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王柯教授的最新作品，端傳媒獲獨家授權，將分三期發出。在這篇文章中，王柯教授延續此前關於中國民族主義與其日本根源的研究，分析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是近代中國何以獲得關於「民族」、「民族國家」的知識？第二是「民族國家」何以被與「單一民族國家」聯繫在一起？第三是號稱重視傳統的「中國」（漢族）社會何以最終在近代也接受了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第四是近代中國的思想精英們究竟為什麼如此執着於單一民族國家思想？
在上篇中，王柯教授根據日本史料重新回溯了明治日本時期的自由民權思想到「國體論」的轉變過程，探詢「nation」的概念在19世紀末的日本，是如何由最初的翻譯「國民」，一步步轉化至「民族」，而這一變化「閹割了nation思想的『啟蒙』性質，將歷史近代化的主體由個人變成了共同體，從而顛倒了人民與政治權力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最終又通過對天皇制的再解釋將「日本民族」變為「以天皇為祖先的一大家族」，從而給「民族」再賦予血緣共同體的性質，並由此引發出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結論。
在中篇和下篇，我們會看到這一結論如何影響了通過近代日本思想界開始接觸西方思想的梁啟超等人的認知，並最終發展出中國最早的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的概念；以及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日本民族主義的關鍵不同之處，孫中山等人是如何利用這一特性動員民眾，將民族主義作為將人民綁架在國家機器上的手段。
世界局勢正在劇烈動盪之中。不出意外，在這場民主主義與集權主義的爭鬥正在逐漸成為風暴眼的世界大變局中，民族主義依然發揮出了為集權主義凝聚巨大社會能量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此次引起爭鬥的起爆點多集中於「中華」邊緣和少數民族，這讓中國（漢族）社會的對外的敵對意識和對內的邊緣及少數民族歧視心理得以交織在一起，因此此番民族主義的大合唱更像是一場對外和對內民族主義的二重奏。
但從歷史的過程來看，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其實就是針對國內其他少數民族而起，日後的對外民族主義只不過是對內民族主義的延長。就像「漢奸」一詞可以隨口而出一樣，民族主義之所以一直能夠在中國（漢族）社會中找到巨大的市場，與當年它在被導入中國社會時所採用的對內鼓吹「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途徑有關。
雖然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的成立和「天子」的統治正當性，都需要通過實現一個多民族共同體才能夠獲得。20世紀以後突兀而來的近代中國的強烈的漢族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徹底地背叛了傳統的天下思想。要想搞清楚近代中國何以在國家觀念上發生如此巨大轉變，在邏輯上是要以搞清以下幾個層次的問題為基礎的：第一是近代中國何以獲得關於「民族」、「民族國家」的知識？第二是「民族國家」何以被與「單一民族國家」聯繫在一起？第三是號稱重視傳統的「中國」（漢族）社會何以最終在近代也接受了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第四是近代中國的思想精英們究竟為什麼如此執着於單一民族國家思想？
在這些問題上扮演主角的自然是19-20世紀之交具有強烈國家意識的知識精英（集團），例如章太炎（1900年在《解辮髮》中提出了「漢族」）、 梁啟超（1901年在《中國史敘論》中提出「中國民族」、1902年在《新史學》中使用「中華民族」和「國族」）、 陶成章（1903年在《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中強調中華＝中國＝漢族）、同盟會（1905年設立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入會誓詞）等。這些人具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當時均身處日本，而他們也並不隱瞞自己對明治日本的國家思想的崇拜感。因此，本文的目的在於考證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誕生和發展與明治日本的國家思想軌跡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