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与明治日本（下）——“被害妄想”与民族塑造

【编者按】本文为王柯教授的最新作品，端传媒获独家授权，分三期发出。在这篇文章中，王柯教授延续此前关于中国民族主义与其日本根源的研究，分析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近代中国何以获得关于“民族”、“民族国家”的知识？第二是“民族国家”何以被与“单一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第三是号称重视传统的“中国”（汉族）社会何以最终在近代也接受了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第四是近代中国的思想精英们究竟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单一民族国家思想？

在上篇中，王柯教授根据日本史料重新回溯了明治日本时期的自由民权思想到“国体论”的转变过程，探询“nation”的概念在19世纪末的日本，是如何由最初的翻译“国民”，一步步转化至“民族”，而这一变化“阉割了nation思想的‘启蒙’性质，将历史近代化的主体由个人变成了共同体，从而颠倒了人民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最终又通过对天皇制的再解释将“日本民族”变为“以天皇为祖先的一大家族”，从而给“民族”再赋予血缘共同体的性质，并由此引发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结论。

在中篇，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结论如何影响了通过近代日本思想界开始接触西方思想的梁启超等人的认知，并最终发展出中国最早的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最后的下篇，王柯教授分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关键不同之处，以及孙中山等人是如何利用这一特性动员民众，将民族主义作为将人民绑架在国家机器上的手段。

三、作为手段的单一民族国家论

（一）“被选择的荣光”与“被选择的精神创伤”

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是在朝的民族主义，而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野的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操盘手的立场相异，因此他们希望利用民族主义所解决的问题不同，因此运用的手段也相异。

近代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在其发生动机上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不是因为民族才有民族主义，而是因为有了近代民族主义才制造了民族。具体言之就是：背离了nation原意的“民族”是为了建设单一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目标而被人为制造的。

理解了这一点，不仅能够理解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什么会从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中汲取大量的元素，同时也就能够理解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主义存在着哪些不同和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简单说来，就是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是在朝的民族主义，而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野的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操盘手的立场相异，因此他们希望利用民族主义所解决的问题不同，因此运用的手段也相异。

近代日本的由在朝的民族主义者所发明的单一民族国家论，其目的在于根除幕藩体制的影响，将人民对大名藩主的忠诚转化为“臣民”对天皇制国家的忠诚，通过“国民”化来强化现行的国家体制；而近代中国由在野的思想家革命家们通过接受日本的影响而制造的近代中国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则是以消除汉人对于清王朝的忠诚，进而发动驱除鞑虏的“民族革命”以毁灭现存的国家体制为目的。

近代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论受到批评的最大理由，就是无视了阿伊努等其他民族的存在。事实上，当时的日本早已是一个“和人”（民族概念产生之后大多称日本民族或大和民族）占国家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1868即明治元年时日本全国人口3330万人，而阿伊努人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中的最大人口数是26800人。在近代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论话语中，当时主要居住在北海道地区的阿伊努人被描写成“日本民族”的一个“支族”。但值得注意的是，1879年日本侵并琉球时，“琉球人”为286,787人；而包括当年琉球王朝的著名大臣羽地朝秀（1617-1776）和后来的冲绳出身的著名民俗学家伊波普猷（1876-1947）等在内，他们都主张“日琉同祖论”，以琉球人为日本民族的一个支流、支族。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在把对朝鲜半岛的侵略进行正当化的话语中，被日本当作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他们自己提出的“日鲜同祖论”。无疑，这种“支族”论和“同祖”论中也带有对阿依奴人、冲绳人和朝鲜半岛人民的民族性歧视；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和制汉词的“民族”的概念和近代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论，本来并非是为了区别和驱除他者以及其他共同体而创造的。当然，更不存在为了传授给近代中国的目的。

但是在对待其他民族集团的问题上，近代中国却采取了与近代日本完全不同的手段，这就是通过单一民族国家论来达到区别、驱除他者以及其他共同体。近代中日两国的这种性质相同但却手段不同的民族主义，让我们想到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Vamik D.Volkan所提出的“被选择的精神创伤”（selected trauma）和“被选择的荣光”（Selected glory）的概念。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同样具有制造集体认同的功能。日本显然采用的是制造“被选择的荣光”的手段，因为“被选择的荣光常常作为提高集团自尊心的手段而得到复活”。“因此诱发出成功和胜利情绪的历史事件的心理表象（我称之为‘被选择的荣光’），可以将一个大集团成员结合在一起。……被选择的荣光常常作为提高集团自尊心的手段而得到复活。它与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同样，随著时间的经过而被高度神话化”。

