完了給我提供一些建議。聽聽音樂，其他方式治療吧。」

對六四的記憶和情緒，發洩得出來嗎？要花多久時間才能發洩完？面對追問，李曉明不願多說。訪談尾聲，他不言不語，盯著總統府網站的六四親歷者合照。小小屏幕照亮老花眼鏡，他仍埋頭刷著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