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王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誕生與明治日本（下）——「被害妄想」與民族塑造

【編者按】本文為王柯教授的最新作品，端傳媒獲獨家授權，分三期發出。在這篇文章中，王柯教授延續此前關於中國民族主義與其日本根源的研究，分析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是近代中國何以獲得關於「民族」、「民族國家」的知識？第二是「民族國家」何以被與「單一民族國家」聯繫在一起？第三是號稱重視傳統的「中國」（漢族）社會何以最終在近代也接受了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第四是近代中國的思想精英們究竟為什麼如此執着於單一民族國家思想？

在上篇中，王柯教授根據日本史料重新回溯了明治日本時期的自由民權思想到「國體論」的轉變過程，探詢「nation」的概念在19世紀末的日本，是如何由最初的翻譯「國民」，一步步轉化至「民族」，而這一變化「閹割了nation思想的『啟蒙』性質，將歷史近代化的主體由個人變成了共同體，從而顛倒了人民與政治權力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最終又通過對天皇制的再解釋將「日本民族」變為「以天皇為祖先的一大家族」，從而給「民族」再賦予血緣共同體的性質，並由此引發出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結論。

在中篇，我們已經看到這一結論如何影響了通過近代日本思想界開始接觸西方思想的梁啟超等人的認知，並最終發展出中國最早的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的概念；在最後的下篇，王柯教授分析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日本民族主義的關鍵不同之處，以及孫中山等人是如何利用這一特性動員民眾，將民族主義作為將人民綁架在國家機器上的手段。

三、作為手段的單一民族國家論

（一）「被選擇的榮光」與「被選擇的精神創傷」

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是在朝的民族主義，而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在野的民族主義，由於民族主義操盤手的立場相異，因此他們希望利用民族主義所解決的問題不同，因此運用的手段也相異。

近代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在其發生動機上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不是因為民族才有民族主義，而是因為有了近代民族主義才製造了民族。具體言之就是：背離了nation原意的「民族」是為了建設單一民族國家這樣一個民族主義的目標而被人為製造的。

理解了這一點，不僅能夠理解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為什麼會從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中汲取大量的元素，同時也就能夠理解中日兩國之間的民族主義存在着哪些不同和產生這些不同的原因。簡單說來，就是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是在朝的民族主義，而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在野的民族主義，由於民族主義操盤手的立場相異，因此他們希望利用民族主義所解決的問題不同，因此運用的手段也相異。

近代日本的由在朝的民族主義者所發明的單一民族國家論，其目的在於根除幕藩體制的影響，將人民對大名藩主的忠誠轉化為「臣民」對天皇制國家的忠誠，通過「國民」化來強化現行的國家體制；而近代中國由在野的思想家革命家們通過接受日本的影響而製造的近代中國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則是以消除漢人對於清王朝的忠誠，進而發動驅除韃虜的「民族革命」以毀滅現存的國家體制為目的。

近代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論受到批評的最大理由，就是無視了阿伊努等其他民族的存在。事實上，當時的日本早已是一個「和人」（民族概念產生之後大多稱日本民族或大和民族）佔國家總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1868即明治元年時日本全國人口3330萬人，而阿伊努人在江戶時代（1603-1868年）中的最大人口數是26800人。在近代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論話語中，當時主要居住在北海道地區的阿伊努人被描寫成「日本民族」的一個「支族」。但值得注意的是，1879年日本侵併琉球時，「琉球人」為286,787人；而包括當年琉球王朝的著名大臣羽地朝秀（1617-1776）和後來的沖繩出身的著名民俗學家伊波普猷（1876-1947）等在內，他們都主張「日琉同祖論」，以琉球人為日本民族的一個支流、支族。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即使在把對朝鮮半島的侵略進行正當化的話語中，被日本當作一個重要的理論根據就是他們自己提出的「日鮮同祖論」。無疑，這種「支族」論和「同祖」論中也帶有對阿依奴人、沖繩人和朝鮮半島人民的民族性歧視；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和制漢詞的「民族」的概念和近代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論，本來並非是為了區別和驅除他者以及其他共同體而創造的。當然，更不存在為了傳授給近代中國的目的。

但是在對待其他民族集團的問題上，近代中國卻採取了與近代日本完全不同的手段，這就是通過單一民族國家論來達到區別、驅除他者以及其他共同體。近代中日兩國的這種性質相同但卻手段不同的民族主義，讓我們想到了美國社會心理學家Vamik D.Volkan所提出的「被選擇的精神創傷」（selected trauma）和「被選擇的榮光」（Selected glory）的概念。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同樣具有製造集體認同的功能。日本顯然採用的是製造「被選擇的榮光」的手段，因為「被選擇的榮光常常作為提高集團自尊心的手段而得到復活」。「因此誘發出成功和勝利情緒的歷史事件的心理表象（我稱之為『被選擇的榮光』），可以將一個大集團成員結合在一起。……被選擇的榮光常常作為提高集團自尊心的手段而得到復活。它與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同樣，隨著時間的經過而被高度神話化」。