近代中国的思想精英们无疑都对明治维新极为崇拜。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看到了明治维新给日本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的巨大变化，更在在于他们发现了引导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日本近代国家思想、即单一民族国家思想，从性质上可以给在野的他们提供为推翻清王朝而发动“革命”的正当性根据。接受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思想影响的近代中国的思想精英们当然也会采用制造“被选择的荣光”的方法来制造集体认同，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当他们采用“被选择的荣光”之时，一定都是同时将其与“被选择的精神创伤”连在一起，为了突出“创伤”而使用的。甚至鼓吹“汉族”在历史上的“侵略”的宋教仁的《汉族侵略史・叙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夫一民族所以集合儿能立国于天地间者，其元素虽复杂，而其主要则不外乎排外之主义，与夫进取之政策而已矣。吾当日祖若宗之性质之状态，盖即兼斯二者而生存、而传嬗、而竞争、而澎胀者也。请言太古。太古之汉族，自西南亚细亚迁徙东来，其始也不过游牧于黄河之南岸耳。开国始祖黄帝，逐荤粥，戳蚩尤，登熊湘，而汉族之势力北渡河，抵阴山，南达于江淮之间。视为汉族侵略第一期。”

“历史者，叙民族之进化，导后来之发达者也。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故专述汉族历代以兵力征服外族，或灭其国、或略其地、或降其人之各事实”。宋教仁之所以大谈“汉族”的侵略史，无疑是为了激励“汉族”的“民族”志气。但是，“被选择的荣光”一般都是被作为集团所尝受的失落和屈辱的参照值而出现的。他接着话锋一转，就谈起“汉族”的没落和所受异族镇压之悲惨经历，以突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悲夫恫哉！自夫一般庸主、具臣、伪儒、俗士倡为战国尊武一统右文之邪说，与夫戒言开边不勤远略之讆[wèi] 言，而吾汉族排外之主义、进取之政策始涣然废堕矣。语曰：‘木朽而后虫生之’，又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我既务为闭关自大苟简偷生之策，节节而保守之，步步而退让之，示人以可乘之机，而人乃伺间抵隙，纷至而沓来。五胡也，契丹也，女真也，蒙古也，皆乘我之可欺，攻我之不备，闯进我神州，而紊乱我胄裔，积数十年或百年之力而后逐出之，恢复之。至满洲人则更以其打牲游牧野蛮匈悍之武力，施其犬羊奔突豕蛇横噬之惯技，以与吾族难，一遇而国弱，再遇而国亡，于是吾文明之民族，光荣之历史，遂黑暗惨淡而不睹天日，吾祖若宗陀地殖民之伟略，犁庭扫穴之神功，亦荡然扫地淹没而弗彰。呜呼，宇宙腥膻，江山寂寞，庞然病老，迄于今日，不亦大可悲也哉。

虽然，优胜而劣败者，天演之法则也，积极而必消者，物理之循环也。前此我族之所以致有今日者，原以率是轨道而使然耳，则又安不可以使彼族焉亦率是轨道而致有将来乎？今之忧时之士，亟亟焉唱为民族主义，与夫复仇主义之说，以冀恢复我势力，完我国家，盖其机已大动矣。然吾闻之名哲之哲言曰：‘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又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今吾日日大声疾呼，破颡裂喉，以为言曰：‘汝其速行民族主义！’然而言者谆然，而听者默然也。乃更旁征远引，举五洲各国之历史为言曰：‘某族能排外，故国能独立，某族能复仇，故国自由，汝何不效之？’然而言者谆然，而听者默然也。乃转而检视吾内国之历史，举吾先民之事实而再为言曰：‘猗欤盛哉！栉风沐雨战胜外族，扬赫濯之武功者，非汝之/某祖宗乎？取威定霸，开拓疆域，建远大之盛业者，非汝之某祖宗乎？曾几何时而至今日，汝子孙尽作亡国之民也，汝其何以堪也？’”

