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王柯教授的最新作品，端傳媒獲獨家授權，將分三期發出。在這篇文章中，王柯教授延續此前關於中國民族主義與其日本根源的研究，分析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是近代中國何以獲得關於「民族」、「民族國家」的知識？第二是「民族國家」何以被與「單一民族國家」聯繫在一起？第三是號稱重視傳統的「中國」（漢族）社會何以最終在近代也接受了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第四是近代中國的思想精英們究竟為什麼如此執着於單一民族國家思想？
在上篇中，王柯教授根據日本史料重新回溯了明治日本時期的自由民權思想到「國體論」的轉變過程，探詢「nation」的概念在19世紀末的日本，是如何由最初的翻譯「國民」，一步步轉化至「民族」，而這一變化「閹割了nation思想的『啟蒙』性質，將歷史近代化的主體由個人變成了共同體，從而顛倒了人民與政治權力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最終又通過對天皇制的再解釋將「日本民族」變為「以天皇為祖先的一大家族」，從而給「民族」再賦予血緣共同體的性質，並由此引發出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結論。
在中篇和下篇，我們會看到這一結論如何影響了通過近代日本思想界開始接觸西方思想的梁啟超等人的認知，並最終發展出中國最早的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的概念；以及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日本民族主義的關鍵不同之處，孫中山等人是如何利用這一特性動員民眾，將民族主義作為將人民綁架在國家機器上的手段。
二、從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到民族的國家（monoethnic state, ethnic nation）
（一）近代日中民族主義的異同
強調「民族」的血緣共同體性質，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民族」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民族共同祖先說、民族血族說、民族西來說等，是近代中日兩國民族主義特有的要素。
「民族」是一個以地緣單位為基礎的文化共同體、血緣共同體，因此近代國家也應該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這一誕生在近代日本的民族·國家思想體系，是「中華民族」論的源頭。雖名稱時有不同，但除了天皇制外，幾乎所有出現在日本近代國家思想形成過程中的要素，都出現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誕生和形成的過程中。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強調「民族」的血緣共同體性質，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民族」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民族共同祖先說、民族血族說、民族西來說等，是近代中日兩國民族主義特有的要素；而從思想變遷的軌跡上來看，中日兩國的近代國家思想同樣都走過了一條最終以民享否定民有、民治（以for the people否定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的道路，而這段歷程，同樣都是伴隨着nation思想的演變而完成的。
從着重個人自由的「國民」演變為以共同體重於民權的「民族」，將政治共同體（國家）的性質解釋為以地緣為基礎的文化共同體，在此基礎上再演變到加以血緣共同體要素的單一民族國家，從而顛覆了原來nation思想規定的民眾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從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到民族的國家（monoethnic state, ethnic nation），演變的思想軌跡都是以伯倫治理學說為代表的德國國家主義思想的影響壓倒了以盧梭思想為代表的法國大革命思想，而刺激中日兩國最終接受了德國國家主義式的近代國家觀的，同樣都是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
以上近代中國關於民族為血緣共同體的認識、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所表現出來的階段性和指向性，都可以從他們對近代日本的國家思想的認識上找到出處。毫無疑問，中國的民族主義也具有自己的特點。例如在時間階段上，從自由民主人權的角度接受nation思想到由從地緣和文化的角度接受「民族」，走完這個民族主義的第一個階段，近代日本用了大約三十年時間，而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家們僅僅只用了一年多。發生這個現象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當中國的思想精英們來到日本時，日本的近代國家思想已經發展到了第二和第三階段。所以，近代中國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日本更多地看到的nation思想，不是視自由民主人權為最高理想的「國民」，而是被當作了實現國家主義的手段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