近代中國的思想精英們無疑都對明治維新極為崇拜。其原因不僅在於他們看到了明治維新給日本社會各個方面都帶來的巨大變化，更在在於他們發現了引導明治維新取得「成功」的日本近代國家思想、即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從性質上可以給在野的他們提供為推翻清王朝而發動「革命」的正當性根據。接受了近代日本的國家思想影響的近代中國的思想精英們當然也會採用製造「被選擇的榮光」的方法來製造集體認同，但是必須注意到的是，當他們採用「被選擇的榮光」之時，一定都是同時將其與「被選擇的精神創傷」連在一起，為了突出「創傷」而使用的。甚至鼓吹「漢族」在歷史上的「侵略」的宋教仁的《漢族侵略史・敘例》，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夫一民族所以集合兒能立國於天地間者，其元素雖複雜，而其主要則不外乎排外之主義，與夫進取之政策而已矣。吾當日祖若宗之性質之狀態，蓋即兼斯二者而生存、而傳嬗、而競爭、而澎脹者也。請言太古。太古之漢族，自西南亞細亞遷徙東來，其始也不過遊牧於黃河之南岸耳。開國始祖黃帝，逐葷粥，戳蚩尤，登熊湘，而漢族之勢力北渡河，抵陰山，南達於江淮之間。視為漢族侵略第一期。」

「歷史者，敘民族之進化，導後來之發達者也。中國者，漢族之中國也。故專述漢族歷代以兵力征服外族，或滅其國、或略其地、或降其人之各事實」。宋教仁之所以大談「漢族」的侵略史，無疑是為了激勵「漢族」的「民族」志氣。但是，「被選擇的榮光」一般都是被作為集團所嘗受的失落和屈辱的參照值而出現的。他接着話鋒一轉，就談起「漢族」的沒落和所受異族鎮壓之悲慘經歷，以突出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

「悲夫恫哉！自夫一般庸主、具臣、偽儒、俗士倡為戰國尊武一統右文之邪說，與夫戒言開邊不勤遠略之讆[wèi] 言，而吾漢族排外之主義、進取之政策始渙然廢墮矣。語曰：『木朽而後蟲生之』，又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我既務為閉關自大苟簡偷生之策，節節而保守之，步步而退讓之，示人以可乘之機，而人乃伺間抵隙，紛至而沓來。五胡也，契丹也，女真也，蒙古也，皆乘我之可欺，攻我之不備，闖進我神州，而紊亂我胄裔，積數十年或百年之力而後逐出之，恢復之。至滿洲人則更以其打牲遊牧野蠻匈悍之武力，施其犬羊奔突豕蛇橫噬之慣技，以與吾族難，一遇而國弱，再遇而國亡，於是吾文明之民族，光榮之歷史，遂黑暗慘淡而不睹天日，吾祖若宗陀地殖民之偉略，犁庭掃穴之神功，亦蕩然掃地淹沒而弗彰。嗚呼，宇宙腥羶，江山寂寞，龐然病老，迄於今日，不亦大可悲也哉。

雖然，優勝而劣敗者，天演之法則也，積極而必消者，物理之循環也。前此我族之所以致有今日者，原以率是軌道而使然耳，則又安不可以使彼族焉亦率是軌道而致有將來乎？今之憂時之士，亟亟焉唱為民族主義，與夫復仇主義之說，以冀恢復我勢力，完我國家，蓋其機已大動矣。然吾聞之名哲之哲言曰：『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又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今吾日日大聲疾呼，破顙裂喉，以為言曰：『汝其速行民族主義！』然而言者諄然，而聽者默然也。乃更旁徵遠引，舉五洲各國之歷史為言曰：『某族能排外，故國能獨立，某族能復仇，故國自由，汝何不效之？』然而言者諄然，而聽者默然也。乃轉而檢視吾內國之歷史，舉吾先民之事實而再為言曰：『猗歟盛哉！櫛風沐雨戰勝外族，揚赫濯之武功者，非汝之/某祖宗乎？取威定霸，開拓疆域，建遠大之盛業者，非汝之某祖宗乎？曾幾何時而至今日，汝子孫盡作亡國之民也，汝其何以堪也？』」