可以看到，强调民族的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及造成这种不同的生活地域的不同，是民族主义思想家的基本工作。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中之所以有很多人对汉族西来说一直念念不忘，正是因为西来说可以形象地说明汉族与满族之间具有根本的差异，因此从民族上“西来”的汉族应该与“东胡”、“东夷”的满族进行彻底的切割。但是，仅仅靠民族的不同并不一定能够引起“汉族”对他民族的仇恨，为了动员更多的人赞同他们的“民族”革命，许多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都曾经运用过这种通过表现“汉族”历史上的“荣光”和现实中的“创伤”的手法来汉人的民族排外主义。因为与“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同样，“被选择的荣光”也是以制造他者、制造敌人为出发点的。“一般来说，这种胜利是针对其他集团的具有一定价值的胜利”。这种建立在他者的痛苦与牺牲之上的“被选择的光荣”故事，我们在近代中国的汉人西来说中就可以见到：黄帝带领西来的“华夏”即汉人集团在赶尽杀绝了中原当地的原住民集团之后在这里落下了脚跟。

也就是说，近代思想精英的“中华民族”论，其实是在虚构一个巨大的“民族”剪刀差。而“被选择的荣光”和“被选择的精神创伤”正是这把剪刀的两个刃面，一方面要夸耀历史上和文化上的“中华民族”之伟大，另一方面要强调“中华民族”受到了来自“满清”的深重的民族压迫。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和“被选择的荣光”，可能就是同时被具有的一种认同的两个侧面。

（二）250年前的“民族”大屠杀——“被选择的精神创伤”

与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比起“被选择的荣光”来，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们显然更加热衷于制造“被选择的精神创伤”。

然而必须注意到的是：与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比起“被选择的荣光”来，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们显然更加热衷于制造“被选择的精神创伤”。Vamik D.Volkan认为，“对于过去的祖先遭遇的惨祸的集体记忆”是一种“被选择的精神创伤”。有研究者发现，因为是“被（受伤害所）选择”的，所以这些“精神创伤”是无法与他者所共有的。由于对这种“精神创伤”的执著，受害者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拒绝他者的自我的故事。也就是说，对于热衷于某种“精神创伤”的人，他并不在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一群人共有这个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相信的故事。Vamik D.Volkan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后世的“被选择的精神创伤”的出现，其实是因为它能够发挥现实的作用：“之所以是‘被选择的’，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通过对祖先所受精神创伤的记忆的世代传递，一个大集团在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的共同认同”。Vamik D.Volkan还强调“惨祸”在集体记忆的形成中、以及进而形成集体认同意识问题上的重要性：“由于向集体所有成员所传达的受到精神创伤的先祖的形象都与同一个惨祸有关，它因此成为集体认同的一部分”。清末革命家选择250年前的明末清初的大屠杀，将它阐释为满清对于汉人的残忍的“民族”大屠杀，当然也是出于制造“汉族”“中华民族”认同的目的。

很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革命派在发动巧妙地利用了250年前的大屠杀的事实来鼓动“民族”仇恨。“革命派为了激发汉族对清朝政府的敌忾之心，编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揭露了满清入关时对汉族人民的残酷屠杀的种种事实，以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满思潮。”

清末的革命家们在鼓动反满思想时提起大屠杀之例比比皆是，此处仅举数例。“天祸中原，犬狼杂至，一见吾土地之美，物产之丰，遂腼然留之，徘徊不忍去。有伥焉，从而杀人以媚之。呜呼，扬州十日，嘉定万家，固各府县之代表哉。”“夫宾旅侵突而为君者，故迩梁远晋，以华夏为异类。蠭刀所抵，类祃厥宗，无所慇痛。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金华之屠，啗肉也如黑鹫，窃室也如群麀。其他掊发窖藏，掘冢坏陵而取其金鼎玉杯银尊珠襦之宝，以为储藏者，不可以簿籍记也。”“当满清入关之初，杀人如麻，待人如蚁，又乘我明季扰乱之后，民气凋丧，国脉凌夷，遂得欺我汉人，窃我汉土，要其所以，驭之治之，以至今日者。则亦无他，固不外一强横政策，一恐吓手段也。有稍不顺从者，则惨戮之。稍不如意，则屠杀之。如薙髪改装，其然矣。不论顺与不顺，从与不从，而先以强横恐吓压服之。俾知我军之恶，不敢侧目而视者，如扬州，如嘉定，其然亦。”“茍奋然切齿于前日屠刽焚掠钳束聚敛之怨，则将犂其庭，扫其闾，鞭其墓，潴其宫，积骴成阜，蹀血为渠。如去岁西人之仇杀义和团者，比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尚为末减而未有增也。此则合九世复仇之义，夫谁得而非之？”

