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慾錄：異地戀、開放式，一個男同志重構「正常」關係的漂流記

作為一個年屆三十的男同志，我的感情生活大概在同儕間無聊得快要成佛：20歲才確認自己原來是個 Gay，24歲的初戀還是長距離戀愛，然後理所當然地分手了，最近才嘗試開放式的長距離戀愛。我沒有種子也沒有土壤，都是零碎的 trial and error。

但若退後一步想，到底是在嘗試什麼，又在失敗什麼？親密關係可以成功嗎？又怎為之失格？白頭到老就是正確答案嗎？從離開香港到進入學院，我意識到自己對親密關係的理解漸漸改變。我渴望一段「穩定」的關係，但同時發現何謂「穩定」本身並不是一個穩定的概念，就算它有許多「例子」亦無從複製。我慢慢走向它的所謂反面，因各種原因嘗試長距離，再嘗試開放式，但說到底可能都是對「穩定」的依戀，或其變奏。

雙重不確定身分：男同志與學術新手

F 是我的同志朋友，我們年齡相近，同樣在學術界工作。最近與他聊起，怎樣為之理想的親密關係，我以為他會說陪伴、理解之類的話，他卻說：「其實講到最尾都係最緊要有人幫你收屍，處理身後事。」¹即使幸運找到伴侶，雙雙老去，香港同志還是得面對社會制度的缺失，就如電影《從今以後》描寫女同志伴侶其中一方突然猝死，伴侶卻無權處理身後事。理解、陪伴當然重要，但如果活到一定年紀，一些制度缺失其實可以現實得血淋淋。

我並不是想說同志只要結婚，所有問題就迎刃而解，而是你的親密關係是否被社會制度承認，又或者如何承認，直接影響你對親密關係的理解。近幾年，身邊的異性戀朋友開始陸續「拉埋天窗」，結婚生子組織家庭，朋友聚會上總難免說起置業、籌備婚禮、孩子教育等問題。很多時候我也搭不上嘴，就自然而然的疏遠了。我起初覺得，這單純是人生階段不同所導致的變化。但現在想來又好像不是，我們從一開始就走在不同的路上，而這種差異造成一種社會上的「缺位」：你沒有辦法走在「正常」親密關係的康莊大道上。不是朋友主動排斥你，而是你自然而然沒有談論的資本，一種默然的社會規範。

這種疏離感一方面不斷強調社會上所謂「正常」關係藍圖，一方面又重申這藍圖與你無關——一種男同志必須面對的「脆危性（precarity）」。我不是說男同志必須扮演受害者才能建立親密關係，而是這種社會共識定義了所謂正常，男同志無論採取哪種策略建立親密關係——不論是嚴詞拒絕，又或者仿傚——都必然在回應這社會共識。所謂叛逆，從來都是與主流價值一體兩面。

這種共識之於我，是我無法在親密關係上具體想像的未來。大學時曾經有鋼鐵直男宿友問我，男同性戀到底是怎樣拍拖？先不論這問題本身有多麼白目，但當下我同時有點失語：到底什麼定義「同志」關係？同志關係的終點又會是什麼？跟異性戀一樣結婚、生子，建立家庭嗎？不建立家庭又如何，可以依靠什麼？我渴望穩定但說不出個所以然。我知道有論述會強調同性戀與異性戀都是「一樣」，都是「平凡人」建立各自的家庭。我不是想完全否定這種論述，但我總覺得這種平等量化背後有種無形的「此地無銀」，正因為差異才需要強調「一樣」。

進入學院後這種不確定性更加明顯。從離職出國唸研究所到攻讀博士，這些人生決定其實都是見步行步的結果。家庭與事業往往相互扣連，身邊的朋友得以結婚生子，很多時候亦即職業生涯踏入較穩定的階段。相對而言，作為男同志除了社會規範的缺位，學術新手的身份同時限制親密關係的可能。因除了低廉薪金、就業大環境堪虞以外，一段非長距離的親密關係基本上是學術負資產。