可以看到，強調民族的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及造成這種不同的生活地域的不同，是民族主義思想家的基本工作。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家中之所以有很多人對漢族西來說一直念念不忘，正是因為西來說可以形象地說明漢族與滿族之間具有根本的差異，因此從民族上「西來」的漢族應該與「東胡」、「東夷」的滿族進行徹底的切割。但是，僅僅靠民族的不同並不一定能夠引起「漢族」對他民族的仇恨，為了動員更多的人贊同他們的「民族」革命，許多民族主義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都曾經運用過這種通過表現「漢族」歷史上的「榮光」和現實中的「創傷」的手法來漢人的民族排外主義。因為與「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同樣，「被選擇的榮光」也是以製造他者、製造敵人為出發點的。「一般來說，這種勝利是針對其他集團的具有一定價值的勝利」。這種建立在他者的痛苦與犧牲之上的「被選擇的光榮」故事，我們在近代中國的漢人西來說中就可以見到：黃帝帶領西來的「華夏」即漢人集團在趕盡殺絕了中原當地的原住民集團之後在這裏落下了腳跟。

也就是說，近代思想精英的「中華民族」論，其實是在虛構一個巨大的「民族」剪刀差。而「被選擇的榮光」和「被選擇的精神創傷」正是這把剪刀的兩個刃面，一方面要誇耀歷史上和文化上的「中華民族」之偉大，另一方面要強調「中華民族」受到了來自「滿清」的深重的民族壓迫。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和「被選擇的榮光」，可能就是同時被具有的一種認同的兩個側面。

（二）250年前的「民族」大屠殺——「被選擇的精神創傷」

與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不同的是，比起「被選擇的榮光」來，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家和革命家們顯然更加熱衷於製造「被選擇的精神創傷」。

然而必須注意到的是：與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不同的是，比起「被選擇的榮光」來，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家和革命家們顯然更加熱衷於製造「被選擇的精神創傷」。Vamik D.Volkan認為，「對於過去的祖先遭遇的慘禍的集體記憶」是一種「被選擇的精神創傷」。有研究者發現，因為是「被（受傷害所）選擇」的，所以這些「精神創傷」是無法與他者所共有的。由於對這種「精神創傷」的執著，受害者心中已經形成了一個完全拒絕他者的自我的故事。也就是說，對於熱衷於某種「精神創傷」的人，他並不在乎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因為對他來說，重要的是一群人共有這個只有他們自己才能夠相信的故事。Vamik D.Volkan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後世的「被選擇的精神創傷」的出現，其實是因為它能夠發揮現實的作用：「之所以是『被選擇的』，就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通過對祖先所受精神創傷的記憶的世代傳遞，一個大集團在無意識中形成了自己的共同認同」。Vamik D.Volkan還強調「慘禍」在集體記憶的形成中、以及進而形成集體認同意識問題上的重要性：「由於向集體所有成員所傳達的受到精神創傷的先祖的形象都與同一個慘禍有關，它因此成為集體認同的一部分」。清末革命家選擇250年前的明末清初的大屠殺，將它闡釋為滿清對於漢人的殘忍的「民族」大屠殺，當然也是出於製造「漢族」「中華民族」認同的目的。

很多研究者已經注意到了革命派在發動巧妙地利用了250年前的大屠殺的事實來鼓動「民族」仇恨。「革命派為了激發漢族對清朝政府的敵愾之心，編選『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書，揭露了滿清入關時對漢族人民的殘酷屠殺的種種事實，以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滿思潮。」

清末的革命家們在鼓動反滿思想時提起大屠殺之例比比皆是，此處僅舉數例。「天禍中原，犬狼雜至，一見吾土地之美，物產之豐，遂靦然留之，徘徊不忍去。有倀焉，從而殺人以媚之。嗚呼，揚州十日，嘉定萬家，固各府縣之代表哉。」「夫賓旅侵突而為君者，故邇梁遠晉，以華夏為異類。蠭刀所抵，類禡厥宗，無所慇痛。揚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陰之屠、金華之屠，啗肉也如黑鷲，竊室也如群麀。其他掊發窖藏，掘冢壞陵而取其金鼎玉杯銀尊珠襦之寶，以為儲藏者，不可以簿籍記也。」「當滿清入關之初，殺人如麻，待人如蟻，又乘我明季擾亂之後，民氣凋喪，國脈凌夷，遂得欺我漢人，竊我漢土，要其所以，馭之治之，以至今日者。則亦無他，固不外一強橫政策，一恐嚇手段也。有稍不順從者，則慘戮之。稍不如意，則屠殺之。如薙髪改裝，其然矣。不論順與不順，從與不從，而先以強橫恐嚇壓服之。俾知我軍之惡，不敢側目而視者，如揚州，如嘉定，其然亦。」「茍奮然切齒於前日屠劊焚掠鉗束聚斂之怨，則將犂其庭，掃其閭，鞭其墓，瀦其宮，積骴成阜，蹀血為渠。如去歲西人之仇殺義和團者，比於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尚為末減而未有增也。此則合九世復仇之義，夫誰得而非之？」