必须注意到的是，以上描述都有意避开了在这些大屠杀中降清的明朝军队和明军将领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事实上，扬州大屠杀（1945年4月）之前明朝军队已经在扬州进行过大抢劫，而进攻扬州的清军先锋又是降清明将许定国；制造嘉定三屠（1645年）的是降清明将李成栋和他的部队；攻下江阴城制造江阴大屠杀（1645年）的是降清明将刘良佐和他的部队，带著红衣大砲帮助清军攻下南昌使清军得以进行南昌大屠杀的是降清明将杨之柱。因为这一点，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是“伪书”，还有人认为是革命派用来鼓动“排满”宣传的加工品。总之，在革命者的陛下，这些大屠杀一定要成为“民族”大屠杀。

Zygmunt Bauman的《大屠杀与现代性》一书剖析了大屠杀与种族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也许我们从中可以悟出革命家们之所以热衷于认定“民族”大屠杀的原因。“在一个宣称自己有著强大的训导和文化同化力量的社会里，却有种族主义者剥离出某一族群的人们。（认定）这是一个通过任何争论或教育手段都无法改造（因此也无法有效地教化），并因而必定永久保持他们异质性的群体。……打个医学的比方来说：一个人可以锻炼和保持身体‘健康’的部分的体形，但无法阻止癌症的生长。后者只能通过毁灭才能得到‘改善’。”也就是说，不论当年清军实行的大屠杀是否带有民族屠杀的性质，清末的革命家们之所以热衷于将这些250年前的事件装扮为“民族”大屠杀，是为了强调“满清”是一个永远无法被中华文化所同化的异类民族集团。

清末革命家关于明末清初的“民族”大屠杀的描写，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对各场大屠杀的持续时间和被屠杀人数进行最大限度的夸张，以宣扬其残酷性，甚至不惜将屠杀者描写为“非人”的禽兽。“道德的退化有时可以成为让人将敌人全面非人类化的强大动因。一个集团的成员，在充满紧张的气氛中道德律退化时，会回到拿著之后没有得到进化的丑恶的容器的自己的孩童时代，这个容器一般包含著人类以外的东西。”这说明将族群视为一个绝对无法改变性质的种族主义思想家们的思想中已经混杂著非理性的成分。然而，“非合理的元素与合理的元素都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因此，非合理性的理解并不意味著其中没有例如集团对安全的需求这样的合理的动机。”

第二个特点是在历史的脉络上描写明末清初的大屠杀。“秦政以力，项羽以杀，而天下之人稍稍苦，刘乃术之以缓剂，而汉种乃衰完矣。于是五胡乱之，辽金继之，虽然则半壁耳。至成吉思汗，而蹂躏遍中原矣，虽然则九十余年耳。”“然元之窃据，不过数十载之久，即为我汉人所扑灭，未有若满清之盘踞二百五十余年，而以半边和尚，贻羞我汉人如今日之甚者也。”“盖吾明以前，不论何种，不论何土，一入中国，则皆一用中国之衣服装束。……而结发之风，要历四千年不易也。何居天不宥吾，遽以此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者，骤加吾顶乎。”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省去以上例中关于描述大屠杀的直接描写部分。但是这种叙述手法让人不能不感觉出它是出于某种目的而被采用的：通过与之前征服王朝的比较，更加突出满清统治的野蛮和残酷性。然而，后人是无法认定满清对中国的占领和统治政策的残酷程度就一定是超过了元辽金的。

（三）“亡国”与“灭种”——想像“民族”的敌人

其实植入民族仇恨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的目的，利用历史制造“被共有的被害妄想”的更深层的目的在于制造新的集体意识。