近年大學資金緊縮，教席數量驟減，人文學科尤甚。博士畢業後動輒需要於各院校短期職位（如博士後研究員、兼職講師）流連數年，甚至十年，方有終身職系教職。這些短期職缺通常只有一至兩年，所以博士畢業後的新手學者通常流連各地，每一至兩年就要重新適應新城市。就算捱過了這段時間，終身教職所在地亦未必能自己挑選，很多時候也要看當時哪間院校有空缺；不少學者因個人、家庭因素（如子女教育）等考量而不得不放棄異地的終身教職。並不是所有人也能像《透視男教授》般侃侃而談。

學術職場的流動性與不穩定性，讓許多學者難以發展長遠親密關係，就算有亦不得不實踐長距離關係。我學系前年畢業的女博士新婚不久，但她同時獲得美國某大學的助理教授職位，每年只有寒假或暑假能跟丈夫有較長時間見面。我亦認識有教授為了家人每個周末都坐3至4小時飛機回家，平日再回來教學。

男同志與學術新手身份的雙重不確定性，令我對於建立親密關係又愛又恨：進入一段親密關係就是在各種權力關係中掙扎。而我花了好些時間才理解，所謂掙扎也許並不是對抗，不是拒絕，而是承認這種不穩定性。

追求「穩定」反成最脆弱的枝節

某年暑假我認識了 A，幾個月後決定在一起，但不巧我需離開香港繼續學業，就這樣開始了第一段長距離的戀愛關係。

在這段關係中，我發現原來對「穩定」的追求也可以是不穩定的因素。我一直對於要不要唸博士十分猶豫，這對同樣嚮往穩定關係的 A 而言增加了不少壓力與不安。他常常問我到底研究所唸完了要不要回港，或如果不回來又如何建立家庭、建構未來；而我總決定不了，一方面想不到回港可以做什麼，一方面亦不知道學術道路是否適合自己。僅手握種子並不會知道果實是否甜美。

我們的關係因而變得緊張。我們強調不要因對方而做出違心的決定，希望關係對等；卻又希望盡快有明確的「答案」、「願景」或「藍圖」，希望這段關係並不是原地踏步。我記得有一次我說想去聽博士生簡介會，他反應很大，說我早已下決定不回港卻沒有跟他討論，為什麼要辜負他的等待之類。我很錯愕。不知道從何時開始，我們對未來的願景漸變成爭吵時的籌碼，變成「我為了這段關係一直在 XXX（e.g. 等待）……但你怎麼這樣那樣」的論調。彷彿付出更多的就是正確的一方。我有時覺得這段關係像是一個 group project，為一個虛無飄渺的願景到時到候「交功課」，建構、完善你的「付出論述」。

這種「付出論述」令關係慢慢變成一種道德責任：因為他為我做了 Ｘ，所以我要回報他、繼續這段關係。當我被他的論述說服，我就好像不得不道德上自我矮化：他是對的，我是錯的，所以必須繼續。這「關係道德化」在一段長距離非開放關係下變本加厲。有時我在生活上遇到感覺不錯的人，這種好感總會化成內疚感，就算根本沒有發生什麼。每次爭執，當他說起一個人怎樣在香港無所適從，我總是無言而對，事實上他的而且確因為我不確定的人生規劃多出許多不必要的煩惱。一段關係必然有其倫理層面，我們理所當然應顧及對方感受並調整個人行為，但當這種關懷變成純粹的道德譴責（moralizing）而不自知，或者才是問題所在。

我不是想把這些不幸都化約成長距離的錯、學術新人的問題，又或者男同志的處境等，畢竟我跟 Ａ 都有各自的情緒、焦慮，亦沒有可能時光倒流。只是這些因素都在默默地發揮作用，我們就是在那樣的情境下發生了各種事情及其結果。最後我跟 A 分開時亦算不上和平，我也不會說現在回看的這些判斷並沒有偏見，但都是釐清自己想要什麼的過程。