必須注意到的是，以上描述都有意避開了在這些大屠殺中降清的明朝軍隊和明軍將領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事實上，揚州大屠殺（1945年4月）之前明朝軍隊已經在揚州進行過大搶劫，而進攻揚州的清軍先鋒又是降清明將許定國；製造嘉定三屠（1645年）的是降清明將李成棟和他的部隊；攻下江陰城製造江陰大屠殺（1645年）的是降清明將劉良佐和他的部隊，帶著紅衣大砲幫助清軍攻下南昌使清軍得以進行南昌大屠殺的是降清明將楊之柱。因為這一點，有研究者甚至認為《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紀略》是「偽書」，還有人認為是革命派用來鼓動「排滿」宣傳的加工品。總之，在革命者的陛下，這些大屠殺一定要成為「民族」大屠殺。

Zygmunt Bauman的《大屠殺與現代性》一書剖析了大屠殺與種族主義思想之間的關係，也許我們從中可以悟出革命家們之所以熱衷於認定「民族」大屠殺的原因。「在一個宣稱自己有著強大的訓導和文化同化力量的社會裡，卻有種族主義者剝離出某一族群的人們。（認定）這是一個通過任何爭論或教育手段都無法改造（因此也無法有效地教化），並因而必定永久保持他們異質性的群體。……打個醫學的比方來說：一個人可以鍛煉和保持身體『健康』的部分的體形，但無法阻止癌症的生長。後者只能通過毀滅才能得到『改善』。」也就是說，不論當年清軍實行的大屠殺是否帶有民族屠殺的性質，清末的革命家們之所以熱衷於將這些250年前的事件裝扮為「民族」大屠殺，是為了強調「滿清」是一個永遠無法被中華文化所同化的異類民族集團。

清末革命家關於明末清初的「民族」大屠殺的描寫，具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對各場大屠殺的持續時間和被屠殺人數進行最大限度的誇張，以宣揚其殘酷性，甚至不惜將屠殺者描寫為「非人」的禽獸。「道德的退化有時可以成為讓人將敵人全面非人類化的強大動因。一個集團的成員，在充滿緊張的氣氛中道德律退化時，會回到拿著之後沒有得到進化的醜惡的容器的自己的孩童時代，這個容器一般包含著人類以外的東西。」這說明將族群視為一個絕對無法改變性質的種族主義思想家們的思想中已經混雜著非理性的成分。然而，「非合理的元素與合理的元素都是人類本性的一部分。因此，非合理性的理解並不意味著其中沒有例如集團對安全的需求這樣的合理的動機。」

第二個特點是在歷史的脈絡上描寫明末清初的大屠殺。「秦政以力，項羽以殺，而天下之人稍稍苦，劉乃術之以緩劑，而漢種乃衰完矣。於是五胡亂之，遼金繼之，雖然則半壁耳。至成吉思汗，而蹂躪遍中原矣，雖然則九十餘年耳。」「然元之竊據，不過數十載之久，即為我漢人所撲滅，未有若滿清之盤踞二百五十餘年，而以半邊和尚，貽羞我漢人如今日之甚者也。」「蓋吾明以前，不論何種，不論何土，一入中國，則皆一用中國之衣服裝束。……而結髮之風，要歷四千年不易也。何居天不宥吾，遽以此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者，驟加吾頂乎。」

由於篇幅所限這裏省去以上例中關於描述大屠殺的直接描寫部分。但是這種敘述手法讓人不能不感覺出它是出於某種目的而被採用的：通過與之前征服王朝的比較，更加突出滿清統治的野蠻和殘酷性。然而，後人是無法認定滿清對中國的佔領和統治政策的殘酷程度就一定是超過了元遼金的。

（三）「亡國」與「滅種」——想像「民族」的敵人

其實植入民族仇恨只是手段而非最終的目的，利用歷史製造「被共有的被害妄想」的更深層的目的在於製造新的集體意識。

很多人以為再次發現「大屠殺」的目的就是為了發現民族仇恨。其實植入民族仇恨只是手段而非最終的目的，利用歷史製造「被共有的被害妄想」的更深層的目的在於製造新的集體意識；通過製造「被選擇的精神創傷」，不僅讓漢人有了民族的恐懼感、羞恥感和失落感，同時誘發出他們同意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以取得對於安全的保障和通過「民族」的渠道進行復仇的慾望。正如Vamik D.Volkan所言：「一個給大集團的所有成員或者大部分成員直接帶來深刻屈辱感的慘禍，可以影響到讓個人的心理和集團的心理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因為這樣的事件，能夠讓全體成員形成共同的心理表象。這種心理表象，是一個集與事件有關的全體成員所共有的感情、認識、幻想、解釋，以及逝去的領導人的形象於一體的複合體」。