很多人以为再次发现“大屠杀”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民族仇恨。其实植入民族仇恨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的目的，利用历史制造“被共有的被害妄想”的更深层的目的在于制造新的集体意识；通过制造“被选择的精神创伤”，不仅让汉人有了民族的恐惧感、羞耻感和失落感，同时诱发出他们同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以取得对于安全的保障和通过“民族”的渠道进行复仇的欲望。正如Vamik D.Volkan所言：“一个给大集团的所有成员或者大部分成员直接带来深刻屈辱感的惨祸，可以影响到让个人的心理和集团的心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样的事件，能够让全体成员形成共同的心理表象。这种心理表象，是一个集与事件有关的全体成员所共有的感情、认识、幻想、解释，以及逝去的领导人的形象于一体的复合体”。

也许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规律，在制造新的共同体意识上，比起“被选择的荣光”来，“被选择的精神创伤”显然刺激性更强和更有感召力，这一点也同样表现在“中华民族”论的话语中：“被选择的精神创伤”之所以能够成为制造“中华民族”集体认同的“创伤”，不仅是因为清王朝的统治让中国“亡国”，更是因为满洲人的统治让汉人“灭种”。

1901年发表的被认为是秦力山执笔的“中国灭亡论”和“亡国论”等文章，已经将“中国”的亡国与“汉族”的灭种联系到了一起。“呜呼，汉种其死矣！虽然，吾汉种则又何可以轻视之也”。“今日之汉种，无所谓国也。彼白人之视我也则曰支那。支那之国何在矣，而彼之所谓支那国者则清国也。夫清国云者，一家之私号，一族之私号也，而以吾汉种冒之乎”。“今之执我主权施行法律，以代表我国者，非黄帝之子孙也；奏章诏谕，所称之列祖列宗，讴歌而扬颂之者，非吾民之祖先，与历史无关系也。既非同族，则何从爱之？既无历史之观念，则何从而起之感情？是中国所以终亡也夫。”

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家的笔下，异族统治者对汉族的统治也是极其残酷的：“彼鞑靼之入我中国也，其始既横加杀戮，惨毒不忍闻，其继也遍我中国，名之曰驻防。夫驻防云者，则岂不以防我汉族哉！”为了摆脱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民族主义，推翻异族统治的政府，建立自己的民族的国家。“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实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盖民族的国家其特质有二：一曰平等。……二曰自由。” “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

事实上，在整个清代中汉族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增。中国著名人口史学者姜涛根据对各种文献以及先行研究的考证，得出1650年（顺治7年）前后中国人口为0.8亿至1.0亿左右，而1885年前后为4亿人的结论。其间当然也出现过因内乱而带来的人口发展曲线，4亿人中包括了也可能当初没有被计算在内的周边地区人口，但同样没有包括移居海外的华侨人口。以至于孙中山1894年在“上李鸿章书”中会谈到：“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为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1897年章太炎亦说：“古者乐蕃遮，而近世以人满为虑，常惧疆宇狭小，其物产不足以龚衣食。今淮汉以南，江皋河濒沮洳之地，盖树艺无瓯脱矣。东南之民数，宜必数倍钱袋。”所谓“灭种”之说由何而来呢？

1905年汪精卫“民族的国民”对“亡国”和“灭种”做出了具体的阐释，并由此断定满清为“亡国灭种之寇仇”：“以一王室仆一王室谓之易姓，以一国家踣一国家谓之亡国，以一种族克一种族谓之灭种。彼满洲者对于明朝，则为易姓，而对于中国，对于我民族，则实为亡国灭种之寇仇，……彼其利用儒术，摭拾一二尊君亲上之语，欲以摧陷廓清华夷之大防，以蕲我民族死心归化，罔敢有越志。”由此可以看出，革命家口中的“灭种”，其实是通过文化的篡夺和同化，因而使汉族无法保持独特的文化特征，因此丧失独自的（区别于统治者的）民族意识。

“今虽国亡种奴，然北方蛮族，终不能没我固有之文明”。在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著述中，类似此种从文化的角度将“亡国”读为“亡种”的事例极多。章太炎在其〈中华民国解〉中即称：文化的同化一般指作为被统治者的民族集团向统治民族集团同化，而满向汉的同化，因为主导权不在汉，故无异于一种“以寇之道，而据我寝宫入我床第”的强奸行为。也就是说，在革命家笔下，“灭种”之所以是比“亡国”更加难以忍受的耻辱，是因为具有“悠久歴史”和“优秀文明”的汉族却被一个野蛮民族集团剥夺了文化上的优越感。