我覺得最吊詭的是，那時所追求的願景，那所謂「穩定」，反而是那段關係中最脆弱的枝節。當現實環境、人生階段相異，而你在關係中又不得不談出一個未來、一個願景，那願景到底可否容納這些差異？還是兩個人去追一個不可能的願景？或者當中並沒有「應不應該」，而是「願不願意」。

開放關係，也是開放討論

與 A 分開後，約一年多我都在避免任何認真的關係，一來若要繼續研究，長遠而言還是要實踐長距離關係，而上一次的結局難免令人卻步；二來我總在想「一隻手掌拍唔響」²，上一段關係的失敗，到底有哪些地方我做得不足，又或者其實我有沒有對他、或對自己隱瞞了什麼，亦沒有答案。我亦計劃到另一城市繼續學業，沒打算發展長遠關係。

直至遇上 R。我和 R 在正式一起前一直有見面，大約類似 friends with benefit（有性關係的朋友）的狀態，半年後才以開放式關係在一起。但其實整個過程並不是那麼正式。

有一次我回歐洲前跟他去了一趟日本，回歐洲後，我們自然而然地多了很多視訊通話，R 就問我要不要試試開放式。我沒想太多，覺得反正在一起的時間多了，開放式也感覺較 carefree，就想著試試無妨，不行再算吧。現在想來或者決定得太輕易，但沒了這份輕鬆或者就不會踏出那一步，也就不會有之後的經歷。

我們現在對開放式的定義是，容許對方有其他親密關係（不單純是性），但必須以對方為第一優先次序。這框架並不是從一開始就說好，更像是一個相互探索的結果。一開始我們只是在性關係上開放，但開始後發現我們都很難對炮友完全沒有 connection，這與我們對性的理解有關——無法跟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打炮。如果我們各自跟炮友去喝杯咖啡、吃飯，這好像又不止是單純的性關係，而是類似 friends with benefit 的狀態。久而久之，開放關係的定義本身也是開放互相討論。

當中的討論並不是沒有波折起伏。我相信沒有情侶可以像公開試小組討論般冷靜談論彼此，更不用說開放關係的邊界直接與不安、焦慮等情緒扣連：「如果連親密關係都開放了，我怎麼知道自己在對方眼中的位置？我只是他的眾多炮友之一嗎？」不少朋友問我到底 fwb 與開放關係到底有什麼分別，現階段我的答案是，我與 R 之間的經歷與其他 fwb 有質的差別。我們陪伴彼此渡過的起起伏伏，互相排解長距離的焦慮與衝突，以及從之建立的默契與相互理解，這些經歷令我與他之間有著他人不可取代的信任。

與其說是對對方的不信任，這些焦慮與不安更像是自我拆解的過程。當一段關係既沒有一對一關係的規範，亦因為同志、長距離關係等難以建立任何具體願景，這些社會上對何謂「正常」關係的保證都通通失效，難免令人不安。同時，這些「不安」亦令我意識到社會規範是如此有血有肉：所謂喜歡「穩定」不是我理性上被說服去追求社會認證的「有效」親密關係，而是有沒有這些規範的認證、直接關係到你是否被一般人所理解、承認。

「你怎麼知道他愛你？」其實是在問「沒有這些封閉式關係的承諾，你怎麼『知道』他愛你？」進入一段不被社會認證的關係就是把自己推向未知的領域，未知的意思並不只是缺乏知識，更是不被承認、對已知而言的異數。而不被承認某程度上就是一種社會性死亡（social death）：沒人理解你們在做什麼，又或者，沒有「正常人」打算花時間理解你們在做什麼。人們只是單純「認知」你們在做什麼，而不是承認這是一種可行的親密關係。

以往的邊界全數失效，一段長距離的開放關係仿佛一場 Trust Fall 信任遊戲：我愛你，但社會符碼無從翻譯，你無法以第三人稱驗證。我們談不出任何定居的計劃，就算想結婚香港政府也不承認，開放關係更是與普羅大眾的所謂常識脫節。