也許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普遍規律，在製造新的共同體意識上，比起「被選擇的榮光」來，「被選擇的精神創傷」顯然刺激性更強和更有感召力，這一點也同樣表現在「中華民族」論的話語中：「被選擇的精神創傷」之所以能夠成為製造「中華民族」集體認同的「創傷」，不僅是因為清王朝的統治讓中國「亡國」，更是因為滿洲人的統治讓漢人「滅種」。

1901年發表的被認為是秦力山執筆的「中國滅亡論」和「亡國論」等文章，已經將「中國」的亡國與「漢族」的滅種聯繫到了一起。「嗚呼，漢種其死矣！雖然，吾漢種則又何可以輕視之也」。「今日之漢種，無所謂國也。彼白人之視我也則曰支那。支那之國何在矣，而彼之所謂支那國者則清國也。夫清國雲者，一家之私號，一族之私號也，而以吾漢種冒之乎」。「今之執我主權施行法律，以代表我國者，非黃帝之子孫也；奏章詔諭，所稱之列祖列宗，謳歌而揚頌之者，非吾民之祖先，與歷史無關係也。既非同族，則何從愛之？既無歷史之觀念，則何從而起之感情？是中國所以終亡也夫。」

在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家的筆下，異族統治者對漢族的統治也是極其殘酷的：「彼韃靼之入我中國也，其始既橫加殺戮，慘毒不忍聞，其繼也遍我中國，名之曰駐防。夫駐防雲者，則豈不以防我漢族哉！」為了擺脱這種狀況，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民族主義，推翻異族統治的政府，建立自己的民族的國家。「今之政府為異族政府而實行專制政體，則驅除異族，民族主義之目的也，顛覆專制，國民主義之目的也，民族主義之目的達，則國民主義之目的亦必達，否則終無能達。」「蓋民族的國家其特質有二：一曰平等。……二曰自由。」 「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

事實上，在整個清代中漢族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大增。中國著名人口史學者姜濤根據對各種文獻以及先行研究的考證，得出1650年（順治7年）前後中國人口為0.8億至1.0億左右，而1885年前後為4億人的結論。其間當然也出現過因內亂而帶來的人口發展曲線，4億人中包括了也可能當初沒有被計算在內的周邊地區人口，但同樣沒有包括移居海外的華僑人口。以至於孫中山1894年在「上李鴻章書」中會談到：「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為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1897年章太炎亦說：「古者樂蕃遮，而近世以人滿為慮，常懼疆宇狹小，其物產不足以龔衣食。今淮漢以南，江皋河瀕沮洳之地，蓋樹藝無甌脱矣。東南之民數，宜必數倍錢袋。」所謂「滅種」之說由何而來呢？

1905年汪精衞「民族的國民」對「亡國」和「滅種」做出了具體的闡釋，並由此斷定滿清為「亡國滅種之寇仇」：「以一王室僕一王室謂之易姓，以一國家踣一國家謂之亡國，以一種族克一種族謂之滅種。彼滿洲者對於明朝，則為易姓，而對於中國，對於我民族，則實為亡國滅種之寇仇，……彼其利用儒術，摭拾一二尊君親上之語，欲以摧陷廓清華夷之大防，以蘄我民族死心歸化，罔敢有越志。」由此可以看出，革命家口中的「滅種」，其實是通過文化的篡奪和同化，因而使漢族無法保持獨特的文化特徵，因此喪失獨自的（區別於統治者的）民族意識。

「今雖國亡種奴，然北方蠻族，終不能沒我固有之文明」。在民族主義思想家的著述中，類似此種從文化的角度將「亡國」讀為「亡種」的事例極多。章太炎在其〈中華民國解〉中即稱：文化的同化一般指作為被統治者的民族集團向統治民族集團同化，而滿向漢的同化，因為主導權不在漢，故無異於一種「以寇之道，而據我寢宮入我床第」的強姦行為。也就是說，在革命家筆下，「滅種」之所以是比「亡國」更加難以忍受的恥辱，是因為具有「悠久歴史」和「優秀文明」的漢族卻被一個野蠻民族集團剝奪了文化上的優越感。