赤裸裸的文化歧视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这种文化差异、尤其是所谓文明水平高的汉族遭到了文明程度低的满清之欺凌的话语，更能够激化汉族的被害者意识。“夫以神明之贵胄，而受制于塞外之异族，此支那民族祖宗以来之隐恨也。以四万万之繁伙，而受制于八百万之少数，此支那民族没齿不复之大辱也。”在革命家笔下，不仅满清的形象是野蛮残忍嗜血成性，归顺满清的象征符号“薙髪”（“兽尾”）更成为受到了奇耻大辱的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满清种族，起自鞑靼之部落，侵扰北边，……遂得席卷中原，所躏名城，皆令薙髪，不薙者屠之。当时有洗城之令，得城或大杀十日而后止，或小杀数日而后止，余者则皆薙髪，以为其民。吾辈同胞之祖先，皆其杀戮之余也。……髪匠荷担于市，标其帜曰：‘奉旨剃头’，逢人则强薙之。而吾辈同胞之祖先，平生未经此创，一旦去此，则脑膜无所遮护，或为薄寒之所中，或为疾风之所侵，顷刻而死者，盖不可以数计，其他刀痕，隐隐肤破血流者，更不知几何矣。呜呼，吾辈同胞之兴幸存于今日，皆吾祖先泪痕血点之所留余也。乃吾汉人，受此关于国种最大且巨之奇惨毒虐，历史不得而载之，父老不得而传之。”这种关于所受耻辱的民族记忆，显然都带著夸张，其中甚至不乏自虐的成分。Vamik D.Volkan在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时指出：“事实上具有共通性的敌对双方，都会将双方在语言、肤色、宗教、历史、食物、音乐、舞蹈、民谣上的明显不同进一步扩大化，同时也会夸张一些微小不同之处的重要性”。其原因在于，“我们是通过使用自己不喜欢的要素来投影在敌人身上而将敌人外在化，所以事实上，敌人也是我们想像的产物”。

孙中山等民族主义思想家们则是通过这种空想出的野蛮残忍的“敌人”，强调“中华民族”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甚至被威胁到了“民族”的生存：“民族主义便是人类生存的工具；……。中国古时说窜三苗于三危，汉人把他们驱逐到云南、贵州的边境，现在几几乎要灭种，不能生存。说到这些三苗，也是中国当日原有的土民，我们中国民族的将来情形恐怕也要像三苗一样。”再造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想像出穷凶极恶的“民族”敌人，“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强化了被害者意识和“民族”的仇恨，更加强调“灭种”的威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了“民族”的生存。这样一遍又一遍对“民族”意义的宣传逐渐打磨去了中国民众对具有个人人格的nation的向往，让他们不得不相信nation state的内容就是成就为“民族”的一员，最终淡忘了nationalism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初衷。以至于孙中山甚至能够堂而皇之地将中国没有民主、自由的罪责归咎于“民族”压迫：“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发生在近代中国的这一现实令我们联想起马斯洛在其名著《动机与人格》第三版中再次整理了他的人类“需要层次论”时所添加上的一段论述：“我还强烈地感到，一部分的青年反叛组织――我不知道有多少或在什么程度上――是起因于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对群体感、对接触、对真实的归属感的深刻渴望。无论这种共同的敌人是什么，它仅仅通过设置一个外来的威胁，就能够形成一个亲密的组织。”

（四）为政者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政治心理学

由于敌人的存在而出现的精神紧张状态之所以有利于政治运作，是因为处于恐惧状态中的人们比起追求自由、平等的独立人格来，更愿意成为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一员。

马斯洛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有其动机（motivation），这些动机来自人类的基本需要。“人类的基本需要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prepotency）的层次”，其中对安全的需要是生理需要之外人类最基本的需要（need）。清朝末年革命家们所提出的“中华民族”论之所以能够对汉族的民众产生魅力，不得不承认是因为“中华民族”论利用了人类最基本的心理，即出于对暴力的恐惧而产生的对安全的渴求。革命家们发现，只有按照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逻辑，再造“民族”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再造“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再造“灭种”的威胁，民族主义才能够对民众产生魅力，让汉族的民众有了自愿成为“民族”一员的合理的“动机”。对于这一点，孙中山也毫不避讳：“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是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鬪，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