邊陲望向中心，家的想像

如此這般，我卻不覺得跟 R 的關係支離破碎，反而因為關係本身需要很多討論，無形中大家多了諒解與溝通。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每次溝通都必然有效，但至少雙方都同意這段關係比一般脆弱，每次任何一方覺得哪裡不妥，至少亦不怯於表達，關係之中亦少了很多「理所當然」，一切都有待開發。

那麼這段長距離開放式關係就是擁抱流動，是對所謂「穩定」的反叛嗎？我感覺是，同時也不是。的而且確我們在嘗試非封閉式關係，嘗試重新定義一些封閉式關係的元素，但同時這些重新定義並沒有完全跳脫舊有框架。例如，嚴格來說我們仍然是一對一關係，強調彼此的優先次序，並不完全是多伴侶形式的多元關係。而且我們的開放關係更像是一種策略而不完全是叛離：因為客觀上難以滿足對普通關係的想像，才會有這種嘗試。有時候我跟 Ｒ 說，如果我跟他並沒有長距離的需求，或者我們的關係也不必然是開放式。說到底，可能只是為了滿足對「穩定」的欲望，我們才開始重新定義何謂「穩定」。

近日 R 因工作理由搬離香港了，即使我本身已不在香港定居，卻有種莫名的失落感。就像香港這個「家」變得更支離破碎：即使我畢業回港，他亦已不在，我們還是要有新的「家（at home）」的想像，無論那意味著什麼。我意識到，即使我早已習慣長距離關係，這失落感正正告訴我，我還是有某種對「家」的情感依附，一種從邊陲望向中心的視角。擁抱流動的同時，我原來也在不知不覺之間建立某種「穩定」的想像。

我們應該在關係中追求「穩定」嗎？我覺得問題不是應不應該，而是我們可不可以，在既有的框架下容許並接受不同的詮釋及生活方式。我們不得不追求「穩定」，同時又不得不把它重新定義。成長過程中我們無可避免地內化一些對關係的想像。

自幼長居香港，出身中產家庭，我起初對健康關係的想像就是建立一個小康之家，同性戀、長距離、遊牧式生活更是天方夜譚。當有一些偏離主流的親密關係在生活中出現，無論自己或身邊的家人、朋友，總會先問「得唔得㗎？（真的可行嗎）」而不是嘗試同理、了解背後的原因。

當然這些疑問可以出自關心，畢竟在現實中實踐這些關係確有難度。但這同時是隱然的「敵意」 ——一種對自我以及他人的審查。直到如今我還是沒有跟家人出櫃，因為你不會知道背離那審查機制的後果是什麼，不是因為缺乏知識而無法預測，而是當你長久以來都習慣如此界定自我與他人，踏出界線同時是對未知的恐懼。

然而所謂「正常」、所謂「穩定」，沒有人知道它們的確切定義：有車有樓、有兒有女就是「穩定」嗎？所謂中產家庭亦可以化身倫常慘劇（就如《失城》），或者更多只是沒人（願意）看到的壓抑。反過來說，即使我和 R 嘗試更流動的關係，我也在暗中投射對穩定關係的依戀。

或者從一開始就沒有所謂「穩定/正常」與「脆弱/反叛」的對立，而我們必須二擇其一，「這比那更好、更正確」。即使有誰嘗試複製那些所謂「主流」、「穩定」的想像，過程中亦必須依不同的處境重新詮釋這些想像。我想有車有樓，但現實限制了我有所妥協；我想與伴侶心靈相通，但可能有難以忽視的階級條件，以及隨之而來對生活不同的想像。主流的實踐亦蘊含其背叛。

這些年來的經驗以及與 Ｒ 的相處讓我意識到，所謂生活就是不斷對既有框架重新詮釋。吊詭的是即使這些想像沒法實現，我對它的依戀卻驅使我嘗試去鬆動它的邊界。或者正因為依戀，才嘗試反叛。

註釋
1：其實講到最尾都係最緊要有人幫你收屍，處理身後事。——其實說到最後，最重要的是有人替你收屍，處理身後事。
2：一隻手掌拍唔響——一個巴掌拍不響