赤裸裸的文化歧視之所以能夠成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因為這種文化差異、尤其是所謂文明水平高的漢族遭到了文明程度低的滿清之欺凌的話語，更能夠激化漢族的被害者意識。「夫以神明之貴胄，而受制於塞外之異族，此支那民族祖宗以來之隱恨也。以四萬萬之繁夥，而受制於八百萬之少數，此支那民族沒齒不復之大辱也。」在革命家筆下，不僅滿清的形象是野蠻殘忍嗜血成性，歸順滿清的象徵符號「薙髪」（「獸尾」）更成為受到了奇恥大辱的不可磨滅的民族記憶：「滿清種族，起自韃靼之部落，侵擾北邊，……遂得席捲中原，所躪名城，皆令薙髪，不薙者屠之。當時有洗城之令，得城或大殺十日而後止，或小殺數日而後止，餘者則皆薙髪，以為其民。吾輩同胞之祖先，皆其殺戮之餘也。……髪匠荷擔於市，標其幟曰：『奉旨剃頭』，逢人則強薙之。而吾輩同胞之祖先，平生未經此創，一旦去此，則腦膜無所遮護，或為薄寒之所中，或為疾風之所侵，頃刻而死者，蓋不可以數計，其他刀痕，隱隱膚破血流者，更不知幾何矣。嗚呼，吾輩同胞之興倖存於今日，皆吾祖先淚痕血點之所留餘也。乃吾漢人，受此關於國種最大且鉅之奇慘毒虐，歷史不得而載之，父老不得而傳之。」這種關於所受恥辱的民族記憶，顯然都帶著誇張，其中甚至不乏自虐的成分。Vamik D.Volkan在分析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時指出：「事實上具有共通性的敵對雙方，都會將雙方在語言、膚色、宗教、歷史、食物、音樂、舞蹈、民謠上的明顯不同進一步擴大化，同時也會誇張一些微小不同之處的重要性」。其原因在於，「我們是通過使用自己不喜歡的要素來投影在敵人身上而將敵人外在化，所以事實上，敵人也是我們想像的產物」。

孫中山等民族主義思想家們則是通過這種空想出的野蠻殘忍的「敵人」，強調「中華民族」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甚至被威脅到了「民族」的生存：「民族主義便是人類生存的工具；……。中國古時說竄三苗於三危，漢人把他們驅逐到雲南、貴州的邊境，現在幾幾乎要滅種，不能生存。說到這些三苗，也是中國當日原有的土民，我們中國民族的將來情形恐怕也要像三苗一樣。」再造大屠殺的集體記憶想像出窮兇極惡的「民族」敵人，「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強化了被害者意識和「民族」的仇恨，更加強調「滅種」的威脅是因為它直接關係到了「民族」的生存。這樣一遍又一遍對「民族」意義的宣傳逐漸打磨去了中國民眾對具有個人人格的nation的嚮往，讓他們不得不相信nation state的內容就是成就為「民族」的一員，最終淡忘了nationalism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初衷。以至於孫中山甚至能夠堂而皇之地將中國沒有民主、自由的罪責歸咎於「民族」壓迫：「在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是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淨盡，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種族不至滅絕，亦云幸矣。」發生在近代中國的這一現實令我們聯想起馬斯洛在其名著《動機與人格》第三版中再次整理了他的人類「需要層次論」時所添加上的一段論述：「我還強烈地感到，一部分的青年反叛組織――我不知道有多少或在什麼程度上――是起因於在面對共同的敵人時，對群體感、對接觸、對真實的歸屬感的深刻渴望。無論這種共同的敵人是什麼，它僅僅通過設置一個外來的威脅，就能夠形成一個親密的組織。」

（四）為政者的「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的政治心理學

由於敵人的存在而出現的精神緊張狀態之所以有利於政治運作，是因為處於恐懼狀態中的人們比起追求自由、平等的獨立人格來，更願意成為共同體—「中華民族」的一員。

馬斯洛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有其動機（motivation），這些動機來自人類的基本需要。「人類的基本需要組成了一個相對優勢（prepotency）的層次」，其中對安全的需要是生理需要之外人類最基本的需要（need）。清朝末年革命家們所提出的「中華民族」論之所以能夠對漢族的民眾產生魅力，不得不承認是因為「中華民族」論利用了人類最基本的心理，即出於對暴力的恐懼而產生的對安全的渴求。革命家們發現，只有按照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邏輯，再造「民族」大屠殺的集體記憶、再造「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再造「滅種」的威脅，民族主義才能夠對民眾產生魅力，讓漢族的民眾有了自願成為「民族」一員的合理的「動機」。對於這一點，孫中山也毫不避諱：「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我們想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是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既然知道了處於很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鬪，無論我們民族是處於什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