然而要想借“民族”之名制造“危险”状态，是要以“民族”敌人的存在为前提的。正如Vamik D.Volkan所指出的那样，“互相敌对的双方之所以互相憎恶，是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说人类需要敌人”。孙中山显然懂得如何利用人类的这种心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是生死关头，在这个生死关头须要避祸求福，避死求生。要怎么能够避祸求福、避死求生呢？……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说：“多难可以兴邦”，这两句话完全是心理作用。……我们要恢复民族主义，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现在中国是多难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时代，那末已经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才可以图恢复。”“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无疑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同时他更从近代心理学的角度感知到由这种心理作用而导致的精神紧张状态能够在诱导民众上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事实上，孙中山一生不断地发出警告，告诉民众（民国建立前是汉族、民国建立后是所有中国人）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之中。因为人们“只有在真正的危机状态中，对安全的需要才能被看作是调动机体潜能的活跃和支配因素。这些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解体、神经症（neurosis）、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换言之，由于敌人的存在而出现的精神紧张状态之所以有利于政治运作，是因为处于恐惧状态中的人们比起追求自由、平等的独立人格来，更愿意成为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一员。

即使在“革命”成功之后，包括孙中山在内，历代政权都没有忘记强调“中华民族”一直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孙中山甚至说道：“中国退化到现在地位的原因，是由于失去了民族精神，所以我们民族被别种民族征服，统制了两百多年。从前做满洲人的奴隶，现在做各国人的奴隶。现在做各国人的奴隶，所受的痛苦，比从前还要更甚。”“（中国）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现在做各国人的奴隶，所受的痛苦，比从前还要更甚”。

然而与民国之前相比，民国建立之后，满清这个“民族”的敌人的确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要使中国人以为自己一直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就要不断地在“民族”的脉络上继续发现敌人。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为政者们只好将寻找民族敌人的目光投向海外。这种寻找“民族”敌人的思想脉络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书中的“民族主义”部分中表现得尤为清晰：“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陆海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日本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如果要动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国。从日本动员之日起，开到中国攻击之日止，最多不过十天；所以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洋东岸，最强的是美国。……再从美国更向东望，位于欧洲大陆与大西洋之间的便是英伦三岛。……再来望到欧洲大陆，现在最强的是法国。”

与民国之前相比，此时孙中山笔下的“民族”敌人无疑都是一些“假想敌”。然而当年的“满清”何尝不是他们加工出来的“民族”假想敌呢？可见，只要发动宣传机器，即使是“假想敌”也能够诱发出民众的精神紧张状态。所幸的是，1930年代发生的日本侵略战争，又为“被选择的精神创伤”提供了巨大的资源。我们看到，即使战后已经很久，中国的政权也依然带领人民继续扮演着一个被害者。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被害者意识是一种将失败的责任推给他人的心理行为。而“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就是建立在被害者意识的基础上，它一方面可以让人们不忘对暴力的恐惧而产生对安全的渴求，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民众对安全的需要，成为自称为“被害者”的为政者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正当化，甚至掩盖其失政的手段。这也是战后取得了政权的为政者之所以一直都在指导寻找民族的“假想敌”，不断怂恿民族主义思潮的原因所在。

结语

近代日本制造的“民族”概念是一个以地缘单位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血缘共同体概念，在此之上诞生了近代国家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思想。这一诞生在近代日本的民族·国家思想体系，是近代中国获得“民族”、“民族国家”的知识源头，也是作为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象征而诞生的“中华民族”论的源头。除了天皇制外，几乎所有出现在日本近代国家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要素，都出现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诞生和形成的过程中。强调“民族”的血缘共同体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民族共同祖先说、民族血族说、民族西来说等，是近代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特有的要素；而从思想变迁的轨迹上来看，中日两国的近代国家思想同样都走过了一条最终以民享否定民有、民治（以for the people否定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的道路，而这段历程，同样都是伴随着nation思想的演变而完成的。从着重个人自由的“国民”演变为以共同体重于民权的“民族”，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到民族的国家（monoethnic state, Ethnic nation），同样的思想历程也反映出近代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在其发生动机上的重要的共同点：不是因为民族才有民族主义，而是因为有了近代民族主义才制造了民族。