然而要想借「民族」之名製造「危險」狀態，是要以「民族」敵人的存在為前提的。正如Vamik D.Volkan所指出的那樣，「互相敵對的雙方之所以互相憎惡，是因為從心理學上來說人類需要敵人」。孫中山顯然懂得如何利用人類的這種心理：「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是生死關頭，在這個生死關頭須要避禍求福，避死求生。要怎麼能夠避禍求福、避死求生呢？……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說：「多難可以興邦」，這兩句話完全是心理作用。……我們要恢復民族主義，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現在中國是多難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時代，那末已經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才可以圖恢復。」「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置之死地而後生。在這一點上孫中山無疑是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啟發，同時他更從近代心理學的角度感知到由這種心理作用而導致的精神緊張狀態能夠在誘導民眾上發揮出巨大的能量。

事實上，孫中山一生不斷地發出警告，告訴民眾（民國建立前是漢族、民國建立後是所有中國人）處於一種危機狀態之中。因為人們「只有在真正的危機狀態中，對安全的需要才能被看作是調動機體潛能的活躍和支配因素。這些危機狀態包括：戰爭、疾病、自然災害、犯罪浪潮、社會解體、神經症（neurosis）、腦損傷、權威的崩潰、長期惡劣的形勢等。」。換言之，由於敵人的存在而出現的精神緊張狀態之所以有利於政治運作，是因為處於恐懼狀態中的人們比起追求自由、平等的獨立人格來，更願意成為共同體—「中華民族」的一員。

即使在「革命」成功之後，包括孫中山在內，歷代政權都沒有忘記強調「中華民族」一直處於「最危險的時候」。孫中山甚至說道：「中國退化到現在地位的原因，是由於失去了民族精神，所以我們民族被別種民族征服，統制了兩百多年。從前做滿洲人的奴隸，現在做各國人的奴隸。現在做各國人的奴隸，所受的痛苦，比從前還要更甚。」「（中國）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現在做各國人的奴隸，所受的痛苦，比從前還要更甚」。

然而與民國之前相比，民國建立之後，滿清這個「民族」的敵人的確已經不復存在。但是要使中國人以為自己一直處於「最危險的時候」，就要不斷地在「民族」的脈絡上繼續發現敵人。這時我們看到的是，為政者們只好將尋找民族敵人的目光投向海外。這種尋找「民族」敵人的思想脈絡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一書中的「民族主義」部分中表現得尤為清晰：「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是日本。……日本近在東鄰，他們的陸海軍隨時可以長驅直入。日本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如果要動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國。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止，最多不過十天；所以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洋東岸，最強的是美國。……再從美國更向東望，位於歐洲大陸與大西洋之間的便是英倫三島。……再來望到歐洲大陸，現在最強的是法國。」

與民國之前相比，此時孫中山筆下的「民族」敵人無疑都是一些「假想敵」。然而當年的「滿清」何嘗不是他們加工出來的「民族」假想敵呢？可見，只要發動宣傳機器，即使是「假想敵」也能夠誘發出民眾的精神緊張狀態。所幸的是，1930年代發生的日本侵略戰爭，又為「被選擇的精神創傷」提供了巨大的資源。我們看到，即使戰後已經很久，中國的政權也依然帶領人民繼續扮演着一個被害者。因為從本質上來說被害者意識是一種將失敗的責任推給他人的心理行為。而「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就是建立在被害者意識的基礎上，它一方面可以讓人們不忘對暴力的恐懼而產生對安全的渴求，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民眾對安全的需要，成為自稱為「被害者」的為政者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正當化，甚至掩蓋其失政的手段。這也是戰後取得了政權的為政者之所以一直都在指導尋找民族的「假想敵」，不斷慫恿民族主義思潮的原因所在。

結語

近代日本製造的「民族」概念是一個以地緣單位為基礎的文化共同體、血緣共同體概念，在此之上誕生了近代國家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思想。這一誕生在近代日本的民族·國家思想體系，是近代中國獲得「民族」、「民族國家」的知識源頭，也是作為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象徵而誕生的「中華民族」論的源頭。除了天皇制外，幾乎所有出現在日本近代國家思想形成過程中的要素，都出現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誕生和形成的過程中。強調「民族」的血緣共同體性質，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民族」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民族共同祖先說、民族血族說、民族西來說等，是近代中日兩國民族主義特有的要素；而從思想變遷的軌跡上來看，中日兩國的近代國家思想同樣都走過了一條最終以民享否定民有、民治（以for the people否定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的道路，而這段歷程，同樣都是伴隨着nation思想的演變而完成的。從着重個人自由的「國民」演變為以共同體重於民權的「民族」，從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到民族的國家（monoethnic state, Ethnic nation），同樣的思想歷程也反映出近代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在其發生動機上的重要的共同點：不是因為民族才有民族主義，而是因為有了近代民族主義才製造了民族。

法國大革命給古老的詞彙nation同時賦予了三重的性質：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它是一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市民的集合體，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它是一個具有權利去制定憲法以通過憲法掌握權力的共同體，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它是一個具有從過去到未來的連續性的人類共同體。但是最基本的要素無疑還是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民主權思想所凝聚在一起的共同體思想，這也是nation思想之所以被視為重要的近代思想的理由。當遇到奧地利軍隊進攻時，法國組織了軍隊（包括國民軍）進行抵抗，這是法國nationalism的起源，但必須注意的是在這裏nationalism只是一個手段，其目的是為了保衞革命成果、即共同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共同意志集團。也就是說，nation frontier與其說是一個曖昧的國界線，還不如說是新制度與舊制度的分水嶺。無數的近代的早期思想家們，留下了關於沒有人民主權就沒有祖國的論斷。

但是，近代日本的由在朝的民族主義者所發明、最後成為主流近代國家思想的單一民族國家論，其目的在於根除幕藩體制的影響，將人民對大名藩主的忠誠轉化為「臣民」對天皇制國家的忠誠，通過「國民」化來強化現行的國家體制；所以，為了製造新的「民族」的共同體（日本民族），日本主要使用了「被選擇的榮光」的手段。而近代中國由在野的思想家革命家們通過接受日本的影響而製造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即中華民族論，則是以消滅漢族對於清王朝的忠誠心，進而發動驅除韃虜的「民族革命」以毀滅當時的多民族國家體制為目的的。所以，為了製造新的「民族」的共同體，近代中國則更加看重通過「被選擇的精神創傷」來製造漢民族全民族的「被害者意識」的手段。這個手段，不僅在「革命」的階段可以成為對革命進行正當化的手段，在革命成功以後還可以成為一個動員民眾，將民眾綁架在國家機器上的手段。「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孫中山就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近代中國的為政者都會利用、甚至不惜製造緊急狀態和民族的「假想敵」來推卸政治責任，轉移國內矛盾，轉移民眾的視線。

革命家們所提出的「中華民族」論之所以能夠對漢族的民眾產生魅力，不得不承認是因為「中華民族」論利用了人類最基本的心理，即出於對暴力的恐懼而產生的對安全的渴求。置之死地而後生。革命家們發現，只要按照這個邏輯，再造「民族」大屠殺的集體記憶、再造「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再造「滅種」的威脅，漢族的民眾就會產生自願成為「民族」一員的合理的「動機」，並自願地聚集到民族旗纛之下。這就是號稱重視傳統的「中國」（漢族）社會最終也接受了單一民族國家思想，並且動輒受到民族主義動員的原因。

法國猶太籍社會心理學者A・梅米（Albert Memmi）在其名著《種族主義》中提出了「異類恐懼」（social/cultural hetero-phobia）的概念，他注意到人類的恐懼實際上發生在感知到了自己與對方之間存在差異之時。「種族主義者是一群膽怯的人，他們因為攻擊他人而感到可怕、因為可怕而攻擊他人。他們是一個一直擔心自己是不是會受到攻擊，並認為自己一定會受到攻擊而感到恐懼的群體，於是為了驅除恐懼感而開始攻擊他人。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恐懼感呢，基本上是因為要取得或保衞某種利益。」「恐懼培養恐懼，攻擊繁殖攻擊。這種種族歧視的觀點，就是一種自我正當化的工具。雖然是一個令人憎惡的工具，但可成為凝固集體，讚美集體特徵，並以此為標準侮辱其他集團的工具。所以，民族主義能夠隨時隨地輕易地變身為排外主義、即中傷和攻擊其他民族的工具，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A・梅米的「異類恐懼」理論不僅解釋了人類何以能夠放棄對民主的追求而去趨同民族主義，同時也揭示了民族主義何以具有攻擊性和暴力傾向的內在原因。正因為如此，無論是提出「需要層次論」的馬斯洛還是提出「異類恐懼」概念的梅米，都注意到對安全的需求和對異類的恐懼這些人類的基本心理可能會淪落為專制政治的工具。馬斯洛認為人類在安全受到威脅時的恐懼可能招致獨裁統治者，因為人類對於安全的渴望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脅」所引發的：「這些威脅存在於一個被認為是敵對的、勢不可擋的、充滿著威脅的世界之中。因此這種人的一舉一動都表現得好像每時每刻都會有大難臨頭，也就是說，他隨時都好像是在對危急情況作出反應。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著獨特的表達方式，往往會尋求以為保護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賴的更強大的人，或許是一位搞獨裁的『元首』。」馬斯洛的這一思想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人類對安全的需求，甚至能夠讓人類同意付出失去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代價。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所走過的道路已經證明了這點，而這無疑也是所有非民主的政權所夢寐以求的狀態。也正因為如此，他們非常主動積極地致力於宣傳人類安全受到了威脅，每天都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