法国大革命给古老的词汇nation同时赋予了三重的性质：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市民的集合体，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具有权利去制定宪法以通过宪法掌握权力的共同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具有从过去到未来的连续性的人类共同体。但是最基本的要素无疑还是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民主权思想所凝聚在一起的共同体思想，这也是nation思想之所以被视为重要的近代思想的理由。当遇到奥地利军队进攻时，法国组织了军队（包括国民军）进行抵抗，这是法国nationalism的起源，但必须注意的是在这里nationalism只是一个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即共同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共同意志集团。也就是说，nation frontier与其说是一个暧昧的国界线，还不如说是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分水岭。无数的近代的早期思想家们，留下了关于没有人民主权就没有祖国的论断。

但是，近代日本的由在朝的民族主义者所发明、最后成为主流近代国家思想的单一民族国家论，其目的在于根除幕藩体制的影响，将人民对大名藩主的忠诚转化为“臣民”对天皇制国家的忠诚，通过“国民”化来强化现行的国家体制；所以，为了制造新的“民族”的共同体（日本民族），日本主要使用了“被选择的荣光”的手段。而近代中国由在野的思想家革命家们通过接受日本的影响而制造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即中华民族论，则是以消灭汉族对于清王朝的忠诚心，进而发动驱除鞑虏的“民族革命”以毁灭当时的多民族国家体制为目的的。所以，为了制造新的“民族”的共同体，近代中国则更加看重通过“被选择的精神创伤”来制造汉民族全民族的“被害者意识”的手段。这个手段，不仅在“革命”的阶段可以成为对革命进行正当化的手段，在革命成功以后还可以成为一个动员民众，将民众绑架在国家机器上的手段。“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孙中山就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近代中国的为政者都会利用、甚至不惜制造紧急状态和民族的“假想敌”来推卸政治责任，转移国内矛盾，转移民众的视线。

革命家们所提出的“中华民族”论之所以能够对汉族的民众产生魅力，不得不承认是因为“中华民族”论利用了人类最基本的心理，即出于对暴力的恐惧而产生的对安全的渴求。置之死地而后生。革命家们发现，只要按照这个逻辑，再造“民族”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再造“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再造“灭种”的威胁，汉族的民众就会产生自愿成为“民族”一员的合理的“动机”，并自愿地聚集到民族旗纛之下。这就是号称重视传统的“中国”（汉族）社会最终也接受了单一民族国家思想，并且动辄受到民族主义动员的原因。

法国犹太籍社会心理学者A・梅米（Albert Memmi）在其名著《种族主义》中提出了“异类恐惧”（social/cultural hetero-phobia）的概念，他注意到人类的恐惧实际上发生在感知到了自己与对方之间存在差异之时。“种族主义者是一群胆怯的人，他们因为攻击他人而感到可怕、因为可怕而攻击他人。他们是一个一直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受到攻击，并认为自己一定会受到攻击而感到恐惧的群体，于是为了驱除恐惧感而开始攻击他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恐惧感呢，基本上是因为要取得或保卫某种利益。”“恐惧培养恐惧，攻击繁殖攻击。这种种族歧视的观点，就是一种自我正当化的工具。虽然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工具，但可成为凝固集体，赞美集体特征，并以此为标准侮辱其他集团的工具。所以，民族主义能够随时随地轻易地变身为排外主义、即中伤和攻击其他民族的工具，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A・梅米的“异类恐惧”理论不仅解释了人类何以能够放弃对民主的追求而去趋同民族主义，同时也揭示了民族主义何以具有攻击性和暴力倾向的内在原因。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提出“需要层次论”的马斯洛还是提出“异类恐惧”概念的梅米，都注意到对安全的需求和对异类的恐惧这些人类的基本心理可能会沦落为专制政治的工具。马斯洛认为人类在安全受到威胁时的恐惧可能招致独裁统治者，因为人类对于安全的渴望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胁”所引发的：“这些威胁存在于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著威胁的世界之中。因此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像每时每刻都会有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好像是在对危急情况作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著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以为保护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马斯洛的这一思想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人类对安全的需求，甚至能够让人类同意付出失去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代价。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走过的道路已经证明了这点，而这无疑也是所有非民主的政权所梦寐以求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非常主动积极地致力于宣传人类安全受到了威胁，每天都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